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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與中共崛起 版權信息
- ISBN：9787506081955
- 條形碼：9787506081955 ; 978-7-5060-8195-5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抗日戰爭與中共崛起 本書特色
《抗日戰爭與中共崛起》主要側重于在抗戰中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并深入剖析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中共形象的改變到敵后游擊戰、大量發展黨員、努力改善民生以及處理同國民黨的關系等，全面探討了在激烈的戰爭環境下，中共的崛起過程。
抗日戰爭與中共崛起 內容簡介
2015年，中國人民將迎來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這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特別重大的紀念日，是反思歷史，贊美人類正義、道德和文明，痛斥侵略者的殘暴獸行的關鍵時間點。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是引導全民族走向勝利的旗幟，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它的崛起與抗戰密不可分，在各方都深入探討中國共產黨崛起的內在因素之前，我們有必要還歷史以本來面貌。
抗日戰爭與中共崛起 目錄
**章 走向舞臺中央
一、九一八事變后國共兩黨的策略
二、國民黨“剿共”與中央蘇區的喪失
三、聯手地方實力派
四、確立逼蔣抗日方針
五、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第二章 以斗爭求團結
一、拒絕蔣介石合并國共兩黨的建議
二、打退**次反共高潮
三、皖南事變前后的政治交鋒
四、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夭折
第三章 敵后游擊戰
一、作為戰略選擇的游擊戰
二、中共軍事力量的擴張和停頓
三、打破封鎖的努力
四、軍事力量恢復和向正規戰轉變
五、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第四章 “大力發展黨”
一、“十百倍的發展黨員”
二、中共組織的大發展
三、大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四、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鞏固黨的決定
五、各地中共組織的整頓
第五章 減輕人民負擔
一、蘇維埃革命失敗的教訓
二、抗日根據地主要經濟政策
三、抗戰前期中共的經費來源
四、精兵簡政與大生產運動
第六章 “因為邊區有民主”
一、“民主是抗日的保證”
二、“民主政治，選舉**”
三、推行“三三制”
四、延安成了民主的燈塔
第七章 舉起自己的旗幟
一、“國民革命”之旗與大革命失敗
二、“蘇維埃革命”之旗不適合中國
三、高舉新民主主義之旗
第八章 統一思想
一、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緣由
二、整風運動的準備和展開
三、全黨思想的空前統一
一、九一八事變后國共兩黨的策略
二、國民黨“剿共”與中央蘇區的喪失
三、聯手地方實力派
四、確立逼蔣抗日方針
五、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第二章 以斗爭求團結
一、拒絕蔣介石合并國共兩黨的建議
二、打退**次反共高潮
三、皖南事變前后的政治交鋒
四、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夭折
第三章 敵后游擊戰
一、作為戰略選擇的游擊戰
二、中共軍事力量的擴張和停頓
三、打破封鎖的努力
四、軍事力量恢復和向正規戰轉變
五、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第四章 “大力發展黨”
一、“十百倍的發展黨員”
二、中共組織的大發展
三、大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四、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鞏固黨的決定
五、各地中共組織的整頓
第五章 減輕人民負擔
一、蘇維埃革命失敗的教訓
二、抗日根據地主要經濟政策
三、抗戰前期中共的經費來源
四、精兵簡政與大生產運動
第六章 “因為邊區有民主”
一、“民主是抗日的保證”
二、“民主政治，選舉**”
三、推行“三三制”
四、延安成了民主的燈塔
第七章 舉起自己的旗幟
一、“國民革命”之旗與大革命失敗
二、“蘇維埃革命”之旗不適合中國
三、高舉新民主主義之旗
第八章 統一思想
一、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緣由
二、整風運動的準備和展開
三、全黨思想的空前統一
展開全部
抗日戰爭與中共崛起 節選
九一八事變以后，國民政府確立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策略，重心在于“安內”。隨著日本步步入侵，中華民族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國民政府逐漸將政策的重心轉向“攘外”。1934年，蔣介石曾經做出判斷：“第二次世界大戰——即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頭……臨到我們頭上！……現在可供我們準備的期間，恐怕多也只有三年了。”蔣介石：《廬山訓練集》，新中國出版社1947年版，第448頁。 1935年11月12日，國民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明確講：“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后關頭，亦不輕言犧牲。”如果和平無望，“即當聽命黨國，下后之決心”。
1936年1月，蔣介石在與全國中等以上學生代表見面時表示：“如果和平交涉不能成功，后當然只有一戰，政府方面正在努力準備后的犧牲……我決不怕戰爭，不過我要做有準備的戰爭！我們和日本不戰則已，戰則必勝。”《抗戰前國家建設史料——外交方面》，《革命文獻》第72輯，第165、166頁。 1936年7月，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表示：“中央對于外交所抱的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略我們領土主權，我們絕不能容忍。我們不簽訂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并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滿洲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后犧牲的時候。”全會發表的宣言也明確宣布：“遇有領土主權被侵害之事實發生，如用盡政治方法而無效，危及國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時，則必出于后犧牲之決心，絕無絲毫猶豫之余地。”榮孟源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412頁。 由此可見，國民政府對日態度日趨堅決。因此，國民政府在1936年11月間的綏遠抗戰中采取了極為強硬的態度，取得了百靈廟大捷。
1935年華北事變后，國民政府加快了對日戰爭的準備，在內政、外交、經濟、社會文化、國防軍事等方面都采取了比較積極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調整和恢復與蘇聯的外交關系；政府實施改組，將主張對日節節妥協者逐漸排除出政府；實行幣制改革，法幣與英鎊掛鉤，加強與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聯系；開展民族文化宣傳運動，提高中國民族的自信力和凝聚力；整頓江、海防及作戰陣地，加強軍隊素質和戰斗力；盡力擴大武器裝備的生產，積極向國外購買軍火；加緊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整頓云貴川三省等。參見黃道炫：《西安事變：不同抗戰觀念的沖突》，《歷史教學》2004年第3期；操申斌、黃延敏：《論“華北事變”前南京國民政府的抗戰準備》，《安徽大學學報》2005年第11期。 所有這些，都為后來的持久抗戰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國民政府的抗戰準備工作中，徹底解決中共問題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另一方面，在國民政府的外交戰略中，恢復與蘇聯的外交關系，謀求蘇聯對中國抗日的支持，是蔣介石對日國際戰略的重要目標。由于中共和蘇聯的特殊關系，國民政府和蘇聯恢復外交關系之后，國民政府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進入后階段時，蔣介石即萌生了政治解決中共問題的念頭。蔣介石在1934年9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以后即用少數部隊迫近，與飛機轟炸當可了事。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編，無妨乎。”
中央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陜北，人員折損將近九成，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威脅遠不如以前。此外，蔣介石注意到中共的政策也在發生轉變。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宣布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1935年10月《救國時報》上發表的中共《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在海內外華人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11月，王明在《救國時報》發表《答反帝統一戰線的反對者》，表明了對蔣介石的態度：“中國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已屢次宣言，表示我們準備與任何軍隊和任何將領，訂立戰斗協定區共同進行反日斗爭，南京政府的軍隊當然也在內。至于講到蔣介石個人，那么，我們公開宣稱：雖然他作了無限賣國殃民的罪惡。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與紅軍作戰，并掉轉槍頭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話，那么，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不但給他以向人民和國家贖罪的自新之路，而且準備與他及南京軍隊一起，在共同的一條戰線上，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抗日戰爭與中共崛起 作者簡介
盧毅，歷史學博士，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已出版《整理國故運動與中國現代學術轉型》、《章門弟子與近代文化》等多部著作。先后在《近代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黨的文獻》、《抗日戰爭研究》等專業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多篇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項，參與多項國家社科基金和中央黨校重點課題研究。曾獲中央黨校科研優秀成果獎、教學優秀獎等。
羅平漢，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民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入選“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主要從事當代中國史的教學與研究。著有《土地改革運動史》、《農業合作化運動史》、《農村人民公社史》、《當代歷史問題札記》、《當代歷史問題札記二集》、《大鍋飯——公共食堂始末》、《天堂試驗——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等。
齊小林，歷史學博士，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革命史、中國近代鄉村社會經濟史。已出版專著《當兵：華北根據地農民如何走向戰場》，并在《中共黨史研究》、《開放時代》等專業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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