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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研究(第4輯)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3104638
- 條形碼：9787553104638 ; 978-7-5531-0463-8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文化遺產研究(第4輯) 本書特色
《文化遺產研究》由四川大學“國家985文化遺產與文化互動創新基地”與西華大學“地方文化資源保護與開發研究中心”聯合主辦，是以文化遺產、尤其是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理論與批評、保護與實踐及相關考察報告為主的中文學術出版物。本刊采用叢書形式，每冊（期）常設欄目有：文化與文化遺產研究、遺產理論與批評、世界文化遺產研究、跨文化比較、遺產與旅游、遺產與地方傳統，以及文化遺產保護與實踐、遺產申報的個案分析、“文化遺產學”學科建設等。本書是《文化遺產研究》（第4輯），由徐新建主編，設置欄目有：多民族國家文學遺產、遺產考察個案、歷史與文化等。
文化遺產研究(第4輯) 內容簡介
本書分為理論專題和文化遺產與文化認同國際研討會備忘錄兩編, 主要內容包括: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中地方民俗精英的地位與作用、人類學視野中的世界倫理、人類學譜系中的“民族”與“族群”、文化遺產與文化認同國際研討會等。
文化遺產研究(第4輯) 目錄
前言 文化遺產與文化認同的實踐和理論
上編：理論專題
文化傳承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中地方民俗精英的地位與作用
誰造方塊字，創開文明門？——漢字起源新說
文化遺存與古羌影響——從蘇州平江路說開去
黃土文明的區域人類學研究
民族·地域·文學
塵埃中的民族志：簡論阿來的故鄉小說
文化遺產與民族身份認同的實踐——以托茂人為例
拉纖號子及其文化環境——日本、中國、韓國的考察比較
專題演講
人類學視野中的世界倫理
人類學譜系中的“民族”與“族群”
田野個案
侗族歌謠的實態和傳承研究——以“鼓樓大歌”為例
天府成都：“非遺節”與博覽園——節日與空間的互動
歷史·記憶·真相——霧社考察記
下編：文化遺產與文化認同國際研討會備忘錄
會議實錄
文化遺產與文化認同國際研討會
相關鏈接
“中華多民族文化遺產與文化凝聚協同創新中心”第五次籌備會議召開
“中華多民族文化遺產與文化凝聚協同創新中心”在四川大學成立
上編：理論專題
文化傳承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中地方民俗精英的地位與作用
誰造方塊字，創開文明門？——漢字起源新說
文化遺存與古羌影響——從蘇州平江路說開去
黃土文明的區域人類學研究
民族·地域·文學
塵埃中的民族志：簡論阿來的故鄉小說
文化遺產與民族身份認同的實踐——以托茂人為例
拉纖號子及其文化環境——日本、中國、韓國的考察比較
專題演講
人類學視野中的世界倫理
人類學譜系中的“民族”與“族群”
田野個案
侗族歌謠的實態和傳承研究——以“鼓樓大歌”為例
天府成都：“非遺節”與博覽園——節日與空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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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研究(第4輯) 節選
《文化遺產研究（第4輯）》： 關鍵詞：人類學 人類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都有各種復雜交錯的關系。假如我們先把人類學做一個*簡單的簡化，這個Anthro-pos*關鍵的問題是區別于（2haos，也就是神性的世界。我們知道1501年正處于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的時代，而它也正是整個西方或者世界史的近代的開端。宗教改革帶來了一種新的世界觀，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重新界定亦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所以人類學這個概念、這個學科正是在這個時期開始露出它的**縷曙光，非常合乎邏輯。首先，這個“人”的問題是相對于神性的世界而言的。另外一方面，“人”是相對于自然界、動物界而言的。人剛好是處于神性跟自然之間的，非常復雜、吊詭、無奈的生物群體當中。所以，人的中間層面是相對于上下而言。在整個近代的發展中，尤其在18世紀以后，現代學術體系日益復雜，近代形態的大學實際上*早的根源是中世紀晚期的意大利的博洛尼亞大學，距今已有800多年歷史。在博洛尼亞大學之后，才有巴黎索邦大學、布拉格大學、海德堡大學這一系列歐洲古老學校。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大學起源于18、19世紀洪堡創立的柏林大學。所有我們現在生活在其中的學術體系基本上是繼承于洪堡創建的柏林大學，之所以現在稱其為柏林洪堡大學，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柏林新增了兩所大學，即美國人在西柏林創建的柏林自由大學，以及后來的柏林理工大學或技術大學。因此，現在柏林著名的大學有三所，真正古老的是柏林洪堡大學，它是黑格爾以及很多大思想家、哲學家工作過的地方。 中國的大學，其體制*根本的模式是由蔡元培仿照柏林洪堡大學的模式，繼而在中國進行推廣形成的。另外一些教育體制是向英語國家的教會學校學習然后慢慢在中國進行推廣的。還有一些是1952年以后中國全面向蘇聯學習得來的。在1952年大學科系調整之后，中國的整個大學體制更多的是蘇式模式。因而今天的我們還生活在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大學體制之中，而一些很關鍵的學科設置就是這么演變來的。人類學作為一種學問慢慢進入大學體制，實際上是19世紀以后的事情。作為一個簡單的分類，人類學即16世紀初出現的體質人類學。而文化人類學是在19、20世紀之交出現的，并且在這一過程中，英、德、法三個國度都對文化人類學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跟文化人類學相關的一些東西，實際上在我們今天的大學制度中已經在表面上分得很遠了。這個Ethnologie是德語對文化人類學的表述，在英語中是CulturalAnt。hropology。關于歷史維度的是考古學，它跟人類學有共同交疊的地方，就是必須做田野，是一種實證性的、艱辛的研究工作。從文化空間的維度來講，就是民族志、民族學，這部分是先從德語區開始的。 為什么在19世紀末期真正定型的文化人類學會有很多復雜的面向？因為人類學本身是一個啟蒙理性的產物。客觀地說，人類學是關于智人}tomoSapiens的研究。但實際上人類學更多的是開化了的文明人對自然人的研究。所以從歷史時間的維度來講，比如考古學，我們跟逝去的、古老的文明打交道，通過器物推斷他們當年的社會結構、社會生活、社會組織，再往前推斷他們的精神生活、信仰、習俗、社會關系，這個沒有太大的殺傷力。人類學本身的殺傷力在于它這種啟蒙理性的根芽，它是歐洲啟蒙并且工業化真正成功，全世界的殖民已經成型之后的一種學問。而作為當代文明社群的歐洲白種人本身似乎從來沒有成為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只有在納粹時期，白種人本身成為人類學的熱門。體質人類學家為納粹做了很大的貢獻。為了論證雅利安人的高貴，體質人類學家甚至做了很多關于腦容量的測量。因此人類學可以為文化上的某一種文化中心主義提供根據，這是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而言。它也可能在*早的體質人類學的意義上為某一種種族主義提供根據。一方面，人類學理所當然地是研究全人類，研究神界與自然界之間很特殊的種群，也就是人；另一方面人又有歷史空間的、文化空間的、種群的差異，所以人類學實際上在相當的時期都有這么一段歷史。 我們和這次來開會的賀霆教授以及徐新建老師都在討論，人類學的對象為什么恰恰把人類學的創建者給排除了？我們應該讓所有人既是人類學的主體，又是人類學的對象。大概在20世紀初的英國，發展中的人類學與當時博興的社會學結合，到現在為止在中國*發達的人類學實際上是所謂的社會人類學，這個SocialAnthropology是從英國學派來的。而英國學派跟燕京大學的人類學家，比如吳文藻體系的人類學家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到現在為止，從吳文藻到費孝通，還有一個很革命的老太太雷潔瓊，北京大學的社會人類學院里，基本上除了雷門弟子就是費門弟子，他們幾乎主導了目前文化人類學的中國版圖，這一部分就跟英國傳統靠得比較近。另外就要講到傅斯年。我們提到中國的學術體制，除了蔡元培，我們還要感謝傅斯年，也就是后來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院長，胡適的小兄弟，“五四”的時候他也算一號人物，被稱為“傅大炮”，是一個很有實踐性和力量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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