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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外交-2017年(總第2期) 版權信息
- ISBN：9787501255191
- 條形碼：9787501255191 ; 978-7-5012-5519-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法律與外交-2017年(總第2期) 內容簡介
外交學院開展法律外交的研究優勢得天獨厚，法律外交研究中心成立后，能夠依托協同創新中心的有力支撐，憑借《法律與外交》的學術平臺，以國際法系和國際法研究所的研究力量為主體，輻射和吸納院內相關學科的研究人員并積極尋求其他單位、機構的支持與幫助，進行跨學科、多層次、有深度的交叉研究，注重與中國外交實踐相結合，促進法律外交理論的發展，以滿足中國外交對法律外交研究的迫切需求。 《法律與外交（2017總第2期）》主要內容包括：全球治理與法律外交、反思實在國際法與中國國際法命題、實施“法律走出去”五大策略、國際關系中的人道考量、環境保護對投資管理性征收判斷標準的影響、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范本修訂、戰略性和未來走向、投資法律外交：中國國際投資協定的政治邏輯、論國際投資條約仲裁中的管轄權沖突及其消解、法律外交視角下國際法司法化的系統性風險、“南極捕鯨案”述評、安理會制裁決議執行中面臨的雙層困境與挑戰、2016年中國法律外交實踐綜述、李浩培先生與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李浩培先生的條約法思想。
法律與外交-2017年(總第2期) 目錄
特稿
全球治理與法律外交
反思實在國際法與中國國際法命題
實施“法律走出去”五大策略
專論
國際關系中的人道考量——兼論道德對武力的約束可能
“一帶一路”國家間打擊網絡犯罪國際執法合作初探
環境保護對投資管理性征收判斷標準的影響
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范本修訂、戰略性和未來走向
投資法律外交：中國國際投資協定的政治邏輯
論國際投資條約仲裁中的管轄權沖突及其消解
熱點聚焦
論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海外安保中的法律外交
法律外交視角下國際法司法化的系統性風險：以“南海仲裁”案為例
“南極捕鯨”案述評
安理會制裁決議執行中面臨的雙層困境與挑戰
綜述
2016年中國法律外交實踐綜述
史海采風
李浩培先生與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
李浩培先生的條約法思想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
——采訪李浩培之女凌巖教授
全球治理與法律外交
反思實在國際法與中國國際法命題
實施“法律走出去”五大策略
專論
國際關系中的人道考量——兼論道德對武力的約束可能
“一帶一路”國家間打擊網絡犯罪國際執法合作初探
環境保護對投資管理性征收判斷標準的影響
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范本修訂、戰略性和未來走向
投資法律外交：中國國際投資協定的政治邏輯
論國際投資條約仲裁中的管轄權沖突及其消解
熱點聚焦
論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海外安保中的法律外交
法律外交視角下國際法司法化的系統性風險：以“南海仲裁”案為例
“南極捕鯨”案述評
安理會制裁決議執行中面臨的雙層困境與挑戰
綜述
2016年中國法律外交實踐綜述
史海采風
李浩培先生與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
李浩培先生的條約法思想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
——采訪李浩培之女凌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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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外交-2017年(總第2期) 節選
《法律與外交（2017總第2期）》： 三、環境保護對政府管理權邊界的重構 （一）政府管理權行使的必要性 由環境問題導致征收的，一般情況下都是由東道國調整環境有關的立法從而對投資者產生影響而導致的。管理性征收近年來大量出現并被廣泛討論有其本身內在的社會及經濟原因。 **，國際環境條約確立了污染者付費的原則，給締約國調整國內立法確立了國際法上的依據；同時國際環境條約對締約國施加的義務越來越明確，國內立法的調整有一些也屬于為了履行國際環境條約所賦予的義務。《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明確了污染者付費和社會成本內部化（包括環境成本）的原則。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吸引外資的愿望、環境保護的強烈需求和對外資更為開放的市場動力之間的平衡*終可能導致缺乏社會成本內部化能力的市場逐漸失去吸引力。因為，為了保持國內市場的吸引力，改變環保標準的國內立法是各國使用的政策之一。另外，一些規范具體領域的國際公約有可能直接影響締約國國內的立法和相關企業的生存。如《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的斯德哥爾摩公約》，該公約對其項下所列有機污染物依據類別進行管理，包括生產、排放、回收、再利用、儲存等環節均有詳細的規范，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對公約附件所規定的有機污染物類別進行新增。新增后，締約國即有義務按照公約要求對新增污染物的生產、排放等環節進行管理，所涉企業也會因此受到影響。再比如《關于汞的水俁公約》，該公約的目的旨在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免受汞及其化合物人為排放和釋放的危害，設置了對汞生產、使用、流通及處置的相關義務，對添汞產品、用汞工藝、汞的排放和水土釋放等均進行了限制，從汞的全生命周期對締約國提出了管理要求。依據《我國批準 第二，從微觀視角看，跨國公司越來越注意有關環境問題的關切。近年來，耐克、阿迪達斯等跨國企業在華工廠的逐漸外遷，不能不說環境政策的壓力是主要原因之一。此外，隨著環境導致的管理性征收的不斷增多，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之間有關此類問題的仲裁也越來越多。比較典型的案件有Ethyl案、Metalclad案、S.D.Myers案、Pope-Talbot案、MTBE案等。這類案件通常都是由于投資者的申請而導致東道國政府出于維護公民和社會的整體利益而進行的立法接受國際司法的審查。 第三，20世紀70年代前后，發展中國家為反殖民化運動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在國際關系中十分突出主權原則。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吸引外資的必要，以及IIA的完善，國家主權在貿易和投資領域的行使范圍被不斷地進行限制，而行使的條件也逐漸嚴苛。隨著環境問題的興起，環境保護成為環保主義者、貿易保護主義者批評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新理由。由于“環境保護”的理由占據了天然的道德制高點，從而為上述環保主義者、貿易保護主義者等提供了十分方便的平臺，從環境保護、人權、國家主權原則等角度對全球經濟的發展進行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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