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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風暴與中國經濟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083332
- 條形碼:9787208083332 ; 978-7-208-08333-2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全球金融風暴與中國經濟 本書特色
本書剖析了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在微觀層面上分析了衍生產品的泛濫和監管缺失對本資危機的作用,系統地闡述了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值得一讀。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哈繼銘
我不敢說本書是對全球金融危機和中國經濟調整的*權威著作,但深感這是一部從多個側面,系統解析危機的來龍去脈,并為中國經濟未來提供殫精竭慮的思考的著作。
——《**財經日報》總編 秦朔
這場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對中國既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遇:如果我們圓融自身經濟結構的調整,借鑒國際金融市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建設和完善我們的金融市場,依靠實力在同發達國家貿易談判中爭得它們在高科技領域中的進一步開放,中國將會在新的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中扮演更重要的引領全球的角色!
——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周林
幾十年來,美國依靠其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特殊地位,造信貸,說到底也就是靠印刷美元,來支撐長期的貿易和財政赤字。過度的信貸,加上華爾街的金融游戲的掩蓋,造成了一場和實體經濟日益脫離的虛擬經濟泡沫。這場風暴將對中國造成怎樣的影響,中國又應該如何應對這場挑戰?本書匯集了中國經濟學家的觀點,他們以獨特的角度和全球化的視野對此作了深刻分析,讓讀者了解到這場危機的實質和中國可以和應該采取的對策。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 張欣
金融風暴發端和蔓延的原因為何?金融風暴的演變趨勢與沖擊力量如何?金融風暴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如何?全球化的經濟將會走向何方?本書將啟發您探索正確的答案!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常務副院長 史晉川
全球金融風暴與中國經濟 內容簡介
全球金融風暴在近期的迅速發展和蔓延引起了經濟學界廣泛和深入的思考:全球金融海嘯之下蘊藏著怎樣的實體經濟板塊的非均衡及其摩擦與碰撞?全球金融體系是否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在信息非對稱情況下,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能走多遠?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系?目前金融市場被政府的深度干預和金融機構的國有化是權益之計,還是成為一個新的趨勢?金融衍生產品的不斷創新,究竟是分散了人類經濟活動的風險,還是增加了風險?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對于中國宏觀經濟運行而言,其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到底有多大?等等。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回答,自然會引申出對當前中國來講極為重要的一個問題:中國經濟將何去何從?中國金融將何去何從?本書就是中國經濟學者對此次金融危機所進行的深刻剖析。
全球金融風暴與中國經濟 目錄
中國宏觀經濟的困境與發展潛力
金融風暴中的中國房地產市場:形勢判斷、趨勢預測和政策建議
全球金融泡沫的破滅與中國的應對——以經濟長周期的視野來審視金融危機與中國的機會
美國金融危機的國際背景:國際貨幣體系的缺失
全球金融動蕩下中國宏觀經濟走勢及合宜的政策選擇
成也金融,敗也金融
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金融市場的沖擊
從“金融大海嘯”看現代金融風險的本質
附錄:關于消費者信貸業務“特殊性”的一個初步分析
金融創新的贏者詛咒、資產魔方和金融風暴
繁榮與危機:基于國家競爭優勢的分析框架
全球性外部失衡時代的金融危機
金融海嘯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
全球經濟失衡與次貸危機
如何認識這場金融危機
全球金融風暴與中國經濟 節選
中國宏觀經濟的困境與發展潛力
一、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面判斷
從要素稟賦的角度來講,中國經濟的*大比較優勢是勞動力要素充裕,自然要素、資本要素和技術要素相對稀缺,因此,任何時候如何實現充分就業的問題始終是其面臨的*大挑戰。在如此要素稟賦特征的經濟中,除非受到結構性要素制約,總供給只要有總需求的拉動,一定具備高速增長的潛力。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是二元經濟之下的資本缺乏,嚴重制約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為了提高國民儲蓄,我們采用了計劃經濟模式。盡管當時每年的積累率很高,工業化的速度也不慢,但是經濟效率非常低下。自1978年以來,中國堅持對內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全面開放,在體制效率不斷釋放和生產要素全球范圍內得到優化配置的前提下,經濟出現持續高速增長的局面,成就令世人矚目。從制度改革的角度來講,*初發軔于農村土地承包制和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再造,以及農產品市場的發育和價格體系的確立,一方面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的勞動生產率,解決了中國發展的農業基礎問題,同時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為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工業提供了可能。在農村改革成功的基礎上,城市以改革國有企業為核心,20世紀90年代我們通過“抓大放小”,“國退民進”,民營企業獲得迅速發展,成為制造業的經濟主體之一。市場發育從產品市場到要素市場逐步推進,其中*為重要的成就是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發育,使中國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得以充分展現,從而為中國眾多勞動力參與全球分工體系奠定了基礎。這一次全球化就其實質來講,*大的特點是中國七億多勞動力以勞動力不出國門為前提參與國際分工,其結果是全球的資本、技術、制度和管理等要素向中國東部沿海流動,國內的勞動力要素從中西部向東部流動,從而達到全球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在這個要素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過程中,中國的勞動力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中國經濟得以快速增長,世界財富得以快速增加。中國經濟在1978-2007年間,年均增長率近10%,這是世界經濟史上很少出現過的奇跡。尤其是進入2002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投資主導型特點更加突出,伴隨著基礎設施的不斷改進和產業集聚效應的顯現,全要素生產率(TFP)和技術進步提升明顯,生產可能性前沿大幅擴張。2003年以來,汽車和住房消費熱點出現,投資活動進一步活躍,工業化朝著重化工方向發展,城市化進程加速,再加上后WTO時期到來的出口大幅增長,宏觀經濟在總需求與總供給同步增長的基礎上獲得了連續5年(2002-2006年)“高增長、低通脹”的成就。與此同時,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國民儲蓄率高企,外匯儲備不斷積累,GDP總量2007年達到246619億元人民幣的水平,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如果按照人民幣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是經濟實力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從經濟發展的前景來看,中國的人口紅利期還沒有過去,工業化和城市化正處于如火如茶的發展強勢上,目前正在開展的農業現代化可以使其效率得到進一步的挖掘,農業勞動力還可以進一步轉移。農業和工業等物質生產部門的水平達到一定高度后,第三產業隨著城市化的繼續發展空間無限。中國擁有13億人口的市場,無論從供給還是從需求角度來講,未來10-20年里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是完全可能的。
二、中國經濟的問題何在?
由于中國經濟是在原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實現這樣的高增長,這必然會要求經濟制度改革采取存量改進、增量推進的方式,至今仍有許多領域的改革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推進;在商品市場體系得到全面推進的情況下,要素市場推進緩慢。這樣的改革方式勢必繞過了傳統體制中難以改革的硬核,某些領域的低效率狀態依舊。更有甚者,20世紀末以來,隨著工業化朝重化工業方向演進,資本深化程度不斷提高,市場中的競爭因素有所下降,壟斷因素上升,尤其是國有部門的壟斷程度提高而引起的資源錯配所導致的效應,阻礙了中國經濟整體效率的進一步提升。改革開放30年,經濟中增量改革部分和目前民營經濟占主要比重的部門,通過市場的競爭機制,已具有很高的效率和國際競爭力。近10年來,民營經濟以年均10%以上的增長速度,對我國整個國民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60%;工業增加值和出口分別保持了20%和40%左右的增長速度,每年吸納1000萬左右的新增從業人員;扣除國有經濟和國有控股經濟,民營經濟的稅收貢獻率在70%以上。但民營企業在金融資源和市場準人等方面面臨許多限制性的規定。比如,在間接融資方面,民營經濟解決了75%的就業問題,但是得到的銀行貸款資金不到15%,85%的金融資源分配給國有經濟了;直接融資方面,只有400多家(萬分之一)的民營企業靠收購上市這種間接方式進行融資活動。另外,民企的投資只能局限在一些過度競爭且缺乏技術創新的行業,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79%)和第三產業(20%)。諸如石化、電信、電力、金融、證券、保險等產業部門基本上由國有企業壟斷,使得這些公共服務部門仍舊相對封閉和低效率。這種經濟結構導致的基本問題是,中國經濟中*有效率、*具有生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經濟主體無法實現向國民經濟中其他產業的有效轉移和擴張,它們的主要擴張方向和投資領域被限制在低端制造業、房地產業和部分資源消耗嚴重的重化工業,而這些部門的投資過度必然帶來以下四大結果:
**,三次產業結構與增長速度的非均衡。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結構理論揭示:如果一國具有二元結構性質,那么該國經濟是不發達經濟,在二元向一元的轉變過程中必然會伴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的二元結構現象依然十分明顯,并且在新的全球化和工業化的背景下演變成了嚴峻的“三農”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同部門結構存在著明顯的反向關系,兩者的負相關系數為0.517%。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以各產業間的非平衡增長為前提的。首先,1980-2007年間中國的農業比重年均只下降了6%不到(見圖1),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為13.4%。許多研究表明,由于受戶籍和土地制度的束縛,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受到阻礙,土地要素也難以得到優化配置,中國的農業生產率難以提高,年增長率不會超過4%。沒有一個高效的農業,中國經濟的現代化是不可能的。其次,第二產業增長呈穩定上升狀態,近10年來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穩定在50%,對經濟增長貢獻為57.1%。“世界工廠”趨勢明顯,但卻承受著能源消耗和環境破壞的巨大壓力。2006年中國GDP占全球總量5.5%,但卻消耗了全世界15%的能源、30%的鋼材、54%的水資源。*后,第三產業增長乏力。1980年到2007年近30年的年均增長率只有4%,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為29.5%,直到2004年以后才呈現出較為快速的增長勢頭。配**克拉克定理揭示:伴隨著經濟發展而產生的勞動力和產業結構演變規律是勞動力先從農業流向制造業、再從制造業流向服務業;相應地,三次產業比重也逐步向第三產業集中。服務業的增長速度不快,勢必壓縮了就業的增加和經濟進一步增長的空間。許多發達國家工業化的完成、現代化的實現,重要標志就是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逐漸推進。多數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70%-80%,就業比重占50%-75%。根據**次全國經濟普查結果修正后的數據顯示,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從1980年的966.4億元增長到2004年的6501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24年間增長了12.1倍,年均增長率超過10%,但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仍徘徊在40%左右。2007年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是39.1%,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70%-80%的比重,跟亞洲國家45%的平均水平也有很大差距。第二,中國經濟中的結構性瓶頸制約越來越嚴重,自然環境、資源和能源要素極其缺乏,難以承受單一方向的工業尤其是重化工業的高速增長。2006年中國GDP占全球總量5.5%,但卻消耗了全世界15%的能源、30%的鋼材、54%的水資源,另外還有大量的土地資源的消耗。由于土地、資源要素和能源生產或被政府和國有部門控制,或需要進口,制造業和房地產的高速發展必然拉動資源、土地、原材料等稀缺資源價格的上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利益也就通過資源價格上漲輸送到政府、國有部門和外國資源生產者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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