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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第三卷)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100022194
- 條形碼：9787100022194 ; 978-7-100-02219-4
- 裝幀：70g膠版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三卷) 內(nèi)容簡介
戈奧爾基·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漢諾夫是俄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也是當(dāng)時俄國和歐洲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家之一。1856年12月11日出生于唐波夫省利佩茨克縣古達洛夫卡村。父親是貴族地主，母親是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家別林斯基近親的后裔。大學(xué)時代參加民粹主義小組。1880年年底為逃避沙皇政府搜捕亡命西歐。 流亡的前幾年，普列漢諾夫接觸了西歐的工人運動，認真鉆研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徹底清算了自己頭腦中的民粹主義思想。于是就從一個小資產(chǎn)階級的農(nóng)民民主主義者和空想社會主義者變成了無產(chǎn)階級的科學(xué)社會主義者，從巴枯寧式的唯心史觀擁護者變成了唯物史觀的信奉者。1883年9月他同查蘇利奇等人組織了俄國歷史上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團體“勞動解放社”。這個僅僅由少數(shù)幾個革命知識分子組成的團體存在了二十年，直到1903年9月才正式宣布解散，并人新成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這個小團體中普列漢諾夫是公認的思想領(lǐng)袖。在他的領(lǐng)導(dǎo)和直接參與下，勞動解放社翻譯和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許多重要著作，并把它們秘密運往俄國散發(fā)。它還出版了一系列政治、哲學(xué)、經(jīng)濟、科學(xué)社會主義、美學(xué)、文藝評論和歷史等方面的論著，捍衛(wèi)、論證和發(fā)展了辯證唯物主義，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批判了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新康德主義、經(jīng)濟主義等俄國以及國際工人運動中資產(chǎn)階級的和修正主義的思潮，分析了俄國革命提出的種種政治、經(jīng)濟和理論問題，從而培養(yǎng)了一大批年輕的革命骨干，為聯(lián)合國內(nèi)外社會民主主義力量和在俄國建立社會民主黨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時它還建立并且加強了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組織同歐洲（主要是西歐）社會民主黨的牢固聯(lián)系，交流了彼此的革命經(jīng)驗，促進了無產(chǎn)階級的國際團結(jié)。 1900年8-9月，列寧和普列漢諾夫通過艱巨而曲折的談判，達成了共同編輯出版《火星報》和《曙光》雜志的協(xié)議。同年年底到1903年10月，是普列漢諾夫同列寧并肩戰(zhàn)斗的三年，也是他政治上光輝的歲月。列寧認為，普列漢諾夫和他的“勞動解放社”同志，不僅在理論上促進了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實行了迎接工人運動的首步，而且是“為俄國社會民主黨打下基礎(chǔ)并一直領(lǐng)導(dǎo)黨的理論家和著作家”，他們“為黨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發(fā)展做了許多事情”，“國社會民主黨的建立，是‘勞動解放社，即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和他們的朋友們的主要功績”。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三卷) 目錄
第三部分彼得改革后的俄國社會思想運動（續(xù)）
第七章 18世紀的西方社會思想及其對俄國的影響（續(xù)）
第八章 社會思想在不同社會成分相互斗爭影響下的運動法典委員會
第九章 18世紀下半期俄國對西方的態(tài)度問題
第十章 專制政體問題——帕寧兄弟，謝爾巴托夫
克尼亞日寧，克列切托夫
第十一章 西方和俄國對18世紀解放哲學(xué)的反動
第十二章 尼·伊·諾維科夫的活動
第十三章 亞·尼·拉季謝夫（1749-1802）
附錄
第七章 18世紀的西方社會思想及其對俄國的影響（續(xù)）
第八章 社會思想在不同社會成分相互斗爭影響下的運動法典委員會
第九章 18世紀下半期俄國對西方的態(tài)度問題
第十章 專制政體問題——帕寧兄弟，謝爾巴托夫
克尼亞日寧，克列切托夫
第十一章 西方和俄國對18世紀解放哲學(xué)的反動
第十二章 尼·伊·諾維科夫的活動
第十三章 亞·尼·拉季謝夫（1749-1802）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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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社會思想史(第三卷) 節(jié)選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三卷 漢譯名著本）》： 諾維科夫深信，嘲笑罪惡，比往往只能引起索然無味之感的訓(xùn)誡，更能減少罪惡的作用。但是如果諷刺作家僅限于一般地嘲笑某種罪惡，那么，在染有這種罪惡的人們中，便會沒有一人將這種嘲笑算在自己的賬上：任何人都會以為這是指的別人。因此必須給以暗示，使某一犯了罪過的人由于這種暗示而理解到作者所說的就是他，而不是任何與他相近的人。“真理愛好者”在描述前面所說的官吏普羅拉茲的行為時寫道：“我斷言對人而發(fā)的批評更能改正罪惡。”但是就這樣，也要做得十分謹慎。必須使對某一人，對某一犯了罪惡的人所發(fā)的暗示，不為大家所了解。“不然的話，如果把這人寫得這樣明顯，以致所有的讀者都知道是他，那時，這犯有罪惡的人便不會改正，而會除了舊惡之外，增加新惡，亦即增加仇恨。” 從這種實在說是很幼稚的意見里，可以看出諾維科夫和他的思想同道們所謂“指名道姓的批判”只是單純地揭發(fā)個別人的不道德行為。官吏普羅拉茲的例子和在《雄蜂》、《繪畫》等雜志上看到的許多其他例子證明，“指名道姓的批判”主要是要暴露“掌握權(quán)力和濫用權(quán)力”的人們。“真理愛好者”要求對被揭發(fā)者保持慎重態(tài)度，也許不只是表示他們擔(dān)心為大家所了解的暗示會產(chǎn)生過于強烈的心理作用，而且表示他們害怕被揭發(fā)的達官大吏會進行報復(fù)。 諷刺作品在其發(fā)展的初期到處都是“不顧情面的批判”。但是，無論其*初的步子或其進一步的發(fā)展，都依據(jù)社會條件的不同，而取得了不同的形式。眾所周知，阿里斯托凡的喜劇，也是“不顧情面的批判”。但他生活在民主制的雅典共和國，享有極大的言論自由，不怕對犯有惡行的人提出指名道姓的批評。相反，在葉卡捷琳娜的俄羅斯，對于當(dāng)權(quán)的達官大吏的哪怕是極為小心的暴露，也會給揭發(fā)者帶來巨大的麻煩。像女王一樣，達官顯貴們都認為一般描寫罪惡，比“指名道姓的批評”好，而且比具有“逗笑精神”的著作則差得多。當(dāng)然，諷刺雜志自應(yīng)招來發(fā)自他們的巨大不快。 由于諷刺作家（如果不辜負這個稱號）是很難用“逗笑的精神”來寫作的，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俄國諷刺一暴露作家的處境，很快就變得十分艱難。1769-1774年間諷刺雜志在許多場合里由于不由自主的情況，一個又一個地停閉了。不言而喻，它們的消失，不能使它們所代表的社會需要得到滿足。因此，由于對諷刺作品的需求沒有消失，遂不時出現(xiàn)了新的諷刺刊物。但是它們所遇到的困難，并未隨著時間的消逝而減少。相反，由于伏爾泰的女弟子愈來愈加明白法國新理論的實際意義，這種困難是愈來愈多了。當(dāng)革命的風(fēng)暴在法國勃然興起時，事情變得完全不可收拾。這時，俄國一些作家受到兇殘的迫害。諾維科夫和拉季謝夫的命運，是人所共知的。至于女王的不滿，波及當(dāng)時還很年輕的克雷洛夫，這一事實卻不是那樣為人所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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