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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2018年第4輯.總第97輯) 版權信息
- ISBN:9787508693286
- 條形碼:9787508693286 ; 978-7-5086-9328-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比較(2018年第4輯.總第97輯) 本書特色
1.國內*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主編。 2.緊扣熱點話題。 3.全球大牌經濟學家的前沿*新研究。 4.長達十年的良好口碑。
比較(2018年第4輯.總第97輯) 內容簡介
近日來,中國經濟面臨嚴峻的內外挑戰(zhàn)。美國發(fā)起的貿易戰(zhàn)是外來的壓力和挑戰(zhàn),而如何面對靠前的穩(wěn)增長與去杠桿兩難,應對債務違約和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的隱患,以及預期嚴重不確定下的信心問題,都不容小覷。能否認清靠前形勢之變化,是否選對了貿易戰(zhàn)之對策,更要立足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原則,落實現(xiàn)代化國家治理。本輯《比較》圍繞新靠前形勢下的中國改革這一主題,將靠前外學者的見解提供給讀者。
比較(2018年第4輯.總第97輯) 目錄
民粹主義與全球化經濟學 丹尼? 羅德里克
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有關問題 樓繼偉
國有企業(yè)改革再出發(fā) 張春霖
農村土地改革的制度創(chuàng)新與路徑 陶然 王瑞民
社會結構對經濟結果的影響 馬克? 格蘭諾維特
美國各級政府財政的長期演變:從1790 年至1990 年 約翰? 沃利斯
包容性發(fā)展戰(zhàn)略:韓國推行階段式包容性增長的案例 王振源 李 根
和臺灣經濟學家座談經濟發(fā)展與改革問題的紀要 楊啟先
平臺競爭的幾個重要問題 張穹
平臺模式中的跳單問題:以“陸勇案”與“數(shù)字音樂案”為例 于立 王玥 楊童
平臺競爭與治理:二重性的視角 陳永偉
比較(2018年第4輯.總第97輯) 節(jié)選
西方國家民粹主義的興起看似毫無征兆,但其反沖已出現(xiàn)了十年甚至更長的時期。羅德里克的文章試圖剖析民粹主義興起的經濟根源。他指出,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表明,貿易開放會對收入分配帶來劇烈影響,總會造成受損者,經濟學家對此心知肚明,卻沒有對公眾強調。對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實證研究也證實,它們對美國特定社區(qū)的勞動力市場確實有極大的影響,會嚴重抵消貿易收益。金融全球化對各國的經濟穩(wěn)定和收入分配的不利影響尤其突出。對受害群體實施補償則會遇到經濟成本與政治可信度問題,難以有效實施。勞動力市場動蕩還來自需求沖擊、技術進步以及正常競爭等影響因素,然而國際貿易在政治上尤其敏感,除了外國人容易當替罪羊外,還因為它有時涉及“禁忌交易”,會觸發(fā)公眾的不公平感,引起普遍反對。全球化加深了各國內部相互交織的多重社會裂痕,給民粹主義提供了沃土。如果沖擊主要是移民和難民問題,煽動族群和文化裂痕的右翼民粹主義將占主導。如果沖擊主要是貿易、金融與外國投資,則更多表現(xiàn)為強調收入或階層差異的左翼民粹主義。美國在兩種類型的沖擊下,同時興起了以桑德斯與特朗普為代表的兩種類型的民粹主義。新的形勢要求我們重新審視現(xiàn)實,對“二戰(zhàn)”后確立的全球經濟制度安排進行調整,特別是實現(xiàn)三個方面的再平衡:從資本和企業(yè)到勞工和社會,從全球治理到國家治理,從總體經濟增益小的領域到總體經濟增益大的領域。羅德里克還強調,世界經濟的大多數(shù)失敗根源于國內治理的失敗,因此,“全球治理能做出的*好貢獻就是讓民族國家更好地運行,而不是削弱或限制它”。 “改革論壇”欄目的三篇文章,分別討論財政、國企以及土地改革。樓繼偉的文章討論政府間的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在他看來,事權和支出責任不僅是財政問題,更是國家治理的基本要素。清晰高效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是形成合理的行政秩序、市場秩序和社會秩序的基本前提,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必然要求。當前,事權改革問題的癥結在于:受傳統(tǒng)計劃體制影響,各級政府職能配置天然缺乏清晰分工的理念,“機關化”特征顯著。上級政府慣于通過行政命令方式管控下級政府,約束下級政府按上級偏好履行事權,而非由各級政府根據(jù)事權屬性,通過建立本級的機構隊伍,采用“實體化”的方式直接承擔相關事權,從而導致政府間權責邊界模糊,共同事務泛濫,行政效率偏低。文章從外部性、信息處理的復雜性和激勵相容三大原則出發(fā),結合國際經驗,論述事權劃分改革的方向,那就是以“實體化”“法治化”“高階化”為重點,推動事權劃分改革。 張春霖的文章探討新形勢下的國有企業(yè)改革。他指出,隨著中國經濟在全球市場上的影響力提高,如何實現(xiàn)國家所有制與全球市場經濟秩序的兼容,是一個緊迫而艱巨的挑戰(zhàn)。面對這一新挑戰(zhàn),國有企業(yè)改革必須在新的起點上再出發(fā)。從改革的方向來看,應當繼續(xù)堅持市場化方向,適應市場機制的要求而不是扭曲市場機制。從改革的重點來看,應該圍繞合理定位、公平競爭、政企分開、惠及全民展開,其要旨就是政府進一步退出企業(yè)層面的微觀經濟決策,將之留給相互競爭的市場參與者,包括非國有企業(yè)和管理國有資本的專業(yè)投資機構、經營國有企業(yè)的企業(yè)家;政府則以更超脫的定位,專注于保障公平競爭的市場環(huán)境,同時用國有資本的收益來改善民生、調控收入差距,為國有資本的原始所有者帶來更實際的利益。如此,則既有助于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決定性作用,也有助于更好發(fā)揮政府職能。 陶然和王瑞民的文章考察了近年來傳統(tǒng)農區(qū)推動的農地“三權分置”、農地與宅基地確權與抵押、城鄉(xiāng)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等政策,指出既有政策措施由于缺乏良好的頂層設計而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他們認為,目前的農村土地確權,其直接和間接成本高昂且收益很低,應該建立多類型土地發(fā)展權指標交易市場,建立跨區(qū)交易體系,然后以此為基礎推動農區(qū)土地整理,從而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實現(xiàn)永久、連片確權。這不僅可以全面完善原有低效率的土地計劃指標配置方式,也有助于區(qū)域間公平發(fā)展。從更長遠來看,要*終實現(xiàn)農區(qū)土地的高效率配置,應當以地方試點的方式逐步推動農村土地的國有制,結合土地確權登記,賦予農民可交易、可抵押的永久農地使用權與宅基地使用權。農區(qū)土地制度的這一改革與城中村、城郊村的土地改革措施相結合,不僅可以為中國建立一個一體化的城鄉(xiāng)土地市場,也將為中國實現(xiàn)經濟可持續(xù)增長提供基礎性的制度保障。 近年來,經濟學家非常關注社會結構與社會網絡對經濟造成的影響。“前沿”欄目是20 世紀70 年代以來全球*知名的社會學家之一馬克.格蘭諾維特關于社會結構和社會網絡的文章。他概述了社會學家就社會結構和社會網絡提出的四個核心原理:規(guī)范有助于提高網絡密集度;在社會網絡不聯(lián)通的領域,弱關系比強關系能更有效地傳播信息;善于利用網絡結構的人可以獲得策略優(yōu)勢;經濟行為與非經濟行為相互滲透,也即經濟活動具有社會嵌入性。運用這四大原理,格蘭諾維特分別探討了社會結構和社會網絡如何影響就業(yè)、價格、生產率和創(chuàng)新。在他看來,研究社會結構與社會網絡,就是為了打開經濟行為與非經濟行為相互作用的黑匣子,揭示社會現(xiàn)象的動力學,而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有效策略就是開展跨學科合作,就像貿易理論鼓勵國家間的合作一樣。 在“比較之窗”欄目中,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沃利斯回顧了從1790 年至1990年美國各級政府財政的長期演變過程,從收入的籌集成本和支出的政治收益角度,將這一歷史時期劃分為三個階段,試圖回答三個主要問題:政府規(guī)模的擴大是否因為籌集收入成本的降低,或者是因為開支的收益明顯提高;什么力量推動收入和支出在各級政府間的分配;為什么各級政府的債務積累從一個時期到另一個時期有增有減。其基本結論是,政府規(guī)模的大小遵從政府承擔的職能和義務,而不是收入來源的選擇;推動收入和支出在各級政府間分配的重要因素是籌集收入的成本,能夠以*小成本籌集收入的那級政府就是*為積極的一級政府。 韓國是為數(shù)不多成功實現(xiàn)從低收入向高收入轉型的國家。馬來亞大學的王振源和韓國首爾大學的李根嘗試解讀韓國如何在追求快速工業(yè)化的過程中,融入其包容性策略,創(chuàng)建了一種激勵包容性增長的機制,成功實現(xiàn)這一轉型。他們將韓國分為三個階段,分別考察這三個階段的包容性增長,他們發(fā)現(xiàn),早在工業(yè)化的預備階段,韓國就已經實行了一系列包容性措施,如農村貧困政策與新村運動,在推行重化工業(yè)化政策的同時,減輕工業(yè)和經濟權力的集中;在追趕階段和后追趕階段,國家、企業(yè)與民間團體為爭取社會福利和更優(yōu)質工作環(huán)境進行密集談判,推動韓國謹慎而又系統(tǒng)性地推行教育預算、“人民的股份”、社會保險與安全計劃、扶持中小企業(yè)等包容性措施,使韓國在發(fā)展經濟的過程中確立起維護平等社會的原則,從而使經濟增長能衍生出勞動者技能提高和收入分配改善的機制。 “改革記憶”欄目是已故著名經濟學家、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楊啟先對1989 年3月在香港召開的“大陸和臺灣經濟學家座談會”的紀要。此次座談會為期四天,臺灣方面參加的經濟學家有蔣碩杰、于宗先、鄒至莊、費景漢、顧應呂、劉遵義等人。這篇紀要著重記述了兩岸經濟學家對中國大陸當時存在的主要問題:通貨膨脹、財政和金融赤字、價格及匯率雙軌制、企業(yè)制度,以及在改革開放中如何對待公平和分配問題進行了討論。蔣碩杰等學者是臺灣經濟起飛的主要設計者,他們對這些問題的基本看法非常值得我們重溫,以期獲得新的啟發(fā)。 近年來,以BAT (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為代表的互聯(lián)網平臺經濟在中國興起并快速發(fā)展,它不僅改變了經濟增長和商業(yè)競爭的法則,也改變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更對傳統(tǒng)經濟學理論和公共政策提出了挑戰(zhàn)。本輯《比較》特別選取了四篇有關平臺經濟的文章,為讀者理解這種新的商業(yè)模式和組織形態(tài)提供參考。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召集人張穹的文章從平臺競爭的角度展開分析。他為平臺競爭歸納出八個重要的方面:規(guī)模、相關市場界定、動態(tài)競爭、跨界競爭、生態(tài)競爭、差異化競爭、數(shù)據(jù)競爭和全球競爭。然后,結合這八個方面,從實施競爭政策的角度,討論在判定平臺企業(yè)壟斷時可能存在的理論難點,由此也提出了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和方向。 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于立等人的文章以“陸勇案”與“數(shù)字音樂案”為例,剖析平臺模式中的跳單問題。文章運用經濟學中的爭用性和限用性物品的概念,構建了一個四象限的物品分類框架。根據(jù)這一分類框架,平臺模式中的知識產權產品就是位于第三象限的共享品,具有零邊際成本的特征。這類產品存在兩類悲劇:一類是反公地悲劇,一類是準公地悲劇。所謂反公地悲劇,就是對這類產品的專利或產權保護過度,導致無法有效利用這類產品為社會帶來福利;所謂準公地悲劇,就是對這類產品的專利或產權保護不利,導致研發(fā)和生產投入不足。為了避免這兩類“新公地悲劇”的發(fā)生,對于知識產權產品應該采取“保反兼顧”的政策,具體來說,就是根據(jù)創(chuàng)新程度,分別采用“重保輕反”“保反適度”和“重反輕保”的政策組合。 陳永偉的文章提出了理解平臺性質的“二重性”分析框架,認為平臺除了作為企業(yè)外,同時還具有市場組織者和管理者的屬性。借助這一分析框架,他對平臺的競爭問題和治理問題進行了一系列分析,認為,在思考以上問題時,我們應該首先認清平臺的二重屬性,而不能簡單地套用傳統(tǒng)思維。此外,應該從成本和收益分析的角度出發(fā),在平臺治理和政府管制之間畫出邊界。
比較(2018年第4輯.總第97輯) 作者簡介
吳敬璉,現(xiàn)任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寶鋼經濟學講席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比較》輯刊、《洪范評論》主編,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規(guī)劃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國際經濟學會(IEA)榮譽主席,北京樂平基金會發(fā)起理事,阿拉善生態(tài)基金理事會理事長。吳敬璉倡導并努力推進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是“整體改革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對中國改革和經濟發(fā)展轉型的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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