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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灣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0134506
- 條形碼:9787200134506 ; 978-7-200-13450-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張家灣 本書特色
北京文化,“一城三帶”叢書 擦亮北京“金名片”——讓卷帙浩繁的地方志書走向大眾
張家灣 內容簡介
本書是《京華通覽》的一個分冊。在原來的《北京地方志古鎮圖志叢書·張家灣》基礎上整理,利用原來已有成果,重新編著。以記述了張家灣古鎮自建制之處至今的政治、經濟、交通、文化、軍事、貿易、軍事、貿易、教育等方面的源流變遷和重要史實、文物、傳說,把對北京文化的研究觸角引向邊緣和縱深,對北京文化的起源和立體化研究推進了一步。該書從事物發端起講述,詳古略今,圖文并茂,通俗易懂。
張家灣 目錄
樣式雷的海淀故居
概 述/ 1
流經張家灣的河流/ 9
古代水環境/ 9
流經張家灣的河流/ 11
張家灣的由來/ 21
張家灣水運/ 28
漕糧與皇家物資運輸/ 29
商貿物資運輸/ 31
水上客運/ 37
張家灣舊貌回眸/ 40
張家灣街市/ 42
管理衙署/ 46
張家灣過客小記/ 49
兩位皇帝/ 49
舊跡尋蹤
古鎮烽火
眾多使者/ 51
與張家灣有關的故事/ 55
張家灣的古城/ 59
張家灣的村落/ 63
因水形成的村落/ 63
因水運形成的村落/ 66
因宗教活動形成的村落/ 68
因遷民和屯田形成的村落/ 69
張家灣的古橋/ 74
通運橋/ 74
廣利橋/ 77
虹 橋/ 79
東門橋/ 80
張家灣寺觀/ 82
鐵錨寺/ 82
佑民觀/ 83
張家灣清真寺/ 87
棗林莊清真寺/ 89
垡頭清真寺/ 90
張家灣漕運遺存物鑒賞/ 91
瓷 片/ 91
石 權/ 94
巨 石/ 95
古 槐/ 97
曹雪芹墓石/ 98
張家灣歷史遭際一瞥/ 108
民間文化與人物
遠年遺響
后金兵劫掠張家灣/ 108
英法聯軍洗劫張家灣/ 108
八國聯軍洗劫張家灣/ 110
日寇蹂躪踐踏張家灣/ 112
辛亥革命通州起義司令部/ 116
八路軍智取日偽據點/ 121
擊落國民黨軍RB-57D飛機/ 124
張家灣的人物/ 127
李三才/ 127
高天正/ 131
房樹民/ 131
劉玉山/ 132
呂 行/ 133
張家灣的故事/ 137
里二泗的傳說/ 137
廣利橋下的鎮水獸/ 138
曹家井/ 140
三家墳/ 141
文房四寶地/ 142
張家灣的花會/ 144
馬營的秧歌/ 145
張家灣的會/ 147
皇木廠的竹馬/ 150
太平車/ 150
張家灣古詩/ 154
張家灣詩作、書法/ 160
古鎮新聲
張家灣碑文/ 169
毛澤東主席為愛國社的“財務包干”
經驗題寫批語/ 172
高級社建立之初/ 173
龐大的預算/ 173
兩個豆腐房/ 174
財務包干/ 175
群策群力/ 176
收效明顯/ 178
毛澤東主席題寫批語/ 179
今日皇木廠村/ 180
武術之鄉陸辛莊/ 188
季大俠落腳傳藝/ 188
乾隆皇帝敕封“小五義”/ 189
殺敵滅寇盡顯威風/ 191
綿延不斷,老樹新花/ 192
張家灣鎮的葡萄產業/ 193
產業概況/ 194
葡萄產業協會/ 196
葡萄大觀園/ 199
再現青春的青銅文化/ 202
艱苦創業/ 202
小廠鑄輝煌/ 204
青銅文化再放異彩/ 208
參考書目/ 210
后 記/ 213
張家灣 節選
張家灣水運 從元代開始,北京地區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出現在歷史舞臺上。但北京地區的自然條件欠佳,農業生產能力受到制約。元、明、清三代統治者都曾經努力開發北方農業,企圖擺脫對南方物資的依賴,但始終沒能超越自然條件的制約,不得不長期依賴南方經濟區的物資供應。在現代鐵路、公路、航空運輸方式出現以前,只能依靠運河和海運,*基本的運輸方式是運河航運。 事實上,從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張瑄試行海運漕糧抵達張家灣的那時起,張家灣已經先于通州城而成為皇家碼頭了。京杭大運河開通以后,河運、海運漕糧都要經過張家灣轉運大都(今北京),皇家碼頭的功能進一步強化。同時,張家灣還要接納水運而來的商貨和行旅。因此,它不只是漕糧碼頭,還是商貿貨運碼頭和客運碼頭。這種狀況一直延續了近250年。直到明嘉靖七年(1528年),御史吳仲主持將通惠河改在通州城以北入運河,漕運中心北移至通州城,張家灣仍然是商運和客運碼頭,仍然是北京地區連接江南塞北的*重要的水陸交通樞紐。彈丸之地的張家灣,頻繁出現在史籍之中,它的名聲遠播于大江南北。 在元、明、清三代,張家灣作為皇家碼頭,它的歷史作用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漕糧與皇家物資運輸 從元代至清代的近800年間,每年經運河運抵北京的漕糧300萬石至500萬石。朝廷在沿河,在河西務,在張家灣,在通州,在北京設立多座倉庫儲存。皇親國戚、文武大臣、黎民百姓、邊關守軍,全都依賴水運而來的漕糧保障需求。漕糧和物資供給,保證了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元代末期,東南地區爆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導致京杭大運河水運斷絕,大都城中嚴重缺糧,糧食價格高漲到每斗銀二兩。一些衣著華麗、身佩珠玉的貴族也不能幸免,死亡20余萬人!正是年復一年的水運漕糧供應,保證了封建國家的穩定。 為皇家服務的物資運輸,是京杭大運河的又一重要功能。金代修建中都城時的物資運輸依靠運河,明清兩代依然如此。明成祖朱棣修建北京的城池、宮室、皇陵和北部長城所用的磚,來自于蘇州、臨清。朝廷規定,北上的漕船每只搭運40塊,民船每只搭運20塊。搭運不及的時候,派專船運輸。明永樂年間每年定額100萬塊,后期增加到幾百萬塊,運輸量相當可觀。燒制琉璃瓦所用的黏土來自于安徽當涂、蕪湖;所用的木材,多采伐于川、貴、湖廣,其中,明嘉靖年間僅在湖廣一省就耗銀339萬兩。明萬歷年間在廣、川、黔三省采辦大木耗銀930萬兩。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記載了沿途見聞。他們看到幾千名纖夫步履艱難地拖著長蛇般的木筏,有的木筏長達兩意哩(1意哩等于5華里)。木筏是由一根根大梁扎成的,后面還拖著其他木料。纖夫們有時一天要行走五六意哩。木料來自四川省,將木料運到京城有的需要兩三年時間。他們還看到采伐于四川的大木直徑有1米多,長二三十米,運送一趟要花費6萬多兩白銀,平均每根大木合300多兩白銀,特別巨大的木材甚至達到每根3000兩白銀之多,代價非常昂貴。明宣德年間,朝廷一次就命令景德鎮燒造龍鳳瓷器44萬件,這些瓷器,也要經由運河運抵北京,這些瓷器需要近千只船運輸。至于各種生活日用品,如衣、食、雜物等項,朝廷一般采取歲辦或采辦(臨時征用或采購)的形式,由“貢船”(運送皇家物資的專用船)沿運河運至張家灣或通州,再轉運北京。僅南京一地,專門為皇家運送新鮮食品的船只就有160艘。為了保持食品的新鮮,沿河各地都要設立“窖冰”的機構,以提供保鮮所用的冰。所謂“窖冰”,就是在河邊合適的地方挖一個深10米左右的“冰窖”,冬天河水凍結很厚時,將冰采下,裁成方磚大小,存放在冰窖內,上面蓋蘆席并敷土以保持低溫,等到來年夏天使用。現在通州東關“小百羊”商場的對面還有“老冰窖”地名,那里就是當年窖冰的遺跡。在漕運年代,張家灣也有人“窖冰”。 設在南京、蘇州、杭州的織造局,專為皇家采辦御用綢、緞、紗、羅、布匹及其他紡織品。明萬歷年間,每年采辦紡織品幾十萬匹。清代初期,皇家每年用于采辦的銀兩達10余萬兩,到后期逐漸增加到500多萬兩。清乾隆年間,每年從云南采辦銅630萬斤,僅運銅的船只就需要幾千艘。上述各類物資都要經運河水運到張家灣,分別存放在皇木廠、木瓜廠、鹽場、銅廠、磚廠、花板石廠等專用場地,再轉運北京。凡此種種,可以想象當時的運河水運是何等繁忙。這些物資都要在張家灣和通州交卸,張家灣和通州的碼頭又是多么繁忙!而這,僅僅是為皇家服務的物資運輸,是運河運務中的一項。 商貿物資運輸 京杭大運河開通以后,南方、北方物資以揚州、臨清、天津、北京等沿河城市為交匯點相互流通,而通州和張家灣,是元明清三代極其重要的南北商貨集散地。 明清兩代,擔負漕糧水運任務的10萬運軍往返搭運的商貨,是水上貨運的重要方面。這些運軍長年累月櫛風沐雨、歷盡風濤、艱苦備嘗,而途中糧船盤倒過壩,又每每受到勒索盤剝,因此他們的境遇十分凄慘。為了穩定軍心,以保證漕糧運輸,從明成化年間(1465—1487年)起,朝廷規定每只漕船可以隨帶免稅商貨10石,明嘉靖末年放寬到40石,明萬歷年間(1573—1620年)又放寬至60石。到了清代,這種商貨被稱為“隨船土宜”,免稅 孤帆遠影碧空盡商貨數額也隨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屢有增加。清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諭令:漕船帶貨“于舊例六十石之外加帶四十石”。清雍正八年(1730年)又規定:漕船頭舵二人,每人準帶土宜3石,每船水手合帶土宜20石,合計為126石。清乾隆二年(1737年),批準江南、浙江漕船每只增加土宜40石。清道光八年(1828年)又增至180石。至此,每只漕船所帶的土宜,已經是明代的3倍。清代楊錫紱在《漕運則例》中記載了漕船攜帶的商品,包括農產品、手工業品、山貨、藥材等,已達12類300余種,由此可以領略水運商貨品類的豐富以及對于商貿活動的促進作用。 清代京杭運河全圖(通州局部) 此外,瓷器、掃把、扁石、竹子、杉篙、木頭等“俱不算貨”,即不作為商貨計算,可以任意攜帶而不納稅。漕船南下時,每船可以隨帶免稅貨物40石,所攜帶的商品主要是北方的畜產品、農產品和副產品,諸如皮毛、筋革、山貨、參茸藥材、梨、棗、核桃、瓜子、柿餅、豆、麥、高粱、粟、棉花、煙草等。 由于南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由南而北攜帶的主要是手工業品,由北而南攜帶的主要是畜產品和農產品。以清道光年間漕船6236只計算,每年由南而北的漕船共帶免稅土宜1138680石。漕船到通州交卸漕糧以后,仍以6236只計算,每年隨船南下的北方土特產品達379560石。然而,這只是按照朝廷規定數量計算的數額,事實上,絕大部分運丁或大量超載,或在造船時私自將船體加長加寬,以求利用水運多得收益。明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記載:運丁在打造漕船時,“私增身長二丈,首尾闊二尺余”。朝廷規定漕船入水深度“不超過三尺”,據清代魏源記載,“江西、浙江之船則巍然如山,隆然如樓……入水多至五尺以上”,每只漕船“復攜二三剝船(用于裝載貨物的小船)以隨之”,致使隨處擱淺。可見,隨漕船帶運的商貨數量遠不止前面計算的數額。這種情況年年如此,在長達800年的時間里,運河商運的數量之大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民間貿易方面,“燕、趙、秦、晉、齊、梁、江淮之貨日夜商販而南,蠻海、閩粵、豫章、楚、甌越、新安之貨,日夜商販而北”。京杭大運河就是一個貨物交流的大動脈。張家灣、通州“商賈輻輳,財貨充盈”,“兩岸旅店叢集,居積百貨”。舉凡“天生地產,鬼寶神愛,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清代中期,商運較元代、明代更為興旺。江南的“南貨”、五嶺以南的“廣貨”、川黔的“川貨”、閩廣沿海進口的“洋貨”,源源不斷地經京杭大運河運至張家灣、通州,再轉運行銷于北京及北方各地。通州、北京的糧食市場,有來自于河南、山東、直隸所屬的大名、江南省的徐州經水路運來的各種糧食。“每年二月開河后,(私商)糧船雁行北上,僅通州(包括張家灣)一地貯存者,即年約五六十萬石”。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俄國商人在中國南方購買茶葉90萬石,經運河水運至張家灣和通州,再用駱駝陸運回國。 運河長流不息,運河之上的商貿運輸年年如此。長年累月,南北貨物的交易數量無可計量。清代包世臣說:“南貨附重艘入都,北貨附空艘南下,皆日用所必須,河之通窒則貨之貴賤隨之。”運河商運對于社會經濟發展和國計民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而上述南貨北貨都要經由張家灣、通州等地交流集散,可以想見,當時的張家灣百貨云集、商鋪林立、摩肩接踵、寸土寸金,是何等的繁盛!可稱得上是流金淌銀之地了。 水上客運 京杭大運河開通以后,拉近了南方與北方的心理距離,使相距遙遠的中國南北方各族人民的了解、交流、融合成為可能。由于有了運河,帝王南巡、士大夫造朝、學子應試、商賈行旅都經過運河南來北往,促進了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從而促進了國家的統一和中華大家庭的團結。 隋煬帝從江都(杭州)到幽州,在水上行走了50多天。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初四日,年僅38歲的乾隆皇帝乘坐“安福艫”龍船,孝賢皇后乘坐“翔鳳艇”由通州經張家灣順流而下。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雖然不都是從張家灣乘船,但都是走的運河。元明清三代,有多位皇帝巡幸張家灣。其中,在張家灣流連時間*長、到張家灣次數*多的兩位皇帝分別是明武宗朱厚照和清康熙皇帝。元明清三代,附屬國使臣多經運河抵達張家灣稍事休息,再到京師朝貢。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三次到過張家灣,英國使臣馬嘎爾尼在張家灣暫住學習中國禮儀,而后才到北京覲見中國皇帝。在往來中國的商旅中,先后有12位琉球國人病逝后,葬在張家灣鎮立禪庵村,其中有官員7人、官生5人。云南景洪車里土司進京朝覲因病去世,葬在張家灣西不遠的車里墳(1993年 38 / 張家灣 建成居民小區,改稱云景里)。至于800年間運河上南來北往的官員、進京趕考的舉子、學者名士、商賈行旅,更是多得難以計數。1992年通縣教育局整理出版的《通州詩抄》,輯錄了從金代至清末近300首吟詠通州、張家灣、漷縣的詩作,作者大多數是朝廷官員、著名學者、社會名流,如金代的李宴;元代著名才子馬祖常、著名詩人張翥;明代大學士楊士奇,著名學者李卓吾,著名劇作家、文學家湯顯祖,畫家唐伯虎的好友、著名書法家文徵明;清代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等。清初,《國榷》的作者談遷為了到北京收集明朝歷史資料,在清順治十年(1653年)至十三年(1656年)沿運河北上南下,北上,寫成了《北游錄》;南下,撰寫了《后紀程》,分別輯錄了沿途見聞。元明清三代中的社會名流大多到過張家灣和通州。 運河上大規模的漕運和跨流域商貿經濟活動,吸引著漢、回、 民國時期運河通州段上的商旅 古鎮探幽 / 39 蒙、滿等十多個民族。正如《京杭大運河的歷史與未來》一書所描述的:大量河工、船戶、水手、搬運工人、官僚、衙役、軍兵、商賈、僧眾等不同階層各色人等與沿河居民雜居共處,他們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使民族間的畛域和差異逐漸消失,性格、風俗、物質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逐漸融合。儒家文化成為核心理念和民族融合的精神基礎,特別是隨著儒學的進一步系統化、世俗化、平民化,逐漸成為官民之間、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強大的精神紐帶與整合力量。理念的趨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質逐漸走向一致,民族的認同感由此產生。 京杭大運河具有漕運、商運、客運三大功能,而張家灣是大運河所有功能的主要承載地之一。張家灣為國家的穩定、民族的振興,為北京的繁榮、安定和發展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張家灣 作者簡介
孫連慶,通州區政協文史特邀委員、原通州區史志辦史志科科長,是資深史志工作者,曾參與編寫多部與通州區有關的史書及志書,《通縣志》常務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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