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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湖與熱島—中國未來聚落模式與空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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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文翰
出版社: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時間:2019-06-01
開本: 16開 頁數: 250
本類榜單:農業/林業銷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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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湖與熱島—中國未來聚落模式與空間格局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1642059
  • 條形碼:9787511642059 ; 978-7-5116-4205-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冷湖與熱島—中國未來聚落模式與空間格局 內容簡介

本書從城鄉規劃視角預期我國人口空間分布、經濟格局與生活方式產生的分異,展望我國未來社會聚落模式與總體格局,并設想在云貴高原與黃土高原發展大型生態聚落。本書前兩章主要分析指出我國城市化進程如果繼續沿用西方模式將難以為繼;第三章闡述科技進步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與應對策略,以及由此推斷我國新的空間發展方向;四、五、六章主要講述兩大高原聚落形成的依據與技術途徑;第七章展望我國未來發展前景、總體功能區劃和人們的生活方式的變化;第八章主要闡述本書構想的現實意義。

冷湖與熱島—中國未來聚落模式與空間格局 目錄

**章城鎮化的困局


用地指標


蟻族現象


控制的副作用


城市的規模與容量


關于新型城鎮化


看不懂的城市群


第二章繞不開的麻煩


土地資源


旅游業的前景


能源與環境


人口老齡化


中等收入與一帶一路


第三章劍走偏鋒


技術進步的影響


關于“低保”


游泳池的處理方式


虛實之間


思維辨析


第四章云貴高原興起


攀枝花的啟示


竹子建筑


麗江客棧


回歸自然


再說西部大開發


第五章尋找神燈


蒼天厚土


現實的困境


綠色建筑與窯洞


掩土與薄殼


有無之間


生態修復


第六章黃土聚落形成


銀河九天


無形的手


自然經濟復蘇


主流社會


發展轉型


軍旅文化


社區重塑


第七章大格局


有絲分裂


經濟熱島


鄉村振興


主體功能區劃


多彩世界


第八章可預見的未來


科幻與現實


窗口期


關于產能過剩


諾亞方舟


文明的境界



后記


展開全部

冷湖與熱島—中國未來聚落模式與空間格局 節選

**章城鎮化的困局 我國城鎮化的問題在于大城市人滿為患,小城鎮增長乏力。 小汽車的普及使原本就擁擠的城市雪上加霜,而基于對大城市病的憂慮——對城市規模的控制,雖然使“病情”有所緩解,但卻推高了房價,對年輕的外來者構筑了越來越高的門檻,使城市喪失發展活力;限制大城市、鼓勵中小城市的落戶政策又與產業聚集和人口流動方向相反,這樣一來我們設想和規劃的若干城市群可能多數都會落空。 用地指標 乒乓球與足球在中國冰火兩重天。人們對足球沖不出亞洲和乒乓球獎杯出不了國門已見怪不怪,足球迷的憤怒、失望與不離不棄也曾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于是教練、黑哨、足協、體制,甚至國家體育總局一度成了眾矢之的,不過這些責任全都讓他們來背著實有些冤枉。 我們不妨比較一下兩只球的大小:乒乓球直徑40毫米,可以攥在手里或裝在上衣口袋,足球直徑220毫米,和乒乓球拍差不多,需要挎在身上。球的大小不同,需要的場地也就不同:一個標準的乒乓球桌15米×27 米,有4~5 米寬、7~8米長的場地,即30~40平方米,甚至再小一點,兩人就能玩,平均每人需要20多平方米;足球場一般寬60~70米、長90~120 米,國際標準賽場通常在7 000多平方米,供22人在場上比賽,如果是非標準練習場,八九個或十來個小朋友踢球——足球要從娃娃抓起,人均200平方米,也需要2 000平方米。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幾乎都很難找到這樣的空閑場地,而在荷蘭一個幾萬人的小城就有八九個標準球場,更不用說隨處可見的草地了。好在作為體育大國的國民心態已經顯得比較平和,因為我們不缺金牌, 2008年北京奧運會更是到了巔峰,現在即使女排拿不到冠軍人們也還是會給予熱情的鼓勵,畢竟她們曾留給國人許多激動人心的回憶,而對于國足,*多只是開些善意的玩笑罷了。 我們都清楚一項運動要取得好成績需要廣泛的群眾基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幾乎都可以在乒乓球桌上揮兩下,在學校、機關、工廠、家屬院,除了室內球桌,還有操場上成排的“土造”水泥球臺,或者隨便用幾張桌子拼湊一個球桌,幾塊磚、幾本書當球網,幾乎每個小學生書包里都會裝一個球拍,許多球拍是用三合板自制的,總能因陋就簡創造條件。如今城市大街小巷都被小汽車塞得滿滿當當,再也見不到外面有孩子踢毽子、跳皮筋、打沙包,更談不上踢足球了,而且健康專家還時不時提醒人們空氣質量不好,要盡量待在家里。這就不能責怪教練或足協,應該先問問城市規劃部門。 我國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大約每人100平方米,*新頒布的《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GB 50137—2011)與20多年前的標準(GB 50137—90)幾乎沒什么變化。其中為職業比賽或練習用的球場,也就是政府建造的體育場館,就在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設施用地(A 類,占城市用地的50% ~ 80%)里,球迷在里面只能搖旗吶喊或伸著脖子當觀眾;在居住用地中,開發商按國家規定設有30%綠地,這些綠地是嚴禁踩踏的。按照2016年6月28日住房城鄉建設部批準《城市居住區規劃設計規范》,居住區文體用地的千人指標400~500平方米,即每人約05平方米,與修訂之前的規范(2002版)也沒有多大區別。如果城市人口中有1%的足球愛好者,要滿足他們的需求,整個城市的人均用地指標要增加2平方米,這可不是小事。 如今城市規劃新概念層出不窮,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既有創新,也不乏標新立異、冷飯熱炒與所謂新理念鼓吹者的沽名釣譽,以獲取更多的市場話語權。在提出衛生城市、海綿城市、生態城市、宜居城市、森林城市、園林城市、智慧城市、創新城市、數字城市、田園城市、旅游城市等等倡議后,*近城市“雙修”概念又變得熱絡起來,即城市的生態修復與功能修補。其實這也算不上什么新理念,城市規劃的每一輪修編,都是在檢討上一輪規劃的缺陷并根據實施狀況與未來發展的需求適時做出調整,當然包括城市生態與城市功能,但現在出現這一提法,背后似乎有一句潛臺詞:那就是像一幅畫,畫家告訴我們作品已大功告成,各項功能已基本齊備,布局結構準確無誤,色彩飽滿,只需做一些微調并把原先遺漏的小地方補上即可。如果真是這樣,那城鎮化進程就無須多費心思,只要按部就班往前推進就可以了。 但至少能讓孩子們出來活動吧?哪怕像80年代街頭擺放的臺球桌,大人們也該出來活動活動,拿不拿冠軍是小事,全民健康才重要。在不到10年時間里汽車像肥皂泡一樣冒了出來,擠占了城市所有空閑場地,使原本就不富裕的空間更加讓人窒息,規劃指標卻一直不動聲色。這些小汽車標志著我國從溫飽進入了小康,卻又把居民牢牢地堵在家里。要在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用地指標顯然不夠,應該調整,讓居民有一個相對寬敞的戶外場地。這些場地不一定要刻意打造文化特色,或是時髦的濱河景觀帶,而是出門就能玩耍、能聊天的空地,要做到這一點,城市人均用地指標至少要增加50平方米。這可不是個小數目。目前,我國城鎮居民數量在7億人左右,意味著需要增加5 000多萬畝1畝≈667平方米,全書同。土地——大部分要占用耕地,同時我們又要守住18億畝的紅線,事情就不好辦了,規劃部門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這不是簡單的功能修補,但不管怎么說我們既然要推進城鎮化,就應該讓城市生活更美好,更具吸引力,*起碼讓現有居民生活條件與環境得到改善,那就需要比現在更大的空間,與鄉村建設用地進行增減掛鉤,置換一些土地解決問題應該不會太難。 畢竟未來現代化強國的國民不能以削足適履、節衣縮食的方式來享受生活,更不能靠畫地為牢獲得自由。 蟻族現象 不過就目前情況看,即便居民有了這些場地,也未必有時間出來玩:孩子們作業負擔太重,誰也不敢輸在起跑線上,而大城市年輕的上班族將大把的時間都花在了路上。在北京通州區寒冷而平凡的早晨,天還沒亮公交車站就排起長隊,在昏暗的路燈下會發現隊伍中有很多老人,這些老人為了能讓上班的孩子多睡一兩個小時,來替他們排隊,因為路上還需要一兩個小時。“孩子上班實在太辛苦”,老人們就在瑟瑟的寒風中分擔著這份辛苦。當北京將城市擴展到五環、六環時,能幸運地買到房子的上班族,天不亮就要起床,等下班回到家里,家人已經熟睡,常常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一些人索性在單位附近與別人合租一個住處,除了周末,中間再回一趟家,儼然成了住在本市的“外地人”。理論上合理的上班出行的時間不應超過40分鐘,現實是北京年輕人上下班不超過2小時算不錯,三四個小時不足為怪,但比起蟻族還算幸運。 這里說的“蟻族”是指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邊緣的城鄉接合部居住生活的低收入年輕族群,也被稱為繼農民、農民工和下崗職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勢群體:雖不是一流的名牌大學畢業,但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算是高智商,從事一些保險推銷,電子器材、廣告營銷,或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收入很低,常常處在半失業甚至失業狀態,為了生存,只能在城中村找便宜住處,或是城市居民區住宅樓的地下室,而且是多人合租。這些地下室或郊區農民自建房肯定不會按標準配備廚房和衛生間,每月租金400~500元,房客平均每人10平方米,也就沒有客廳與臥室之分,更談不上“南向滿窗日照1小時”采光標準,個中生活的艱辛,不置身其中怕是難以體會。 蟻族受社會關注與一本同名書有關。作者廉思是一名家在北京的年輕博士后,無意間讀到一篇大學畢業生艱難工作與生活的自述,令其感到震驚。出于對同為80后命運的關注,他開始組織課題組,后來甚至自籌資金對中關村附近一個叫唐家嶺的城中村——著名蟻族聚居地進行了兩年的調研,編制完成二十余萬字的研究報告,詳實披露了這一特殊群體真實又令人堪憂的生活,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之后中央電視臺和網絡媒體也對此進行了大量報道。當時唐家嶺原本只有3 000多人的村莊變成了近5萬人的城中村,為了改善這里的生活居住條件,政府進行了大規模拆遷改造。然而正如當時央視新聞1+1欄目中白巖松所述,這樣的拆遷改造使這里的房屋租金陡然增高,蟻族無力租住,只好尋覓更遠的城中村,新的“唐家嶺”像癌細胞一樣擴散,向外圍蔓延,蟻族上班距離更遠。距唐家嶺不遠的北四村,原村民6 000人,現人口9萬人。 蟻族還會長期存在,責任也不在他們的雇主。在北京北土城西路與鼓樓外大街——中軸線交叉口處的一幢高層寫字樓里有一家規模不大也不小的景觀設計公司,類似這樣名不見經傳的設計或技術服務公司在北京有很多。負責人也曾是一名優秀的設計師,除了想發財,也想有一番作為,將個人理想與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由于主流市場大多來自政府,公司受資質等級、品牌影響力與“業績”等客觀條件限制,沒有先天優勢登堂入室與大牌的國字號設計院同場競技,高端房地產樓盤也喜歡請國外知名品牌做景觀設計以獲取廣告效益,再加上自身經營管理等原因,公司只能在非主流市場“拾遺補缺”。 沒有好市場就沒有好收入,自然就發不出高薪水,員工大多來自像河北、安徽、山西等普通高校的本專業或相關專業畢業生,實力偏弱又進一步降低了市場競爭力,進入低檔次的循環,公司一直處在勉強的維持狀態。幸運的是老板大概在十幾年前一個偶然的原因,迫于無奈舉債按揭了這套500多平方米的、可以注冊公司的住宅樓,當時這里的房價每平方米近1萬元,算是冒了極大的風險。不到三年時間房屋價格幾乎翻了一番,終于使他長舒一口氣,如今價格每平方米已經漲到十幾萬元,終于可以高枕無憂了,沒想到多年辛苦打拼卻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圓了他的發財夢,也算天道酬勤。不過伴隨資產增值,公司經營狀況似乎一如既往,普通員工月工資仍然只有三五千元,房屋租金不斷上漲,公司增值的資產體現不到員工收入上,而生活成本卻不斷增加,員工淪為蟻族。而這樣眾多的“不入流”的民營小公司算不算“蟻公司”?假如這位老板當初沒有迫不得已舉債買下這套房子,恐怕連蟻族*基本的收入都維持不了,蟻族本身也就不存在,連老板自己也可能住進唐家嶺。至少他給了年輕人一個短暫的機會。 既然蟻族在大城市從事的是拾遺補缺的職業,那他們的居住生活也只能由被邊緣化的城中村農民來“拾遺補缺”了。廉思的研究報告及其后來的報道重點關注的就是這些大學生群體,即“青知蟻族”,是被社會長期忽略的群體。關于其現象、背后的原因以及任其發展的后果,無論報告或學界幾乎都取得了一致看法。相關報道估計這一群體在全國有上百萬,在北京有十幾萬甚至幾十萬,并且數量還在擴大。如果我們將低收入、高智商與群居作為蟻族的特征,那么其范圍和數量怕遠不止這些,或者說他們與其他族群并沒有明顯的界限,只是眾多居無定所人群中靠近末端的一個小片段而已。 就在距這家公司大約1千米的地方,在德外大街,距德勝門不遠處聳立著一座現代玻璃幕大廈,像一只驕傲的公雞,“雞冠”由醒目的大紅字標識了它的身份,“中國某某科技集團”,一家隸屬國資委的大型央企,同樣也做景觀設計,當然還有其他諸如建筑、規劃、市政、環衛等專業,業務范圍幾乎涵蓋了城市建設領域所有專業,應該算是勘察設計行業的巨無霸。旋轉門內外都有穿制服的保安,對外來訪客進行嚴格登記,寬敞高大的門廳兩側用“陰刻”手法裝飾著一人多高的字體和logo,盡顯國家級設計院氣派,明窗凈幾的環境中員工掛著胸牌,大小會議室里、屏幕前,長者睿智點播,青年才俊旗幟鮮明,才女們更是伶牙俐齒、咄咄逼人,令來訪的業主們誠惶誠恐。這里更成了無數蟻族魂牽夢縈的地方。能在這里工作的技術人員、設計師自然都是成績優秀的“名牌”大學畢業生,比如在園林專業院,近一半是北京林業大學園林系碩士畢業生,那幾乎是中國園林界的搖籃與“黃埔軍校”,其他多是人大、清華美院環境藝術專業,即使個別有背景托關系來這里工作,只是在此多了個機會,*終還是依靠個人能力堅守下來。然而看似光鮮的表面也潛伏著明顯的不穩定因素。 有人開玩笑說當下中國陰盛陽衰,在這幢大樓里,尤其以園林專業表現得十分明顯:年輕女性占了多數。女孩子天生喜歡花花草草,選擇這行也在情理之中,但她們大都遲遲沒有結婚成家,才女大都變成“剩女”。并非她們眼光太高不可攀,而是很難找到一個如意“房”君。碩士學歷,工程師,年收入一般至少在10萬元以上,比蟻族高一個檔次,照說也算中等收入,但如果找一個與她收入相當的男友,兩人一起再怎么努力也很難筑起自己的巢。以北京目前的房價,憑一己之力年薪50萬元以上才有可能考慮買房,于是出現了才華橫溢又美麗動人的單身女性像南極的企鵝一樣成群待嫁。她們也是三五成群地合租在單位附近的居民樓里,這些居民樓,一套普通的60平方米左右的兩居室,月租金6 000多元,姑娘們總是精打細算,常三四個人合租一套。即使這樣,租房支出也至少占了月收入的1/4以上,生活并不輕松,與唐家嶺“蟻族”只是五十步與百步的關系,我們可稱其為“中等蟻族”。而且相較于前者,她們付出了更多的努力,面對未來也是一片茫然。 如果說她們只是單位普通員工,高一級的管理層或高級技術人員狀況好像也不太樂觀。李碩是這個單位一個工作室的負責人,同濟大學博士畢業,國家一級注冊結構工程師,年收入約30萬元,應該算是青年才俊、高收入階層。不幸的是老婆孩子都在外地,收入增長沒有追上房價上漲,兩地分居,周末探家,比那些單身女性稍好一些,租住一套小兩居室,但6 000多元租金不是個小數目,所以就和與自己境況相同的師弟合租,還有另一位志趣相投的師弟,工作單位距這里相對較近,家雖在北京,卻在城市的另一端,上下班往返如前所述“神龍見首不見尾”,每周有三天會湊熱鬧擠在這里,他們成了“蟻貴族”。近幾年首都房價幾乎每年都在上漲,房租也是不甘寂寞。當房東頭一次提出上調房租時還顯得有些不好意思,博士以他特有的斯文與無辜責備了對方,使這位樸素節儉而善良的退休老工人羞愧難當,趕忙收回自己的要求并出賣了自己的老伴,聲稱那是她的主意。但一年后租約到期再次見面,博士看到老工人兩眼已經充滿綠色的光,明白現在無論動之以情還是曉之以理都無濟于事,因為前一年這套房子市值已經上升約400萬元,現在到了七八百萬元,對于每月退休金只有三四千元的人來說這筆連上輩子做夢都未曾想過的巨額資產像一只魔戒,足以讓普通人的大腦神經產生某種裂變。 博士像小山羊一樣有自己的信念,*近申請離職離開北京,與他境況相同的師弟——室友也已心猿意馬。李碩在北京待了7年,也可稱得上“七年之癢”,比唐家嶺的蟻族所能忍受的時間稍長一些,可能是一種極限。在一個項目組或技術團隊中,像這樣的技術帶頭人會有一名高級副手,三四名中級人員和六七名初級人員構成一個梯隊,他的離開意味著核心的缺失與團隊解體,而目前這家國字號、*具實力設計單位之一每月都有幾名員工離職。人力資源部門也好像已經習以為常,只是程序性地做出盡力挽留的姿態或問一問原因,像處理其他日常工作一樣按部就班為離職員工辦理手續,當然每年也會有新入職的員工,但技術的積累與沉淀開始溶解。其實企業此時也很無奈,為了保持競爭力也在不斷優化調整分配、管理制度,員工收入也不算低,但企業控制不了城市房價。如果年輕的才女感到前途渺茫,像李碩這樣的高端人才都留不住,問題就嚴重了。 無論唐家嶺還是“高大尚”的國字號年輕人,為接受高等教育付出了高昂成本,幾乎花光了父母一生的積蓄,許多人*后不得不逃離北上廣。他們是城市發展*具活力和競爭力的族群,就像植物頂端的分生組織,缺少了這些新鮮血液,城市就缺少了原生動力。 控制的副作用 高房價造就了形形色色的蟻族。當一宗土地按城市規劃被賦予居住功能與開發強度,政府本著公正、公平、公開、透明原則以招、拍、掛的方式投放市場,開發商競相出價,一線城市較好地段房屋每平方米土地成本就到了四五萬元,再加各種稅收與開發成本,新樓盤售價六七萬元也就太正常了。目前北京德外大街兩側二手房價格大約在每平方米12萬~14萬元,市場以這樣的方式告訴外來者:這里已經住滿了。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當某種商品供不應求時,價格就會上漲,而且住房又是剛性需求,顯然大城市不缺鋼筋水泥,而是缺土地,而且嚴重短缺。房價被推高固然與炒作有關,但炒作的背后反映出土地資源稀缺,而導致這一結果的直接原因則是規劃控制。有人炒玉石、炒黃花梨、甚至炒大蒜,被炒作的東西五花八門,網上流轉“算(蒜)你狠、將(姜)你軍、逗(豆)你玩、憑(蘋)什么、淹(鹽)死你”笑話,但有人聽說炒黃土、炒空氣、炒陽光嗎?1平方米建筑的工程造價平均不過兩三千元,無非是一堆磚頭瓦塊,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又告訴我們,商品是用于交換的人的勞動產品,但土地是人的勞動產品嗎?當價格超出一定限度,被買賣、炒作的已不是房屋本身,是承載它的土地,而土地不是產品,也就不能算是商品,不應拿來做交易。不過既然是市場經濟,用經濟手段來制約城市無休止地擴張是*有效的,也是一種體現公平的做法,因此土地變成商品,限量供應。 我們常在一些海難片中看到這樣的情景:一艘大船沉沒,落水的人們紛紛游向救生艇,救生艇數量不足時艇上的人出于本能,一改平時悲天憫人的態度,生死關頭變得面目猙獰,他們會抄起槳,將垂死掙扎的求救者毫不猶豫地推開。大城市管理者甚至普通居民也會具有一種同樣潛在的本能,就如同以前歧視外地人,自己上了船就不希望別人再擠上來,免得拖累自己,甚至想要再躺的舒服一點,于是房價越高對他們越有利。現在情況算是好多了,城市原住民已成為少數,在廣州可以隨時隨地聽到東北話、河南話,還有甘肅口音和國外的黑人,但城市規劃與管理者卻是非常理性地在為城市安全考慮,那就是不得不考慮的大城市病,也就是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失業、犯罪等,需要控制外來人口。 城市是一個龐大的有機體,免不了生病,既然會生病就要預防,生了病就要治療,任其發展就會死,那城市規模就當然就要實行嚴格的控制。然而控制有可能造成發展的停滯與經濟萎縮,這就需要權衡一下,不過發展還是硬道理,至于控制,就要看控制到什么程度。其實城市的“病”與“大”之間好像沒什么必然聯系,至少它們之間本不存在簡單的因果關系。全國*大的城市不是交通*擁堵的城市,論擁堵,蘭州在2016年首當其沖,而蘭州主城區人口也不過200多萬,只相當于上海、北京人口的1/10。全世界*大的城市不在中國,而是日本,東京有3 600多萬人,其交通與環境狀況比北京、上海都好得多。*新一輪規劃為北京市的人口劃了一條2 300萬規模的底線,這條線的劃定也是經過慎重考慮,而且有充分依據,但導致的結果反映在房價上就成了明白無誤的風向標,這種副作用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可能是深遠的。 一個民營企業主曾不無感慨地表示,老婆近幾年買了幾套房子,價格翻了幾倍,輕輕松松賺了幾千萬元,相比之下他自己的工廠這些年舉步維艱,只能勉強維持,效益遠不及他老婆;2014年有一個蘭州業主在北京通州租下一個200平方米商鋪,開了一家牛肉面館,每天營業收入七八千元。按說算是一門不錯的生意,一碗牛肉面一般售價都在十五六元以上,原料成本充其量也不過幾塊錢,以20%的純利潤保守地估算就該有兩三千元進賬,但開張不到一年就轉讓了出去。除了經營管理等原因,每年房屋租金需要70多萬元,差不多每天2 000元,占了營業收入的1/3。另外,飯館員工都是從甘肅老家雇來的,在附近租一個住處每年也需要十萬八萬元,老板后來算了一筆賬,如果繼續經營下去,大家無疑都是在為房東打工。許多經營店鋪的商戶恐怕都有這種體會,他們平生*大的愿望是要擁有屬于自己的店鋪,一旦有了店鋪他又會發現與其自己經營不如租出去,既省心又劃算。李博士如果打算繼續待在北京,收入的1/3以上也要交給他的房東。房價上漲并不代表社會財富增加,但人們的辛苦勞作卻被不斷上漲的房價給吞噬著,這樣的社會財富分配不知是什么道理,資本的價值真有那么高嗎?也許經濟學家能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解釋。 由于電商的出現,許多消費不再依賴商鋪,如今我們在大街上看到的基本上是飯館、藥店和理發館,這些都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離不開的需求。如果我們阻止了城市擴張,剛性需求空間就變成了稀缺資源,不僅增加了人們的生活成本,也讓人不再有興趣從事實體經濟,大家都想“躺著”賺錢,不再指望勤勞致富。 城市的規模與容量 既然國家對城市人均建設用地指標做了明確的規定,那么確定城市規模,即確定人口規模,是城市規劃工作首要解決的問題之一。這是一項科學、嚴謹的工作,來不得半點馬虎,更不能拍腦袋,否則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將對城市未來的建設發展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通常我們大致分為這么幾個方法或程序: 一是將城市近些年來的人口統計數據做一個分析,看看人口變化情況,包括每年出生與死亡的人數,即自然增長狀況,和外來人口與離開的人數,即機械增長。根據這些年總體變化的情況,計算出往年人口的平均增長率,以此推算出未來5~20年人口數量,此謂“增長率法”。 二是根據城市所管轄的區域,比如一個城市有市管縣,縣政府也設在城里,除了城市就是周邊的農村,其人口每年都會有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由農村轉入城市,也就是按城鎮化進程,或城市化目標來推算出城市人口規模,此謂“轉化法”。 三是根據城市在所屬行政區域的地位,即一個省或地區總有一個中心城市、一兩個副中心城市,有重點與一般鎮,我們所要規劃的城市是其中的老大還是老三。通常地位越高,人口也越多,在區域內鄉村人口按照一定比例向這些城鎮流動,規劃師根據經驗左顧右盼會做出明智的判斷,比方說某城市是區域內的副中心城市,規模只有中心城市的一半,在可預見的未來能夠占據多大比例,并以此判斷出可能的規模,此謂“區域空間分配法”。 四是建立某種數學模型,將各種能夠影響人口變化的基礎數據、影響因素帶入模型,比如歷年GDP增長等,并附加各種復雜的系數,以此精確計算出未來某一年份人口的確切數量,其精準度可以達到至少05個“人”。毫無疑問這代表*先進、*科學的計算方法,能夠熟練應用這種方法的人較其他普通規劃師技高一籌,令人肅然起敬。 對同一座城市用這些方法推算出的結果相互間總有些出入,甚至偏差還比較大,但都各有各的道理。為了取得相對一致的結果,我們采取了一種更為“科學”的方式:將上述幾種結果就像擲骰子一樣裝進杯子里搖啊搖,當認定它們經過充分碰撞、融合,不失時機地迅速扣在桌子上,然后小心翼翼挪開杯子,展現我們面前的 “點數”正是我們所期待的結果,我們稱其 “綜合法”。

冷湖與熱島—中國未來聚落模式與空間格局 作者簡介

劉文翰,男, 新疆建筑科學研究院高級工程師。長期從事園林規劃設計、城鄉規劃與建筑工程綜合設計、園林工程施工,獲國家注冊城市規劃師執業資格。主持完成克拉瑪依森林公園、內蒙古柴河風景名勝區旅游規劃、烏魯木齊外圍生態建設規劃、新疆阿拉爾工業園區規劃等大型項目以及上百個風景園林項目工程設計,負責組織部分工程項目施工,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較高的理論水平。2013—2014年主持完成貴州紅楓湖百花湖國家城市濕地公園,獲中國建設科技集團優秀規劃設計一等獎;2014—2015年主持完成蘭州南北兩山生態建設總體規劃,獲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優秀規劃設計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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