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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循吏與明清時期司法實踐/徐忠明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4772709
- 條形碼：9787544772709 ; 978-7-5447-7270-9
- 裝幀：精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情感.循吏與明清時期司法實踐/徐忠明 本書特色
自太史公開創了修史之軌轍后，在中華帝國的正史編撰傳統中，有那么一類官員成為帝國官僚所要仿效追慕的榜樣，他們恪守官箴，事君以忠，牧民以愛，他們即可稱作“循吏”。能夠在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循吏，無疑是帝制中國模范官僚的代表。傳統中國具有“家國同構”的泛倫理制度和泛道德政治，以循吏為代表的司法官員群體是禮法制度的贊同者與司法實踐的操作者，從而在禮法制度與司法實踐之間起到了橋梁或媒介的作用，是發掘和理解傳統中國，尤其是明清時期司法裁判獨特意蘊的關鍵。
本書從三個維度展開了翔實的討論：考述傳統中國循吏的歷史源流，分析循吏賴以存在的制度基礎與文化氛圍，解讀循吏司法的獨特風格。據此，作者向我們精彩地展現了三種相互關聯的類型建構：“情感本體”的文化類型，踐行“愛民情感”的官僚類型，以及“情法兼顧”的司法類型。可以這么說，明清時期以循吏為代表的司法官員群體，其司法裁判以考量“情感”為基本特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傳統中國的政治信念與司法理想。
情感.循吏與明清時期司法實踐/徐忠明 內容簡介
自太史公開創了修史之軌轍后，在中華帝國的正史編撰傳統中，有那么一類官員成為帝國官僚所要仿效追慕的榜樣，他們恪守官箴，事君以忠，牧民以愛，他們即可稱作“循吏”。能夠在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循吏，無疑是帝制中國模范官僚的代表。傳統中國具有“家國同構”的泛倫理制度和泛道德政治，以循吏為代表的司法官員群體是禮法制度的贊同者與司法實踐的操作者，從而在禮法制度與司法實踐之間起到了橋梁或媒介的作用，是發掘和理解傳統中國，尤其是明清時期司法裁判獨特意蘊的關鍵。本書從三個維度展開了翔實的討論：考述傳統中國循吏的歷史源流，分析循吏賴以存在的制度基礎與文化氛圍，解讀循吏司法的獨特風格。據此，作者向我們精彩地展現了三種相互關聯的類型建構：“情感本體”的文化類型，踐行“愛民情感”的官僚類型，以及“情法兼顧”的司法類型。可以這么說，明清時期以循吏為代表的司法官員群體，其司法裁判以考量“情感”為基本特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傳統中國的政治信念與司法理想。
情感.循吏與明清時期司法實踐/徐忠明 目錄
尋常史料與不尋常的思考（代序）
**章 訴諸情感：明清中國司法的心態模式
一、 情感：明清秩序的基礎
二、 申冤：民眾的訴訟心態
三、 哀矜：儒吏的裁判心態
第二章 循吏與明清中國的司法實踐
一、 引言：問題的由來
二、 明清循吏的歷史淵源：概念與例證
三、 明清循吏的社會基礎：制度與文化
四、 明清循吏的調處息訟：仁愛與教化
五、 明清循吏的刑事裁判：哀矜與寬宥
六、 明清循吏的司法技藝：智謀與神判
七、 余論：結語與引申
第三章 清代中國司法裁判的形式化與實質化
一、 引言：問題由來
二、 清代裁判的歷史脈絡
三、 清代裁判的個案解讀
四、 余論：原因探究
參考文獻
后記
**章 訴諸情感：明清中國司法的心態模式
一、 情感：明清秩序的基礎
二、 申冤：民眾的訴訟心態
三、 哀矜：儒吏的裁判心態
第二章 循吏與明清中國的司法實踐
一、 引言：問題的由來
二、 明清循吏的歷史淵源：概念與例證
三、 明清循吏的社會基礎：制度與文化
四、 明清循吏的調處息訟：仁愛與教化
五、 明清循吏的刑事裁判：哀矜與寬宥
六、 明清循吏的司法技藝：智謀與神判
七、 余論：結語與引申
第三章 清代中國司法裁判的形式化與實質化
一、 引言：問題由來
二、 清代裁判的歷史脈絡
三、 清代裁判的個案解讀
四、 余論：原因探究
參考文獻
后記
展開全部
情感.循吏與明清時期司法實踐/徐忠明 節選
明清循吏的司法技藝：智謀與神判 在前面的討論中，筆者已經涉及了明清時期循吏的司法技藝問題。因為歸根結底，調處息訟與哀矜折獄屬于司法技藝中的兩個不同側面。下面，我們將要繼續探討明清時期循吏的司法技藝的另一側面——破案智慧與超驗神判。前者關注的是人的司法智慧，后者凸顯的是神的明察秋毫。與此同時，本書還將略微涉及明清時期循吏的法律知識與司法能力之間的關系問題，以期揭示司法官員的法律知識和經驗能力之于司法實踐的價值究竟何在。 倘若我們展讀五代和凝父子編輯的《疑獄集》與宋代鄭克擴增的《折獄龜鑒》之類傳統中國破案斷獄的資料匯編，就可以發現，司法官員洞察“人情”和“物理”的能力，乃是他們司法智慧和司法技藝的基礎，而在“智慧與技藝”背后，則仍然蘊含著“仁恕哀矜”的道德情感。這是因為在中國古人（尤其是儒家）眼里，與“智慧和技藝”相比，道德具有天然的優越性和正當性；也就是說，他們對知識和技術進行了道德化的處理。就司法實踐而言，司法的“智慧與技藝”同樣必須在道德引領下，才能發揮積極的作用。為了進一步證明上述判斷，我們來看《疑獄集??序》的相關闡述： 《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君子以折獄致刑。”《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兩造具備，師聽王辭。”是知古之圣賢，慎茲獄訟。念一成而不變，審五聽以求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俾無枉濫，以召和平。在上者既能盡心，居下者得以措手。其來尚矣，可略言焉。……足使愚夫增智，聽訟而不敢因循；酷吏斂威，決獄而皆思平允。助國家之政理，為卿士之指南。仁人之言，其利甚溥。況當圣世，拒可 忽旃。……父作子述，誠有愧于下才；刑清獄平，冀少裨于大化。 這篇《序》的要旨有三：其一，扼要地闡述了遠古圣賢和儒家經典關于“聽訟折獄”的核心思想，無論“明罰敕法”抑或“折獄致刑”，關鍵在乎“惟刑之恤”。所謂“五聽求情”，系指司法官員的知識和技術，即司法官員如何通過兩造的五種不同（色、氣、詞、耳、目）的臉部表情和心理反應，來判斷他們的“口供”的真實程度，屬于“聰明”的智慧范疇——主要是指經驗智慧；而“慎茲獄訟”和“致其忠愛”，則包括了司法官員的職業態度和道德情感的兩個層面。兩者結合起來，它們的*終目的，乃是達到“俾無枉濫，以召和平”的理想境界。其二，簡潔地說明了作者編集《疑獄集》的旨趣，所謂“助國家之政理，為卿士之指南”者是也。具體來講，系指“足使愚夫增智，聽訟而不敢因循；酷吏斂威，決獄而皆思平允”。不消說，前者關乎司法的智慧和技藝，后者涉及司法的職業態度和道德情感。合而觀之，乃是追求“決獄平允”或“刑清獄平”的司法境界。在作者看來，良好（酷吏斂威和平允無冤）的司法效果，有賴于司法官員的法律技藝和道德情感。其三，所謂“父作子述”一言，既交代了《疑獄集》的編撰情況，又隱含了作者重視司法實踐的基本態度。 元代杜震在《疑獄集??序》中也有類似的意見： 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泛與眾共之。”古之君子，其詳慎用刑而不敢忽也如此。大抵鞫獄之吏，不患其處事之不當，每患其用心之不公；不患其用心之不公，每患其立見之不明。茍其仁足以守，明足以燭，剛足以斷獄，無余憾矣。 這篇《序》所欲闡述的基本道理只有一點：唯有在“仁足以守，明足以燭”（道德與智慧兼容并包）的條件下，司法官員才能實現“足以斷獄”之目的。總之，在中國古人看來，法律知識與司法技藝，只是聽訟折獄的一個方面，而非全部內容。換句話說，司法官員的道德情感（哀矜）與職業態度（審慎），乃是實現司法平允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對此，南宋景定年間的趙時藁在《折獄龜鑒??跋》中這樣寫道：“蓋獄者民之命，折獄者貴其明而尤不敢輕用其明。龜鑒有書，所以推廣其明而示人以慎重之意也。”在趙時藁看來，司法官員的折獄態度非常重要。也就是說，司法官員必須要“明”，但卻不能輕易用“明”，進而，即使具備了“明”，仍然要用“慎”來加以約束。無論“明”抑或“慎”，都要秉承一個基本前提，即是“惟良折獄”的古訓。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惟良折獄，罔非在中”與“哀敬折獄，咸庶中正”的理想境界。歸根結底，還是強調司法官員的道德操守，只是，趙時藁已經充分地認識到了法律知識和司法技藝之于聽訟折獄的關鍵作用。 此外，清代道光年間的許梿在《折獄龜鑒??敘》中這樣寫道： 甲午歲冬，與天門熊君璧臣有刑部比照加減成案之刻，以為案者已成之獄，而深有感于哀敬折獄之旨。……或疑其（筆者按：系指《折獄龜鑒》）偏主于寬，未協中道，不知法有寬有猛，心有寬無猛，道德之弊，猶或流為申韓，刻核以立論，其不為《羅織經》者幾希。……著其法于事，而存其心于論，不可謂非中道。……讀是書者，知人罪之出入，務慎之于定案之先，其于哀敬之思，且油然生矣。 許梿在《敘》中明確指出：“哀敬”乃是折獄的核心價值。與此同時，針對有人批評《折獄龜鑒》偏于寬宥的論調，許梿認為：首先，司法官員應持“有寬無猛”的折獄態度，這顯然是“哀矜”思想的另一表述。其次，竭力表彰《折獄龜鑒》能夠貫徹“著其法于事，存其心于論”的“中道”精神—法律與情感之間的平衡，審慎與哀矜之間的平衡。 一句話，像《疑獄集》和《折獄龜鑒》以降的司法故事匯編，有著千年一貫的傳統，它們旨在展現，在司法官員必須具備“審慎”的職業態度與“哀矜”的道德情感的前提條件的引領下，傳統中國的司法智慧和司法技藝。反過來講，它們也是傳統中國司法經驗的積淀與匯總。所以，把握其中的核心要義，對于我們理解傳統中國的司法實踐的意義，實在不可小覷。而這也是本書專門予以討論的原因之所在。 這種思想觀念、法律知識和司法技藝，在鄭克所撰《折獄龜鑒》的“按語”中也有很好的體現，囿于篇幅，這里不再展開討論。下面，我們來看歷代《循吏列傳》中的記載。 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皃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 其中，所謂“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一句，可謂意蘊豐富。隨著孝武皇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戰國以降逐步形成的法制傳統與“吏道”傳統，如今漸次朝著“儒法結合”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以“通于世務”來概括的行政和司法的經驗知識，與文本上的法律知識和經典知識，在司法實踐中也出現了融合的局面。由此，儒家倡導的“哀矜折獄”的司法理念，也得到了相應的落實。2這是循吏得以興起—盡管他們早在文景時期就已出現，以及在司法實踐中兼顧“法律與道德”的意識形態背景。 班固在《漢書??循吏傳》中盛贊黃霸的司法能力，文曰： 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于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 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可見，黃霸兼具“明察內敏，又習文法，溫良有讓”的司法經驗和道德情感。在司法實踐中也能做到“持法平允”，從而贏得了“吏民愛敬”和皇帝的賞識。然而，這些都是一般意義上的評論，而沒有涉及具體的決獄智慧。 在《南齊書??良政列傳》中，則記載了傅琰決獄的著名故事： 故事一 太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傅）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核，縛團絲于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故事二 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為偷盜。 從傅琰審理的兩個案件中，我們看到了傅琰確實頗具司法的智慧和能力。然而，這種智慧和能力與法律知識沒有任何關系，而是凸顯傅琰的明察和經驗。它們與傳記“琰尤明察，又著能名”的評價吻合，主要表現在揭破真相和獲取證據的能力上。就兩個案件的取證而言，我們確實看到了傅琰觀察“物理”的能力，但是必須承認，這種“觀察”尚需一定的條件。這里，我們稍作抬杠。在“故事一”中，如果賣糖者足夠機智，事前也來“敲打”團絲，那么傅琰的取證工作，就有可能受阻。在“故事二”中，倘若“言豆者”足夠聰明，拖延一下時日，等到雞胃中的食物排泄干凈，再去衙門訴訟，那么傅琰的判斷也會出錯。當然，這些都是“馬后炮”式的事后高明，甚至是無理取鬧，并不符合案發當時的情境。況且是否即時提起訴訟，也非“言豆者”能夠單方決定。不過這也告訴我們，揭破案件的事實真相，確實并非易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據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何胡適要將包公式的司法官員視為“中國的歇洛克?? 福爾摩斯”。根本原因，即是他們的案件偵破能力和獲取證據能力，與法律知識和是否“依法裁決”無關。與此同時，這也告訴我們，一味以法律知識來考慮傳統中國司法官員的決獄能力，可能有失偏頗。撇開其他因素不談，在傳統中國社會，導致冤假錯案的根本原因，或許并非由于司法官員的法律知識不足，而是因為他們“兼負”的破案能力不夠，再加“審限”制度的約束，一旦草率將事，難免出現冤假錯案。 這類刻畫司法官員“明察”的故事，在歷代《循吏列傳》中還有若干。現在，我們來看明清時期《循吏列傳》的相關記載。先來解讀《明史??循吏列傳》中的故事： （張淳）授永康知縣。……巨盜盧十八剽庫金，十余年不獲，御史以屬淳。淳刻期三月必得盜，而請御史月下數十檄。及檄累下，淳陽笑曰：“盜遁久矣，安從捕。”寢不行。吏某婦與十八通，吏頗為耳目，聞淳言以告十八，十八意自安。淳乃令他役詐告吏負金，系吏獄。密召吏，責以通盜死罪，復教之請以婦代系，而己出營貲以償。十八聞，亟往視婦，因醉而擒之。及報御史，僅兩月耳。 一個“十余年不獲”的巨盜盧十八，卻在張淳手里僅僅費了“兩月”即被緝獲，充分展現出張淳偵破案件的超強能力。必須指出，張淳緝獲巨盜的手段，屬于“鉤慝”之法。所謂“鉤慝”之法，鄭克在《折獄龜鑒》中曾有簡要的解釋：“按：賊逃匿者，譎使出焉，免于追捕之煩，其術固不可廢。然人之逃匿，既可譎取之矣，則賊之隱匿，亦可譎取之也。擿奸鉤慝，是譎取其情者也。”說白了，所謂“鉤慝”，即是“詐術”。在偵破這起巨盜案件時，張淳設計了一個連環套。首先，他“請御史月下數十檄。及檄累下，淳陽笑曰：‘盜遁久矣，安從捕。’寢不行”。請求御史不斷下檄，乃是為了迫使巨盜逃匿；張淳“寢不行”而佯裝懈怠，則是為了麻痹巨盜，使其放松警惕。盧十八果然中了圈套，所謂“意自安”，即是此意。其次，張淳得知“吏某婦與十八通，吏頗為耳目，聞淳言以告十八”，隨即采取將計就計的辦法，“乃令他役詐告吏負金，系吏獄。密召吏，責以通盜死罪，復教之請以婦代系，而己出營貲以償”。張淳利用“鉤慝”之法，達到“引蛇出洞”之目的。果不其然，巨盜得知吏婦入獄，“亟往視婦”，卻因醉而被張淳擒獲。 順便指出：其一，根據《大明律》卷十八“常人盜倉庫錢糧”規定,得財價值八十貫，處以絞刑。據此，巨盜盧十八至少應判絞刑。另據卷二十七“知情藏匿罪人”規定：“若知官司追捕罪人，而漏泄其事，致令罪人得以逃避者，減罪人罪一等。”其二，按照卷一“加減罪例”規定：死罪減一等，應得流三千里。如果這樣的話，某吏當得流三千里的刑罰。由此看來，張淳“責（某吏）以通盜死罪”的指控，恐怕與法律規定不合。其三，至于“復教之請以婦代系，而己出營貲以償”的舉措，更是沒有法律依據。因為根據《大明律》卷二十八“囚應禁而不禁”規定：對于流罪囚犯應禁而不禁，相關的司法官員必須承擔法律責任，笞責五十。所以，張淳讓某吏“己出營貲以償”的行為，屬于違法行為。然而，在張淳看來，只要能夠緝獲罪犯，采取何種手段并無嚴格限制，在法律上是否得當也可以在所不問。實際上，這并不是張淳的個人風格，而是傳統中國司法實踐中的普遍現象。 描寫張淳善于聽訟和破案的評價和故事，在傳記中還有記載。請看： 故事一 （在建康擔任縣令時）日夜閱案牘。訟者數千人，剖決如流，吏民大駭服，訟浸減。凡赴控者，淳即示審期，兩造如期至，片晷分析無留滯。鄉民裹飯一包即可畢訟，因呼為“張一包”，謂其敏斷如包拯也。 故事二 民有睚眥嫌，輒以人命訟。淳驗無實即坐之，自是無誣訟者。 故事三 歲旱，劫掠公行，下令劫奪者死。有奪五斗米者，淳佯取死囚杖殺之，而榜其罪曰“是劫米者”，眾旨懾服。 故事四 久之，以治行**赴召去永，甫就車，顧其下曰：“某盜已來，去此數里，可為我縛來。”如言跡之，盜正濯足于河，系至，盜服辜。永人駭其事，謂有神告。淳曰：“此盜捕之急則遁，今聞吾去乃歸耳。以理卜，何神之有。” 關于“故事一”，前面已經作過討論，不再贅述。根據“故事二”所述，明清時期的民間百姓往往因“睚眥小忿”而“輒以人命”起訴，這種風氣非常流行。但是，面對這種情況，只要尚未造成致命后果，地方官員往往以“鄉愚無知”為理由，采取網開一面的態度，或者以“訟簡刑措”為借口，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因此，很少按照“誣告反坐”的法律進行懲辦，通常是杖責了事，以致誣告之風熾盛，成為難以根治的社會問題和司法頑癥。有所不同的是，張淳本著“現實主義”的態度，面對民眾的誣告風氣，不是采取“姑息養奸”的態度，而是依法予以懲罰，傳記所謂“驗無實即坐之，自是無誣訟者”。再加張淳“剖決如流”的干練敏斷和勤于聽訟，從而出現了“吏民服，訟浸減”的結果。事實上，這也是“仁恕愛民”和“欽恤罪犯”的表現。必須指出：民眾誣告與地方官員消極懈怠、壓抑訴訟、處置不當或審斷不公，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甚至可以這么說，正是地方官員的上述行為，才導致了民間百姓的誣告和纏訟的風氣。在“故事三”中，張淳針對饑民公然劫掠的行為，一是“下令劫奪者死”，這僅僅是文本上的恐嚇，未必有效。這是因為對于真正的“奪五斗米者”，張淳又不忍心根據自己所下的“劫奪者死”的命令處以死刑。換句話說，張淳的司法實踐，仍然蘊含著“哀矜”饑民的道德情感。二是“佯取死囚杖殺之”，并且“榜其罪曰‘是劫米者’”。這當然是一種“殺雞儆猴”的策略。不過兩者相配，頗能給人一種“令行禁止”的感受。由此可見，張淳措置干練，應對靈活機變，以致取得了“眾旨懾服”的積極效果。在“故事四”中，我們更能看出張淳的破案能力。就表面而言，很有一種“料事如神”的氣派。但是，我們從張淳自謂“此盜捕之急則遁，今聞吾去乃歸耳。以理卜，何神之有”一言可知，這是張淳“人情練達，世事洞明”而后取得的司法能力。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張淳的司法能力并非來自法律知識，而是來自先天智慧和后天經驗。 我們再看《清史稿??循吏列傳》中的其他故事： 故事一 （咸豐年間，李炳濤先后出任蒙城和亳州牧令，有機警，善斷獄之譽。）在蒙城，營馬為賊所劫。乃傳諭，詰旦城但啟一門。見有馬奔出，有鞍而無轡，命羈之。俄一人手持一封，將出城，回顧者再，縛之。發其封，則轡與劫物皆在，其人伏罪。 故事二 在亳州，田父報子夜投井死，驗無傷，井旁有汲水器。炳濤念夜非取水時，既原死，何暇持器。詢其婦，無戚容。偵其平日與鄰婦往來，拘鄰婦鞫之，果得狀。蓋鄰婦弟與婦通，欲害其夫。適其夫以事忤父，鄰婦邀醉以酒而投之井。置汲器者，欲人信其取水投井也，于是皆伏法。 就“故事一”而言，李炳濤可謂“機警”，而其成功緝獲盜馬賊的根本原因，乃是洞察人情事理。首先，傳諭“詰旦城但啟一門”的理由，是因為李炳濤洞察盜馬賊急需出城，逃避官府的追捕。可以想象，如果四處城門皆開，就會給緝捕盜馬賊帶來不必要的困難。其次，李炳濤下令只要“見馬奔出，有鞍無轡，羈之”，是因為被盜之馬有鞍無轡，這是緝捕盜馬賊的重要線索，不能輕易放過。果不其然，捕快一舉緝獲了盜馬賊。其中，尚有盜馬賊“回顧者再”的細節，引起了捕快的注意，從而將盜馬賊綁縛歸案。從“故事二”來看，引起李炳濤特別注意的疑點有三：一是“夜非取水時”，二是“既原死，何暇持器”，三是“詢其婦，無戚容”。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經驗與人類情感的反映。試想：在通常情況下，誰會深更半夜去井邊打水？一個想要自殺的人，難道還會帶著汲水工具投井自殺？面對丈夫死于非命，妻子難道毫無悲切的情感流露？這些都是違反常識（常理和常情）的現象，因此引起了李炳濤的注意。可見，這是一起他殺案件。據此判斷，李炳濤展開了調查，結果案件的真相得以大白天下——鄰居“婦弟”與死者妻子私通，起意謀殺親夫。案發現場乃是被告的偽造，以期制造自殺的假象。案件被李炳濤審問清楚，被告只得認罪服法。值得稍事探究的是，就“鄰婦弟與婦通，欲害其夫。適其夫以事忤父，鄰婦邀醉以酒而投之井”來看，其中有一法律問題值得追問：死者之妻是否與奸夫共謀？單就此言而論，死者之妻似乎并不知情，因為“欲害其夫。適其夫以事忤父，鄰婦邀醉以酒而投之井”表明，是鄰婦和兄弟密謀將死者投之于井的。而且從“拘鄰婦鞫之，果得狀”來看，結果也是如此。否則，何以李炳濤只字不提死者之妻的行為呢？倘若這樣，那么，根據《大清律例》卷二十六“謀殺奸夫”規定：“其妻妾因奸同謀殺死親夫者，凌遲處死；奸夫處斬。監候。若奸夫自殺其夫者，奸婦雖不知情，絞。監候。”在本案中，鄰婦也參與了謀殺親夫的犯罪，按照同律卷二十六“謀殺人”規定：“凡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絞，監候。”綜上，奸夫當得斬監候，鄰婦當得絞監候，奸婦也應該處以絞監候。當然，傳記沒有提到三人應該如何定罪量刑。 下面，我們接著分析《清史稿??循吏列傳》的故事： 故事一 （乾隆年間，朱休度出任山西廣靈知縣）尤善決獄，劉杷子妻張，以夫出，饑欲死，易姓改嫁郭添保。疑郭為略賣，詰朝手刃所生子女二而自剄。休度詣驗，婦猶未絕，目郭作聲曰：“販，販！”察其無他情，讞定，杷子乃歸。眾曰： “汝欲知婦所由死，問朱爺。”休度語之狀，并及其家某事某事。杷子泣曰：“我歸愆期至此，勿怨他人矣。”稽首去。 故事二 薛石頭偕妹觀劇，其友目送之。薛怒，刃傷其左乳，死。自承曰：“早欲殺之，死無恨。”越日，復詰之曰：“一刃何即死也？”薛曰：“刃時不料即死。”曰：“何不再刃？”薛曰：“見其血出不止，心惕息，何忍再刃？”遂以誤 殺論，減戍。
情感.循吏與明清時期司法實踐/徐忠明 作者簡介
徐忠明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法學研究所所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學術興趣集中在古典中國的法律與文學、傳統中國法律文化、明清中國的司法制度與司法實踐。出版著作《案例、故事與明清時期的司法文化》《眾聲喧嘩：明清法律文化的復調敘事》《明鏡高懸：中國法律文化的多維觀照》等十余部，發表論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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