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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 本書特色
★ 由林建剛寫這本書，是*合適的人選。——李新宇 ★ 關于“我的朋友胡適之”，要說出有新意、有新史實的話，并非易事。這本書還真有這個新字。不信可以打開看看。——傅國涌 ★ 新眼光，新角度，新史料，新判斷。觀察胡適的朋友圈就是觀察中國現代文化史。——謝泳 ★ 從中不只讀到了一個時代的困頓與悲情，還看到了幾顆赤子之心。——熊培云
胡適 內容簡介
本書共有19個篇章，以胡適為中心，主要講述了胡適和他的朋友們的故事。梳理了民國時期的一些被遺忘的知識分子，希望通過梳理他們與胡適的交往，來審視時代變革中知識分子的選擇及境遇。 在那個沒有“朋友圈兒”的時代，胡適卻有著*廣泛的朋友圈兒。“我的朋友胡適之”曾經是許多人的口頭禪。本書著眼于與胡適有過較親密交往的人群，用故事的方式講述這群民國大珈們的學術思想、精神追求與人格風范。
胡適 目錄
**輯政界篇
朋友乎，敵人乎？——胡適與吳景超
卿本佳人，奈何做賊？——胡適與王寵惠
火中取栗求真經——胡適與王世杰
兇終隙末——胡適與羅隆基
患難與共——胡適與張忠紱
學生力薦老師當“總統”——胡適與羅家倫
劃不清界限——胡適與高宗武
共識背后的貌合神離——胡適與陶希圣
不打不相識——胡適與杭立武
一次兩敗俱傷的拜訪——胡適與宣統
胡適與兩個山西人
胡適與一對山西父子
批他的詩，學他的字——胡適與鄭孝胥
無用之用，必有大用——胡適與翁文灝
論爭中的價值判斷與思想洞見——胡適與董時進
第二輯學界篇
兩個模范公民——胡適與張元濟
師生之情，同事之雅——胡適與楊亮功
胡適與兩個經濟學家
伐又何傷——胡適與向達
情隨勢轉——胡適與季羨林
胡適與周德偉
識人之明——胡適與蔣碩杰
若問道術多變化，請向興亡事里尋——胡適與朱光潛
同是校長不同命——胡適與陸志韋
政治的歸政治，學術的歸學術——胡適與顧廷龍
在學者與革命者之間——胡適與朱謙之
政治與學術之間的歧途——胡適與周一良
兄弟終究是兄弟——胡適與胡先骕
沉默的愛情——胡適與陳衡哲
夢想在延續——胡適與蔣復璁
提攜與論爭——胡適與申壽生
第三輯問題及史料篇
為什么用吳宓來說服胡適？
胡適為什么主張市場經濟？
從主戰到主和——胡適抗戰時外交策略的變化
民國知識分子為什么偏愛拉斯基？
關于胡適的兩則新史料
展開全部
胡適 節選
一次兩敗俱傷的拜訪 ——胡適與宣統 1922年5月17日，剛在皇宮安裝了電話的廢帝溥儀，心血來潮，翻著電話本，到處給人打電話玩。他想起了他的洋老師莊士敦跟他提起的白話文運動的領袖胡適，想聽聽這個人“用什么調兒說話”，便撥通了胡適家的電話。接電話的正是胡適本人。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回憶了當時他們通話的情景：“你是胡博士呵？ 好極了，你猜我是誰？” “您是誰呵？ 怎么我聽不出來呢？ ……” “哈哈，甭猜啦，我說吧，我是宣統阿！” “宣統？ ……是皇上？” “對啦，我是皇上。你說話我聽見了，我還不知道你是什么樣兒。你有空到宮里來，叫我瞅瞅吧。”對這件事，胡適在日記中也有記載：今天清室宣統帝打電話來，邀我明天去談談，我因為明天不得閑，改約陰歷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宮中逢二休息。）那年的陰歷五月初二，就是陽歷5月30日。此外，在約定時間時，胡適也很細心，他們選擇了宮中休息日見面。十七歲的廢帝溥儀之所以對胡適感興趣，是因為他對當時風靡一時的白話詩有興趣。而胡適恰恰是提倡白話詩*力的人。 七天之后，也就是5月24日，為了這次約見，胡適先去拜訪了溥儀的洋老師莊士敦。在莊士敦那里，胡適了解了溥儀的近況。當天的日記中，胡適寫道：我因為宣統要見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莊士敦（Johnston），問他宮中情形。他說宣統近來頗能獨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牽制。前次他把辮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陳寶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宮中人勸阻他，他不聽，竟雇汽車出去看他一次，這也是一例。前次莊士敦說起宣統曾讀我的《嘗試集》，故我送莊士敦一部《文存》時，也送了宣統一部。這一次他要見我，完全不同人商量，莊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見他自行其意了。對溥儀獨行其是的行為作風，胡適持贊賞的態度。六天之后，胡適赴約，為了這次約見，胡適當天沒有上課。見面時，溥儀先起立，胡適行了鞠躬禮，然后就坐在了溥儀為他準備好的大方凳子上。當時，兩人聊了如何寫白話詩、溥儀如何出洋留學等問題。此外，溥儀還向胡適解釋說： “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靡費民國許多錢，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想辦一個皇室財產清理處。但這件事很有許多人反對，因為我一獨立，有許多人就沒有依靠了。” 對溥儀想獨立但又不能獨立的矛盾，胡適是很同情的。談話*后，當溥儀抱怨許多新書找不到時，胡適還答應幫他找書。聊了二十分鐘之后，胡適告辭。 1922年6月6日，也就是這次拜訪七天之后，胡適寫了一首小詩《有感》表達了自己的感受。詩中胡適寫道：咬不開，敲不碎的核兒， 關不住核兒里的生意； 百尺的宮墻，千年的禮教， 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后來，胡適在這首詩旁邊還特意加了一個注釋：“此是我進宮見溥儀廢帝之后作的一首小詩，讀者定不懂我指的是誰。” 新文化的思想領袖與舊制度的帝王見面之后，輿論方面對兩人都不買賬。這似乎是一次兩敗俱傷的拜訪。 一方面，忠誠于清朝的遺老對溥儀不滿意。對此，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回憶說：他（胡適）走了之后，我再沒費心去想這些。沒想到王公大臣們，特別是師傅們，聽說我和這個“新人物”私自見了面，又像炸了油鍋似的背地吵鬧起來了。另外一方面，那些喜歡胡適并將他視為新文化運動領袖的青年人對他也很不滿意。一時之間，許多報紙紛紛以“胡適為帝王師”“胡適要求免跪拜”為標題來報道此事。 為平息輿論，胡適只好寫了《宣統與胡適》一文來澄清事實。文中，在講述了兩人見面的情形之后，胡適辯解說：一個人去見一個人，本也沒有什么稀奇。清宮里這一位十七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這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是一個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國人腦筋里的帝王思想，還不曾洗刷干凈。所以這一件本來很有人味兒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便成了一條怪詫的新聞了。自從這事發生以來，只有《晨報》的記載（我未見），聽說大致是不錯的； 《京津時報》的評論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謎的記載，輕薄的評論了。*可笑的是，到了*近半個月之內，還有人把這事當作一件“新聞”看，還捏造出“胡適為帝者師”、“胡適請求免拜跪”種種無根據的話。我沒有工夫去一一更正他們，只能把這事的真相寫出來，叫人家知道這是一件可以不必大驚小怪的事。胡適禮節性的拜訪溥儀一事，其實沒什么可說的。值得可說的地方在于：因這次拜訪，許多青年人都對胡適不滿，這種不滿背后所隱藏的心理動因，是值得審視的。 1920年代是革命邏輯開始的年代。通過這件事，我們似乎可以看出革命背后潛藏的思維邏輯。在那些激進青年看來，道不同不相為謀是理所當然的。你既然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怎么能夠去跟晚清皇帝交朋友呢？ *好的方式應該是胡適與溥儀劃清界限。如果說，胡適關注更多的是一個叫做溥儀的十七歲的少年的話，那么激進青年的關注點則更側重于溥儀背后的皇權的象征意義。正是從這一邏輯出發，胡適在《宣統與胡適》一文中那句“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的話廣受非議。 一個權力已經被關進籠子里的君王，充其量也就是一個榮譽性的特殊公民而已，本沒什么大不了。但在當時剛剛廢除帝制的年代里，許多人還是認為胡適有做帝王師的念頭，這就使那些原本崇拜胡適的激進青年對他大失所望。這件引起風波的插曲，恰恰反證了時人背后帝制思想的殘留。 魯迅在《而已集·小雜感》中有一名言：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象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接著魯迅這話，我想說：當時中國人的想象不僅在性愛聯想方面格外發達，在關于皇帝的想象方面，似乎也格外發達。他們仿佛一想到皇帝，就立即想到專制，想到奴役，就要打倒。這種心理，注定了那個時代實行“君主立憲”的艱難。君主立憲的關鍵在于立憲而非君主，但當時的中國人似乎一看到“君主”兩個字就本能地警惕了，這種前提下，要想實行君主立憲，實在舉步維艱。 另一方面，當時人們的這一認識，也為1924年馮玉祥違背契約、強行將溥儀驅逐出宮提供了民意基礎。1924年，當馮玉祥將溥儀驅逐的時候，輿論幾乎一邊倒地站在了馮玉祥一邊。 在這次事件中，雖然胡適明確指出馮玉祥違背了契約精神與法治理念，但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關心程序正義的問題。用暴力威脅的方式，強行沒收了一個手無寸鐵的皇帝的家產，完全違背了民國建立時與清朝訂立的契約。一方面，這導致了民國政府的信用危機，另一方面，這種行為本質上就是對私有財產的強制掠奪。 胡適為溥儀辯護的聲音成了少數，這從側面反映了思想啟蒙的緊迫性。僅憑胡適與溥儀的一次拜訪，很多人就已經認定胡適有做帝王師乃至復辟的念頭。吊詭的是，經歷過新文化運動的魯迅恰恰也是這樣來認定胡適的。 1931年10月，上海《申報》登載了“蔣召見胡適之丁文江”的新聞。看到這則新聞之后，魯迅對胡適非常失望。他在《二心集·知難行難》中用小說筆法寫下了一則諷刺胡適的文字：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 當“宣統皇帝”遜位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 見過以后，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問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的稱呼。 為什么呢？ 因為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 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這篇文章，完全以胡適見溥儀時的對話來臆測胡適與蔣介石的對話，其背后的諷刺意味不言自明。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申報》的這一則新聞完全是假新聞，蔣介石與胡適在1931年并沒有見面，他們正式見面的時間是1932年。 魯迅建立在假新聞基礎上的對胡適的諷刺，更多的是文學性的想象，距離事實甚遠。如果通過魯迅的這段文字來認識胡適，難免失真。但也可見“去見溥儀”這件事到底還是給胡適帶來了不少負面影響。 不過，拿魯迅對胡適想象性的諷刺這件事，來對照其上面諷刺中國人想象力豐富的名言，似乎是“知易行難”了。
胡適 作者簡介
林建剛，南開大學文學博士、文史學者、重慶文理學院文化與傳媒學院副教授。致力于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研究，多有作品發表在《經濟觀察報》《東方早報》《溫故》《閑話》《中國圖書評論》《開放時代》《騰訊?大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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