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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更另—鴨屎泥田走出的院士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1632692
- 條形碼:9787511632692 ; 978-7-5116-3269-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劉更另—鴨屎泥田走出的院士 本書特色
劉淑軍、黃晶、秦道珠主編的《劉更另(鴨屎泥田走出的院士)》一書,對于傳承與弘揚我國老一輩農業科學家的優良傳統和崇高精神,具有重要意義。該書以樸實的語言、生動的情節、翔實的史料,講述了一位老科學家的科學人生,感人至深,催人奮進。廣大農業科技工作者特別是青年科研人員要以劉更另院士等老一輩農業科學家為楷模,面向世界農業科技前沿、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現代農業建設主戰場,熱愛科學、追求科學、獻身科學,積極進取,開拓創新,為我國由農業大國走向農業強國作出應有貢獻。
劉更另—鴨屎泥田走出的院士 內容簡介
為了懷念這位著名的農業科學家, 我們編著這本科學家傳記圖書, 以便讓廣大農業科研和農業系統的中青年讀者更多地了解這位已故中國土壤肥料與植物營養專家傳奇的科學人生。內容包括: 刻苦求學 ; 科學研究 ; 傳承發展。
劉更另—鴨屎泥田走出的院士 目錄
劉更另—鴨屎泥田走出的院士 節選
**部分 刻苦求學 劉更另的求學經歷了3個時段。 ·1936年初至1947年8月,完成小學至高中學業,期間飽受戰爭的恐嚇,遭受父亡母病的痛苦,被迫3次輟學。 ·1948年8月至1952年8月,完成大學學業,從一個普通青年成長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樹立了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決心科學報國。 ·1955年9月至1959年7月,留學蘇聯,獲副博士(后轉為博士)學位,毅然回國,報效祖國。 三輟學 不畏難 磨礪終成才 舊中國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處在積貧積弱、內憂外患的苦難深淵,中國人民處在饑寒交迫、民不聊生的悲慘境地。在湖南桃源,劉更另的家鄉就是這個時代的一個縮影。 1929年2月,劉更另出生在桃源縣茶庵鋪鄉竹老鋪村的一個小山沖里。這個村隱藏在古老幽深的湘西大山深處,遠處的高山蜿蜒起伏,連綿不斷,一峰欲斷而一峰又起,叢山圍繞,郁郁蔥蔥,古木參天,這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小山寨。遙望遠處,僅有一條彎曲的小路往外延伸,就連到*近的茶庵鋪趕集也要走十來里(1里=0.5千米。下同)山路。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家庭,靠著祖上幾代人辛勤耕耘,到劉更另出生時,家里已經有了六七畝(一畝≈667平方米。下同)耕地,加上林地,算上來也有20來畝,還有3間木質結構的瓦房,加上豬牛欄和雜屋共10多間,構成一個單戶人家的小院。在那個年代也算得上是一個自食其力的人家。 劉更另從小就喜愛讀書。3歲就跟隨母親讀《三字經》。他天資聰穎,又為獨苗,成為祖父母和父母的掌上明珠。他說自己的名字是一個老先生取的,叫劉賡麟,依據“麒麟起有神人出”之傳說,意思就是“麒麟多富貴”。 劉更另的祖父劉榮五、祖母全玉梅都是文盲,母親龍鳳芝僅讀過3年私塾,父親劉愛謙相當于中專文化。因此,父母親在當地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到了劉更另這一代,送子讀書,望子成龍成為一家人的唯一希望。1936年年初,劉愛謙將自己7歲的獨生子劉賡麟(即劉更另)送到茶庵鋪讀私塾。這個私塾,只供劉家宗族子弟讀書,總共不到10人,塾師何有志,上午教《三字經》識字,下午教寫字。何先生教書很認真,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整天陪同學生一起識字、寫字,一絲不茍。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抗戰開始,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日寇全面侵華。位于桃源縣西南部、常德市的邊貿重鎮之一的茶庵鋪,也受到局勢動蕩的影響。由于時局非常混亂,社會動蕩不安,且茶庵鋪私塾離劉家竹老鋪莊有10多里山路,來回很不安全。加之學生人數越來越少,而何先生年滿70,體弱多病,為了躲避戰亂,唯一的一所私塾也停辦了。 1937年12月,8歲的劉賡麟**次輟學回家,只好在母親管教下,補習國文。母親還教他選讀四書五經,這些均為儒家經典。因此,劉賡麟開始接觸儒家文化思想,記住了許多格言警句。還好,除了跟母親讀四書五經外,他還跟本族70高齡的老先生陳凡英學國語和古文,練習書法。 1938年春,為了讓劉氏子弟繼續讀書識字,劉氏族人長老商議,將老祠堂改為天祿學堂。劉賡麟已經9歲,在家休學一年多后,再次獲得重新入讀天祿學堂的機會。學堂開辦初期,學生人數不多,只設小學部。后因學生猛增,劉家老祠堂容納不下,為了滿足劉家子弟渴望讀書的要求,天祿小學從劉家老祠堂遷到劉家新祠堂,并擴設高小班。讀書不滿一年,劉更麟就以優異成績在天祿初級小學畢業,又以各科優秀成績考入天祿高小部就讀。 在天祿學堂高級小學部讀書期間,劉賡麟學習進步很快,各科成績優秀,獲得全校學習優秀獎,受到校長的器重。他愛動腦子想問題,善于思考,課堂大膽回答問題,語言清晰,邏輯推理性強,給老師和同學留下深刻印象。學校每年舉行演講比賽,他都積極報名參加,并且總是取得名次。1940年下半年,由學校挑選,派他出席在桃源縣城的全縣學生演講比賽。由于他語言幽默,口齒伶俐,聲音洪亮,演講比賽獲得優勝獎,為學校爭了光,老師、同學都對他刮目相看。 天祿學堂對學生功課抓得很緊,很多基礎差的學生考不及格,就得留級。學校很重視古文和作文寫作,特別對之乎者也類古文學習很重視,作文課如果誰作白話文誰就無形中受到輕視。而劉賡麟的作文很好,深得國文老師夸贊,數學、音樂、體育成績也不錯,又是刻苦學習、守紀律的好學生,在先生們的印象中,他成了天祿學堂的佼佼者。 天祿學堂越辦越好,遠近聞名,受到地方政府的特別關注,也引起湖南省教育廳的高度重視。1941年省教育廳正式批準備案,晉升該校為湖南省私立天祿初級中學。1942年7月,13歲的劉賡麟又以各科優秀成績,考入這所私立天祿初級中學。 初中學習期間,雖然年紀小,但他開始懂得愛國、恨日本帝國主義、恨漢奸、決不當亡國奴的道理。學校平常看不出有黨派活動,可是每年三青團都要在學校里開一兩次會,吸收一些三青團員。劉賡麟與同學不知道三青團為何物,將它看作奇事。國民黨到處宣傳“一黨治國,國家只有一個黨”。因此,當年天祿中學的學生并不知有共產黨和解放軍。他沒有參加任何反動黨團和會道門,但是在初中畢業的那一學期與三青團發生了一點偶然的關系。“將近畢業時,有人來學校發展三青團,班上年紀大的同學都參加了,沒有參加的都你邀我,我邀你準備參加。”他們幾個小同學都有人邀,記得自己也答應參加,當時他把這件事告訴國文老師陳宗南,老師不贊成,“這么小的年紀,參加什么團!”他又向訓導主任方攻石老師請求參不參加,方老師也不同意他參加。因此,他沒有填表,沒有宣誓,也沒有參加。 1943年11月至12月,侵華日軍為牽制國民革命軍對云南的進攻,并掠奪戰略物資,打擊中國軍隊的士氣,對第六戰區和第九戰區結合部發動了一場戰役,這就是極為殘酷的“常德會戰”。常德會戰打響后,消息傳到桃源,到處一片恐慌。天祿中學離常德僅40多里,常德前線抗戰不利的消息接踵而至,天祿學校內外整天處于恐懼之中,白天每隔一兩個小時就傳來敵機的狂轟濫炸聲。為了確保學生的安全,學校臨時決定:白天停課,晚上補課。發現敵機,立即報警,組織學生進入臨時防空洞,躲避敵機轟炸。這樣一來,在抗戰期間,天祿學堂校舍沒有受到大的破壞。全體師生在校長的帶領下,高度警惕日軍轟炸。校方非常關心學生的安危,并強化軍事訓練,嚴密組織紀律,狠抓教學質量,堅守天祿學堂辦學理念:“民不可無學識,國家孱弱,民族振興希望在你們(學生)身上,快點長大,報效國家。”就這樣,教師教學和學生聽課都在躲避戰爭的恐懼中緊張進行著,使得學生得以繼續讀書,學業沒有中斷。 1943年7月,14歲的劉賡麟從天祿中學畢業,又以各科優秀成績考入國立八中。沒想到,卻在1946年7月高中三年級時,因父親病逝而第二次輟學。 國立八中是1938年在湘西成立的一所流亡中學,校本部設在乾城所里,也就是現在的吉首市,下設11個分部,分別在花垣、洪江、麻陽、乾城、永綏、保靖及原四川的秀山等地。 國立八中在花垣辦學時間長達8年,開創了花垣現代教育的先河,這不僅對當時的花垣,就是對花垣的現階段和未來都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當年,從國立八中走出的學子就有1200多人,而且大都成為了國家的棟梁之材。其中,有23人成為了共和國在國際國內頗有影響的政治家、專家和學者。原總理朱镕基就是他們當中*杰出的代表。 從桃源茶庵鋪到永綏國立八中相距290多千米,幾乎全是山路。這是劉賡麟**次出遠門,父親送他到桃源縣界后,他獨自一人挑著行李,步行六七天,才到達永綏國立八中。學校路途遙遠,崇山峻嶺,跋山涉水,山外有山,他**次體會到一路饑寒交迫,風餐露宿,艱辛異常的滋味。 國立八中永綏高中分校,又稱高二部,*初設在乾城所里附近的河溪鎮,即現在的吉首市河溪鎮。因校舍分散在山上,師生上課爬坡難,且供養不足,不久即遷往永綏縣城。此前永綏縣城在小北門外已經設有初二部,高二部就利用西門外的文廟做校舍。國立八中教師大部分來自安徽,他們中有很多是安徽的著名教師,部分來自大學,后來很多也進入大學成為著名學者。如公共課老師譚佛心,曾是同盟會會員、孫中山的戰友,當時70多歲;國文老師張汝舟,在有當地官員參加的祭孔典禮上講話,大罵官僚腐敗,搞得對方不快;被學生提及較多的,如“不帶三角板和圓規,隨手一畫,圈圓線直”的數學老師沈沅湘;用英文和到訪的美國大兵流利對話的英語老師王道平等。 屋漏又遭連夜雨。劉賡麟在國立八中永綏高中分校艱難求學期間,父親的病越來越重,家庭經濟負擔也越來越重。1944年11月初,父親突然病倒了,很嚴重的水腫病!這位慈祥的父親一邊為劉賡麟求得生活費用繼續上學,一邊借錢為自己治病,希望自己的病能早日康復,以便能繼續支撐這個搖搖欲墜的苦難家庭——上有老人,下有妻兒。他苦苦地掙扎,竭力維持家庭的生活。但這場戰爭太殘酷,給這個社會帶來無盡的災難——物價飛漲,錢不值錢,民不聊生。他求助無方,苦于無錢醫治,只能在家等死! 1946年,劉賡麟讀高中二年級。5月1日回家,一見父親臥病在床,他心酸流淚了。“父親一見我回家,非常高興,看來精神還好,后來一天一天不行了”。他整整伺候父親兩個月。病危的時候幾天日夜不能入眠,父親實在支撐不下去了,就躺在竹椅子上,一直到死前10分鐘,父親就歪著頭望著他,對他講些什么他也聽不清楚了。劉賡麟哭著說:“爸爸!我的書是要讀的!”突然,父親嘆了一口氣,就這樣停止了呼吸。母親說:“你看,你父親就是等你這句話!”當年父親年僅37歲,他才17歲。 父親的去世給這個本來就負債累累的家庭帶來更大的困難。受生活所迫,1946年7月,劉賡麟第二次離開學校,輟學回家。這已是抗戰勝利的第二年,國立八中遷回安徽。 劉賡麟沒有兄弟姊妹,回到家里獨自一人挑起了家里重擔,但是,他對于農事什么也不懂,接觸的人也就是本鄉的幾個初高中同學。同學親如兄弟,他們經常來看望劉賡麟,并幫助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還與他一起商量繼續求學的事情,而父親過去的一幫朋友,見劉家落難,人走茶涼,再也不來往了。這一年母親也病倒了,經常吐血,一病就是十天半月,臥床不起。她整天在眼淚和痛苦之中煎熬,發愁丈夫走后留下的一大堆債務,發愁兒子求學的學費,發愁社會黑暗、物價飛漲給這個不幸的家庭帶來的災難。劉賡麟的祖父母年事已高,力不從心,只能靠種田養豬過活,勉強撐起這個家,生活極為困苦。 “父親逝世那年我僅17歲,正值高中二年級。受生活壓力和家庭經濟困難的雙重壓力,被迫休學在家,自己當家理事。因為初回家管家事,一切都不熟,接觸的人就是幾個同學,原先自己的交際關系在校中都不廣,何況在家鄉,從此我父親的一些朋友也與我家無往來。父親死后,自己當家,因為田土界限的事情,曾與人發生些爭斗,認為自己家里很沒有面子。人家都想欺負我,自己受到委屈,親身體會到社會的黑暗。”這一切劉賡麟一生記憶猶新。 1946年年底,在親朋好友的幫助下,經母親想方設法和多方籌措學費,在國文老師陳宗南推薦下,劉賡麟轉入湖南醴陵省立第十四中學,即現在醴陵一中,繼續讀書,直到畢業。 在湖南醴陵省立第十四中學期間,劉賡麟成績優異。他興趣廣泛,在課堂上、操場上、舞臺上、棋壇上都非常活躍,而且他特別喜歡古文和化學、植物學。他性格內向,不善于交際,但是言談起來,又顯得幽默、詼諧,滔滔不絕。在課堂上他是一個勇敢者,敢于提問,敢于發言和辯論。古文教員陳宗南老先生稱贊他“好問則裕”。湖南有名的教育家、英文教員沈克家先生稱贊他“多思善辯”。有一個年輕的化學老師對他則很惱火,有一次在課堂上被他問住了,支支吾吾下不了臺,這個老師到校長那里告狀,說劉賡麟不禮貌,硬要他致歉。但實在沒有什么道理,遂不了了之。1947年8月,劉賡麟在湖南省立第十四中學高中部畢業。 1948年2月,盼望已久的大學夢因寒假大學不招生而停止。19歲的劉賡麟無奈地回到桃源老家茶庵鋪,第三次輟學在家,自己補習功課,以備考大學。他約幾個同學在家溫習功課,地方惡霸、縣參議陳斌發現后,對他進行恐嚇,說他思想有問題。因此,他拋開書本,逃離家鄉,提早來到武漢,躲在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堅持自學,補習功課,決心不考取大學誓不罷休! 對于自己的求學之路,劉賡麟感受深刻:“我的小學、中學是在兵荒馬亂、父亡母病、山高路遠的困境中走過來的,學制12年只讀了10年,休學3次計兩年。” 他說自己在天祿學堂讀小學、初中時期,因受舊的教育思想啟蒙,接觸不到新的事物,只對于國民黨貪污腐化的政治痛恨仇視。進入國立八中讀高中時期,正是抗戰中“國共合作”時期,一致對外,全民族共同抗戰。因此,在湖南常德桃源等地,言論一度開放,才開始接觸了新思想。在國立八中,學校還經常組織學生集會,唱抗戰歌曲,演唱抗戰劇,宣傳全民族抗戰精神,學生在課外還討論抗戰形勢,雖然對于國民黨的貪污腐化和無能政治有了仇視而反對,可是對國民黨仍抱有幻想,認為國民黨可以革新,希望所謂的民主人士登臺,只要把“孔宋”家打倒,社會政治就可以改變了。同時,對美國也有許多幻想,*痛恨的是日本侵略者。回想當年,他覺得自己思想極為幼稚。 日寇侵略,國碎家破,從小就給劉賡麟幼小的心靈蒙上一層陰影。飽受戰爭的恐嚇,遭受舊社會的黑暗,“父亡母病”,被迫3次輟學,更堅定他不畏艱難和堅忍不拔的毅力,立志走知識報國之路的理想。
劉更另—鴨屎泥田走出的院士 作者簡介
劉淑軍,女,1983年6月出生,湖南邵陽人。2007年7月畢業于中國農業大學土壤學專業,獲農學碩士學位。畢業后一直在中國農業科學院衡陽紅壤實驗站工作,現任助理研究員。長期從事低產水稻土改良和水稻綠色增產增效技術推廣示范工作。共主持中央級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2項;作為科研骨干參加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水稻產業技術體系和國家重點研發專項等4項;在國內外核心期刊共發表文章16篇;參編專著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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