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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以外:清代碑學的歷史思考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57457
- 條形碼：9787108057457 ; 978-7-108-05745-7
- 裝幀：精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二王以外:清代碑學的歷史思考 本書特色
作者是近年來在書法史研究前沿十分活躍的優秀中青年學人，撰有多部有影響的研究專著。其在文獻和圖像資料的使用上頗有突破，尤以清人尺牘、碑刻書跡的整理與運用見長。
本書挖掘書法史內在脈絡的深入思考發人所未發，有獨見之明，對于當下清代碑學和古代書法藝術史的研究，頗具耳目一新的啟發作用。
“知二王之外有書，斯可與論書”，晚清碑學學人葉昌熾的話，道盡了中國書界在19世紀所歷經的碑學大革命。此后，學書之人便在二王之外找到一個廣大的新世界。其發展可謂中國晚期文化史中的大事，書人中幾乎無人不知，然而關于它的歷史思考，卻遠遠不及在書法上的具體實踐。
葉昌熾的《語石》初序于1901年，距今已超過一個世紀。在這期間，書界的論述集中于類似《廣藝舟雙楫》的理論文字，卻少見像本書作者所提供的“實踐者的觀察”。諸如王鐸、周亮工的字體雜糅、乾嘉以來碑版雙鉤成為學書范本的現象，皆直指碑學形成過程中的歷史表現，發人所未發，實在非空言理論者所能望其項背。
石守謙（臺灣中研院院士）
本書具有鮮明的特點：對原作深切的關注，對技法、形式、材質、趣味的敏銳，對微末現象潛在意義的發覆。
作者從人們熟視無睹的“字體雜糅”入手，尋繹這一現象和碑學運作邏輯的關系；
從大量雙鉤印本的功能出發，揭示多形式的復制本進入范本系統給碑學理論帶來的沖擊；
從“千年未有之新體”，揭橥新書學環境下康有為試圖調和碑帖的尷尬……
本書呈現了碑學展開過程中許多為人忽略的現象與細節，不僅豐富了我們的認識，也深化了我們將碑學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的思考。
作者獨特的研究風格具有示范意義：中國文人藝術的研究者應該具備藝術賞鑒和品評的能力，并將這種能力納入當下的藝術史敘事之中。
白謙慎（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
二王以外:清代碑學的歷史思考 內容簡介
書名取自晚清金石學家葉昌熾“二王之外有書，斯可與論書”，此話被后人看作“碑學”與“帖學”分庭抗禮的標志性宣言。作者通過對碑學歷史反思性的研究，深度梳理了清代“碑學”的脈絡、旨趣與實踐。
清初以來，隨著金石學的興起，從漢隸到楷書的石刻文字書體（銘石書），被視為古代書法學習的新資源，進入學者、書家等文化精英的視野，甚至成為經典。包世臣、康有為的鼓噪下，用“碑學”來籠統地指稱石刻書跡的學習，風氣漸盛，并與“帖學”對舉。而“碑學”的含義涉及書體的演變，書法觀念、趣味的異同等等，長期以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
作者采用夾敘夾議的寫法，描述代表人物的書法活動，通過揭橥“碑學”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細節，深化了我們將碑學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的思考。
二王以外:清代碑學的歷史思考 目錄
自序
致謝
彩版
導言
**章 王鐸、周亮工與清代碑學的“字體雜糅”
第二章 古還是不古：鄭簠隸書的遭遇
第三章 阮元“南北二論”非關提倡北碑
第四章 當雙鉤本成為范本：乾嘉以后古碑的雙鉤、刊印與取法
第五章 康有為與民國書學的“集大成”
第六章 掌指之法與提按用筆
圖版目錄
參考文獻
索引
展開全部
二王以外:清代碑學的歷史思考 節選
碑學大革命，來自實踐者的觀察
薛龍春
（本文節選自《二王以外》，引用請以原書為準）
我對書法史研究的興趣，首先來自于寫字。雖然上世紀80年代的后期，可臨習的資源與可閱讀的書籍遠不如今日豐富，但我的大學老師華人德先生是一位博學而有成就的碑學書家，他的言傳身教向我展示了一個我完全無知的書法世界，金石拓本、漢魏碑刻、長鋒羊毫、高古稚拙，對于當時只知道顏筋柳骨的年輕學子而言，這一切陌生而新奇。
華老師的取徑是碑學的路子，他擅長隸書，行書亦自漢魏碑刻化出，而不遵循傳統的二王蘇米的路徑。在這方面，他深受顧炎武“采銅于山”治學觀念的影響，以為學名家書法如同鼓鑄舊錢，而學漢魏碑刻，則如同披沙揀金。在東臺下放時，他的老師王能父先生曾建議他寫兩手字，一手是自己喜歡的漢碑，一手是人見人愛的文徵明體，但他并未接受，堅決不學唐以下的名家書法。在他的影響下，大學四年之中，我所臨寫的都是漢魏碑，行草基本沒有學過，不會寫也寫不像。
大學畢業之后，我到了南京工作，業余雖繼續臨寫漢魏碑，但南京的書法風氣和蘇州迥然不同，那里有不少擅長行草的書家，他們的書作瀟灑靈動，讓我很是歆慕。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對二王一脈的旨趣與用筆逐漸有了深入的理解，臨寫《閣帖》與唐宋名家也愈益自信。
可以說，在碑學與帖學兩種取徑的實踐中，我都幸運地得到了*好的指導，但我同時也處于巨大的矛盾之中。碑學和帖學，不僅范本與美學趣味不同，在工具、材料與書寫技巧上也截然相左。我甚至可以說，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游戲，除了都是寫字以外。一個成功的碑學書家可以一生無視二王，而一個帖學名家于篆隸完全可能是一個外行——有趣的是，他們寫的字都被稱為書法。
就創作活動而言，藝術家當然擁有百分百的自由，帖學也好，碑學也好，碑帖結合也好，都完全可行。但是一旦要將這些主張理論化，比如提倡帖學而否定碑學，提倡碑學而否定帖學，或是提倡碑帖結合，都會難以自洽。清代三百年中，已經出現了眾多碑學名家，認為粗率的造像題記不可取法的陳詞濫調，早已為人擯棄；碑學書派認為，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大壞，但自從有了攝影制版技術，不僅善本法帖易得，前人墨跡也化身千萬，其立論的基礎也不復存在；而碑帖結合始終都是援碑入帖，不聞援帖入碑，因此這種結合仍是碑學，碑帖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難以真正融合。
碑學大革命，來自實踐者的觀察
薛龍春
（本文節選自《二王以外》，引用請以原書為準）
我對書法史研究的興趣，首先來自于寫字。雖然上世紀80年代的后期，可臨習的資源與可閱讀的書籍遠不如今日豐富，但我的大學老師華人德先生是一位博學而有成就的碑學書家，他的言傳身教向我展示了一個我完全無知的書法世界，金石拓本、漢魏碑刻、長鋒羊毫、高古稚拙，對于當時只知道顏筋柳骨的年輕學子而言，這一切陌生而新奇。
華老師的取徑是碑學的路子，他擅長隸書，行書亦自漢魏碑刻化出，而不遵循傳統的二王蘇米的路徑。在這方面，他深受顧炎武“采銅于山”治學觀念的影響，以為學名家書法如同鼓鑄舊錢，而學漢魏碑刻，則如同披沙揀金。在東臺下放時，他的老師王能父先生曾建議他寫兩手字，一手是自己喜歡的漢碑，一手是人見人愛的文徵明體，但他并未接受，堅決不學唐以下的名家書法。在他的影響下，大學四年之中，我所臨寫的都是漢魏碑，行草基本沒有學過，不會寫也寫不像。
大學畢業之后，我到了南京工作，業余雖繼續臨寫漢魏碑，但南京的書法風氣和蘇州迥然不同，那里有不少擅長行草的書家，他們的書作瀟灑靈動，讓我很是歆慕。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對二王一脈的旨趣與用筆逐漸有了深入的理解，臨寫《閣帖》與唐宋名家也愈益自信。
可以說，在碑學與帖學兩種取徑的實踐中，我都幸運地得到了*好的指導，但我同時也處于巨大的矛盾之中。碑學和帖學，不僅范本與美學趣味不同，在工具、材料與書寫技巧上也截然相左。我甚至可以說，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游戲，除了都是寫字以外。一個成功的碑學書家可以一生無視二王，而一個帖學名家于篆隸完全可能是一個外行——有趣的是，他們寫的字都被稱為書法。
就創作活動而言，藝術家當然擁有百分百的自由，帖學也好，碑學也好，碑帖結合也好，都完全可行。但是一旦要將這些主張理論化，比如提倡帖學而否定碑學，提倡碑學而否定帖學，或是提倡碑帖結合，都會難以自洽。清代三百年中，已經出現了眾多碑學名家，認為粗率的造像題記不可取法的陳詞濫調，早已為人擯棄；碑學書派認為，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大壞，但自從有了攝影制版技術，不僅善本法帖易得，前人墨跡也化身千萬，其立論的基礎也不復存在；而碑帖結合始終都是援碑入帖，不聞援帖入碑，因此這種結合仍是碑學，碑帖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難以真正融合。
就范本而言，碑學與帖學所崇尚的分別是銘石體與手寫體。這里所說的銘石體，又特指唐以前鐫鑄的銘文，在唐代以前，字體仍處演變之中，演變未終結所帶來的“新理異態”是碑學審美的核心之一。為了表現這種新理異態，清代書家在不斷探索中揣摩、整理出一套中鋒、 藏鋒、中實、遲澀的書寫技巧，而新技巧的運用又藉生宣與長鋒羊毫而如虎添翼。但這套技巧，與帖學的一拓直下、發而中節、八面出鋒、鉤鎖連環風馬牛不相及。在20世紀以來發現的古物中，并非沒有唐以前的手寫體，如戰國簡牘、漢代簡帛、六朝寫經等，大多用筆迅疾連貫，點畫狼藉，二王筆法呼之欲出。碑學取法二王以上，其意圖之一正是追溯其筆法的源頭，但當這個源頭清晰再現的時候，碑學家卻不置一詞，他們甚至在臨寫簡牘時，主張以碑學的用筆方法對之加以改造。也就是說，因為一種新的審美與技巧的成熟，碑學回避了其*初溯源筆法的意圖，而將這種帶有“返祖”性質的審美與技巧視為“歷史的真實”，并認為比帖學更具合法性。事實上，在清代碑學的推進過程中，即使是一些傳統的帖學家，其工具、技巧也多少打上碑學的烙印，而與明以前書家的實踐有著明顯的區別，*典型的體現，是羊毫的廣泛使用與提按筆法的流行。
可見，碑學不再如此前屢屢發生的復古運動，意在調整傳統帖學，并延展出傳統的新脈絡。它是反帖學傳統的。正因為如此，正統之爭在晚清民國之后愈演愈烈，直到今天它仍是一個無解的話題。但是，我們并不能因為無解而對這一重大問題視而不見，或者沿襲碑帖之爭的習慣論述。倘若我們將目光轉向碑學的歷史形成，借助于文獻與圖像資料，梳理脈絡，廓清誤解，聚焦困境，或許會有更多的發現，也會引發更多的思考：原本只是字體與使用場合的差異，如何釀成了審美的對立和實現技巧的判若江河？
碑學給我帶來的思考，源于書法實踐中的困惑。我常常會想，一個沒有實踐經驗的研究者會不會有我同樣的困惑，尤其在藝術史研究的社會史轉向與文化轉向之后？因為研究范式的轉換，藝術品的審美價值不斷為文化意義所取代，在品質的分野被打破之后，藝術史的研究重心必然不再是藝術品的美學意義，而轉向藝術的生產、消費、功能及其文化意義，包括其中所蘊含的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藝術史學科與其他人文學科之間的對話，并促進藝術史研究日漸成為顯學。
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轉向中，理論成為研究者的救命稻草，“藝術”這個價值主體卻越來越被邊緣化，研究者對藝術形式的感知力、對品位優劣的判斷力急遽下降。有人甚至揚言拋棄傳統研究中的“鑒定學”，認為鑒定的結論不過是一種建構而非歷史事實，在我看來，這不過是力不能逮的一種托詞。藝術史不是哲學與社會學，藝術史也不是思想史，深入到歷史情境之中來解釋復雜的藝術現象與藝術品，仍是這個學科*為核心的任務。就書法而言，判斷一件作品所使用的毛筆與紙張的性能，分析書寫過程以明了其運動的節奏、筆法的特點，乃至墨色的層次，并準確揭示其形式傳統與象征意義，這些技巧仍然具有無可替代的意義。這些也可以說是書法史研究“自己的方法”。如白謙慎在《與古為徒和娟娟發屋——關于書法經典問題的思考》一書中，提出“不規整有意趣”“無古無今”等重要的概念，與他對進入楷書系統之后大量素人之書的形式特征的觀察有關，在這樣的基礎上，他才能夠發問：為什么我們將古人奉若神明，卻對當代同樣性質的書寫不聞不問？這本書所展現的文化反思的力度，正建立于作者對于書寫趣味與技巧所形成的錯位的深刻認知之上。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有成就的書法史學者往往具有很強的實踐能力與鑒賞眼光，像傅申、曹寶麟、朱關田、叢文俊、劉濤、華人德、黃惇、白謙慎、劉恒等人，原本都不是學藝術史的，都因愛好寫字而兼善研究。但隨著高校學術學位與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的分離，書法史研究主體的構成發生了巨大變化，受西方藝術史研究范式轉換的影響，很多年輕學子熱衷于理論、方法與跨學科的對話，而不暇訓練自己的手眼，讓自己首先成為藝術的內行。換言之，一個對藝術有著相似賞鑒經驗的學術共同體的缺席，將成為這個領域的常態。但是，僅有理論的關懷，我們的解釋力真的能夠獲得提升嗎？起碼我是懷疑的。
二王以外:清代碑學的歷史思考 作者簡介
薛龍春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主要從事16—18世紀中國書法篆刻史、尺牘文獻與金石文化的研究，著有：《雅宜山色：王寵的人生與書法》《古歡：黃易與乾嘉金石時尚》《王鐸年譜長編》《王鐸四題》《黃易友朋往來書札輯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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