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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魯迅研究:總第84輯:魯迅與期刊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2029635
- 條形碼：9787552029635 ; 978-7-5520-2963-5
- 裝幀：一般雅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上海魯迅研究:總第84輯:魯迅與期刊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文學研究愛好者，各高校圖書館，中文系資料室本書創刊于1979 年，一年四輯，面向國內外魯迅研究者，以“新發現、新觀點、新方法”的編輯方針，側重刊載以資料整理、梳理和考證為主的學術論文，兼顧理論研究型論文。
上海魯迅研究:總第84輯:魯迅與期刊 內容簡介
本書主要包括“魯迅與期刊”“魯迅生平與作品研究”“魯迅同時代人研究”“史料·辨證”“魯海漫談”“讀書雜記”“海外魯研”“上海魯迅紀念館紀事和研究”等主題。在這些主題下，計有30多篇相關研究，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國內外*新*前沿的魯迅研究狀況。
上海魯迅研究:總第84輯:魯迅與期刊 目錄
目 錄
魯迅與期刊
魯迅·左聯成立·《北斗》 樂融（1）
《前哨》再識 李浩（15）
關于朝花社的合作者“合記教育用品社” 喬麗華（34）
魯迅與《文學》月刊 施曉燕（50）
魯迅與廣州報刊之“文學革命” 高方英（73）
從《越鐸日報》看魯迅早期的“報刊觀” 任金剛（83）
魯迅生平與作品研究
魯迅《風波》細讀 管冠生（89）
在報章小說與新文學小說之間——論魯迅《阿Ｑ正傳》的敘事藝術 虞知樂（105）
重讀《故事新編》札記 李春林（114）
論魯迅“責編自覺”時期下的自編雜感集 黃恩恩（126）
魯迅同時代人研究
魯迅與張梓生交往研究拾遺 孫興武（138）
周氏兄弟對匈牙利文學的譯介與傳播 邱夏子 符曉（153）
2001—2015年周作人與外國文化研究綜述 魏麗 林會娟（166）
史料·辨證
辨識“魯迅先生的遺札三封” 丁言模（190）
淺析《魯迅史料考證》的方法論 韋黃丹（204）
魯迅與日本文求堂交往二三事 吳萍莉 張翔（211）
口述與筆談（十） 裘士雄（218）
魯迅關于格羅斯的漫畫“漫畫而又漫畫”的評價是褒義的嗎？——關于《外國美術簡史》在評述格羅斯時的一則史料失誤 林會娟（237）
我與魯迅
我的魯迅研究 董大中（243）
紀念
魯迅與徐中玉——懷念中玉師 劉揚烈（259）
魯海漫談
《暹羅野史》——至今仍在每天被放映的魯迅看過的電影 丁佳園（262）
魯迅論陶淵明及其方法論啟示 顧農（270）
《野草·雪》：詩人孤獨體驗的結晶 崔紹懷（286）
讀書雜記
在同情理解中照亮歷史幽微處——讀人民版《度盡劫波：周氏三兄弟》 喬世華（291）
魯迅日常生活研究的新收獲——簡評施曉燕《魯迅在上海的居住與飲食》 侯桂新（299）
“《野草》學”史論者的知止進退——評《多維視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論》 王初薇（302）
海外魯研
朝鮮半島**代中國文學研究者李明善的魯迅譯介與研究 王艷麗（311）
上海魯迅紀念館紀事和研究
連續出版物在魯迅生平展陳中的特色 顧音海（325）
關于魯迅生平基本陳列中“物”的使用芻議 鄒晏清（334）
1956年魯迅新墓建筑圖紙解讀 童煜（338）
試論產品分類對文創工作的重要性——以上海魯迅紀念館為例 張健（345）
編后（351）
展開全部
上海魯迅研究:總第84輯:魯迅與期刊 節選
魯迅與朝花社眾人的交游 施曉燕 朝花社是魯迅和柔石、崔真吾、王方仁、許廣平組織的文藝團體。按照2005年版《魯迅全集》注釋的定義，朝花社1928年11月成立于上海，1930年1月結束。這個社團在1年多的時間里，出版了《朝花》周刊和旬刊共32期；版畫叢刊《藝苑朝華》4輯，包括《近代木刻選集》一、二集，《蕗谷虹兒畫選》《比亞茲萊畫選》；譯作《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2種；小叢書《朝花小集》1種，即崔真吾的《接吻》。在相對來說并不長的時間里，能出版包括創作、翻譯、版畫等多種類的文藝作品，戰績不可謂不輝煌。然而朝花社本身的研究，由于魯迅、許廣平都寫了該社解體的原因，團體存在時間又太短，相關研究一直不多，較出名的，有強英良的《談朝花社的設立與倒閉》，把朝花社從成立到解散梳理得非常清晰。在朝花社社員的單獨研究上，柔石經常被歸入“左聯”五烈士進行探討，崔真吾有過一篇幾千字的傳略，王方仁則只是在朝花社倒閉時被作為主要原因拿出來談，至于魯迅與許廣平，學界很少把他們作為朝花社社員來研究。社員們在朝花社期間的各種作品，進行深入研究的似乎也很難見到。由此可見，朝花社的各項研究空白較多，大有可為。本文寫作的緣起，在于翻看魯迅日記及柔石等人的資料時，發現魯迅與柔石、崔真吾、王方仁的交游關系頗有值得考察之處，雖然馬蹄疾在《魯迅與他的同時代人》中，分別有獨立的文章寫了魯迅與柔石、崔真吾、王方仁的交往關系，但這三位青年尤其是朝花社成立后跟魯迅交往幾乎是在同一時段內，他們同時與魯迅交往的過程中，可以很明顯地發現魯迅對他們的態度非常不一致，有親疏遠近之分，因此梳理魯迅與三人的交游，為朝花社青年成員與魯迅的關系勾勒一個大體清晰的輪廓。題目中的朝花社眾人，限定為柔石、崔真吾、王方仁，時間限定為至1930年1月朝花社解散為止。 本文將觀察范圍分為朝花社成立前與成立后。《魯迅日記》里1928年11月3日記載：“午后同真吾、柔石、方仁、廣平往內山書店。”這是朝花社全體成員**次在魯迅日記里集體出現，所以2005年版《魯迅全集》大概以此作為朝花社11月成立的依據。本文即按照1928年11月為分水嶺，先分析朝花社成立之前魯迅與三位青年的交游往來。 柔石、崔真吾、王方仁都是浙江人，這三位青年中，魯迅與柔石關系親厚顯而易見。王方仁是導致朝花社解體的罪魁禍首，崔真吾作用不明顯。看朝花社成立前眾人與魯迅的來往，崔氏反而是與魯迅關系*平淡的人。 崔真吾1902年出生于浙江鄞縣，1924年秋考入廈門大學文科外國語言系。1926年9月魯迅入職廈大，在他指導下，崔真吾、俞念遠、謝玉生、王方仁、洪學琛、卓治、朱斐等廈大幾個學生建立了泱泱社。俞念遠在1936年寫的《我所記得的魯迅先生》回憶：“有一次我和采石、梅川、卓治等，去看魯迅先生。他對我們這一群年青的朋友，是非常和藹的。在這期間由魯迅先生的指導，我們產生了一個泱泱文藝社；曾在北新書局出過二期《波艇》。”①采石即是崔真吾，梅川是王方仁。魯迅支持了青年學生的刊物《波艇》，不僅提供自己的文章，還將其介紹到北新書局印刷發行，他跟許廣平的通信里也說了此事：“我先前在北京為文學青年打雜，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這里，又有幾個學生辦了一種月刊，叫作《波艇》，我卻仍然去打雜。”②崔真吾到廈大后，就做了學生會干部。據俞念遠回憶，這個泱泱社的創辦，是出于崔真吾的主動提議，也是眾人推舉，崔氏擔任了《波艇》主編。③根據《崔真吾傳略》，崔真吾與時任中共地下黨支部書記的學生會主席羅揚才關系密切，在魯迅辭職廈門大學教職后，他們協同發起了挽留魯迅運動，并將之擴展為一場學潮。④從以上種種資料看來，崔真吾應該是一個活躍、主動、學生領袖般的人物，廈大學生會主席是中共地下黨員，與同為學生會干部的他配合默契搞學潮，以及1937年他被桂系軍閥殺害的事實，讓人不得不懷疑他的政治屬性，他是不是中共黨員不得而知，但他很可能是一個接近共產主義的青年。 在《魯迅日記》里，有崔真吾出現到相熟的軌跡。魯迅支持廈大青年辦文學社團，指導他們創辦刊物，但這些人的名字一直要到11月28日才出現在《魯迅日記》里，在這之前，他們都是魯迅書信里的“學生”，沒有誰是特殊的，在當天日記里，崔真吾的名字也**次出現了：“晚魏兆淇、朱斐、王方仁、崔真吾合餞伏園于鎮南關之一福州小飯店，邀同往，飲饌頗佳。”隨后，魯迅因為人事糾葛，在1926年12月31日辭去廈大一切職務。第二天，泱泱社眾人為魯迅餞行，“晚卓治、玉魯、方仁、真吾餞行，語堂、矛塵亦在坐”。1月10日，崔真吾與王方仁陪魯迅去買箱子。1月15日，崔真吾、王方仁、洪學琛為魯迅送行。魯迅離開廈門后，1月29日，“得真吾信，二十日發”。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崔真吾逐漸從“泱泱社社員”獨立成“真吾”的過程。*早是崔真吾等泱泱社成員一起宴請魯迅，慢慢地就變成崔真吾和王方仁一起陪買東西。魯迅離廈后，崔真吾給魯迅寫信，他就是這樣一步一步拉近自己跟魯迅的距離，建立與魯迅的聯系的。 魯迅離開廈門大學，崔真吾也退學回到了家鄉寧波。除了在3月給魯迅寄了封信，在6個月內他們沒有聯系，但魯迅9月18日在廣州“始整行李”，準備北上去上海，他給崔真吾、王方仁都寄了信，相信這是把自己的動向告知了兩位學生。魯迅還在廈門之時，他就知道了自己辭職會導致一些學生退學：“對于學生，我已經說明了學期末要離開，有幾個因我在此而來的，大約也要走。”⑤他這里指的“因我在此而來”，主要是王方仁等，他們是為了魯迅來廈大讀書。崔真吾1924年就入讀廈大，不屬于慕名而來的學生之一，但他因為挽留魯迅搞學潮而導致被學校開除，所以魯迅內心應該覺得對王方仁和崔真吾都有責任，所以他很可能選擇將自己的去向寫信告訴這兩位學生。 魯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從11月起，他又開始收到崔真吾的信，到1928年春，崔真吾來到上海插班入讀復旦大學文科四年級，此后他常常到景云里來拜訪魯迅。從1928年3月到1928年11月也就是朝花社成立之前，《魯迅日記》中提到“真吾”有36次，可謂非常頻繁，但其中28次都是“真吾來”，也就是說崔真吾主動來造訪，還有幾次是說收到信，有時是在上海收到信，有一次甚至是魯迅到杭州游玩途中收到崔真吾的信。除此之外的行程，有兩次比較特殊。一次是3月22日“同方仁、真吾、廣平往外灘觀S.SEKIR小畫展覽會”，一次是5月4日“同真吾、方仁、廣平往上海大戲園觀《四騎士》電影”，都是集體行動。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朝花社成立之前，崔真吾與魯迅的頻繁聯系，是建立在崔氏稱得上是活躍的主動的基礎上，魯迅大部分時間都是被動的與崔真吾見面，除了來訪和幾次書信，魯迅幾乎沒有與崔真吾有什么互動。與之相比，導致朝花社解散的導火索王方仁，與魯迅的關系反而更親近些。 王方仁，筆名梅川，1905年生于浙江鎮海，原本就讀于上海南洋大學，因為慕魯迅之名，1926年9月轉學廈門大學文科國學系，所以他是魯迅所說“因我在此而來的”幾位學生之一。在泱泱社里，他和崔真吾逐漸突出為陪伴魯迅的左右手，比如陪魯迅去街市買箱子等。廈門大學人事風潮后，追隨魯迅的幾位學生里，謝玉生和廖立峨都隨魯迅去了中山大學，王方仁卻回到了浙江和上海，由此可見，他追隨魯迅的心思并不十分堅定。不過，在離別后的一段時間里，他還是盡量維系了自己與魯迅的關系。《魯迅日記》中可以看到，與崔真吾在離開廈大后只在1927年3月給魯迅寫了一封信不同，王方仁的信雖然只維持到4月份，但總共給魯迅寄了6封信，此外還寄了稿件。崔真吾和王方仁都沒有追隨魯迅到廣州，但一個因為學潮而退學；另一個是慕名而來，魯迅對他們都有負責任的意識，即使后來幾個月沒有聯系，赴上海前，魯迅分別給他們寫了信。 王方仁收信后，比崔真吾要積極多了。魯迅10月3日來到上海，10月4日李小峰就帶來了王方仁給魯迅的信，10月16日王方仁到景云里拜訪魯迅。到1928年11月之前，在《魯迅日記》里，除了跟崔真吾雷同的記載“方仁來”之外，魯迅與王方仁的交往，比起魯迅跟崔真吾乏善可陳的通信來往，實在是鮮活豐富多了。他們的互動往來，歸納一下，可以分為幾類：一是贈書，魯迅所贈的有單行本如《克訶第傳》，有期刊如《語絲》，崔真吾雖然也收到過魯迅贈書，但那是一次大規模大范圍的贈書，那本書魯迅同樣送給了王方仁，但反過來王方仁收到的贈書，崔真吾就沒收到過。二是一起外出看展覽或者看電影，如看司徒喬作畫，去明星戲院看戲，崔真吾雖然也有這類活動，但崔氏參加的王方仁都參加了，王方仁參加的崔氏卻沒有。三是一起逛書店，崔真吾是外文系學生，王方仁就讀于國文系，但魯迅去外國書店，卻更愿意與王方仁一起。當然王方仁能翻譯外國小說，他的外文不差，但到朝花社成立前，魯迅都沒有與崔真吾一起逛書店，可見他并沒有這個意識要跟崔真吾出街買書。四是托王方仁買書，這其中的因素可能跟王方仁兄長開了合記教育用品社有關，開此類商店會夾帶售賣一些書籍，所以請王方仁幫忙買書更容易一點。在這里可以稍微說一下合記教育用品社，查《申報》，從1914年3月就有合記教育用品社的廣告，該廣告放在頭版，從3月3日一直做到16日，說明有一定財力；到1926年9月，合記教育用品社又在《申報》打了個“大廉價廣告”，廣告內容說其開業“迄今已二十有余年”，說明這家店起碼在清末就已經創辦，歷史確實比較長遠，算是一個老字號店家。后來朝花社建立，王方仁推薦自己兄長的店來替朝花社買紙和代銷書籍，魯迅、許廣平等都同意，相信王方仁是一個因素，合記的實力確實不差應該也是一個因素。五是飲宴，比如一起在新亞喝茶，在中有天吃飯。這些活動里還有兩條，一是幫卓治帶信給魯迅，這說明王方仁與以前泱泱社的同仁還有聯系；二是“方仁來照相”，這說明王方仁還會拍照，在當時年代，玩照相機需要相當的財力，這樣看來，王方仁是個人緣不錯、會多項技藝的富家公子。綜合起來，可以說王方仁才進入了魯迅的生活圈，崔真吾與魯迅的關系更像粉絲與偶像，都是他在主動維系，如果他不出現，魯迅不會主動要求他陪伴或做事。 （未完）
上海魯迅研究:總第84輯:魯迅與期刊 作者簡介
上海魯迅紀念館坐落于上海市虹口區，是1949年后第一個人物性紀念館，也是1949年成立后第一個名人紀念館，同時管理魯迅墓，是“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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