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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的現代化:從狩獵采集到農業起源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68767
- 條形碼：9787108068767 ; 978-7-108-06876-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史前的現代化:從狩獵采集到農業起源 本書特色
考古學家講解中國的農業起源問題，解讀我們是如何由狩獵采集者成為農業生產者的，揭示了中國作為農業大國的遠古基因。 農業起源與人類起源、文明起源并稱考古學三大“起源”問題，是距離我們現在*近的一次“起源”事件。 它引發的一連串變革，可與工業革命對近現代世界產生的影響相媲美。 它是歐洲考古學泰斗柴爾德眼中的“新石器革命”，也是這本書里“史前的現代化”。 講解有關農業起源問題的五大經典理論： 柴爾德的綠洲理論、布萊德武德的山麓理論、賓福德的邊緣理論、林多斯的共同進化理論和海登的宴饗說。 利用當今氣象站資料，對中國史前一萬年的生態環境進行模擬，對不同地域的狩獵采集者應對環境變化的策略進行了解析。 利用不同地域的考古發現，為中國農業起源問題，提供了實物證據。
史前的現代化:從狩獵采集到農業起源 內容簡介
本書從新舊石器時代之交的狩獵采集者對于環境生態的應對策略方面, 來考察農業起源。通過對古代環境的數據分析、模擬重建, 探討了農業起源的環境背景原因。運用考古學、民族學材料, 思考農業起源的進程。將考古學理論與中國考古發現相結合, 分析中國農業起源問題的特殊性。
史前的現代化:從狩獵采集到農業起源 目錄
自序
前言
一 問題的緣起
二 農業起源是一個怎樣的問題
三 中國農業起源作為一個問題
四 方法與視角
**章 農業起源的理論解釋
一 導言
二 什么是農業？
三 經典的農業起源理論
四 農業起源理論分析
五 尋求一種普遍的解釋
第二章 理論解釋：為什么農業不起源
一 環境的約束
二 沙漠與熱帶雨林適應
三 流動性：狩獵采集適應的雙刃劍
四 適應的歷史：要素稟賦結構
五 新朋友：共生關系
六 狩獵采集的伊甸園：水生資源利用
七 小結
第三章 中國狩獵采集者的模擬研究
一 前言
二 狩獵采集者的生態模擬方法
三 中國狩獵采集者生態系統的基本特征
四 *少陸地資源模型（Minimalist Terrestrial Model）
五 推導與預測
第四章 農業起源區的資源稟賦積累
一 前言
二 華北舊石器時代晚期早段的適應變遷
三 細石葉工藝的起源與舊石器時代晚期晚段的適應
四 長江中下游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適應變遷
五 小結
第五章 中國農業起源的環境初始條件
一 前言
二 狩獵采集者的*佳棲居地
三 生態交錯帶
四 新的生境
五 小結
第六章 中國農業起源的基本模式
一 前言
二 從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發展看“新石器時代革命”的實質
三 探索新舊石器時代的過渡
四 比較的視角：中國農業起源的基本特征
第七章 農業起源的十字路口：燕山南北地區
一 前言
二 基本問題
三 生態交錯帶適應的一般模式
四 史前文化適應方式的轉換
五 環境格局的變化與適應變遷
六 小結
第八章 但開風氣不為先：華南地區
一 前言
二 熱點問題：華南中石器時代
三 華南中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與文化特征
四 華南中石器時代的文化適應
五 東南亞地區
六 小結
第九章 *強悍的狩獵采集者：東北地區
一 前言
二 寒冷地帶的文化適應策略
三 時代與材料
四 東北地區史前文化適應的多樣性
五 農業的傳播與狩獵采集社會的變遷
六 小結
第十章 *后的狩獵采集者：西南地區
一 問題的提出
二 西南地區的文化生態條件
三 行為生態學的適應分析
四 考古材料的文化序列
五 西南地區的適應多樣性
第十一章 誰拓殖了青藏高原？
一 前言
二 青藏高原的文化生態條件
三 青藏高原的古環境
四 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時代
五 *早的青藏人
六 青藏高原文化適應方式的建立
第十二章 結語：完成或未完成的問題
一 現代化視角中的農業起源問題
二 狩獵采集者文化生態學視角中的農業起源
三 直接或間接的考古證據
四 未完成的問題：考古學透物見人的困難
注釋
后記
再版后記
展開全部
史前的現代化:從狩獵采集到農業起源 節選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一 問題的緣起 《參考消息》2011 年10 月31 日報道，第70 億位地球公民在菲律賓出生了。這不過是人口問題爭論的一朵浪花，此前相關報道已經鋪天蓋地。1998 年人類人口突破60 億，而1900 年為25億，1800 年為10 億，1000 年為2.5 億。如果保持現在的增長速度，到2100 年人口可能達到150 億，這是一個讓所有人類成員都感到憂慮的數字。當然，也有輿論認為人口的增長即將結束，不少發達國家人口已經停止增長，甚至出現負增長；也許我們應該憂慮的不是人口增長，而是人口減少了該怎么辦。1 萬年前，全球人口估計為500 萬，這是與本項研究相關聯的數字，毫無疑問，這不是一個準確的數字，但是從此以后，人類的人口數量似乎如脫韁野馬，一路飆升，擴張了1400 倍。如此之多的人口是怎么來的呢？《環球科學》2010 年第9 期登載馬雷安（Marean）的文章，距今19.5 萬到12.3 萬年間，冰期降臨，非洲環境惡化，他認為那時人類繁殖個體*多不過1 萬人，*少可能只有幾百人，人類瀕臨滅絕。然而，短短十多萬年，人類已經占據整個地球。我們是應該為適應成功而感到自豪，還是應該為未來的命運未雨綢繆呢？ 人口的增長與人類適應策略之間有著怎樣的關系呢？從五六百萬年人科成員出現到解剖學上的現代人（Homo Sapiens）的人口危機，以流動采食為生的人類，人口幾乎沒有實質性的增長（其間還有瀕臨滅絕的危險），但之后人類人口暴增。值得注意的是，1 萬年前后，原始農業起源。究竟是人口危機導致了農業起源，還是農業起源促進了人口增長，抑或二者是互相促進的關系？ 21 世紀，人類數量還在迅速增長，我們怎樣才能生存下去呢？在這個背景下，研究農業起源的發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 與狩獵采集的生計方式相比，農業能夠以同樣面積的土地養活更多的人。當然，它不是沒有成本的，農業占用了其他物種的生存空間，成本由其他物種承擔了。農業極大地改變了地表的景觀，數百萬年來“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局面結束了，地表為人類所主宰。隨之而來的是今天全球變暖的爭論，焦點問題是人類活動多大程度上干涉了自然的進程，人類需要做出怎樣的改變才可以扭轉走向深淵的命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1 萬多年來，人類是如何影響環境，環境又是如何影響人類的呢？對我們今天的生活有著怎樣的影響呢？ 我們是否有點杞人憂天？這是否是個大而無當的問題？考古學家是否應該置身事外？我們在解決棘手的問題時需要了解它的來龍去脈，需要了解類似問題的解決方法，需要對存在的風險與機會做適當的評估。考古學家研究史前史，但考古學家并不生活在史前，考古學家也有責任！ 我生活在一個怎樣的時代呢？在我童年的記憶中，那個南方的山村坐落在一個巨大而清澈的湖邊，坐在漁船上可以看到水底油油的水草、游動的魚群。村后還有一片帶著神秘傳說的老林，林中埋葬著我們的祖先，人們仍居住在先輩們建筑的老房子里。短短30 年，湖水已經不復清澈，插滿湖面的竹竿構成一個個養魚場，老林也被更有經濟價值的馬尾松林取代了，老房子紛紛被拆掉，村里已經很難見到年輕人。而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城鎮在迅速地擴張，這是每個中國人都非常熟悉的城市化進程。社會變化之迅速即便親歷者也不免感到不適應。數百年來，古老的村莊經歷了改朝換代、兵荒馬亂等劇烈的社會動蕩，但是形態并無太大改變。為什么*近30 年的和平發展會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呢？社會結構的變遷是如何發生的呢？ 這是一場正在發生的工業革命！ 18 世紀末開始席卷歐洲、北美，后來不斷擴散。耳熟能詳的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變化與影響只能用“翻天覆地”來形容——好壞姑且不論。持續了數千年的農業經濟為工業生產所取代，人類*主要的居住模式從村落走向城市，社會結構也由以家族為中心發展成為以市民、公民為主。舉凡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乃至藝等各個方面，都有劃時代的變化。 有關這場革命動因的解釋，或認為是海外擴張帶來的商業革命；或如制度經濟學所認為，所有權的確立為資本主義開辟了發展道路，而推動制度創新的則是人口增長；或采納多因素、多線的解釋，推動工業革命的有多個輪子，前面兩個叫“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后面的是海外擴張、世界市場、技術進步等。但這所有的動因，商業或者說“市場”是*根本的。保護所有權、海外擴張、世界市場、技術進步等都是圍繞它展開的，可以說，沒有商業也就沒有工業，不然，大規模生產的產品賣給誰呢？掙到了錢，買不到東西又有何用！中國在近代所遭受的屈辱促使幾代學人都在苦思：為什么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長期對“商”的抑制造就了高度穩定的小農經濟社會，即便是在當代，制約正在進行的“工業革命”的主要因素還是對“市場”的約束。 有趣的是，學者們爭論的不僅僅是工業革命起源的動因，他們還質疑有沒有一場“工業革命”，歷史突變論與歷史連續性的論爭猶酣。自從19 世紀初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提出“工業革命”這一說法以來，對它的質疑就從未停息。隨著后現代思想中相對主義、多元論等觀念的流行，“革命”一詞越來越受到批判，幾乎成了臟詞。歷史的宏大敘事成了貶義詞，對普遍性的探索等同于簡化問題的“還原論”，是現代主義的毒藥。然而，要是我們完全否定普遍性，那么現代科學研究都將難以為繼，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 農業起源與工業革命有可比性，歐洲史前史泰斗戈登·柴爾德（V. Gordon Childe）早在20 世紀初就注意到了，他稱之為“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農業的出現無疑是其中*核心的內容。農業起源與工業革命有著怎樣的可比性呢？ **，農業起源與工業革命的起源一樣，首先需要厘清概念，究竟什么是農業？農業跟馴化是什么關系？解決這些問題后，我們才可以接著往下談。 第二，農業起源是遠比工業革命漫長的過程，從萌芽狀態的馴化到農業生態系統的建立歷時數千年，跟工業革命以百年計的時間尺度有很大差別。但是，農業起源跟此前數百萬年的狩獵采集生活相比，千年的尺度也只是彈指一揮間。更長的時間尺度是考古學研究所具有的特征。 第三，商業是工業革命的基石，商業革命推動工業革命，其實更應該叫它“工商業革命”，商業（市場）是那只“看不見的手”，左右著社會的進程。相比而言，農業起源的基石又是什么呢？推動農業起源的那只“看不見的手”是什么呢？ 第四，制度經濟學家提出人口增長推動制度創新，制度奠定工業革命的環境——還是商業。就農業起源而言，它是否存在制度約束呢？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對狩獵采集經濟學的研究，提出其固有的平均主義使得任何剩余生產的積極性都會被扼殺，平均主義是怎么打破的呢？它與農業的產生又有何關系？從考古學材料中又如何能夠了解呢？ 第五，工業社會是市民社會，農民離開農村以家族為中心的社會，進入城市，成為以社會為中心的市民。而相對于狩獵采集社會而言，以農業為基礎建立的農村社會，使之前高度流動、分散的狩獵采集群體逐漸固定下來，地域、財產、血緣關系更為明晰。其間必然要經歷一系列的變化，考古學材料上又是怎么表現出來的呢？ 第六，工業革命開始于煤鐵——*需要也*薄弱的環節。農業起源開始于什么呢？是糧食作物，還是奢侈消費品——調料作物？為什么？ 第七，工業革命有農村起源說，還有城市起源說；與之相比，農業起源是否有唯一源頭呢？為什么農業只起源于某些地區？哪些狩獵采集者會*先遇到食物危機呢？誰*有條件開展農業呢？ 第八，工業革命帶來社會轉型，信仰系統也在發生轉變，社會嚴重失范。從狩獵采集社會到農業社會是否也會有社會轉型的問題？考古材料中是否可以看到呢？把農業起源跟工業革命相提并論并不只是為了強調這次變革的重要意義，更主要的目的是從中得到研究啟示，存在于工業革命起源過程中的問題是否同樣存在于農業起源過程中呢？這種比較也并非要獲得所謂的歷史統一性或文化發展必然規律，而是要了解變化過程本身，從變化發生的初始條件、機制、階段，到多樣的形式，既達到了解史前史的目的，也為了更好地理解當今現實。 當代中國工業化如火如荼，正處在現代化進程之中，所以研究中國農業起源問題就有了特定意義，不僅對中國考古學研究來說如此，而且對于當代中國現實發展來說也是如此，這也是本書冠以“史前的現代化”這個名字的重要原因。 李鴻章曾說晚清中國所面臨的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近代中國所經歷的變故不僅僅是三千年，實際可達上萬年。中國這塊土地是世界上*早的農業起源地之一，而且是一個孿生的農業起源中心，產生了北方的粟作農業與南方的稻作農業，深刻地影響了人類歷史。中國也是人類文明的主要起源中心之一，而且文明綿延五千年，其中農業的穩定發展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超穩定社會結構也因此飽受詬病，成為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的原因。東西方不同的歷史路徑可以追溯至更久遠的根源，理解東西方歷史命運的差異需要我們對史前史有更多了解。如今的中國正在經歷一場上萬年來*深刻的革命，小農經濟正在迅速瓦解，快步走向現代化。而在大約1 萬年前，中國這塊土地上率先開始農業“革命”，開創了近萬年的文化繁榮，直至近代被西方超越。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很有必要重溫那段歷史，那場開創“史前的現代化”歷程的偉大革命。那一次，我們的祖先似乎做得比我們好一些。 每個時代每個地方自有其獨特的問題，每個時代每個地方自有其相應的學術研究。即針對同樣的問題，每個時代每個地方也可能有特定的回答。作為年輕一代中國學人，面對前賢學貫中西的根底不免慚愧，面對發達的西方學術也不免望洋興嘆，但是這些都不意味著我們必定就無所作為。何況，再偉大的先賢也解決不了我們現在的問題，西方學術也是立足于他們自己的問題的。如果我們能夠切中自己時代的問題，立足于自身的思考，那么我們也可能有所作為，此項研究可能淺陋，但也有所期待，那就是讓它屬于這個時代。 布魯斯·特里格（Bruce G. Trigger，也譯作崔格爾或炊格爾）在其名作《考古學思想史》（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中強調，考古學的發展總會受到當時社會歷史背景、社會思潮以及科學發展等條件的深刻影響。我們不會無緣無故地對某個問題感興趣，生活在當代的人們所要了解與所能理解的都離不開現實，這也與克羅齊的著名論點“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不謀而合。不過這里強調的不是我們對于歷史的理解，而是我們所研究的問題無法脫離對現實的關注，即使面對一些看似學科終極難題似的問題。 我并不贊同純粹相對主義的歷史觀，雖然我們對于史前史的研究深受當代現實的影響，但并不意味著我們的研究是一種完全相對的看法。研究者理解上有偏差不等于事物本身就是相對的。我不想在此展開我并不擅長的哲學本體論的討論，我所強調的是本項研究所置身的是科學的范式，毫無疑問，它并不完善，但它是目前我們尚可以依賴的研究范式。基本的唯物觀、有限的概念合理性等將此項研究限定在過程考古學的范疇之內。 二 農業起源是一個怎樣的問題 克里夫·甘布爾（Clive Gamble）在其新作《起源與革命：*早史前史中的人類認同》（Origins and Revolutions: Human Identity inEarliest Prehistory）中批判了柴爾德“新石器革命”的概念，認為這個概念忽視了太多內容，在西亞核心地帶農業起源的時候，很多地方并沒有農業，但這不意味著這些地方沒有應對危機的策略，所以美洲、大洋洲的考古學家更偏愛“食物生產起源”（origin of food production）這樣的概念。其中涉及的關鍵問題還是如何定義“農業”，下一章有專門的討論，此處先一筆帶過。正是因為概念范圍的模糊，所以甘布爾認為“新石器革命”是一個想象的問題。 對農業起源問題的另一個質疑來自肯特·弗蘭納里（Kent Flannery），作為考古學家，他的觀點類似于生物學家戴維·林多斯（David Rindos），即農業起源是一個自然而然發生的過程，史前人類在長期生活實踐中與動植物形成密不可分的共生關系，馴化在此過程中發生，根本不需要解釋，也根本不存在什么“革命”。 那么，“農業起源”是一個偽命題嗎？或許我們還要問，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質疑，而此前沒有呢？前文我提到過后現代的知識環境，確定性被普遍批判，取而代之的是不確定性，從前單一的路徑為豐富多樣的方式所取代。農業起源研究也不例外，究竟什么是農業呢？在不斷質疑中，其定義變得捉摸不定，形式也越來越豐富，以至于難以進行歸納。作為21 世紀科學的生態學帶來更為嚴峻的挑戰，革命性的變化被消解到普遍的人與生物的歷史關系中，于是，農業即便存在，也是人與馴化物之間漫長關系的一個環節而已。 我想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回答以上質疑，一是問題產生的背景問題，正如前面所說的，每個時代每個地方都可能有自己的問題，甘布爾的質疑立足于西方考古學的學術背景，立足于西方社會后現代的狀況，一個后工業社會的需要。而中國正處在現代化的高峰時期，史前的現代化或許不是西方考古學的核心問題，或是說研究農業起源問題并不需要“現代化”這樣的視角，但是在中國考古學中，這是一個有待解決的特殊問題。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中，我們幾乎不由自主地就會從這個角度思考農業起源。 另一個角度是考古學的視角問題。考古學擅長長時間尺度的研究，研究人類99% 的歷史；有趣的是，考古學同時擅長微觀而具體的研究，如某個遺址或某種遺存（如動植物遺存）。采取不同的時間尺度，農業起源就成了不同的問題。從微觀角度來看，農業起源也就是一個緩慢、具有過渡性質的變化；而當我們放大時間尺度，就會發現數百萬年來人類一直以狩獵采集為生，然而只是在短短數千年間，這種習慣已久的生活方式就被取代了。這種變化毫無疑問是具有革命性的，無疑是人類歷史的里程碑。盡管當代考古學更多元的視角發現了許多從前沒有認識到的細微變化，農業起源仍是*根本的變化之一，與人類起源、文明 起源問題并列。在中國考古學研究中，這還是一個遠沒有充分研究的問題。 當代考古學研究對農業起源作為革命性變化的質疑并不意味著否定了農業起源的重要意義，恰恰相反，它豐富了當代考古學的農業起源研究。與過去研究中反復羅列重要馴化物的發現與不斷推出令人驚訝的“*早的”年代相比，當代考古學研究更關注農業起源多樣的形式，解釋為什么有的地方沒有農業起源，比較不同地區對于農業出現后的反應，等等。農業起源不再是簡單的發現*早馴化物種的問題，不僅僅是馴化的出現，而是文化系統的整體變化，對過程的了解超越確定*早年代成為考古學研究的中心。同樣，對于農業起源原因論的否定，尤其是對單一原因論的批評，并沒有否定農業起源的關聯因素，相反更加強調人與動植物、環境的聯系，強調不同人群的適應歷史。所以，在農業起源研究中應該更加關注環境因素，關注人與動植物的聯系，關注不同地區古代人類的適應歷史與特點，這些認識對于解釋為什么某些地區農業能夠起源、某些地區沒有農業起源至關重要。 簡言之，農業起源是一個形式多樣、關聯復雜的問題，遠非羅列馴化物種、*早出現年代那么簡單。
史前的現代化:從狩獵采集到農業起源 作者簡介
陳勝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98年于美國南方衛理公會大學（SMU）攻讀博士學位，2004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考古學理論、考古學思想史、農業起源、石器分析、遺址形成過程研究、史前藝術和考古教育等。從事考古學理論方法、考古學史的寫作，著有《學習考古》《思考考古》《人之追問》（三聯書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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