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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與身隨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8763737
- 條形碼:9787538763737 ; 978-7-5387-6373-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名與身隨 本書特色
著名作家、教育學家葉圣陶的孫子,文學大家葉兆言*創作的首部人生隨筆集。 從前輩到自己,作者以平實、真實的記憶詳盡地回顧了自己豐富多彩的成長歲月、人生經歷; 坦露了中國經典家族與周恩來總理、越南領袖胡志明等偉人諸多不為人知的深厚友情和交往。 本書精彩的內容會告訴你:人不應該把別人不當人,把別人不當人,同樣意味著把自己也不當人。歷史的悲劇也許不會再重復,從過去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人起碼應該明白別再把自己不當人。
名與身隨 內容簡介
本書為當代文學大家葉兆言*新創作的首部人生隨筆集。是出身文學世家的作者葉兆言(其祖父是著名家、教育家葉圣陶)的一部直面現實的人生自傳。首次真實、詳盡地回顧了自己豐富多彩的成長歲月、人生經歷、愛情、親情、友情等;袒露了中國經典家族與周恩來總理、越南領袖胡志明等偉人鮮為人知的深厚友情和交往。本書凝練了作者對于物質現實與彼岸世界,肉身與靈魂統一的思考,處處閃爍著作者追求清明平和的生活的人生智慧。
名與身隨 目錄
名與身隨 節選
名 與 身 隨 阿成兄來信,命令抽空做一篇“隨筆”,兩三千字即可,寫什么都行。古人說,正欲清談聞客來。清談乃一大快樂。我喜歡清談,所謂隨筆,不過以筆代嘴,瞎七搭八,想到哪就寫到哪。 就說我的名字。很多人都說好,說是再也用不到取筆名了。我的名字仿佛生來就準備當作家的。同名的概率非常小,兆和言本來是取名常用的字,可放在一起,當真就有了些獨特性。 其實我的父親從來就沒想過自己兒子的未來會是個作家。我生于1957年,這一年父親被錯劃成“右派”,此后的二十年中,他的生活一直是灰色的。雖然我們家出了三代作家,寫東西在我們家卻是一個犯忌的詞匯。老實說,我從小*看不上眼的人,就是作家。父親當了“右派”以后,對寫作已沒激情,命里注定卻不得不繼續寫東西,寫那些自己毫無興趣的文字。很長一段時間內,他是劇團的編劇,好不容易胡編亂造一個戲,請了大大小小的文藝官員來審查,聽一番似是而非不關痛癢的指示,然后開夜車,硬著頭皮按照指示改,改得臉發青,改得一支接一支燒香煙,房間里煙霧騰騰,誰進去了都喊受不了。 我的名字只不過是愛情的產物。父親給我取名的時候,采取的拆字先生的伎倆,我的母親姓姚,姚的一半里面有個兆,父親名至誠,繁體字的誠有一個言字旁,父親和母親拿自己的名字開刀動手術,一人給了半個字,便有了如今的葉兆言。 父親為我取的名字曾得到了祖父的稱贊。要得到祖父的稱贊并不容易,盡管祖父自己替人取名字一向不太認真。祖父取名字的特點是隨意。伯父叫至善,姑姑叫至美,父親*小,本來應該叫至真,可是祖父故意鬧別扭,改成了至誠。祖父晚年和父親閑聊,曾笑談給父親取名時的想法,他覺得至真是什么人順理成章都能想到的,于是偏偏改成至誠,讓大家的想法都落空。我堂哥的名字也都是祖父取的,大堂哥叫三午,因為祖父屬馬,大伯屬馬,大堂哥也屬馬的緣故。二堂哥一直懶得取名,小時候人長得胖,小名就叫大塊頭,這是南方對胖小孩的一種叫法,叫順口了,干脆找了音近的字,大奎。堂姐也是如此,都叫她小妹,叫慣了,再找個形狀相近的字,小沫。*小的堂哥生于國際爭取持久和平年,這一次更省事,就叫永和,是一個*普通*常見的名字。 我自己對取什么樣的名字,在一段時間內,很在乎。十二年前剛開始發表作品的時候,我想自己無論如何得有一個響當當的筆名。當然,作為一個大作家,僅僅只有一個筆名遠遠不夠。我*初發表三篇小說,用了三個名字,一是真名真姓,一是鄧林,用的“夸父逐日”的典,一是孟尼,是夢里的諧音。年輕氣盛,我想自己每一種風格的小說,都應該有一個筆名。 起筆名是一種自戀。我想到自己用過的筆名就想笑。讀研究生的時候,因為已經成家,又迫不及待添了個很可愛的小女兒,囊中羞澀,于是寫文章,用的筆名和錢都沾親帶故。用的很多的是劉克,本來想用德國的貨幣單位馬克,后來想想,自己不嫌俗氣,用稿單位恐怕受不了,便把馬改成牛,再借用一個諧音字劉。類似的用貨幣單位為筆名的還有梅元。 我用一個女孩子的筆名,寫了一組關于女孩子的文章。這個筆名就是蕭菲,蕭菲是小費的意思。 此外,我用過的筆名有葉言,有舒書,用得*多的是談風。談風是父親的筆名,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和他打了個招呼,拿過來就用。用談風這個筆名,我在報紙上發表了四十四篇關于過去中學生的隨筆,我做出很有學問的樣子,在文章里大談過去的中學生,從吃喝玩樂,到當時流行的時尚,從軼聞趣事,到當時學生的向往和理想,真所謂無所不談,什么都敢吹。很多中學生都以為我是個從舊社會過來的老先生,他們寫信給我,把我當作了和他們爺爺差不多的老人。 我所起的*不成功的名字,是我女兒的名字。當時和父親商量來商量去,結果給女兒起了個名字叫葉子。理由是女兒生在甲子年,屬鼠,子丑寅卯甲乙丙丁,都排在**位。女兒出生時,正是半夜,醫生出來報訊,有氣無力地對我說:“姓葉的,是個女的!”她那樣子就好像是她有什么過錯,或者是我有什么過錯似的,和她前一次出來報訊別人生了個兒子時的喜氣洋洋理直氣壯,完全判若兩人。我當時就有些憋氣,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而且真要是只允許生一個小孩,我更情愿要女兒。 因此葉子的子,也有誰說女兒不及男的意思。因為有些賭氣,女兒的名字就顯得欠考慮。結果我的想法和三流電視劇的編劇不謀而合,電視上常常可以見到葉子這個名字。女作家們也常常用葉子做筆名。過去是不曾留心,現在突然發現竟然會有那么多的人叫葉子。 給人起名字不能注冊商標申請專利,同名同姓反正談不上侵權。女兒去上小學,同年級果然有了三個葉子,兩個女的,一個男的。在我猶豫之際,另一位女葉子的父親已為其女兒改成葉梓,這種換字法只省去了一部分麻煩,老師喊起來,不得不加上一年一班的葉子,或者一年四班的葉梓。比這更麻煩的是男葉子和我女兒在一個班,我提議就在葉子前面加上姓氏識別,可老師覺得別扭,于是按出生年月,男葉子大一些,叫大葉子,我女兒小,自然只能屈居小葉子。 男葉子的父親比我更耿耿于懷,他不止一次向我,或者向我的妻子抱怨,說他所以為兒子起這么個名字,完全是因為他的兒子屬鼠,生于甲子年,言下之意,是嫌我們僭越。況且老子孔子孟子都是男的,女孩子子不子的,只有日本人才這樣。 怎么也不會想到給女兒起名字會惹出許多麻煩。本來是人都應有個名字,叫什么說穿了也沒必要太較真。然而同名同姓的確是個大問題。朝鮮人仿佛不是姓金,就是姓樸,姓李,姓崔。瑞典的七百萬人口中,有一百萬人只用三個姓,這就是安德遜,約翰遜,尼可爾遜,同時被三百萬瑞典人使用的還有六個男名和六十個女名,因此聰明的瑞典人不得不考慮用電子計算機來組合姓名。*早用電子計算機取名字的還有丹麥。事實上,我們的身份證號碼就是這么回事。中國的人太多了,譬如我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證號碼是多少。好多人合用一部電話機,每個城市的號碼簿便是厚厚一大本。用數字來給人取名肯定是一種浪漫主義的念頭。雷同似乎注定不可避免,甚至叫阿貓阿狗,也能撞車撞出一大堆來。 話越說越遠,遠得再扯下去,就有些對不起阿成兄了。總之起名字是一件十分尷尬的事。名正言順,誰都想起得完美一些,熨帖一些。人既然已有了個名字,想再改,也難。名與身隨,一旦注定了那么幾個漢字,人也就變成了那個符號。好在符號畢竟是次要的,關鍵還要看貨色。無論在過去、現在或者將來,光一個名字響亮,并沒有什么意義。 記憶中的“文革”開始 “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剛九歲,上小學二年級。常聽人說自己小時候如何,吹噓童年怎么樣,我是個反應遲鈍的人,開竅晚,說起來慚愧,九歲以前的事情,能記清楚的竟然沒有幾樁,很多記憶都是模糊的。一些掌故和段子,是經過別人描述以后,才重新植入了我的大腦皮層。往事是別人幫著我一起回憶才想起來的。記得有一天課間休息,一位美麗的女同學突然站到了我面前,用很純真的口氣,問我母親是不是叫什么。我說是呀,她就是我母親。接下來都不說話,有那么短暫的一小會兒,大家都啞了,然后女同學眼睛一閃一閃地說,昨天晚上她去看戲了,是我母親主演的《江姐》。 永遠也忘不了這位女同學的表情,圓圓的眼睛紅潤的臉色,讓人神魂顛倒,讓人刻骨銘心。我似乎是從那時候才開始知道事,才開始有明確的記憶。那年頭,孩子們心目中的明星,不是漂亮的名演員,而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我們滿腦子都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壞人,個個向往烈士和革命者,人人痛恨叛徒和反革命。女同學的羨慕表情,仿佛我真是江姐同志的后人,真是烈士遺孤。也許只是自己有這樣的錯覺,為了這錯覺,我得意了好幾天。我覺得那女孩子愛上我了,當然事實的真相應該是,我愛上了那個女孩子。 我的小腦袋瓜里亂七八糟,時間和空間都發生了錯位。課堂上讀過些什么書,老師在說什么,已經記不清楚,我成天陶醉在革命后代的得意之中,享受著一個烈士遺孤的幸福感覺。母親的光環籠罩著我,她在舞臺上的走紅,伴隨著我的童年。我的耳邊反復回響著“這是誰的兒子”的絮語,她和她所扮演的英雄人物融為一體。母親的女弟子對我寵愛有加,見了我,誰都會發出一兩聲驚奇的尖叫。她們搶著抱我、哄我,帶我出去玩,在我的口袋塞糖果,塞各種各樣好玩的小玩意兒。那是個忙亂的年代,我沒有多少機會和父母在一起親近,印象中,他們很少有時間跟我親近。英雄人物的光環只是一種錯覺,我的父母整日愁眉苦臉,總是處在這樣那樣的運動之中。負責照看我的保姆,常常為整理他們的行李抱怨,因為父母要不斷地出門,要上山下鄉,要去工廠煤礦,去社會的各種角落,參加“四清”,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還不懂什么叫“體驗生活”的時候,我已經先入為主,無數遍地聽到了這四個字。 “文革”運動,只是一系列轟轟烈烈的運動中,*大*漫長的一個。“文革”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開始,也不是突然就結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斷的河流,和過去割不斷,和以后分不開。我有意義的記憶,恰恰是從“文革”開始的,它開始變得清晰起來,成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就是在九歲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母親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的走紅已變成了一個巨大包袱。現實與想象,有著太大的距離。那年夏天,大家在院子里乘涼,我聽見大人們正用很恐怖的口吻,談論著剛開始發動的“文革”。我們的院子里住的都是名人,都是所謂的“三名三高”。我從來就沒弄明白什么叫“三名三高”,只知道“名演員”和“高級知識分子”這兩項。街上不時傳來敲鑼打鼓的聲音,隱隱的有人在呼喊口號,我聽見母親說,她已經準備好了一雙布鞋,革命群眾要讓她游街示眾的話,就穿上布鞋,這樣腳底不至于磨出水泡來。我的父親照例是在一旁不吭聲,有一個鄰居說誰誰被打死了,誰誰被打折了腿,他們小心翼翼地議論著,已經預感到大難就要臨頭。一個個惶惶不可終日,七嘴八舌,*后得出了共同結論,那就是造反派真沖進來揪人,絕對不能頑抗,要老老實實地跟著走,有罪沒罪先承認了再說。 我不明白學校為什么突然可以不上學了。對于一個孩子來說,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想怎么玩兒就怎么玩兒,天天都跟過節一樣。我們的小學成了紅衛兵大串聯的集散地,外地來的紅衛兵小將安營扎寨,在教室里打起了地鋪,把好端端的學校糟蹋得跟豬圈一樣。他們臨走的時候,桌子掀翻了,板凳腿卸了下來,電線和燈頭都剪了,說是那里面的銅芯可以賣錢。“文革”在我*初的記憶中,就像是狂歡節,痛痛快快砸爛一切,稀里嘩啦打倒一片。這個城市里到處都是外地的孩子,而比我們大的一些本地孩子,也都跑到別的城市去革命串聯了。那些兄弟姐妹多的同學,沒完沒了地向我吹噓哥哥姐姐們的冒險。外面的世界實在太精彩,我記得當時*痛苦的,就是恨自己歲數太小,因為小,很多好玩兒而又轟轟烈烈的事情都沾不上邊。 在我印象中,“文革”除了革命,沒有任何文化。那時候街面上熱鬧非凡,到處生機勃勃,到處陽光燦爛。*喜歡看的是游街示眾,被游街的人戴著紙糊的高帽,胸前掛著牌子,敲著小鑼,打著小鼓,一路浩浩蕩蕩地就過來了。我們歡天喜地迎過去,跟著游街的隊伍走,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再跟著另一支游街的隊伍回來。我已經記不清楚那些被游街者的面孔,甚至也記不清楚他們胸前牌子上寫的字,看上去都差不多,是些什么人在當時就不在乎,現在更沒有必要回憶。我們跑到南京大學去看大字報、看漫畫,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表演節目。這里是“文革”的中心,是各種激烈運動的策源地,是地方就掛著高音喇叭,是地方就有批斗會,沒有白天黑夜,沒有春夏秋冬。十多年以后,我成為這所大學的一名學生,當時*深刻的印象,就是這個學校怎么變小了。在我的記憶中,人山人海的南京大學,廣闊得像森林一樣無邊無際。 我們經常跑到我父母的單位去玩,家屬大院與那里只是一墻之隔。有一天,我看見滿滿一面墻,鋪天蓋地都是我母親的大字報。仿佛今天街頭見到的那種巨幅廣告牌一樣,我和小伙伴站在大字報前面,顯得非常渺小。母親的名字被寫得七扭八歪,用紅墨水打了叉。記得當時自己非常羞愧,恨不得挖個洞,立刻鉆到地底下去。小伙伴們津津有味地看著,我逃不是,不逃也不是,硬著頭皮在一邊陪看。大字報上的內容早已記不清楚,只記得說到母親有反黨言論。 抄家是很多人都會遇到的。有一天,突然來了群氣勢洶洶的紅衛兵小將,把我父母押到了角落里,袖子一捋,翻箱倒柜抄起家來。要說我一點沒有被這大動干戈的場面嚇著,那可不是實情。我被帶到了廚房,小將們用很文明的方法,十分巧妙地搜了我的身。她們如數家珍,強烈控訴著我父母的罪行,然后一個勁表揚夸獎,說我是好孩子,說我是熱愛毛主席的,會堅定不移地站在共產黨一邊。她們一點也沒有把我當作外人,知道我身上藏著許多毛主席寶像,說僅僅憑這一點,已足以證明我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里的人。 這些話說到了一個小孩子的心坎上,在那年頭,沒有什么比這種認同更讓人感到貼心,感到溫暖如春。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身上確實收藏豐富,當時搶像章很厲害,害怕別人來搶,我把所有的像章都反別在衣服上。結果就像變戲法一樣,我掀開這片衣服,亮出了幾塊寶像,撩起另一塊衣襟,又是幾塊寶像。小將們一個個眼睛放出光來,驚嘆不已。好幾位造反派是我母親的得意弟子,原來都是極熟悉的,她們在我身上摸來摸去,把我哄得七葷八素,目的卻是想知道母親有沒有把什么東西,偷偷轉移到兒子的口袋里。我對她們不無反感,只是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因為那時候已經有了些性別意識,被這伙女造反派弄得很別扭。一個造反派摸索完了,另一個造反派又接著過來摸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讓她們給搜尋遍了。突然,一個小將跑過來報喜,說是找著罪證了,這邊的幾位小將頓時興奮起來,一副大功告成的樣子,也顧不上我了,扭頭都往那邊跑。 我隱隱約約聽說是抄到黃金了,這在當時,就是個了不得的罪證。在我少年的記憶中,黃金絕對不是個什么好東西,只有地主資產階級才會擁有,只有反動派才會把它當作寶貝。擁有黃金意味著你與人民為敵,意味著你是萬惡的剝削階級。聽說那些被抄家的“壞人”,常把黃金藏在枕頭芯里,埋在地板底下,既然是從我們家抄到了黃金,我確信自己父母像紅衛兵小將說的那樣,肯定不是什么好東西。我們家有很多書櫥,聽說抄到黃金的時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幾根鑲在書櫥上黃燦燦的金屬軌道。我至今都不明白,當時為什么會這么想,為什么會有這樣自以為是的誤會。也許是保姆和別人說過,我們家的書很值錢,也許是小人書和電影里的階級斗爭教育,讓我產生了高度的革命警惕。反正當時確信不疑,認定那些金屬軌道就是黃金。我的父母把黃金鑲在書櫥里,以為這樣就可以蒙過別人的眼睛,可是他們沒有想到,狐貍再狡猾,也斗不過好獵手。革命群眾都是孫悟空,個個都是火眼金睛。 后來才知道,所謂黃金,不過是我奶奶送給母親的一根金項鏈。我聽見了母親挨打的慘叫聲,造反派此起彼伏地訓斥著,顯然并不滿意只有這么一點小小的收獲。他們繼續翻箱倒柜,繼續惡聲惡氣,動靜越來越大,收獲越來越小。我一個人待在廚房里,心里七上八下,不著邊際地胡思亂想。不時地有造反派跑到廚房來,這兒看幾眼,那兒摸幾下,連油鹽醬醋的瓶子,都不肯放過。在舊作《流浪之夜》里,關于抄家,我曾經寫過這么一段文字: 一直抄到天快黑,大失所望的造反派打道回府。除了廚房,所有的房間都被貼上了封條。我的父母就在這一天進了牛棚,保姆也拎著個包裹走了,只留下我孤零零的一個人。 我整個地被遺忘了。我的父母把我忘了,造反派也把我忘了。
名與身隨 作者簡介
葉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畢業,進工廠當過四年鉗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1986年獲得碩士學位。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文學創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葉兆言中篇小說系列》,三卷本《葉兆言短篇小說編年》;長篇小說《一九三七年的愛情》《花煞》《別人的愛情》《沒有玻璃的花房》《我們的心多么頑固》《很久以來》《刻骨銘心》;散文集《流浪之夜》《舊影秦淮》《葉兆言絕妙小品文》《葉兆言散文》《雜花生樹》《陳年舊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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