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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人類的明天(八品)
傳媒治理(理論與模式的中國式建構) 版權信息
- ISBN:9787010070681
- 條形碼:9787010070681 ; 978-7-01-007068-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傳媒治理(理論與模式的中國式建構) 本書特色
《傳媒治理理論與模式的中國式建構》一個傳媒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國的驗證和應用,一部文化體制改革下解析傳媒治理的理論專著,一本構建傳媒法人治理結構的實戰教程。
傳媒治理(理論與模式的中國式建構) 內容簡介
本書建立了一個關于傳媒治理的研究框架和理論體系,是我國**部系統論述文化體制改革下如何構建傳媒治理結構的專著。
本書首先構建了一個經濟學分析框架——傳媒治理三角分析框架,通過制度分析、中外比較分析、現實發展分析,對傳媒治理的定義、特征、理論依托、制度變遷、創新思路進行了闡述。
本書將分析框架運用到當前文化體制改革的實踐中,以理論指導實踐,以實踐驗證理論,分析了后文化體制改革時代,產權被重新界定。黨對傳媒的控制方式產生了變化,公司制將逐步成為傳媒產業的組織形式。傳媒所有權、采編權、經營權“三權”分離,產生了傳媒的委托代理問題,迫切需要建立傳媒企業制度和法人治理結構。
為此,本書提出重塑公益性傳媒“事業和市場雙重主體”地位、經營性傳媒“新型市場主體”地位;內部治理上。重構公益性傳媒“雙重法人型”治理結構(母體加子體3+3模式)、經營性傳媒“公司法人型”治理結構(主體加輔體3+2模式);外部治理上,重構黨政、市場、社會三位一體的共同治理模式。
穿越體制改革的荊棘之地。死生之道豁然開朗。傳媒治理,讓黨和政府依法對傳媒實行了*有效的管控,在新聞采編領域替代了政府管制,在經營管理領域實現了國有資產的有效監管,并保護了投資者的利益。是傳媒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基礎,是后文化體制改革時代傳媒的核心競爭力。
本書集研究方法、理論框架、治理模式、實戰案例為一體。相信會給傳媒業界和學界帶來全新的啟迪,對于我們研究和推動傳媒體制改革具有較好的借鑒作用。
傳媒治理(理論與模式的中國式建構) 目錄
前言
理論篇
**章 轉型期中國傳媒經濟的三角分析框架——以傳媒治理研究為例
**節 中國傳媒經濟研究的特殊性:三角分析框架的提出
一、傳媒經濟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傳媒的雙重屬性
二、三角分析框架的提出:基于傳媒的特殊性
第二節 三角分析框架的內容:基本假設、基礎理論和理論范式
一、三角分析框架的基本假設:傳媒的雙重人格假設
二、三角分析框架的基礎理論:傳媒制度安排的三角結構及交易替代
三、三角分析框架的理論范式
第三節 三角分析框架在傳媒治理研究中的應用
一、傳媒治理研究的前提:制度環境的約束
二、傳媒內部治理研究:政府交易和媒體內交易的替代
三、傳媒外部治理研究:政府交易和市場交易的替代
第二章 傳媒治理概論
**節 傳媒治理研究的必要性
一、文化體制改革的呼喚
二、傳媒擺脫困境的期盼
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國企改革的啟示
第二節 傳媒治理的界定
一、公司治理概述
二、傳媒治理的定義
三、傳媒治理的功能
第三節 傳媒治理的基本特征
一、領導體制:黨的領導與法人治理相結合
二、治理方式:行政治理與公司治理相結合
三、治理目標:把握輿論導向與消除負外部性相結合
四、內部治理:采編、經營兩大系統獨立與統一相結合
第三章 傳媒治理的理論依托
**節 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
一、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我國新聞工作必須堅持黨性原則
二、以堅持黨性原則為本:傳媒治理實現“政治家辦報、企業家經營”
第二節 和諧社會理論
一、和諧社會理論:傳媒必須健康和諧可持續發展
二、以健康和諧發展為要:傳媒治理構建和諧的傳媒生態
第三節 委托代理理論
一、委托代理理論:傳媒委托一代理問題的產生
二、以解決代理問題為基:傳媒治理對傳媒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合理配置
第四節 政府管制理論
一、政府管制理論:傳媒的政府管制及管制失效
二、以化解管制弊端為重:傳媒治理對政府管制的部分替代
第五節 現代產權理論
一、產權理論:市場主體必須擁有明晰的產權和法人治理結構
二、以明晰產權為先:建立傳媒現代產權制度
第四章 傳媒治理模式的制度變遷及治理缺陷——傳媒治理的制度分析
**節 轉型期中國傳媒體制改革的制度變遷——傳媒制度環境分析
一、制度變遷推進次序:憲政框架內的階段式變遷
二、制度變遷模式選擇:“供給主導型”的漸進式改革
三、制度變遷主體選擇: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相結合
四、制度變遷路徑選擇:依照成本高低進行的連續邊際調整
第二節 傳媒治理模式的制度變遷
一、計劃經濟時期傳媒行政型治理模式
二、改革開放至九十年代中期傳媒半行政型治理模式
三、集團化時期傳媒事業型治理模式
四、傳媒治理模式制度變遷的“政治”邏輯及績效分析
第三節 當前傳媒治理的制度缺陷及弊端分析
一、傳媒產權缺失的弊端
二、傳媒內部治理的制度缺陷及弊端分析
三、傳媒外部治理的制度缺陷及弊端分析
第五章 傳媒治理的中外比較分析
**節 西方傳媒的內部治理
一、西方私營傳媒集團的治理模式
二、西方公共新聞組織治理模式
三、西方傳媒的行業自律
第二節 西方傳媒的外部治理
一、政府治理的依法與放松
二、社會治理的監督與制約
三、市場治理的并購與重組
第三節 國外傳媒治理對我國的啟示
一、傳媒治理的構建必須適應我國的制度環境
二、公司制傳媒具有較強的制度優勢
三、傳媒管制的法制與獨立
第六章 文化體制改革下傳媒治理的創新探索——傳媒治理的現實發展分析
**節 文化體制改革下的傳媒轉制改革
一、文化體制改革的目標及歷史回顧
二、傳媒轉制改革的歷程
三、傳媒轉制改革的目標
第二節 文化體制改革下傳媒治理的改革探索
一、公益性傳媒和經營性傳媒轉制改革的探索
二、改革試點單位創新治理模式的探索
三、改革試點單位傳媒治理的缺陷
第三節 文化體制改革下傳媒治理的創新思路
一、文化體制改革下傳媒轉制改革的戰略構想
二、傳媒治理的創新原則:雙重邏輯下的雙重利益選擇
三、文化體制改革下傳媒治理的創新進路:三角分析框架的應用
實踐篇
第七章 文化體制改革下重塑傳媒市場主體地位——傳媒制度環境創新
**節 傳媒產業發展的體制保障:市場主體地位的確立
一、當前傳媒市場主體地位的缺失和重塑
二、公益性傳媒“事業和市場雙重主體”地位的重塑
三、經營性傳媒新型市場主體地位的重塑
第二節 重塑市場主體的制度基礎:建立傳媒現代產權制度
一、建立傳媒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
二、通過授權經營明晰傳媒產權
三、創新傳媒國有資產管理體制
第三節 重塑市場主體的路徑選擇:轉企、改制、上市
一、轉企:傳媒由事業單位轉制為國有獨資公司
二、改制:傳媒由國有獨資公司改制為國有控股的有限責任公司
三、上市: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建立
第八章 文化體制改革下重構傳媒法人治理結構——傳媒內部治理創新(上)
**節 文化體制改革下傳媒的“三權”分離
一、傳媒所有權、控制權的界定及其分離
二、傳媒所有權、采編權、經營權的“三權分離”
第二節 “三權”分離下傳媒控制權配置:傳媒治理的核心
一、當前傳媒控制權配置的低效率
二、“三權”分離下傳媒控制權配置:黨政主導的合作控制觀
第三節 重構傳媒法人治理結構實現傳媒控制權的*優配置
一、“三權”分離下傳媒法人治理結構的重構
二、法人治理結構重構后形成的傳媒權力關系及控制方式
第九章 公益性傳媒雙重法人型治理結構(母體加子體3+3模式)——傳媒內部治理創新(中)
**節 公益性傳媒雙重法人型治理結構的創新
一、公益性傳媒內部治理模式文獻綜述
二、公益性傳媒雙重法人型治理結構的提出
第二節 “母體加子體3+3模式”治理機制的制度安排
一、母體系統的治理機制及制度安排
二、子體系統的治理機制及制度安排
三、母體系統與子體系統的控制一協調機制
第三節 “母體加子體3+3模式”可行性的經驗驗證
一、體制基礎:黨委領導下的治理結構
二、治理內涵:事業法人治理與公司法人治理的有機結合
三、制度保障:完善的內部治理機制
四、制度分析及不足之處
第十章 經營性傳媒公司法人型治理結構(主體加輔體3+2模式)——傳媒內部治理創新(下)
**節 經營性傳媒公司法人型治理結構的創新
一、經營性傳媒公司法人型治理結構的提出
二、傳媒集團公司的組織構架和控制模式
三、傳媒集團母子公司的治理模式
第二節 “主體加輔體3+2模式”治理機制的制度安排
一、董事會的組成與權力配置
二、經理層的職責與選拔考核機制
三、監事會的組成及約束機制
四、薪酬制度及激勵機制
第三節 “主體加輔體3+2模式”可行性的經驗驗證
一、明晰產權構建法人治理結構——誰控制傳媒
二、黨委領導與法人治理結構相融合——如何控制傳媒
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如何管理傳媒
四、制度分析及不足之處
第十一章 黨政、市場、社會對傳媒的共同治理——傳媒外部治理創新
**節 傳媒外部共同治理:黨政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的結合
一、傳媒外部共同治理的必要性
二、傳媒外部共同治理的內涵
三、傳媒外部共同治理的主要特征
第二節 傳媒黨政治理:黨和政府對傳媒的管制
一、搞好服務,轉變政府管理職能
二、依法行政,規范傳媒執法工作
三、加強監督,采取多種管制方式
第三節 傳媒市場治理:市場對傳媒的監控和獎懲
一、產品市場對傳媒的治理
二、經理人市場對傳媒的治理
三、資本市場對傳媒的治理
第四節 傳媒社會治理:公眾、中介、文化對傳媒的影響與控制
一、社區公眾及中間組織對傳媒的治理
二、社會文化對傳媒的治理
參考文獻
后記
圖表索引
案例索引
傳媒治理(理論與模式的中國式建構) 節選
**章 轉型期中國傳媒經濟的
三角分析框架——以傳媒治理研究為例
科學的發展往往是理論分析框架的創新,以經濟學為例,經濟學史上每次重大進步,都是以分析框架的革新為先導,諸如“經濟人”、“邊際分析”、“交易費用”等,這些概念和分析框架構成了經濟學發展的一級級臺階。傳媒經濟學的發展也應如此,本書首先構建了轉型期中國傳媒經濟的三角分析框架,這是全書的理論基礎和研究平臺,在構建了理論框架后,本書將其運用到當前文化體制改革的實踐中,本書遵循的是“理論框架構建一理論框架驗證一理論框架運用”這一嚴謹的科學范式,試圖在方法論上進行突破,對傳媒治理進行經濟學的規范研究,以探討傳媒治理獨特的內在規律,從而為研究中國傳媒經濟提供一個全新的本土化視角。
**節 中國傳媒經濟研究的特殊性:
三角分析框架的提出
長期以來,我國傳媒經濟的研究一直滯后于傳媒經濟的發展,主要原因一是傳媒涉及意識形態領域,事關政治體制改革,目前的制度環境下理論研究難有重大突破;二是傳媒的事業性質定位成為傳媒經濟研究的瓶頸;三是傳媒產品性質的多元和專業,產業的復雜性和特殊性也增加了經濟學研究的難度。現有的傳媒經濟研究大多以應用研究為主,多為經驗性的歸納推理,描述現象很及時,提出的解決方案脫離現實,且未能建立一個系統的基礎理論體系,更沒有在規范的經濟學學術框架和話語體系內探討,形成了傳媒經濟研究中的“硬傷”。傳媒經濟學是一門特殊的學科,其特殊性表現在研究對象的特殊上。
一、傳媒經濟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傳媒的雙重屬性
我國目前正處于轉型期,這一轉型發生在有過強大計劃經濟烙印的大國中,改革的深刻性、艱巨性可想而知。轉型意味著一切制度處于變化之中,一切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一切都未獲得*終的合法性。轉型期的傳媒既要服從市場規律,又要服從官方意志,政府控制與市場動力之間的博弈導致了傳媒轉型期的失衡,這個失衡表現為傳媒的制度變遷呈現一個漸進、滯后、沖突以及不均衡發展的過程。因此,轉型期中國傳媒經濟的研究極為特殊,它必將遵循一系列特殊的經濟規律,經歷一條獨特的發展軌跡,這種特殊性首要表現在傳媒經濟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上。
傳媒經濟的研究對象是傳媒,廣義上的傳媒,包含了報紙、雜志、電視、廣播、互聯網、手機、圖書出版、電影乃至音像制品等,它們都是信息傳播媒介。狹義上的傳媒,是指報刊、電視、廣播、互聯網、手機五種主要傳播媒介。本書界定的傳媒是指生產、銷售傳媒產品的廣播、電視、報刊等的各類企業、事業單位的集合。傳媒作為信息組織,具有收集、加工并傳播信息的基本功能。傳媒主要從事精神產品的生產,提供物化的精神產品和服務,其*大的特征就是傳媒的雙重屬性。
傳媒的雙重屬性論,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主導性觀點。雙重屬性論有很多不同的說法。信息產業論認為“新聞事業具有形而上的上層建筑屬性和形而下的信息產業屬性”。文化經濟論認為“報業所具有的兩重性,即它的文化屬性和經濟屬性”,“報業的文化屬性,指的就是報業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事業性’,它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和體現者;經濟屬性指的是報業作為一個生產性行業,具有產業的特點,在創造精神財富的同時能夠通過提供信息服務獲得收益。”政治經濟論認為自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傳播媒介“都具有二重性,即經濟屬性和政治屬性,與其相適應,傳播媒介具有兩種功能,即產業功能和喉舌功能。”輿論信息論認為“報紙的‘輿論陣地,與‘信息產業,這種雙重性質,正如‘經線,與‘緯線,把它確定在縱橫交叉的方位上。這就是中國報業在新時期的‘大定位”’。
在中國,傳媒不是單純追求利潤*大化的企業,而是以低成本提供公共服務的事業組織。作為“新聞事業”,傳媒首先具有的屬性是意識形態屬性,這種屬性是由以下兩方面決定的:
一是由傳媒屬于上層建筑的政治性質決定的,即階級、國家、政黨常常把傳媒作為其喉舌,傳媒是其政治目的得以實現的工具。意識形態屬性決定了傳媒*重要的作用就是維護現行政治體制的合法性,政治責任遠大于經濟功能,決定了傳媒是一種話語權力。中國的政治體制更決定了中國的傳媒是特殊的行業,它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它的主要任務是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路線,宣傳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組織生產,統一輿論等。它對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穩定、延續和發展,起著促進和推動作用。
二是由于傳媒的頻道、頻率、刊號和衛星資源,是國家的公共資源和戰略性資源。所謂公共資源,是指現代傳媒所具有的快速度、遠距離、高覆蓋的技術手段使傳播內容在時間和空間上被急劇放大,從而可能對某一社會群體甚至整個社會產生強烈的正外部效應或外部效應,因而具有“市場失靈”的“公共性”。所謂戰略性資源,是指在世界經濟一體化、政治多極化進程中,傳媒不僅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的信息傳播和輿論引導作用,而且在維護民族國家的文化主權和文化信息安全方面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是公認的“社會公器”,具有很強的公共性,必須強調其意識形態功能和社會效益。
在明確傳媒意識形態屬性的同時;傳媒還具有產業屬性。“傳媒作為具有意識形態的精神產品生產者,從屬于上層建筑范疇,而作為向大眾提供信息的載體,又從屬于信息產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傳媒的產業屬性逐漸被認可,1985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統計局《關于建立第三產業統計的報告》,把第三產業分為四個層次,第三層次是“為提高科學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質服務的部門”,包括教育、文化、廣播電視事業。1993年國務院批轉國家計委《關于全國第三產業發展規劃基本思路》,把文化、廣播影視、新聞出版等各項事業列于“文化、體育事業”。1996年,國家把廣播電視和報刊經營管理列入需要加快發展的第三產業行列。2001年4月,中國證監會新版《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中,將傳播與文化產業定為上市公司13個基本產業門類之一,其中取消了原來的“高科技產業”,新增了“傳播文化產業”(LOl01)及“信息傳播服務業”(L20)。傳媒的產業屬性要求傳媒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發展壯大,傳媒必須按市場規律辦事,進行市場運作。
綜上所述,傳媒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是事業屬性和產業屬性的統一,是意識形態與經濟形態的統一。單純強調傳媒的意識形態屬性,忽視其產業屬性是片面的;把傳媒等同于一般商品,強調其產業特征和經濟效益,忽視其意識形態屬性和社會責任也是不可取的。我們不能把傳媒的意識形態屬性和產業屬性對立起來,在文化體制改革中既要防止過分強調傳媒的意識形態屬性而排斥產業屬性,又要防止過分強調產業屬性,不加分析地將傳媒全部推向市場。
中國傳媒的雙重屬性,決定了其獨特的生存形態與運作方式,決定了中國傳媒必須在政治與意識形態控制之下,兼顧產業發展,具有雙重目標發展取向。即傳媒既要堅持新聞黨性原則,又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既要促進傳媒的效率,又要保證傳媒的公平;既要確保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地位,又要讓傳媒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參與競爭;既要維護國有媒體的壟斷地位,又要運用市場機制推進媒體集約化、規模化。在這一特殊的前提下,傳媒經濟的研究也具有了特殊性,它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經濟學研究,需要構建新的分析框架,才能描繪其獨特的研究軌跡。
二、三角分析框架的提出:基于傳媒的特殊性
由于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導致了研究的特殊性,在我國,傳媒經濟研究是一個復雜而又特殊的問題:
其一,傳媒具有雙重屬性的特征,傳媒產業同時橫跨信息服務業與文化產業,在文化體制改革下,經營性傳媒不只是單純追求利潤*大化的企業,它更要承擔社會責任;而公益性傳媒是一個試圖以低成本提供公共服務、承擔政治責任的事業單位,它們均與我國的國有獨資公司不同,具有經濟組織與公共事業雙重屬性,經濟學理論對傳媒研究沒有普適性。
其二,我國傳媒的產生和發展具有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初始狀態,傳媒是政治的一部分,傳媒的誕生和發展必然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在遠沒有達到改革*終目標時,傳媒改革的制度假設和*終結果是不確定的。加之我國傳媒還沒有進入市場經濟的體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與傳媒難以嫁接,這就需要構建適合傳媒特點的新的經濟學分析框架。
其三,我國傳媒改革具有較強的約束條件,它是以人為設計和干預為主導的制度創新和漸變的過程,不是伴隨現代企業發展應運而生的自發演變過程。在這種情況下,傳媒會遵循路徑依賴的規律,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漸進式的制度變遷。傳媒改革有其特殊的規律和演進路徑,只有構建新的分析框架,對不同制度變遷路徑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才能探討制度變遷凈成本*低的改革方案,理解傳媒在約束條件下權衡利弊后作出的激勵反應,以及爭取達到的*佳結果。
因此,從經濟學角度而言,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傳媒,它的經濟系統遠離均衡狀態,它的市場是分割的,信息是不完全對稱的,政治風險、自然風險、道德風險、技術風險并存,它的分析空間不像其他經濟領域那樣“光滑”。一般的分析方法能較好地推演出均衡附近經濟系統的演進,卻無法描述遠離均衡的復雜的非平衡動態過程。同時,“由于傳媒產業不遵從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這就從本質上決定了應用傳統的經濟學方法來研究傳媒經濟也是沒有出路的。”只有根據中國傳媒經濟系統的特征重構新的分析空間,才能解釋中國傳媒經濟的這種復雜的、獨特的、非均衡的演化過程。
為此,本書提出的傳媒經濟三角分析框架是一個本土化的分析空間,它遵循中國傳媒經濟的特殊規律而設計,可以較好地描繪出其獨特的發展軌跡。
第二節 三角分析框架的內容:基本假設、 基礎理論和理論范式
判斷一個學科是否成熟,一個重要標志是該學科是否存在一種理論范式,在經濟學的研究中,能夠充任學科理論范式的就是其基礎理論,它要求經濟學研究以經濟主體的理性行為分析為邏輯主體,以經濟主體行為互動形成的系統均衡為目標,從而推演出一系列具有嚴密邏輯聯系的結論,以此與其他學科區別開。傳媒經濟三角分析框架的基礎理論是傳媒制度安排的三角結構和交易替代理論,基本假設是傳媒的雙重人格假設。
一、三角分析框架的基本假設:傳媒的雙重人格假設
三角分析框架將我國傳媒視為處于相對復雜制度環境中的產業組織,其基本研究假設是傳媒的雙重人格假設,即傳媒具有“政治人”和“經濟人”的雙重人格。
“政治人”由美國學者利普賽特在《政治人:政治社會的基礎》一書中提出,“政治人”概念的引入,奠定了政治社會學的方法論基礎。“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政治生活中的,生活在政治關聯中的”,因而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人均可以稱為“政治人”。 “政治人”追求的是政治利益的*大化,往往有著較強的意識形態。對于傳媒而言,“政治人”的人格則更為突出,大眾傳媒本身就具有政治社會化功能,政府必定要對傳媒進行政治上的控制,傳播執政黨的主張和意識形態,以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每個政府都有“努力維護自己管理、操縱信息的能力。從君權神授時代直到今天,政府已認識到:信息意味著權利,控制信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對于獲得公眾對其政策和命令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在中國,傳媒定性為黨和人民的喉舌,必須服從于黨和政府,確保輿論導向的正確和實現公共利益。新聞事業的功能在于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宣傳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組織生產,統一輿論。
“經濟人”是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人的行為分析的*基本假定,“經濟人”是在各種約束的限制下,努力使其目標函數的期望值達到*大化的經濟行為者。“經濟人”的兩大主要特征是追求效用的*大化和完全理性。對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傳媒而言,它也是“經濟人”,追求著自身的經濟利益和市場效率,并考慮自身的收益與成本,如果收益與成本不相等,它們就會有不同的激勵反應。
“政治人”與“經濟人”有著不同的人格假設和定位,但是二者也有類似之處,“這不僅由于兩者在功能上都扮演著邏輯前提的角色,更重要的還在于人們均無時不在既定約束條件下以*小代價去獲取*大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人無非是活動在所謂政治領域內的經濟人而已。”在政治市場上的政治人必然仿效經濟市場上的經濟人行為,以經濟人的面目出現。
在雙重人格假設下,傳媒作為“政治人”必然以“經濟人”的面目出現,傳媒會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爭取自身的*大利益,將自利、互利和政治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而傳媒治理研究就要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范式和交易經濟學范式,分析政治市場上傳媒的動機、行為和交易,在傳媒政治人的理性約束下,實現其經濟人的激勵相容約束,在兩者的約束下*大化傳媒的總價值,使傳媒在追求“經濟人”利益的同時,達到制度安排設計者所想要達到的目標,實現其“政治人”的目標。
二、三角分析框架的基礎理論:傳媒制度安排的三角結構及交易替代
1.傳媒制度安排的三角結構
近代制度經濟學的鼻祖康芒斯把人類的全部經濟活動劃分為“生產”活動和“交易”活動,“生產”活動是人對自然的活動,“交易”活動是人與人之間的活動。這兩種活動共同構成了人的全部經濟活動。
……
傳媒治理(理論與模式的中國式建構) 作者簡介
周勁,江蘇鹽城人,新聞學博士,高級經濟師,江蘇省333跨世紀學術帶頭人。1990年大學畢業,在報社工作10多年,歷任發行員、記者、部門主任、總編輯助理。2003年考入武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后到基層擔任縣級領導職務,現任鹽阜大眾報報業集團副總編輯。
主要研究方向:媒介經營管理、傳媒體制改革、傳媒經濟理論與實務。采寫的新聞作品多次榮獲國家及省、市好新聞獎.在《現代傳播》、《新聞大學》等新聞核心期刊發表論文20多篇,其中多篇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新聞與傳播》轉摘和轉載,論文曾榮獲武漢大學第十一屆人文社科研究優秀成果獎。
E—maiL:zhOuiin666@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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