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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學(第一輯)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1142198
- 條形碼：9787101142198 ; 978-7-101-14219-8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浙學(第一輯) 本書特色
浙學，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分支，是一種富有活力的地域文化形態。本書挖掘浙學的歷史文化價值，匯聚國內專家、學者在該領域基礎性與前瞻性的研究成果，相關領域的從業者不可不讀，普通讀者亦可一窺浙學廣闊的歷史天地。
浙學(第一輯) 內容簡介
為挖掘浙學的歷史文化價值，打造學術精品，浙江師范大學浙學研究院擬在傳統文化傳承的高度上，擬開展跨學科研究，對浙學與21世紀文化創新等問題，做出基礎性與前瞻性的攻關研究，以服務于國家文化強國、浙江文化強省重大戰略需求，故出版《浙學》叢書。叢書擬設浙學學術史研究、名家研究、文獻研究、文學研究、浙學與中華文化研究、海外浙學、學術評論與札記等學術欄目。叢書計劃每年出版2輯，每輯收入浙學研究文章15篇，約18萬字。每輯資助10萬元，包含100冊樣書，2萬元稿費（含策劃費）。
浙學(第一輯) 目錄
◎學術史研究
論永嘉禮學
論浙學的內涵、精神、學派人物與當代價值
百年浙東學派研究及其折射的社會關懷
◎名家研究
朱熹與黃宗羲異同的比較
——以“一本萬殊”論為中心的考察
從程文德思想與交友看金華儒學在明中葉的傳承演變
清初浙西朱子學家呂留良與陸隴其比論
——以《四書》學為中心
邵晉涵與章學誠的生前交誼與身后地位
◎文獻研究
從朱、呂書簡辨二人異同
晚清江南軍機大臣稿鈔日記五種述略
◎文學研究
銜華佩實：呂祖謙融會理文的理路與貢獻
“金華四大家”宋濂、王秫、胡翰、戴良的詩文成就
展開全部
浙學(第一輯) 節選
論浙學的內涵、精神、學派人物與當代價值（節選） 吳光 提要：本文簡要梳理浙江歷史文化發展的背景與脈絡，認為浙學以王充為開山祖，于南宋永嘉、永康、金華、四明之學異軍突起時成型，于姚江學派、蕺山學派創立之際升華，梳理浙學與浙東學派兩個概念的歷史脈絡，重申了“浙學”的狹義、中義、廣義三個內涵，并根據廣義的“浙學”概念，重新梳理了由宋至今“浙學”的主要學派與人物。文章進而詳細闡述了“浙學”的基本精神，指出其中具有的實事求是、崇義謀利、知行合一、民主君客、兼容并包等思想，對浙學的當代價值作了充分肯定。 關鍵詞： 浙學 淵源 演變 內涵 價值 “浙學”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分支，作為富有活力的地域文化形態之一，從南宋成型以來已歷經700余年。它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重要作用，而在當代，隨著浙江經濟的迅猛發展和學術文化的日益繁榮，人們對隱藏在浙江經濟社會發展背后的文化動力日益關注并進行深層次的探討。因此，從理論上深入探討“浙學”的思想內涵、基本精神、學派人物及其當代價值是十分必要的。 一、“浙學”的文化淵源與演變大勢 考察浙學的來龍去脈，就不能不系統考察浙江歷史文化發展的背景與脈絡。從地域文化的形成歷史與特點看，浙江在古代屬于吳越文化地區。吳越自古以來就關系密切。據《越絕書》所記，伍子胥云：“吳越為鄰，同俗并土。”同書記范蠡云：“吳越二邦，同氣共俗。”這說明吳越地區的文化聯系歷來非常密切，這也是人們經常合稱“吳越”的歷史原因。 但嚴格地說，“吳越文化”是有吳文化與越文化的各自傳承與特色的。“吳文化”主要指蘇南上海地區的文化傳承，“越文化”主要是指浙江地區的文化傳承。在越文化區，有5萬年前的“建德人”文化，有距今8000年以上的跨湖橋文化（在今杭州市蕭山區境內）、有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在今余姚市境內），有距今4000至6000年的馬家浜文化（在今嘉興境內）和良渚文化（在今杭州市余杭區境內），以其在當時絕對先進的制陶、制玉工藝和石器、骨器、木器、竹器等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及干欄式建筑模式，向全世界宣告了浙江地區史前文明的悠久與發達。而在古代文明史上，浙江以其古越國、漢會稽郡、五代吳越國的輝煌歷史著稱于世。這一切，為浙江人文精神傳統的形成及代表該傳統的“浙學”的形成提供了豐富多彩的歷史依據。也可以說，浙江的文明歷史正是浙學的源頭活水。例如，河姆渡文化遺址的“雙鳥舁日”象牙雕刻圖案正可以解讀為浙江先民的“天人合一”觀念，良渚文化遺址的“羽冠、人面、獸身”三位一體玉琮雕刻圖案也可以視為先民“萬物一體”觀念的象征。再如，我們可以從古越國勾踐君臣“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興越滅吳、稱霸中原的歷史經驗中總結出以民為本、因勢待時、艱苦奮斗、開拓創業的人文精神，可以從吳越國的歷史中提煉出和平發展、多元包容的人文精神。 我認為，從學術發展的脈絡而言，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浙學”的理論源頭，可以從東漢的王充算起。1993年我在永康舉行的陳亮學術研討會發言中提出“王充是浙學開山祖”的觀點，被一些學者接受和闡發。但也有人不同意拙見，認為王充“譏圣反儒，世目之為異教”，豈足以傳承浙學！其實，這是不解王充《論衡》之故。蓋《論衡》雖有《問孔》《刺孟》諸篇，但王充并不“譏圣反儒”，相反，他是“尊圣崇儒”的。王充在《論衡》中處處以孔子為“圣人”。例如，《命祿篇》稱“孔子圣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定賢篇》也說“孔子，圣人也”。其《問孔篇》只是批評“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圣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王充評論說：“夫賢圣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孔子，圣人也。”這哪里是非圣，只是實話實說而已！難道在思想解放的當今，還有人認為圣人所言“句句是真理”、批評不得嗎？至于斷言王充“反儒”，也是厚誣古人。據《后漢書·王充傳》：“充少孤，鄉里稱孝。后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按：太學是當時*高學府，班彪是東漢著名史學家和古文經學家。）一個“鄉里稱孝”又受名師教誨的太學弟子，會是“反儒”學者嗎？況且《論衡·非韓篇》明確批評了韓非“貴耕戰而賤儒生”的主張是“棄禮義求飲食也”，指出“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進而主張：“治國之道，所養有二： 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髙之人，以示能敬賢。”這不正是儒家“德治”“禮治”主張嗎？與“譏圣反儒”毫不沾邊！而我之所以以王充為浙學開山祖，更深層的原因在于，王充是浙江思想文化史上**個建立了系統的哲學理論、形成了兼融儒道法思想體系的學者，其《論衡》一書以“實事疾妄”為學術宗旨，浸透了崇實黜虛、以民為本、經世致用、開拓創新的人文精神，而這正是后起的宋元明清乃至近現代“浙學”學者一脈相承的基本精神，也是浙學的特點所在。 然而，王充的思想雖然有引領風尚的作用，但王充所處時代并沒有形成人才濟濟的“浙學”學派。“浙學”的成型還是在永嘉、永康、金華、四明之學異軍突起的南宋時代。陳傅良、葉適代表的永嘉之學與陳亮所代表的永康之學，給浙學打上了承認功利、講求事功的思想烙印，呂祖謙代表的婺學與楊簡、袁燮為代表的四明之學則分別傳承了中原文獻之學和江西陸學的精神傳統。到了明代中后期，以王陽明為宗主的姚江學派不僅遍及兩浙，而且風靡全國，確立了以“良知”為本體、“致良知”為方法、“知行合一”為實踐模式、“明德親民”為政治理想的良知心學體系。而在明清之際，劉宗周（蕺山）的誠意慎獨之學獨樹一幟，形成了涵蓋兩浙的蕺山學派；其高足弟子黃宗羲接踵而起，力倡重視經世實踐的“力行”哲學，開創了具有民主啟蒙性質和實學特征的浙東經史學派，從而使“浙學”升華到足以主導中國思想潮流的地位，成為推動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運動的思想大旗。而自南宋至明清，浙學內部雖可謂學派林立，宗旨各異，但其主流，則是以“求實、批判、兼容、創新、民本”為根本精神的兩浙經史之學。 這便是“浙學”從孕育到成型、發展的大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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