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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過本商品的人還買了
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國有企業重構 版權信息
- ISBN：9787010075044
- 條形碼：9787010075044 ; 978-7-01-007504-4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國有企業重構 內容簡介
本書基于國有企業重構概念模型的創建及漸進主義的中國經濟轉軌這一歷史進程，以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內生約束、國有企業治理模式的演進及相應的互補性制度需求為主要內容，構建了一個關于中國經濟轉軌中國有企業重構的規范分析框架，其要義在于，在中國漸進主義的制度轉型中，必須將國有企業民營化、國有企業治理模式演進及相應的互補性制度安排置于國有企業重構這一整體制度重構之中，否則，中國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實際成效將與其理論教義相去甚遠，中國國有企業治理重構亦將是僅具形似而不得精髓。
本書尚就中國國有企業重構深化中的相關現實難題進行了探討，指出中國國有企業民營化改制在須正視其理論困境與現實約束之外，尚須基于對既有相關改革實踐的反思而對其未來作出正確的預期，并指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深化及其成效的實現歸根結底在于基于相關基本原則與戰略性側重而對其企業治理模式作出正確的選擇與構建。
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國有企業重構 目錄
序言
1.導論
1.1 問題的起源
1.2 國有企業重構：民營化、治理演進與制度互補
1.3 中國的經驗與問題的提出
2.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國有企業民營化與重構：文獻述評
2.1 地區間競爭、財政自給率與國有企業民營化
2.2 產權、競爭、治理機制與企業績效
2.3 利益相關者目標函數、國有企業民營化*優均衡及其關鍵變量
2.4 產權改革、企業重構與*優經濟轉軌路徑
2.5 文獻總結及本書的研究
3.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國有企業重構：一個規范分析框架
3.1 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內生約束
3.1.1 企業分類與企業屬性
3.1.2 產權結構與產業定位
3.1.3 行業地位與成本差異
3.1.4 競爭市場與企業行為
3.1.5 權威程度與主權模式
3.2 國有企業治理模式的演進
3.2.1 治理模式細分
3.2.2 目標治理模式
3.2.3 治理演進路徑
3.3 互補性制度需求
3.3.1 政企關系重構的激勵機制
3.3.2 灰色政治解構的治理體系
3.3.3 企業治理優化的控制系統
3.3.4 法治需求實現的制度基礎
3.4 小結
4.中國國有企業重構深化的現實難題：若干問題探討
4.1 問題探討之一：中國國有企業民營化改制
4.1.1 理論困境
4.1.2 實踐約束
4.1.3 改革預期
4.1.4 比較視角：東歐改革實踐的生動例證
4.1.5 相關評論：切勿陷入科斯定律悖論
4.2 問題探討之二：中國國有企業治理改革深化
4.2.1 問題剖析
4.2.2 政策建議
5.結束語
5.1 若干判斷與說明
5.2 關于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國有企業重構再思考
參考文獻
附錄
1.關于企業所有權安排的一個理論闡釋
2.企業灰色政治的形成及其基本的治理體系
3.公司治理成本的構成與公司治理效率的*優化研究
4.人力資本專用化的內生公司治理研究
5.企業家成長制度分析的理論邏輯
6.經濟體制轉型的三個政府維度解構
1.導論
1.1 問題的起源
1.2 國有企業重構：民營化、治理演進與制度互補
1.3 中國的經驗與問題的提出
2.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國有企業民營化與重構：文獻述評
2.1 地區間競爭、財政自給率與國有企業民營化
2.2 產權、競爭、治理機制與企業績效
2.3 利益相關者目標函數、國有企業民營化*優均衡及其關鍵變量
2.4 產權改革、企業重構與*優經濟轉軌路徑
2.5 文獻總結及本書的研究
3.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國有企業重構：一個規范分析框架
3.1 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內生約束
3.1.1 企業分類與企業屬性
3.1.2 產權結構與產業定位
3.1.3 行業地位與成本差異
3.1.4 競爭市場與企業行為
3.1.5 權威程度與主權模式
3.2 國有企業治理模式的演進
3.2.1 治理模式細分
3.2.2 目標治理模式
3.2.3 治理演進路徑
3.3 互補性制度需求
3.3.1 政企關系重構的激勵機制
3.3.2 灰色政治解構的治理體系
3.3.3 企業治理優化的控制系統
3.3.4 法治需求實現的制度基礎
3.4 小結
4.中國國有企業重構深化的現實難題：若干問題探討
4.1 問題探討之一：中國國有企業民營化改制
4.1.1 理論困境
4.1.2 實踐約束
4.1.3 改革預期
4.1.4 比較視角：東歐改革實踐的生動例證
4.1.5 相關評論：切勿陷入科斯定律悖論
4.2 問題探討之二：中國國有企業治理改革深化
4.2.1 問題剖析
4.2.2 政策建議
5.結束語
5.1 若干判斷與說明
5.2 關于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國有企業重構再思考
參考文獻
附錄
1.關于企業所有權安排的一個理論闡釋
2.企業灰色政治的形成及其基本的治理體系
3.公司治理成本的構成與公司治理效率的*優化研究
4.人力資本專用化的內生公司治理研究
5.企業家成長制度分析的理論邏輯
6.經濟體制轉型的三個政府維度解構
展開全部
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國有企業重構 節選
2.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國有企業民營化與重構：文獻述評
盡管關于企業重構的研究尚未形成一個完整與成熟的體系，但企業重構對于轉軌經濟的重要意義正在逐漸被轉軌經濟學研究所關注。相較而言，中國學者明確基于企業重構視角的相關研究尚顯得十分有限，但這并不意味著涉及企業重構的相關研究缺乏。我們在前面業已指出，本書所謂國有企業重構的內涵在于民營化、治理演進與相應互補性制度安排之間的有效整合，其中，民營化是問題研究的起點。從既有文獻來看，諸多研究其實業已或多或少地從不同層面涉及到了我們需要探討的國有企業重構，而且其中不少研究便正是從國有企業民營化或產權改革這點切入的，并作出了相應的判斷。回顧與評論并總結相關文獻對于我們的研究顯然是十分有意義的，亦是必須的。為此，我們在此擬分別從不同層面對相關文獻進行述評，并由此出發尋找并確立我們研究的創新之點。
2.1 地區間競爭、財政自給率與國有企業民營化
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放權讓利”改革被普遍認為是不涉及所有制或產權問題，只是調整管理體制與激勵機制的變革，而國有企業的大量存續則被作為中國未進行產權改革的證據。但是，如果認定產權的功能在于界定人們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損，則上述看法便不夠準確，因為“放權讓利”的改革顯著地改變了中國國有企業與中國政府之間關于經營與資產運用方面的權利與義務界定。樊綱（1995）、肖耿（1997）、張維迎（1999）等都曾提到過“放權讓利”改革的這一實質。事實上，“放權讓利”改革中包含著豐富的產權改革內涵，其主要體現為企業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在政府與國有企業經營者之間分配的變化，抑或所謂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動態演進，亦即企業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逐漸由政府手中轉移到國有企業經營者手中。
就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動態演進而言，其中蘊含的其實是企業激勵機制或企業治理結構與機制的強化。其中，在*初的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傳統的微觀經營機制和企業治理結構，造成了工業經濟激勵不足與生產效率低下的弊端……此外，在企業層次上事實上是沒有有效的激勵機制來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正是由此直接引發了70年代末對國有企業缺乏經營自主權所開始的改革。”而后的放權讓利（利潤留成、利改稅）則是在維持計劃經濟基本框架之下進行的責權利關系調整，其基本特征在于，將經營決策權與剩余索取權從政府一級向國有企業一級轉移，使經營者獲得了分享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的機會，并擁有了部分剩余索取與某些剩余控制權，使國有企業亦有了自身的經濟利益，并成為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主體。很顯然，此時的放權讓利引起了國企業治理機制的變革，并極大地調動了經營者及職工的積極性。但是，這種改革仍保留了行政性機構以所有者身份在企業治理結構中的位置，并在事實上擁有國有企業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的支配地位。隨后的承包制與此前放權讓利之下的企業治理結構安排有所不同，其更為嚴格地按照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原則，通過國家與企業一對一談判而加以明確相互之間的責權利關系，其不僅限于部分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的下放，而且給予企業經營者更加充分的甚至是完全的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其實，“完整意義上的經營者承包制，事實上是把經理變成剩余索取者，這當然提供了刺激。”而且，“這種事實上的剩余索取權還有一個積極的作用，即限制了政府將利潤由盈利向虧損企業轉移的自由度，這等于強化了所有企業的預算約束。”因此，在承包制下，企業經營者對國有企業的戰略導向能力會逐漸增強，但即便如此，承包制在其本質上仍屬于行政性契約（劉偉，1994）……事實上，民營化更應當理解為剩余索取權從政府手中永久性地轉移到私人手中，在中國出現的政府與國有企業經理之間的短期契約如經理承包責任制等，只能被視為是國有企業的部分民營化（張維迎、栗樹和，1998）。但中國漸進主義的制度轉型特征決定了其國有企業民營化在經濟轉軌進程中在整體上是由部分民營化開始的。
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動了中國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呢？對此問題進行討論的學者不在少數。其中，一些經濟學家（例如：Stiglitz，1994）常常用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來證明民營化并非效率的必要條件，理由是中國經濟是在公有制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取得長期高速增長的。但真正了解中國實際情形的經濟學家均明白中國的經驗并不支持這一論點，因為在過去的近三十年中，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經濟或中國國有企業已經開始加快了公開與隱性的民營化進程。至于其推動力量源自何方，李少民、栗樹和與張維迎（1998）認為，中國正在進行的民營化過程是地區間競爭的結果，而地區間競爭則是改革初期地方分權政策的產物。李少民等三人對中國經濟民營化的如此理論分析其實與諾斯（North，1990）、魏加斯特（Weingast，1993）、錢穎一與魏加斯特（Qian and Weingast，1995）、麥金龍（McKinnon，1997）、錢穎一與羅蘭（Qian and Roland，1998）等人的解釋非常接近。其中，諾斯指出，制度是博弈的規則，當組織作為參與主體時，組織之間的競爭即成為制度變遷的關鍵；而魏加斯特（1993）、錢穎一與魏加斯特（1995）、麥金龍（1997）、錢穎一與羅蘭（1998）則認為“保護市場聯邦主義”（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政治基礎，地區間競爭不僅對18世紀大英經濟帝國的崛起與19世紀美國經濟強國的誕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而且在近20余年的中國經濟崛起中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他們并未有正式論及一個問題，即地區間競爭是如何導致民營化的？
對此，在李少民、栗樹和、張維迎（1998）的論文中，其發展了一個動態博弈模型，其假設有兩個地方政府與兩個企業。其中，企業*初由中央政府所有，但在改革的初始階段，中央政府將企業下放給地方政府，每一個地方政府均擁有一個企業。在企業地方化之時，中央政府仍然保留確定稅率及地方政府稅收份額的權力，但地方政府擁有對稅后利潤的剩余索取權及決定是否將剩余索取權讓渡給企業經理的權力，換言之，地方政府有權力決定是否民營化。李少民等三人認為，當中國中央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實施地方分權化政策之后，地方政府即在產品市場上開展了競爭，而由于產品市場上的地區間競爭非常激烈，每個地區必須盡可能降低生產成本以保持其生存所需的*少市場占有份額。其進一步認為，如果經理或經營者的努力不可觀察，則為了促使經理降低生產成本，地方政府即必須讓渡全部或部分股份給經理，而且產品競爭越激烈，引發的民營化程度亦即越高，而這符合地方官員的利益。盡管李少民等三人的理論模型中的競爭僅僅涉及產品市場的競爭，但他們指出，類似的分析方法同樣適用于對資本市場與勞動力市場等要素市場的競爭。正是基于此分析，張維迎、栗樹和（1998）認為，在過去的20余年中，特別是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國有企業民營化進程在速度和廣度上均有所提高，而這一自發民營化進程的基本邏輯在于放權導致了地區間的競爭，而地區間的競爭又反過來引發了民營化。
但基于張維迎、栗樹和（1998）的分析，朱恒鵬（2004）認為，盡管實證分析表明地區問競爭的加劇的確會推動相關地區的國有經濟民營化進程，但由于1994年以來中國地區間市場一體化的水平基本上沒有提高，從而地區間競爭并沒有明顯加劇，因此，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普遍展開的公有制企業改制進程并非主要由地區間的競爭所推動。其認為，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公有制企業民營化的主要動因來自于財政方面；來自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地方國有經濟效益急劇惡化給地方財政造成的沉重壓力；來自于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給地方政府造成的財政收支壓力；來自于非國有經濟發展與非國有經濟比重提高對改善地方財政狀況的顯著作用。
我們認為，李少民、栗樹和、張維迎（1998）與張維迎、栗樹和（1998）以及朱恒鵬（2004）對中國國有企業民營化的解釋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筆者看來，這也是既有研究中*具說服力與*具代表性的相關研究。相較而言，李少民、栗樹和、張維迎（1998）與張維迎、栗樹和（1998）的研究更著眼于“放權讓利”這一整體過程，而朱恒鵬（2004）的研究則更側重于實證分析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一個局部階段的相關問題。盡管其各自的研究結論與判斷稍有差異，但總體而言，其均認同市場競爭對于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外在推動，并且均將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內容界定為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由政府手中轉移到國有企業經營者手中，抑或其均認為地方政府是國有企業民營化中重要的推動主體。此外，尚有一點十分重要，他們的研究均系從分權化改革這一前提條件下開始展開的，因此，其中涉及的政府與企業更多地限于地方性層次。
2.2 產權、競爭、治理機制與企業績效
就中國國有企業改革中的“放權讓利”或民營化而言，無論其發生在何種階段、采取怎樣的制度化形式以及源自何種外部力量的推動，其終究不是經濟轉軌中的目的，而是旨在改善企業績效，其中，產權是個繞不開的理論基礎問題。然而，問題常常在于為何有的國有企業民營化取得了良好的績效，而有的國有企業民營化卻非但未帶來預期的效果，反而帶來了諸多的負面效應，對此，單純的產權理論顯然無法作出完整的解釋。也正因如此，引發了人們關于到底什么是企業績效*根本的決定因素的思考與紛爭，其中的焦點問題則逐漸明晰在產權、競爭以及企業治理機制對于企業績效而言，誰是起決定性作用的。事實上，關于這一問題的思考與爭論并非始于中國，大凡有過國有企業民營化歷史與經驗的國家或地區均曾面對過這一問題。例如，英國是世界上*早推行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國家，以其為始點的民營化浪潮曾席卷全球，并成為20世紀90年代的時尚與熱點。產權理論則是英國乃至全球民營化浪潮的理論基礎，人們一度認為民營化是賦予國有企業競爭力的唯一利器，然而這種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末的時尚經濟學觀點卻在20世紀90年代末受到了強有力的質疑與挑戰，而且這種挑戰與質疑恰恰來自國有企業民營化實踐*早的英國。
傳統產權理論認為，私有企業的所有者或產權主體享有對企業剩余收益或利潤的占有權，從而產權主體具有較強的激勵動機去不斷地提高企業效益，而在剩余利潤激勵方面，私有企業顯然比傳統的國有企業更具優勢。因此，當產權從公有轉變為私有或在民營化的過程中，企業激勵機制得到了改善，企業效率亦會隨之提高（Vickers，1996）。然而，一些經驗事實并不支持這一論點。英國經濟學家帕克與馬丁（Parker and Martin，1997）在對英國各類國有企業民營化之后的經營績效作了廣泛的綜合與比較后發現：在競爭比較充分的市場上，國有企業民營化之后的平均企業績效具有顯著的提高；在壟斷市場上，國有企業民營化之后的平均收益改善并不明顯。其含義在于企業績效與產權的歸屬變化并無必然關系，而與市場競爭程度卻有很強的相關性，即市場競爭越激烈，企業提高績效的努力程度亦越高。幾乎是同一時期，澳大利亞經濟學教授泰騰貝朗（Tittenbmn，1996）在綜合分析了85篇相關產權與企業績效的經濟學文獻后指出，企業績效與市場結構相關，亦即企業績效與市場競爭程度有關。其實早在這之前，亞羅（Yar-row，1988）即認為，在市場競爭與產權或所有權的選擇中，競爭與管制政策是決定企業績效的因素中更為重要的因素；支持競爭的重要意義的證據尚可以在克利斯坦森（Christensen，1988）的研究中發現，其關于加拿大兩家鐵路公司（公私各一家）相關績效的研究表明，公有企業并不比私有企業存在更多的低效率，從本質上而言，政府企業的低效率來自其隔離于有效率的競爭而非來自公共所有權本身等等。正是基于這些研究，劉芍佳、李驥（1998）認為，只有競爭才會迫使企業改善企業治理機制，從而提高企業績效，“變動產權并未有給企業創造‘生’與‘死’的擇別，它只是改變了企業的激勵機制，但這種改變并不保證企業績效一定會提高”。在劉芍佳、李驥看來，產權論闡明了收益激勵機制對提高企業效益的作用，而超產權論（beyond property right argument）認為，利潤激勵與經營者努力投入并不一定具有正向的關系，而是利潤激勵只有在市場競爭的前提條件下才能發揮其刺激經營者增加努力與投入的作用。
很顯然，超產權理論將競爭理論與產權理論進行了有機的結合，對此，劉芍佳、李驥（1998）還建立了如下模型精確描述了該理論的內涵。
毋庸置疑，超產權論拓展了產權論對企業績效決定因素的分析視野，其將市場結構與企業產權制度以及企業治理機制結合起來分析企業績效的決定因素，這本身擴大了分析決定企業績效的制度因素系統，即將產權論的企業產權制度系統擴展到了市場制度系統。正因如此，超產權論較之于產權論在解釋企業績效方面更具有內在邏輯性與實證說服力。就此而言，超產權論是一個理論上的發展與進步。但是，超產權論在稍有弱化產權明晰功能的同時，過分強調競爭在企業績效中的決定作用，其多少存在一些缺陷。簡言之，其一，市場競爭是以產權明晰為基礎的，產權模糊必然引起競爭的不公平；其二，競爭固然具有優化資源配置、激發生產經營者積極性等利于經濟效率提高的功能，但對于市場競爭的功能，我們并不能對此無限放大；其三，競爭績效的產生有賴于市場的完善與市場得以有序運作的制度結構的建立與完善，否則即會產生無序競爭進而低效率競爭。
無論怎樣，對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進程中的“放權讓利”或民營化而言，超產權論顯然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亦即面對長期市場競爭的進化結局，討論如何改善企業治理機制應該比討論企業產權歸屬更具有現實與長遠意義。
……
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國有企業重構 作者簡介
嚴若森，湖南華容人，武漢大學管理學博士，南開大學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動站／南開大學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出站，已在《中國工業經濟》、《會計研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改革》等重要學術期刊上獨立發表論文數十篇，主持或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以及中國博士后基金項目共計十余項，曾獲董輔初經濟科學獎與教育部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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