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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爭論與詮釋:理雅各牛津時代思想研究/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系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4795275
- 條形碼：9787534795275 ; 978-7-5347-9527-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比較.爭論與詮釋:理雅各牛津時代思想研究/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系 本書特色
理雅各用五十余年的時間，架起了一座中西方的橋梁，他的一生是由傳教士走向漢學家的一生，他生平的活動，開始于向東方宣揚基督教義，然卻顯赫于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至今雖逾百年，理雅各的譯本仍被認為是中國經典的標準譯本，他結束了西方學者對中國文獻業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專業化的道路。本書對理雅各中國北方之星的過程進行梳理，并與其他傳教士的記錄及中文史料相對照，體現理雅各嚴重當時中國北方的情況及歷史背景。
比較.爭論與詮釋:理雅各牛津時代思想研究/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系 內容簡介
理雅各是近代偉大的西方漢學家之一。他將中國的四書五經等經典翻譯成英文，推動了中國文學文化在英語國家的傳播，在西方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時至今日，他的譯作仍被認為是中國經典的標準譯本。理雅各對漢學的研究本是為了向東方傳教鋪路。在中國傳道的同時，也開啟了他數十年的漢學研究生涯。離開中國后，理雅各就任牛津大學漢學講座首任教授，開創了牛津大學的漢學研究傳統。本書就是以理雅各的“牛津時代”為中心，挖掘理雅各后期的社會交往和學術活動，梳理其在漢學研究方面的各類著述，探究其思想發展的特點、轉變及其意義。
比較.爭論與詮釋:理雅各牛津時代思想研究/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系 目錄
前 言
導 論
一、理雅各的知識背景及其研究意義
二、理雅各相關研究綜述
中文著述
英文著述
**章 理雅各傳教士生涯的結束及北方之行
**節 殖民地的*后時光（１８７０—１８７３）
第二節 １８７３ 年的中國北方之行
一、中國北方之行的背景
二、香港—上海—山東—天津
三、理雅各訪問北京
１．１８７３ 年以前北京教區的情況
２．理雅各在北京的見聞
四、山東之行
１．從直隸到山東：一個帝國的余暉
２．泰山之行
３．“孔子之城”：曲阜
第二章 理雅各與早期牛津漢學系
**節 講座席位的設立：１８７４—１８７６
一、漢學席位背后的政治杠桿
二、非國教徒進入牛津
三、東方學聯盟：麥克斯·繆勒與漢學教授席位的設立
四、英國漢學的里程碑：理雅各就職演說
第二節 理雅各與早期牛津漢學系（１８７６ 年起）
一、“智識無政府”：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化精神與牛津知識分子
二、理雅各：其傳教士背景及與智識界的關系
三、展望歐洲：理雅各與歐陸漢學界
四、公共活動中的漢學家：牛津時期的理雅各與中英關系
第三章 牛津時期理雅各翻譯事業的延續
**節 《東方圣書》出版始末及內容概述
一、麥克斯·繆勒與比較宗教學理論在英國的奠基
二、《東方圣書》的籌備和理雅各的加入
三、《東方圣書》與《中國經典》的文本聯系
第二節 在華新教傳教士對“上帝”譯名的爭議
一、“譯名之爭”中所涉主要文獻的梳理
二、本次爭論中理雅各和繆勒的關系
三、“譯名之爭”事件中的反對者
四、有關譯名爭論中的焦點問題
五、“譯名之爭”內在的自然宗教問題
第四章 “黜異端以崇正學”：理雅各的儒教研究
**節 “皇家儒教”：文本與儒家倫理
一、《圣諭廣訓》的文本解釋和譯本
二、“異端”與“正學”：《圣諭廣訓》與基督新教的關系
三、作為儒教倫理基礎的“孝”
第二節 理雅各對孔子思想的詮釋及其自我修正
一、理雅各早期著作中對孔子的批評
二、道德家或是宗教家？
———理雅各在牛津時期對孔子的態度轉變
三、理雅各對孔子思想所做詮釋和批評的內在意義
第三節 孟子與巴特勒：理雅各對“性善論”的再詮釋
一、問題緣起：理雅各對孟子及其“性善論”的評價
二、儒家思想史中的“性善論”
１．“性”的概念及孟子與告子之爭
２．朱熹論“性善”
３．戴震、焦循論“性善”
４．理雅各對歷代注家的取舍
三、基督教人性論與儒家“性善論”傳統的互通
１．理雅各的孟子“性善論”解讀
２．巴特勒：基督教人性論在１８ 世紀的變調
３．巴特勒理論中的“自然法則”和“自愛”與“善端”的關系
４．原罪與“性善論”的“缺陷”
第五章 從“迷信”到圣書：理雅各的道教研究
**節 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學者對道教的認知
第二節 理雅各早期對道教及道教經典的態度
第三節 比較的價值：理雅各在牛津時期對道教的研究
一、找尋“唯一神”的努力
二、世俗與典籍的距離：理雅各對“作為世俗宗教的道教”的研究
三、理雅各與翟理斯關于《道德經》真偽的爭論
四、理雅各晚年的道教研究成果和觀點修正
五、手稿與其他：理雅各道教研究中的一些矛盾
結 論 重構理雅各的思想世界和觀念來源
附 錄
附錄一：牛津大學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館藏理雅各部分相關檔案
目錄
附錄二：理雅各著作與活動年表（１８７０—１８９７）
附錄三：理雅各與繆勒通信列表
附錄四：其他牛津時期重要信件列表
附錄五：《詩經》篇目次序對照表
附錄六：英文人名索引
附錄七：中文人名索引
附錄八：專有名詞對照表
附錄九：孔子的影響和觀點（譯文）
附錄十：孟子與巴特勒關于人性論的討論比較（譯文）
附錄十一：《書經》中記載內容的可信性（譯文）
參考文獻
一、理雅各已發表著作、文章
二、其他參考書目
后記
附圖
展開全部
比較.爭論與詮釋:理雅各牛津時代思想研究/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系 節選
理雅各訪問北京 １． １８７３ 年以前北京教區的情況 北京在當時作為清帝國的都城，對新教傳教士們來說也是魂牽夢縈之地。在倫敦會１８６７ 年的年報中展示了雒魏林所繪的北京地圖，并附有如下的描述：“北京城位于帝國北方，屬于直隸省，始建于１２６７ 年。永樂皇帝在許多方面將其設計成一個高貴的城市。如地圖所示，北京城可以說是由南北兩部分組成。‘韃靼城’（滿城）在北部，是一個標準的正方形，每一邊都是４ 英里長。漢城在南部，５英里長，２ 英里寬。……想要詳盡描述這座城市中的偉大建筑所具有的不同尋常的美是不可能的。”① 在倫敦會的文獻中也不遺余力地強調北京的重要性：“北京作為傳教點非常重要，不僅因為它是中國的大都市，有著龐大的人口，也因為這里有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地方官每年至少要來一次，而上京趕考的生員每年大約有一萬人……”② 隨著條約的簽訂，新教傳教士開始踏足這座名副其實的“禁城”（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Ｃｉｔｙ）。北京是天主教傳教士的傳統領地，而新教與天主教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信仰鴻溝。如教會史家賴德烈（Ｋｅｎｎｅｔｈ Ｓ． Ｌａｔｏｕｒｅｔｔｅ，１８８４—１９６８）所說：“對于新教徒來說，好像羅馬天主教徒從未來過中國一樣。新教徒們幾乎總將自己看作福音的唯一代表……照他們的看法，羅馬天主教*多被看作是基督宗教的一種腐敗形勢，改革派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與犧牲來逃離這個形勢，重新恢復了純正的基督宗；教……基督宗教這兩個派別之間的鴻溝被語言與文化的差異更加深化了。”③一直以來，倫敦會對于在清帝國中心的傳教活動有非同尋常的重視，而顯然，這時傳教工作的成功與否與英國政府的態度密切相關。針對英國政府對傳教工作的冷淡態度，倫敦會指出傳教工作不但不會妨害外交工作，反而對其有利：“我們相信向北京本地居民介紹基督教，以及對勞苦大眾的關心和善意，將會改善他們對外國人的看法。” 倫敦會在北京*早的傳教點由醫學傳教士雒魏林建立，當時他租賃了英國公使館旁邊的一座兩進四合院作為醫院，這就是北京施醫院*早的地址。② 雒魏林的醫院漸漸步入正軌之后，病人也越來越多，艾約瑟遂在１８６３ 年離開天津來到北京加入了雒魏林。在此之前，雒魏林只負責醫療工作，布道則由中國講道員負責。艾約瑟調到北京之后，就專門負責傳教事務。根據艾約瑟的報告，北京的醫院一直人滿為患，但開辦兩年來病人當中受洗成為基督徒的只有６ 人，其中一個是回民。然而艾約瑟對整體的傳教前景表示非常樂觀，在１８６４ 年寫給倫敦會的報告中，他用“好運的開頭”來形容北京教區的發展。③ 雒魏林在１８６４ 年結束在北京的工作準備返回英國，倫敦會派另一位醫學傳教士德貞④接替他管理北京的醫院。 德貞在傳教事業上頗有野心和行動力，在發現許多病人因為路途遙遠無法來看病之后，他就決心要開設醫院分部并且四處尋找合適的地方，但都失敗了。⑤不僅如此，９ 月英國公使館收回了租給倫敦會的房子，他們不得不把醫院搬到哈德門大街的一座廟里，這時病人的數量已達到每天七八十人之多。⑥ 艾約瑟實際上是北京傳教點的負責人，德貞則負責醫院工作，兩人合作無間。德貞認為艾約瑟工作極其勤奮，而艾約瑟也認為德貞的醫療工作對差會至關重要：“從一開始北京傳教點就感受到了醫院的優勢。……奎寧在*近發生的洪水之后發揮出很好的作用。疫苗接種在城市和鄉村都在穩步增加。”到１８６６ 年，北京傳教區已有當地教徒９０ 人。艾約瑟并不滿足于在滿城（內城）傳教，而是將傳教點擴大到外城 和鄉村地區。到１８６８ 年，倫敦會在北京周邊地區已經有５ 個傳教點，共有教徒（準教徒）８４ 人。① 盡管艾約瑟對傳教工作一腔熱忱，但情況是，不斷有新人加入，也不斷有教徒退出，很多人在受洗之后才被發現抽鴉片。② 在１９ 世紀６０ 年代，北京教區的另一重要事件，是《圣經》官話本的翻譯。根據雒魏林在１８６４ 年初提供的一份名單，當時共有１０ 名新教傳教士在京傳教。③１８６４ 年，新教傳教士在北京成立“《圣經》翻譯委員會”，成員包括艾約瑟、包爾騰、施約瑟（ Ｓ． Ｉ． Ｊ． Ｓｃｈｅｒｅｓｃｈｅｗｓｋｙ，１８３１—１９０６）、白漢理（ Ｈｅｎｒｙ Ｂｌｏｄｇｅｔ，１８２５—１９０３）、丁韙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Ｐ． Ｍａｒｔｉｎ，１８２７—１９１６）④，目的是翻譯《圣經》官話本。５ 名成員來自英、美不同的傳道會，背景各不相同，但都有較高中文水平和長期在華傳教經驗。 在此前，英美傳教士在譯名問題上曾有過激烈的爭論，分裂為“上帝”“神”和“天主”三個陣營，始終也未能達成一致，但北京翻譯委員會成員之間的合作尚可稱作和諧。⑤ 在委員會中，分屬英國安立甘會和美國圣公會的包爾騰和施約瑟，堅持認為應該采取天主教的譯名，把Ｇｏｄ 譯為“天主”。艾約瑟作為唯一的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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