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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顯微鏡下的成都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62525
- 條形碼：9787208162525 ; 978-7-208-16252-5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顯微鏡下的成都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歷史愛好者 對中國西南內陸城市、對四川、對成都地區的歷史和文化感興趣的讀者★中國微觀史研究代表人物、美國城市史學會*佳著作獎得主王笛30年作品精粹——
數十年心血構筑迷人微觀世界，在鄉愁者心窩，唱四川蟋蟀之歌。 ★升華鄉愁的解法，書寫有情的正史——
賦予歷史研究以情感、血肉和文學性，筆調動人。 ★從成都觀察“另一個中國”——
將成都作為內陸城市的樣本，考察其特殊的社會轉型過程和傳統文化的延續性，觀察不同于北京、上海、漢口或廣州等沿海、華北及華中城市的“另一個中國”。 ★刻畫小人物元氣淋漓的日常生活世界——
將小販、堂倌、茶客、甕子匠等無名之輩的鮮活生命寫入歷史舞臺，再現長期為人忽略的下層民眾生活。 ★見微知著，由公共生活的常變興衰，揭地方與國家的張力和互動——
聚焦街頭、茶館、袍哥、麻將這些具體而微的物質空間和文化現象，呈現它們在成都百年來所經歷的衰落與復興，由此重新思考地方與國家的關系問題。 ★史料豐富扎實，視野廣闊——
鉤沉檔案、小說、竹枝詞、地方志、口述史，綜合中日美三國文獻。 ★圖像證史，栩栩如生——
收錄數十幅珍貴圖片資料，大部分均首次作為史料披露及使用。圖文并茂，使一個西南內陸地區的文化風貌躍然紙上。 ★結構縝密，層層遞進，清晰勾勒中國微觀史學的發展路徑——
正文各部分體現了作者趨于微觀、偏向敘事的史學研究路徑，而附錄部分則收錄了作者較為宏觀、具有計量史學色彩的早期研究。這不僅是作者的個人學術轉向過程，也是中國史學在過去30年發展路徑的縮影。
顯微鏡下的成都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部微觀史研究讀本，以敘事史的方法，微觀史的視角為選編標準，收錄了新社會史學派代表學者王笛的相關研究佳作。全書以四川當地三處物質空間--街頭、茶館、望鎮--為中心，平行鋪展開一幅中國腹地大眾日常生活的細膩畫卷。通過這種有情的敘事史，我們可以了解到一個與以往側重沿海地區的歷史敘述接近不同的別樣中國，其中充滿煙火氣息的物質空間與日常生活，使人們得以真正深入中國的腹地，發現普通民眾充滿活力的生活世界。而這種對地方性的發露與深描，為重識傳統中國，思考國家與地方關系問題提供了獨特的視野。
顯微鏡下的成都 目錄
導論：微觀歷史、敘事與歷史書寫
**部分 街頭：進入城市內部
城市環境：城墻和街道
商業空間：店鋪與地攤
日常空間：家與鄰之間
街頭劇場
慶典空間：節日與儀式
以家庭和宗族為基礎的慶典
以街鄰為單位的慶典
社區自治：共同體意識
春節的慶祝
城隍出駕
清明節
第二部分 茶館：打開微觀世界
1900年與1949年：兩處歷史現場
1900年1月1日：早茶
1949年12月31日：尋夢
作為公共舞臺的茶館
坐茶館與吃閑茶
社交：一個社區和信息中心
茶館文化：茶館中的語言和習慣
茶館休閑的多重角色
第三部分 袍哥：解謎秘密社會
川西鄉村的命案與調查
殺死親生女
調查的開始
佃戶“舵把子”
何處是“望鎮”
神秘的語言和溝通：袍哥的隱語、身份認同與
政治文化
聯絡的秘密政治
隱語與自我身份認同
飲茶吟詩中的力量角逐
語言與歷史記憶
第四部分 麻將：跨世紀的困惑
麻將的政治
打麻將引發的官司
爭端與居委會
麻將造成的社會問題
麻將問題上的國家與個人
國家對麻將的管控
個人權利和集體利益的矛盾
城市、休閑與日常生活的沖突
城市形象和城市精神的爭論
麻將、休閑以及日常生活
附錄 巨區：從長江上游出發
重慶與成都
城市與茶館
啯嚕與袍哥
啯嚕：游民的幫伙
袍哥：四川的哥老會
代跋： 探尋歷史的多面性
征引資料目錄
主要著述目錄
后記
展開全部
顯微鏡下的成都 節選
2000年10月，成都發生了中國**例由打麻將引起的法律糾紛，得到了全國范圍的關注，并引起了一場關于個人權利、集體利益和城市形象的大論辯。故事的主角是28歲的余女士，她住在居民小區一幢普通公寓的二樓，房間的窗戶正對著樓下居民委員會（以下簡稱居委會）設立的居民活動室，那里是小區居民，尤其是退休老年人打麻將的主要場所。不分晝夜的麻將聲令余女士和她的孩子夜里輾轉反側，難以入睡，她甚至患上了神經衰弱，不得不依賴安眠藥物以助休息。就此問題，余女士不斷向居委會投訴，甚至幾番報警，但仍未得到解決。余女士*終將居委會告上法庭，指控居民活動室產生的噪音嚴重危害了她的健康。
這起訴訟引起了當地居民和各路媒體的強烈反響。超過300位居民和20家以上的媒體出席了11月16日舉行的**次聽證會。這一訴訟案之所以吸引了如此大規模的關注，歸根結底還是因為麻將對百姓生活的影響非同小可。麻將是中國*為流行的娛樂方式之一，人們都關注這件案子會如何影響城市的日常生活。另外，這個案例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人們討論打麻將是否損害了成都慢節奏的“休閑之都”的聲譽？麻將的價值和意義是否需要重新評估，現代生活中是否要保留它的一席之地？健康的娛樂和生活方式又該如何定義？*重要的一點是，社會該如何在集體利益和個人權利間尋得平衡？雖然社會主義國家一向對前者賦予更多地強調，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亦愈發注重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可以說，這起訴訟給了世人一個思考上述問題的機會。
麻將的政治
打麻將引發的官司
將麻將視為社會問題并非新現象，它實際發軔于晚清的城市改革。其時新式知識分子和地方精英將打麻將視為惡習，認為它既浪費時間，又是賭博行為，因此當在查禁之列。20 世紀初，鴉片和賭博成了警察查禁的主要對象，打麻將當然受到波及。然而在辛亥革命以前，較為成功的是查禁鴉片的運動，以麻將為主要形式的賭博在經歷了警察反復對住宅、茶館和街角打麻將的清查懲戒之后卻仍然隨處可見。雖然清查懲戒打麻將的舉措不但表達了改良者們對于賭博的厭惡，更是他們對中國*為流行的娛樂活動的徹底否定，但亦沒有任何改良能夠將業已流行數百年的大眾娛樂立即叫停。整個民國時期，麻將依舊盛行于各種公共及私人空間。麻將積習之頑固難除，原因便在于其易于操作、上手輕松，不論作為家庭消閑活動，還是大眾娛樂形式，都頗為合適，更不用說其所基于的極其深厚和穩固的文化土壤了。
1949年以后，打麻將被定義為“落后的”和“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遭到“革命文化”的猛烈抨擊，導致這個活動退出了社會交往主要形式的位置。然而改革開放之后，伴隨著經濟改革、社會進步以及社會生活日益寬松，打麻將之風在全國范圍內復蘇，并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普及，盡管同時并存著多種別樣的娛樂形式，麻將仍是*受歡迎的，其流行程度就如一句幽默的段子所言，真是“全國山河一片‘麻’”。
位于中國內陸地區四川省的首府成都，其聲名長久以來便和麻將緊密聯系，尤以茶館中的麻將*為著名。過去，成都的茶館是三教九流聚集一處從事種種“勾當”的地方：無事閑聊、散布流言、商談生意、借債放債、尋找工作，或從事非法活動，或聚集批評國政，或抱怨生活艱難，等等。當然其中亦少不了娛樂項目，如賭博、下棋、打牌以及打麻將。共產黨接管成都之后，城市中茶館的數量急轉直下，“文化大革命”時期落至*低點，但在改革開放后得到了大幅回升，繁榮程度甚至達到了歷史*高峰。較以往不同的是，茶館中打麻將的人越來越多，一些居委會也順應這個潮流， 提供場所供市民，尤其是老年人從事麻將、棋牌等娛樂，有的還佐以茶水點心。類似的機構成了“準茶館”，不同的則是他們是免稅的，也不需要經營執照。余女士案例中的活動室就是這么一個地方，它儼然成了整個小區的交流中心。
本部分的研究把焦點集中在分析2000 年媒體關于麻將的報道， 考察世紀之交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的演變趨勢，這些變化反映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其中所涉個人權利和集體利益的沖突尤為明顯。人類學家P. 費思塔（Paul Festa）對當代中國麻將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并解釋了相關社會文化現象，諸如“民族主義”、“中國性”（Chineseness）、“文明性”等問題。他通過麻將的例子來“展現黨和國家如何對個人娛樂形式進行規范，以構建民族國家及其消費經濟”1，但并未對麻將的歷史及社會影響進行分析。相較于費思塔從全國的角度觀察麻將問題，我則希望以一個城市個案來提供實證研究。此外，在中國，雖然打麻將過程中往往涉及賭博，但本部分并不以此為關注點，而是著力考察伴隨其中的個人權利和集體利益的沖突，以及今日中國市場經濟怎樣與傳統生活方式共存并發生沖突，在多大的程度上改變了城市的形象。此外，面對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來提升城市形象的呼吁，民眾、媒體和政府怎樣做出反應，亦在本部分中得到分析。通過檢視圍繞打麻將事件而產生的一系列問題，我希望考察茶館和茶館文化是如何反映社會變化的，并嘗試探討整個現代中國城市中出現的新問題，以及怎樣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和途徑。
爭端與居委會
前文提及之訴訟，于2000年11月16日進行的**次法庭聽證會為我們提供了不少糾紛的細節：2000年10月7日晚10點20分，居民們在活動室中打麻將的吵鬧聲，使得余女士和她的小男孩難以入睡。余女士前去勸阻，但沒有人理會她。她一怒之下便剪了活動室的電線。第二天早上，居委會的工作人員將余女士在小區門口截住，要她必須對前一晚發生的事進行解釋認錯后，方能離開上班。面對此種情形，余女士再次報警，前來解決爭端的民警建議居委會另擇新址設立活動室。居委會于是決定召開一次居民全體會議，商討解決辦法，決定晚上能否打麻將，什么時候關閉活動室等。參加會議的一共有近70 位居民，絕大多數是五六十歲的老年人。居委會主任首先解釋了這樁打麻將引起的糾紛的經過，并介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的相關條款，接著便請居民們自由發言。不難想見，絕大多數人都支持打麻將。一位72 歲的老人說：“老年活動室應該開！老年人打點麻將娛樂一下是應該的！”接下來人們爭相發言，異口同聲地認為活動室應該繼續開下去，不過在活動室開放時間的問題上，他們同意可以稍作限制。一位老人說：“不能為了她一人的利益犧牲我們大家的利益。”顯然，在這個案例中，集體利益和個人權利間的沖突彰顯無遺。在過去，人們總是被告誡“個人應該服從集體”，但余女士的行動明顯違背了這一原則。此類行為也許可以被理解為個人權利意識覺醒的結果，是對過去既定觀念的挑戰。
在會上，余女士不斷重申她的處境，希冀得到別人的理解，并且反復強調：“老年人可以有很多娛樂活動，為什么不搞點別的？難道只有打麻將才是娛樂？打麻將也行，但是不能影響別人的休息。”她抱怨有些人從早上8點就開始打麻將，中午吃飯后接著打，并一直“戰斗”到深夜。“難道我們也得陪著等到深夜才能休息？”她要求麻將室將開放時間限制為早上10點至中午，以及下午2點到6點，中午及晚間關閉，以保證她和孩子的休息和學習時間。有人對此提議非常不屑，質問她有什么權力去干涉別人的娛樂內容和時間。他們抱怨道：“全院300多戶人都不反對打麻將，就你一戶鬧得兇，你太霸道了！”一個老人生氣地嚷嚷道：“你想清靜可以，就不要在百壽巷住，就不要在成都住！”余女士微弱的抗爭聲逐漸被淹沒在了批評與質疑中。在會議將近尾聲之時，居委會負責人提出投票決斷，結果是67票支持晚上打麻將，1票棄權，只有余女士1票反對。作為妥協，居民們同意活動室冬天和夏天的關閉時間分別設在10點和11點，過于吵鬧的人則將被請出麻將室。1
面對這樣的結果，余女士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唯有將居委會告上法庭。“這樣的結局早在意料之中！”余女士說：“在這個異常酷愛打麻將的大環境里，從一開始我就是孤立無援的。但我認為，這樣的事不能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衡定。我決心訴諸法律來討回自己的權利。這官司我打定了！”1 余女士一共向法庭提出了三點要求：**，被告停止在活動室里制造噪音；第二，被告賠償原告 5000 元醫藥費和工資損失；第三，被告方支付訴訟費用。面對余女士的訴訟，居委會代表則反復聲明居民活動室的設立符合上級規定，是合法的非營利組織。活動室房間的面積連十平方米都不到， 所以人們在其中所產生的噪音并不足以危害余女士的身體健康，而且噪音和余女士的癥狀之間也沒有直接必然的聯系。但余女士則出具了兩份材料，一份是醫生證明，確認了她神經衰弱的癥狀；另一份是警方的報告，證實了噪音問題的存在。但法庭認為，這些證明并不足以支持余女士的申訴，并指出此案的關鍵在于能否證明“打麻將”和“噪音污染”之間的必然聯系，因原告被告雙方均無法對打麻將是否構成噪聲污染進行舉證，因此法庭決定安排成都市環境監測局對噪音指數進行測定，并在具體測量數據公布之前暫時休庭，擇日再審。
之后不久，被告律師公布了他的調查報告。其中提到，該居委會曾經連續六年被授予“優秀居委會”的榮譽，所以將其稱為“麻窩”與事實不符。報告聲稱他們調查訪問了不少居民，當他們將余女士譽為“反麻勇士”時，恰恰忘記了案件事實本身，而將注意力集中到了“該不該打麻將”的問題上。人們忽略了案件的實質其實是活動室的噪音是否會導致噪聲污染，而此類噪音不僅僅會由打麻將產生，更可以因其他活動，比如下象棋、彈鋼琴等產生，這與人們是否應該打麻將并沒有任何聯系。吊詭的是，若噪音來自彈鋼琴，那么此番訴訟還會得到媒體如此程度的關注嗎？報告認為，余女士非常聰明地利用了民眾對麻將的反感，因此能夠得到大眾的同情和支持。調查報告還指出，原告方“每晚都有一些麻將愛好者在此打麻將至深夜”的說辭并不準確，事實上，除了打麻將，活動室的老人們還下圍棋、象棋、跳棋等。居委會設置活動室的初衷符合上級的規定，其目的并非為贏利，而是為了豐富退休老人的業余生活，給他們提供社會交往的空間。因此，被告并未侵犯原告的利益，亦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原告的控訴，即余女士的神經衰弱癥狀和孩子成績下降等問題與活動室中打麻將的行為有關聯。噪音處處皆有，但法律條文只適用于違反環境保護條款的違規行為。在這個案例中，打麻將產生噪音折射出的更多的是道德問題，而非違法的行徑。1
這件案子實際上把政府置于了兩難之境。在社會主義的城市中，居委會是社區管控的*基層組織。1949年新中國建立伊始，它們便作為城市管理的有效工具而設立，并在各個時期的社會和政治運動中表現活躍，同樣也在為“規范”的社會生活的努力中扮演重要角色。2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居委會被定義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而全中國有119000 個這樣的機構，編織成一張巨大的基層管理網絡。同時，因為居委會的主任和成員多從退休居民中直接遴選，所以他們一般與其他居民私交甚篤。作為聯系國家和社會的準官方組織，居委會起著維系政府機構和民眾之間關系的作用，其功能包括調解鄰里糾紛、維持社區治安、保障公眾福利，等等，是城市管理體系的*基層結構，而為人數不斷增長的老年退休人員組織業余休閑活動，則往往成為其重要的任務之一。因此，居委會的這種職能決定了其對老年人打麻將行為的支持。實際上，居委會常常面臨著一個尷尬局面：為居民提供打麻將場所有違社會主義道德觀，卻與其官方定義的職能—豐富居民的業余生活相契合。
麻將造成的社會問題
麻將具有大眾娛樂和非法賭博的雙重屬性。 1949 年之后，政府將賭博列為非法行為，嚴加懲治，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雖然少數人還在家里打麻將，但公共場合已經不見麻將的蹤影。“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四舊”運動中，麻將被視為“舊文化”的標志，幾乎所有的麻將牌和有關器件或被紅衛兵銷毀，或被懼怕遭到懲罰的人自行處理。然而在改革開放之后，麻將的命運發生了徹底的改變，2市場經濟的發展減少了政府對民眾私生活的管控，因之給人們的日常消閑活動提供了更多的公共空間。麻將迅速占據了人們工作之余的閑暇時光，從私家客廳到街角、茶館甚至工作場所，幾乎無處不在，麻將掀起了其前所未有的風潮，人們因此帶有貶義地稱之為“麻將瘋”。 在成都，幾乎所有的打麻將活動都會涉及賭博，即使有些賭注非常之小。對于大多數人，甚至包括某些官員和大學教授來說，打幾局小賭注的麻將已經成為*流行的消遣，而正是“賭”使得這項活動更具吸引力。一名記者曾做出如下估計：2000年時成都有500萬人，而春節期間80%的家庭都有麻將局。因此一城之中，同時可能有100萬個麻將的“戰場”。此類推測盡管往往過于夸張，卻反映出了麻將的流行程度。“打點小麻將，吃點麻辣燙，喝點跟斗酒，看點歪錄像。”這句順口溜拿捏住了世紀之交成都老百姓廉價而充滿生活氣息的日常生活的精髓，是一句頗得人心的調侃。因為大多數老百姓負擔不起奢侈消費，所以打麻將便成了他們的*佳選擇。現代都市生活節奏明快，麻將的玩法也與舊日不同，過去充滿技巧性的玩法如今被改造得更加簡單易學，迎合了更多人的偏好和口味。
茶館，作為百姓小賭一番的理想場所，自然而然會被“麻將風”席卷裹挾。比如致民路的十一街，被人們戲稱為“麻將一條街”。在這條只有50米長、10米寬的小街上，竟然開了五家老式茶館，擺開的麻將桌占了整條街的三分之一，而茶館外的路面則被自行車和老年車占據。1成都郊區龍泉驛，以春天盛開的桃花遠近聞名，吸引了大量游客，這里還舉行一年一度的“成都國際桃花節”，卻成了“麻將大戰”的戰場。桃花時節，一些村莊的桃花林中，每天上萬人在那里打麻將。又根據2001年3月的一則報道，龍泉山腳下的桃花山莊，107張麻將桌座無虛席。人們表示，“這里才是打麻將的好地方，天氣暖和、空氣新鮮、景色優美、有吃有喝、服務也周到”。這也引起人們擔憂，“踏青賞花的‘桃花節’儼然一場麻將大會戰”，桃花節是否會成為“轉移陣地”的“麻將節”？ 1
雖然大多數“麻將之戰”是其樂融融的“和平”之戰，但不時也有各種原因引發的沖突。有的人輸了錢，有的人為爭座位，便惡語相向，甚至斗毆。比如程某在街邊打麻將，劉某站在身后不斷給其當參謀，程某聽了劉某的建議，輸了牌局。當劉某仍然在后面指指點點，程某怒由心生，反身一拳打破了劉某的鼻子。2 另一則事例，八個人在一家“農家樂”中打麻將，和鄰桌發生爭執，進而動了手。雙方互相丟擲茶壺，掄起了椅子，*終導致兩人受傷。尚有不少家庭糾紛是由麻將引起的。比如一天下午，范某和妻子去一家茶館打麻將。范先生忽然發現茶館老板趙某將手放在了其妻座椅的扶手上。回家后，范某越想越不是滋味，認為他老婆和趙老板有不正當關系，憤而扇了妻子一個耳光，而妻子對無緣無故挨打摸不著頭腦，堅稱自己無辜。凌晨3 點，范先生帶著妻子去趙老板家對質。趙老板一開門，范先生便用刀片向其臉部劃去，后在醫院縫了八針。雖然趙老板認為自己并沒有做錯任何事情，但范先生卻逼其支付2000 元作為“賠償”，第二天，范先生被依法逮捕。這些暴力事件為官方和媒體批評打麻將提供了極好的例子，證明了它們的說辭，即打麻將可能引發各種社會問題。
有些人沉迷麻將無法自拔，工作時間打麻將，甚至玩忽職守。一位居民曾向當地報紙抱怨他在一家診所的經歷：這位先生送他生病的妻子去診所就診，但四處找不到醫生，足足等候了一個小時后，*終在診所隔壁的一間茶館里找到了在麻將桌上戰斗正酣的值班醫生，該醫生竟然讓他不要急，等打完這一圈再說。1另一起事故則是一個四個月大的嬰兒因為母親出門打麻將被獨自留在家里，不幸蚊香將蚊帳點燃而被活活燒死。2亦有一些人因貪戀打麻將而傷害健康，例如2000年春節期間，一位孕婦因為打麻將時間太長幾乎昏倒，造成早產，被緊急送到醫院救治；另一位則是高血壓患者，打了一天麻將，在麻將桌上發生腦出血，送到醫院后死亡。此類關于麻將的負面報道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報紙上，引起了人們的愈加關注和批評。因此，如何處理類似的問題讓地方政府和官員非常頭疼。
這些例子當然也反映了打麻將是多么的有吸引力，麻將有著巨大的魅力，它能夠使人們沉湎其中而忘卻什么是當務之急。這些案例也說明將這項活動限定在理性的范圍內是很困難的，許多社會問題和個人性格缺陷，往往通過打麻將暴露出來。人們打麻將的時候，經常焦慮不安，容易暴躁，因此爆發暴力行為，擾亂公共秩序。這些事件頻頻發生，當然也會影響一座城市的形象。
顯微鏡下的成都 作者簡介
王笛，出生于四川成都，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博士，歷史學家。曾擔任美國得克薩斯A&M大學歷史系教授，現為澳門大學杰出教授、歷史系主任。主要關注中國社會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觀歷史的研究，成果豐碩，著有《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 》《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1950-2000）》《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等。相關作品榮獲美國城市史研究學會最佳著作獎、呂梁文學獎等多個圖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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