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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至十一世紀敦煌文學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6190647
- 條形碼:9787516190647 ; 978-7-5161-9064-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五至十一世紀敦煌文學研究 本書特色
鐘書林著的《五至十一世紀敦煌文學研究》對不同時期或同一時期的不同作家作品進行橫縱比較,為我們全景式地展現了魏晉南北朝、唐、五代、宋時期的文學風貌。不僅如此,作者通過探討敦煌文學與中原文學之間的互動關系,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中原文學是如何影響敦煌本土作家及其作品創作的,敦煌邊疆地域文學又是如何與中原文學進行聯系與交流的。這樣的研究,不僅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不僅是局部的,也是整體的,對于我們全面認識中華文學的總體風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五至十一世紀敦煌文學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以敦煌本土作家作品為研究對象,從若干專題入手,系統考察了公元五至十一世紀這五六百年間敦煌作家生平創作情況,并對李暠西涼文學與中原文脈、P.2555陷蕃組詩研究與唐代開元盛世的邊疆格局、從《為肅州刺史劉臣璧答南蕃書》看唐代中期的唐蕃關系、《李陵變文》與中晚唐內外政局、《王昭君變文》與唐蕃長慶會盟的政治關系、中晚唐敦煌政治風云與悟真詩文集原貌探微、悟真與京城兩街諸寺高僧及諸朝官的詩歌酬唱,以及敦煌遺書P.3963、P.3259悟真紀念文集與張承奉、曹議金政權關系等多方面深入探討,充分彰顯出五至十一世紀敦煌文學的總體風貌和獨特氣質,可以視為當代敦煌文學研究的新成果。全書文史互證,考論結合,啟人深思,可謂預流之作。
五至十一世紀敦煌文學研究 目錄
五至十一世紀敦煌文學研究 節選
敦煌文學的特質新議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書的發現,是人類文化史上劃時代的大事。這些文書在時間上跨度較大,上起五世紀,下至十一世紀。有明確紀年的文書,*早為英藏S.113《西涼建初十二年(416)正月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籍》,*晚的為俄藏Дх1696“宋咸平五年壬寅歲(1002)五月十五日記”的寫經經卷,從東晉十六國迄至宋初,前后長達五六百年。這批敦煌遺書的發現,極大地豐富和推動了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語言、文學、宗教、藝術、考古、歷史等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與學術發展。 陳寅恪先生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此材料,以研求新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 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馀錄序》,《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66頁。為此呼吁國人投身于敦煌學的研究。21世紀伊始,榮新江先生在《敦煌學十八講》中曾引用上述陳先生的話,對21世紀的敦煌學作展望時說:“敦煌學之所以一直作為世界學術之新潮流而長盛不衰,原因之一是敦煌文獻收藏單位在不斷公布新材料,敦煌學者也在不斷地思考新問題。”“敦煌寫本的編目、整理、校錄、考釋和敦煌學的個案研究,仍將在21世紀持續下去,而且相信會做得越來越細。但從敦煌學的資料來看,還有不少課題值得開拓。” 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65頁。這是繼陳寅恪先生之后,再次對國人投身于敦煌學研究的21世紀呼吁。 敦煌遺書發現一百多年來,敦煌學呈現出一片繁榮盛況,但其具有廣闊而豐富的研究前景,期待我們去努力。有鑒于此,筆者主要以敦煌遺書為研究對象,試以鉤沉五至十一世紀敦煌本土作家作品創作的原貌,希冀進一步豐富敦煌文學的認識與研究。 **節獨特的文人作家群體 敦煌,地處河西走廊,從西漢時期開始,移民屯田,發展經濟,促進河西地區的穩定與繁榮。兩漢時期,河西地區安定富足,成為中原人士避亂的安全港灣。西漢末年,王莽篡政,中原內亂;東漢末年,董卓叛亂,三國爭勝,一些世家大族為了躲避中原紛亂,避居河西,為敦煌文化的長足發展帶來了新鮮的學業。西漢末年,扶風班彪避亂河西,投奔竇融,竇融保據河西,歸順劉秀,進一步促進了河西的繁榮與富庶,到東漢時,敦煌作為絲綢之路的咽喉之地,很快發展成為“華戎所交,一都會也”(《后漢書·郡國志》),各國商旅,僧侶使臣,集會敦煌,所謂“馳命走吏,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后漢書·西域傳》),一派繁榮富庶,也吸引著大批中原大族遷居于此,帶來了中原先進的科學技術、豐富的文化知識,從敦煌遺書中可以追溯到的有名大族,如索、陰、張、氾、令狐、唐、曹等當時大姓,為后世敦煌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即使在后來敦煌被吐蕃統治近一百年后,仍然能夠旗幟鮮明地保持中原文化特色,不能不歸因于前代的雄厚文化根基。 從現有敦煌遺書出土的五世紀初葉,敦煌正處于五胡十六國的大分裂大動蕩時期。時值西晉永嘉之亂,一些中原世族逃奔河西,一時之間,中原英才,再聚河西,承繼中原文脈。《資治通鑒》云:“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胡三省注:“永嘉之亂,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多士。”(《資治通鑒》卷123)“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北史·胡叟傳》)公元400年,李暠占據敦煌,創立西涼政權,繼張氏之后,在敦煌地區又一個漢人建立的割據政權。李暠勵精圖治,短短十數年間,凝聚了一批全國知名的學者,如劉昞、宋繇、張湛、闞骃、張顯、氾稱、索敞、程駿、陰興等,皆一時之杰,開創了“區區河右,而學者埒于中原”的彬彬盛況。可惜好景不長,公元422年,李暠開創的西涼政權被北涼蒙遜所滅;公元439年,北魏攻破姑臧,北涼滅亡。北魏皇帝下詔涼州“士民東遷”,除劉昞因年過70歲,恩準返鄉外,其他如宋繇、張湛、闞骃、索敞、程駿、陰興等,先后被迫離開河西,一時之間,敦煌等地人才空缺,從此一蹶不振。從北魏迄隋朝,敦煌文學發展相當緩慢,創作的文學作品不怎么多,但它為敦煌文學入唐后的繁榮作了準備。 步入唐朝后,大唐以雄渾的國勢,開放的胸襟,為敦煌帶來了一次空前發展。在唐五代時期,結合敦煌本土作家作品創作的情形,一般又將敦煌文學又分為三個時期。 一是唐代前期,以中原文學作品傳入敦煌為主,敦煌本土作家作品不具代表性。但是,中原腹地文學作品的大量涌入、中原作家的邊塞文學創作,很快地促使敦煌本土文學走向復蘇,今天所能見到的大多是一些無名氏作品,當然也出現了一些名家。如楊綬《大唐隴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記》(P.3608、P.4640),創作于大歷十一年(776)八月,但這篇作品在敦煌地區流傳很廣,直到近一百年后,敦煌從吐蕃手中光復了,當時的歸義軍政權中的僧界*高長官唐悟真(869—895)還都很喜愛這篇作品,足見它的文學魅力。不過,嚴格意義上來講,楊綬可能并不是敦煌本地人。從唐朝開國(618),到大歷十一年(776),長達1500多年;而且,即使在大唐文學一片繁榮昌盛的背景下,敦煌本土文學的復蘇之路,仍然是艱難而漫長。當然,這個時期敦煌本土作家不夠突出的很大原因在于,大唐安定富庶,中原文化尤其是都城長安文化主導全國,所以,敦煌本土人才都奔赴中原腹地。而與此同時,從外地來到敦煌漫游、從政的墨客騷人,自然也不在少數,他們的文集作品,也大多散落在今天的敦煌遺書中。不過,這不是本書所要討論的重點。 二是吐蕃統治時期,敦煌文學初具形態,本土作家作品逐漸在唐代文壇中嶄露頭角,以竇昊《為肅州刺史劉臣璧答南蕃書》、王錫《上吐蕃贊普書》以及P.2555卷的72首敦煌沒蕃人的詩歌*為典型,歷來備受關注。這個時期,敦煌本土涌現了不少名家,如竇良驥、吳洪辯、吳法成、唐悟真、善來、李顓、利濟、智照等,他們的出現,為敦煌文學注入了活力,帶來了敦煌本土文學新的發展機遇。吐蕃統治敦煌,成為唐五代敦煌本土文學發展的轉折點,敦煌本土文學創作從此走向新的繁榮。 三是歸義軍時期,顏廷亮指出這是“敦煌文學歷史上作者*夥、作品*多、成就*大、發展時間又持續*長的時期”,也是“敦煌文學歷史上的黃金時期和代表時期” 顏廷亮:《敦煌文學千年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頁。,前后長達190年之久。這一歷史階段,一般學界大致又細分為歸義軍前期(848—914),為歸義軍張氏政權;歸義軍中期(914—1002),為歸義軍前曹氏政權;歸義軍后期(1002—1036),為歸義軍后曹氏政權。縱觀歸義軍時期近兩百年間,敦煌本土作家隊伍空前壯大,作品數量劇增,敦煌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大多出自這一時期。 歸義軍時期的兩位名僧:悟真和道真,分別代表了歸義軍前期和歸義軍中期兩個重要時期詩歌創作的高峰,P.3052、P.4640、P.4660、P.3770、P.3720、Дх153等敦煌寫卷,留下他們數量可觀的作品。同時,涌現了一批像張永(進)、張文徹、張球、張延鍔、杜太初、楊繼恩、翟奉達、李幸思、靈俊等出色的本土作家,以及《白雀歌》《龍泉神劍歌》《張議潮進表》《敦煌錄》《白鷹詩》《敦煌廿詠》等優秀作品。而到了歸義軍后期,在敦煌本土文學領域已經缺乏旗幟性人物,敦煌總體走向衰落。敦煌文學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也由此結束,頗令人扼腕長嘆。 此外,敦煌文學作者的民間化色彩濃厚,作者群體廣泛。敦煌文學作品作者不僅為數眾多,而且社會階層分布十分廣泛,上到歸義軍節度使、顯宦望族、僧官大德,下至販夫走卒、沙彌農夫,無所不包。同時還有一定數量的女性作者、兒童作者,在祭文、愿文、寫經題記、書儀、打油詩等應用性、趣味性很強的作品中,均出現她們的身影。所有這些,展現出敦煌文作者群體的獨特之處。 當然,這些民間作者大多佚名,如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收錄敦煌歌辭1300余首,序言稱“1200首內僧、俗具名之作僅占225首,余975首皆失名之作”;汪泛舟《敦煌石窟僧詩校釋》指出,在數量千余首敦煌石窟僧詩中,雖然有以道安、悟真、禪月、良價、道真等人為代表的高僧、名僧創作的詩篇,但是敦煌僧詩中的大部分作品,則出自無名氏之手。所有這些,都給敦煌本土作家作品整理與研究帶來一定的難度。 第二節異域文體的獨特風貌 五世紀伊始,西涼政權的創立者李暠便以出色的文學才華而統領群英,他曾創作《靖恭堂銘》《上巳日曲水詩宴序》《述志賦》《大酒容賦》《賢明魯顏頌》《麒麟頌》《辛夫人誄》和上東晉王朝表文、誡諸子手令、臨終遺囑等詩、賦、文數十篇。其作品形式之豐富,文采之高妙,俱自成一家,獨領風騷。而時譽甚高的劉昞的作品,更是一時之冠,無論是《人物志注》的義理宏旨,還是《酒泉頌》的清麗典雅,都成為時代的標志性作品。 步入歸義軍時代,敦煌文學再度繁榮,除了上文所描述的名家名作外,更是彰顯出敦煌異域的特色風貌。各類文體作品異彩紛呈,異常豐富,特色鮮明。 一嶄新文體不斷涌現 眾所熟知,敦煌遺書的出現,給文學界帶來了“變文”,變文作品的出現,讓人們對于宋代說唱文學的源頭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樣地,敦煌曲子詞、敦煌歌辭的發現,讓人們對于詞的源頭也有了更深的探索。這是過去學術界比較關注的,但是伴隨敦煌文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近三四十年來,對于敦煌文學作品中涌現的新文體有了更為深入的研究,從過去文學大類的關注,逐漸細化到某些具體作品的研究。例如,邈真贊作品,它既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贊”文,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祭文,它在體例結構、內容書寫等方面,都具有獨特的風格。又如“兒郎偉”作品,數十年來的研究表明,僅是對于這類作品的文體性質的探討,學術界至今仍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認識。還有如“書儀”作品,它以準類書的形式,在類書不夠豐富的年代發揮著重要功能,絕非一般書信的功能所能比擬。古代書儀作品甚多,但能夠保留到后世的只有司馬光的《書儀》,而敦煌書儀作品的問世,極大地豐富和開拓了人們對書儀的認識與研究。 此外,還有“靈驗記”等,既不像一般的“記”類散文,又與小說有著一定區別。敦煌遺書中以“記”名篇的作品,其豐富與復雜的程度,遠超乎我們今天的想象。依其內容,大致可分為以下重要幾類:(1)今天所劃分出的“小說”文類。這在傳世文獻中,就小說文體而言,以“記”名篇,恰是唐代傳奇小說的一個特征,如S.2630《唐太宗入冥記》等。(2)“不能入正傳者”的史傳作品。如P.2652《天地開辟以來帝王記》、P.2810BV《唐肅宗上元元年至大歷五年大事記》、P.4073V《唐德宗年間大事記》、P.3721《瓜沙兩郡大事記》等,都屬于史傳文學作品。(3)宗教性質文書。這是敦煌遺書與傳世文獻的*大差別。既有功德記、靈驗記、因緣記,也有佛經注疏的義記等,這些“記”文形式,在傳世文獻多是不常見的,顯示出它們彌足珍貴的文獻價值和文學價值。如《善惠買花獻佛因緣記》(S.3050V)敘事性強,對話語言生動傳神,塑造的善惠、婢女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4)記述類作品。雖然數量偏少,但總體文學方面的成就超越了佛教類“記”文作品。如《建常定樓記》(P.2481V),駢對精工,音律鏗鏘,不失為歸義軍曹氏政權時期難得的佳作。而《大漢天福十四年(949)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建窟檐記》(S.0518)的史學價值,亦為不菲。又如《越州諸暨縣香嚴寺經藏記》(P.2804、P.3040)一文,在當時競相傳抄,從諸暨傳到敦煌,并形成不同的抄本。而《建佛堂門樓文》(P.2857)駢儷精工,偶對謹嚴,當不失為名家手筆。
五至十一世紀敦煌文學研究 作者簡介
鐘書林,1978年生,湖南瀏陽人,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15年晉升教授。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學、陶淵明、《后漢書》、儒家文化與文學、敦煌文化與文學等研究。已出版有《〈后漢書〉文學初探》《范曄之人格與風格》《敦煌文研究與校注》《隱士的深度:陶淵明新探》《陶淵明研究學術檔案》《〈論語〉研讀十二講》《士與文學》 等學術著作7部,參編出版“國家‘十一五’重大出版規劃項目”《漢語大詞典訂補》,參編出版“國家‘十一五’規劃教材”等國家教材多部。發表學術論文100多篇。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博士后特別資助等多項。成果榮獲中國大學出版社圖書獎優秀學術著作一等獎、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次、陜西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等多次。曾獲評為西安市學術帶頭人、西安市模范教師、武漢大學珞珈青年學者、武漢大學十佳教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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