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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人生“深喉”回憶錄 版權信息
- ISBN:7802253519
- 條形碼:9787802253513 ; 978-7-80225-351-3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特工人生“深喉”回憶錄 內容簡介
他是揭示二十世紀美國*大政治丑聞“水門事件”的幕后推手。他是美國價值與民主精神的捍衛者,還是為了權力不擇手段的瀆職者?沉默三十年,“深喉”現在開口。
我就是那個他們稱之為“深喉”的人。
——馬克·弗爾特(2005年5月31日)
你知道我會怎么對付他嗎,這個混蛋?……這么做對他有什么好處?每個人都會把他看做是一個被社會拋棄的人。
——尼克松(1972年10月19日)
1972年,《華盛頓郵報》兩位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根據來自政府高層的神秘人物“深喉”提供的線索,爆出美國有史以來*驚人的政治丑聞之一——水門事件,導致尼克松黯然下臺。三十多年來,“深喉”是誰一直是困擾美國政界和新聞界的一大謎團。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曾發誓在“深喉”去世之前,絕不透露他的身份。所以,當2005年92歲的聯邦調查局前副局長馬克·費爾特終于公開自己“深喉”的身份,立即引起美國各界轟動。
在這部回憶錄中,費爾特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犯罪浪潮開始說起,講述了他身為聯邦調查局探員在犯罪浪潮中、在六十年代文化革命中,乃至在水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本書不僅僅是對水門事件的大公開,也是一個特工對他傳奇人生的回憶,對聯邦調查局文化的剖析,對二十世紀中期美國政府內部政治斗爭的回顧與反思。
特工人生“深喉”回憶錄特工人生“深喉”回憶錄 前言
約翰·奧康納
一
這個事件翻開了歷史新的一頁。1972年6月17日破曉前,五個身穿西服、戴著醫用外科手套的人藏在水門大樓的一間小辦公室里時被人發現,那是一幢坐落在波托馬克河邊的綜合大樓。這五個人的犯罪動機十分可疑,他們藏身的地方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的套房里,可里面似乎沒有什么可竊取和竊聽的。然而聯邦調查局只用了兩天就將這次入室事件與白宮聯系到了一起。調查演變成了一場暗戰:一方面聯邦探員們決心查個水落石出;另一方面尼克松政府的高官們卻在竭力掩藏真相。這場斗爭在隨后的兩年里持續不斷,動搖了美國政府的憲政基礎。
隨著丑聞事件不斷擴大,新聞頭條也越來越觸目驚心:尼克松的手下破壞民主選舉程序并妨害司法公正;國家稅務局、聯邦通信委員會和其他政府機構淪為當局排除異己、壓制反對者的工具;白宮派人夜間入室非法監聽。參與調查此事的隊伍也越來越大,除了聯邦調查局,法院和國會也參與了進來。*終理查德·M·尼克松名譽掃地,在1974年8月8日辭去了總統職務。
水門事件至今仍可被視為美國政治的分水嶺。在這場“國家噩夢”的驚擾下,一任政府以倒臺和數十位政府官員遭到刑事指控而告終。留給我們的是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如今,華盛頓當局政務的透明度和問責機制都有了更新、更嚴格的標準。總統必須接受更多來自國會和媒體的監督。自尼克松時代以來,這種監督精密到了總統權力行使的每一個細節。所有夠分量的丑聞事件都會被冠以“門”字,像“伊朗門”、“莫妮卡門”等等。但它們中*經典的政治詞匯還是“水門事件”,它已成為嚴重的濫用權力行為和反權力濫用力量的代名詞。
水門事件所反映的問題早在事件發生的數年前,也就是尼克松政府成立之初就產生了。當時,在海外,美國深陷越戰泥潭;在國內,反主流文化的新一代人與他們的父輩——“沉默的大多數人”在越戰問題上紛爭不斷。1969年,尼克松打著從越南光榮撤軍的口號當上了美國總統。可他上臺后的**個舉措就是將越戰升級,甚至下令轟炸越南設在鄰國柬埔寨的避難所。不料美軍的秘密轟炸行動被揭露了,引發了大規模的反戰活動。這令尼克松的幕僚大為光火,在白宮的授意下,聯邦調查局監聽了許多政府官員和新聞記者的電話,想查出泄密者,可調查行動一無所獲,機密信息卻還在不斷地被泄露出去。接著,尼克松的幕僚策劃了一系列更出格的行動——監聽、拆看郵件、入室搜查等等。可這些非法活動遭到了聯邦調查局和其他情報機構的抵制。于是,白宮就糾集了一個非法組織——“水管工處”——去堵塞泄密的漏洞。
這樣一支調查隊伍一旦開始活動,幾乎就會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政治斗爭之中。尼克松的幕僚們指使他們搜集情報并破壞反對者的活動。直到1972年水門事件被曝光之前,這一切都還只是在暗中進行。真相被揭露后就有新聞記者介入到事件調查中來。其中一名就是《華盛頓郵報》的資深記者鮑勃·伍德沃德。
一提起水門事件,我們就會想到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等參與到事件調查中的記者們。他們的工作體現了現代新聞調查的巨大影響力。無論是好是壞,今天的調查式新聞報道為那些查出政壇上轟動性的事實真相的記者們帶來了經濟利益和批評家們的贊揚。
那些勇于揭發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發現的違法行徑的政府工作人員和公司雇員們也因水門事件而擁有了自己的權利和責任。在2001年,有三名檢舉者被《時代》雜志評為年度人物。他們是聯邦調查局的科林·羅利、世通公司的辛西婭·庫珀和安然公司的沙倫·沃特金斯。今天,這些敢于揭露實情的人們能得到榮譽和法律的保護得歸功于一個人,他就是秘密為伍德沃德提供信息的“深喉”(一名《華盛頓郵報》編輯為他起的綽號)——水門事件中*為神秘和至關重要的人物。
正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他們的著作《無處不在的總統親信》里所指出的,整個水門事件實際上都是“深喉”一手發掘的。是他引導伍德沃德繞開水門大樓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里發生的那起所謂的“三級入室行竊案”,把目光轉向真正罪惡的根源。自從那本著作出版后,猜測“深喉”的真正身份就成了一項高難度的室內游戲。“深喉”為當今社會樹立了勇揭黑幕的榜樣,他催生了一個新的新聞時代,重建了調查新聞業,使檢舉者提供的匿名信息成為當今新聞界不可缺少的素材。“深喉”還促使政府建立了符合現代美國公民要求的更高的透明度標準。
究竟誰是“深喉”?他為什么要做這一切?用伍德沃德的話說,他有“一位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朋友,能為他提供‘尼克松競選連任總統委員會’的信息和白宮內部的情況”。那又是什么促使伍德沃德的這位“朋友”這么做的?他是為了堅守自己的節操而甘愿拿自己的前途冒險說出真相,還是出于不滿而報復政府?為什么他不借此機會名利雙收,而在塵埃落定多年后仍然隱姓埋名?
一切猜測都在2005年5月31日被終結了。那天我在一篇通告中指出了“深喉”的真實身份,宣傳了自己刊登在《名利場》雜志中的一篇相關專題文章。在通告中我寫道,“深喉”是我的一名委托人,名叫威廉·馬克·費爾特,曾是聯邦調查局二號人物,如今已經是92歲高齡!在家人的贊同和鼓勵下,他終于在水門事件過去近33年后公開了自己的身份。
我刊登在《名利場》上的那篇文章講的是馬克的“深喉”身份被發現的始末,以及他是如何在家人的勸說下吐露出自己本想帶進墳墓的秘密的。為了幫助年輕的讀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用了相當一部分篇幅簡述了水門事件的經過,也給大家留下了許多疑問。馬克是個什么樣的人?他的個性、為人如何?他為什么要揭露真相?他怎樣克服重重困難,在空前的壓力下獨自與一個腐敗的政府及其安插在聯邦調查局的順從的領導層斗志斗勇的?在伍德沃德的筆下,他是漆黑的車庫中一個緊張的線人,顫抖著告訴伍德沃德(后又被伍德轉告伯恩斯坦):“大家的生命都有危險”。那他又是如何由一個理智的官場人物轉變為一個秘密線人的呢?
本書就是要讓馬克·費爾特自己來回答這些問題。三十多年來,人們對馬克的了解只限于伍德沃德筆下的那個“深喉”——《華盛頓郵報》給馬克起的一個不恭的名稱。這個名字源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一部流行的三級片名,后來就一直屬于這位以巨大的勇氣向新聞媒體透露實情的令人欽佩的人。如果本書別無他用,至少它可以撕毀馬克在人們心中的滑稽印象。“深喉”這個名字是新聞記者開的一個玩笑,配不上馬克·費爾特。當伍德沃德違反他與馬克的約定透露他有個線人在政府部門任高官時,當記者們斷定他這個線人就是“深喉”時,當他給馬克打電話問他對此事的態度時,這位退休的FBI探員怒火中燒,“砰”地就掛斷了電話。
馬克從不覺得自己是個口風不嚴的饒舌者,也不同意記者把他和其他向媒體吐露機密信息的人稱為“泄密者”(盡管他的確向伍德沃德和其他一些記者透過一點小道消息)。馬克·費爾特是個典型的“特工”(G-man)(即聯邦調查局探員,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今,聯邦調查人員就一直有這個別稱)。從根本上說,他是一個敢于獨當一面、保護自己的家園和陣地的衛士。在水門事件中,他為了保護聯邦調查局的名譽,在十分不利的局勢下仍堅持孤軍奮戰。當時,尼克松政府圖謀廢棄聯邦調查局而另設機構取而代之,馬克約見伍德沃德并向他透露了政府大量濫用權力的行為。 伍德沃德充分發揮了馬克的作用,而馬克則巧妙地調動了伍德沃德,指引著這名年輕的記者一步一步接近事實真相,接近自己記者生涯*重大的報道。伍德沃德在《秘密線人》中寫道:“我認為馬克并不覺得自己是在‘泄露’信息,他只是在引導和證實我的發現。”但他又寫道:“那些引導和證實拼出了一幅指向真相的地圖,其效果遠遠勝過了泄露。”
為了編寫本書,我們從馬克·費爾特那里搜集了大量資料。其中有他1979年寫的回憶錄,他和他兒子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共同整理的手稿,他在FBI的回憶錄,他的生活往事記錄,以及從2002年初至2005年末,他的家人、保姆和我同他做的訪談錄。由于年老體衰,馬克已經喪失了大部分記憶,但他偶爾(有時是在我們用他的回憶錄提醒他的情況下)也會聯想或回憶起舊時往事,我們就會抓住機會盡可能地把他講述的內容記錄下來。對于馬克對自己的受審經歷的評述(完成于他的回憶錄出版后,換個角度也是對水門事件的觀察錄),我只做了一些補充,主體仍是他自己的分析,都取自他寫下的東西。我寫的序和跋,只是給他的故事提供一個背景,并將他的家人、朋友和以前的同事所了解的內容拼接在一起。
馬克的回憶錄——《在聯邦調查局的金字塔里》,向我們講述了他從一名敢于冒險的FBI探員成長為時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約翰·埃德加·胡佛得力助手的歷程。這部回憶錄是馬克在自己職業生涯的低谷時寫的。當時他正遭受不公正的審判,罪名是授權對一個國內恐怖組織——“地下氣象員組織”進行非法的入室搜查。他在法庭上痛斥指控者,否認自己向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泄露水門事件的秘密(但他并沒有否認自己曾是伍德的消息提供者)。
在馬克澄清了自己的真名后寫的回憶錄手稿中,他回憶了自己從事反間諜和打擊犯罪活動的時光(有一些是他已出版的書中沒有的故事)。那是他在聯邦調查局比較開心的日子,心情較為輕松,也更為接近當年的“深喉”。他說出了自己引導伍德沃德(他強調不是泄露伍德沃德所不知道的信息)尋求水門事件真相的根本原因。在那些壓力重重的緊張時刻,馬克感到自己似乎被白宮、司法部、還有聯邦調查局的新領導層圍困了,他覺得自己似乎是孤身一人在為聯邦調查局的清白戰斗。
他寫道:“當時的情形是我無法用語言形容的,得有一把長劍(Long Ranger)繞過層層阻礙直刺白宮心臟。”這很符合他的公眾形象。在人們心中,馬克就是藏在停車場黑暗角落中的一個人影,引導著一個年輕的記者去追尋正義。馬克把自己看作一個帶著面具的執法者,獨自為正義而戰。
現已九十多歲高齡的馬克·費爾特仍然思維敏捷,善于表達。盡管雙手顫抖的厲害,可他依然有著令人愉快的幽默感和讓客人賓至如歸的領袖風范。他對自己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人仍然記憶猶新:他已故的妻子奧德麗,他嚴厲的上司埃德加·胡佛,特別是鮑勃·伍德沃德。盡管馬克已經淡忘了自己作為“深喉”的那段經歷——秘密會見伍德沃德,決定如何引導他發現事實,掩藏自己的行蹤防止暴露身份等等,可現有的記錄已經足以告訴我們世上*著名的線人是如何產生的。我們搜集和整理了馬克的大量手稿,排列出造就了“深喉”這一神秘人物的事件和因素,包括*初他追蹤納粹和蘇聯間諜,打擊堪薩斯城犯罪團伙和后來成為聯邦調查局里胡佛理念的捍衛者等等。本書將使我們所知的馬克·費爾特其人其事變得更加豐富清晰,并帶我們深入了解是什么促使他成為了“深喉”。
二
馬克曾經也風度翩翩。他身高六英尺,通過經常鍛煉保持了好身材和健康,還是個不錯的運動員。他那異常濃密的黃棕色頭發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時變成了漂亮的銀白色,配著那雙明亮的藍眼睛十分協調。他的嘴唇總是略微向左翹起,使得他的下顎線條顯得更為剛勁,并給人一種沉思的感覺,還能稍作改變就扮出一幅怒容或是動人的微笑。
他戴一幅黑色角質框架的眼鏡,喜歡穿帶有明亮藍色或灰色條紋的西服, 配以筆挺的白襯衫和意大利風格的領帶,做工非常精細。他站如松、坐如鐘,形象氣質令人起敬。
馬克善于傾聽,總是通過別人說的話觀察、感受和捉摸對方的心理活動,自己卻不輕易開口,而且他所用的語言始終簡潔明了。這種少說多聽的特點使他能在不同的對象面前展現不同的個性。在一線探員面前,他作為監察部高層官員總是一幅威嚴、鐵面無私和喜歡尋根問底的執法者形象;而在其他聯邦探員的妻子眼里,他是一位友善、細心和有魅力的紳士;在白宮里的對手們看來,他是個難以捉摸的同僚,辦事審慎高明;在他的上司印象里,他是個刻板卻勤勉的下屬。一名1970年退休的聯邦調查局高級官員卡撒·“德克”·德洛克曾經說:“馬克令我想起一位安靜的浸禮教徒部長,看上去不像一個領導人,而是一個恪盡職守的職員。”
馬克是用心培養出這種改變形象的本領的。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身體語言還是個新概念的時候,馬克就開始留心學習這種技巧。馬克有一個老朋友、老鄰居比伊·里德·伯克,是一名銷售顧問。他說馬克對顧客心理學很有興趣,所以自己常告訴他這方面的知識及措詞和表達的技巧。馬克的聰明給伯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說:“馬克的洞察力異常敏銳,誰也休想騙過他。”
正是這些特點使馬克成為胡佛,FBI一位傳奇人物的得力下屬。善于傾聽的馬克懂得讓熱衷于發言的胡佛覺得每個決定都是他的主意。毫無疑問,馬克深諳與胡佛打交道的方法,他對自己的本事很滿意。另一方面,胡佛也同樣讓馬克折服。這令馬克傳承了胡佛在水門事件前就樹立起的FBI的光輝形象:一個追求美國*崇高的價值理念,擁有世界公認的一流的高尚的情報人員的廉潔奉公的執法機構。
馬克肩負起了捍衛聯邦調查局形象的重任。在他心中,FBI是保衛美國的法治和中產階級價值觀的生力軍,而在腐敗的政局中維護FBI的正直就是保衛國家。在水門事件發生前,馬克就表露了這個信念。1972年初的時候,專揭丑聞的作家杰克·安德森公開了一個名叫迪塔·比爾德的游說者寫的備忘錄,書中內容顯示尼克松政府司法部準備解除對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的反壟斷訴訟以換取該公司提供的四十萬美元政治獻金。白宮要求聯邦調查局宣布那本備忘錄是偽造的,而馬克依據局里實驗室做出的結論堅持說那本備忘錄很可能是真實的。
馬克還曾一度努力清除聯邦調查局內部的問題成員以維護FBI的純潔。他和FBI反情報部門(counterintelligence)副主管威廉·沙利文較量了多年。與溫和、整潔的馬克絕然不同,沙利文是個粗暴邋遢的家伙,他憑借反共產主義調查活動(精明的胡佛利用這個來抬升聯邦調查局的地位,以向國會爭取更多的預算經費)爬到FBI權力高層。作為反情報官員,沙利文的地位主要在電子偵察等秘密行動領域,很少涉及局里的在編人員。而馬克則以他在一線探員和監察員崗位上的出色表現以及主管全局的紀律檢查工作而在監察部被委以重任。
兩名FBI官員的差異如此之大是史無前例的。沙利文對所謂“休斯敦計劃”的支持(也可能是匿名參與炮制該計劃)使兩人的爭執白熱化。那項計劃實質上就是一場大范圍的侵權行動。白宮發起的這項計劃動員了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國防情報局、國家安全局及其他情報機構,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手段包括電子偵察、電話監聽、截留郵件和無證入室搜查等,其目的不是維護國家安全,而是尼克松總統的政治前途。
這項非法計劃*終被馬克粉碎,迫使尼克松招集了一個非法的特務組織,即所謂的“水管工處”來繼續他的陰謀。馬克在這場戰役中大獲全勝。這起事件沉重打擊了沙利文并*終迫使他離開了聯邦調查局,可同時也使他更加深入地參加到尼克松的陣營之中。成為尼克松的幫兇后,沙利文不僅協助白宮打擊了《華盛頓郵報》,還很可能在后來的水門事件調查中指出郵報的關鍵信息來源就是馬克·費爾特。
1972年5月2日,胡佛突然病逝。而在那之前,費爾特就已經成了白宮雷達屏幕上的可疑目標。為了讓聯邦調查局順從于白宮,本該順理成章繼任為局長的費爾特被尼克松棄而不用,反而任命了一個平庸而聽話的官員取而代之,此人名叫L·帕特里克·格雷。許多分析家認為正是這件事激起了費爾特的不滿情緒,并使他扮演起“深喉”的角色,開始對抗尼克松政府。費爾特也承認自己當時很失望,但他還是努力平息了自己的情緒。格雷上任后保留了費爾特副局長的職位,并將大部分事務交給長期在局里工作的專家決定,而他自己則很少去總部辦公室上班,因此被人稱為“三天格雷”。這樣費爾特就心滿意足地擔負起了聯邦調查局的日常管理工作。在水門事件之前,他掌管著聯邦調查局所有的重要案件和重大決策,在他的領導下,FBI成了一部高效運轉的機器。同時,費爾特還捍衛了聯邦調查局的廉正,頂回了那個有道德問題的政府發出的一連串指令。“長劍”(Long Ranger)掌控著當時的局勢。
費爾特深諳如何在工作中發揮媒體的作用, 這一點在他成為聯邦調查局代理局長后很快就被展現了出來。胡佛死后不到一個月,聯邦調查局就接手了一件大案——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在馬里蘭州勞雷爾市競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時遭遇暗殺,并因中彈受傷而癱瘓在床。費爾特預感到這個事件可能會引起一場政治風波,到時政壇的左右兩派都會指責對方為了爭取競選優勢而策劃了這場暗殺,以除去保守的民主黨對手。于是他將聯邦調查局奮力調查出的結果透露給了《華盛頓郵報》記者鮑勃·伍德沃德,隨后一個長篇報道出爐了,證明刺殺未遂的亞瑟·布雷默是個無組織的狂熱分子。兩派的互相猜疑被攻破了,“長劍”平息了一次潛在的風暴,保衛了聯邦調查局和美國。
水門事件發生數年后,費爾特仍在保衛著FBI和美國。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由水門事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深喉”)引發的對政府權力濫用的大范圍整頓活動已經波及到了聯邦調查局自身。對于費爾特而言,那場運動的頂點是在1976年8月,他獨自出庭為自己的探員作證的時刻。事件起因于聯邦調查局對“地下氣象員組織”的查處,那是一個恐怖組織,在五十個政府機構大樓制造過爆炸,其成員還在美國的敵對國北越和古巴接受過訓練。然而許多FBI的一線探員被指控在1972和1973年調查該組織成員的親屬和朋友的過程中無證入室搜查。費爾特在華盛頓大陪審團和國家級的媒體面前承擔了下令入室搜查的責任,把檢察官的目標轉向自己,從而讓那些一線探員免遭指控。結果費爾特被起訴定罪,他承擔了一切后果是因為他堅信聯邦調查局與外國勢力支持的恐怖組織的斗爭是正義的。
費爾特在被起訴前的幾年里一直遭受著政府的折磨,在作證的過程中飽受壓力。水門事件發生后,公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被宣泄到了地下氣象員一案上,那幾年費爾特隨時可能從一名證人變成此案的被告。堅強的費爾特依然沉著而堅決地為聯邦調查局和自己的行為辯護,否認聯邦調查局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有不當之處。他毫不讓步,決不為得到從輕處罰而將責任推向格雷和其他聯邦探員,甚至在當局私下提出給他定不入獄的輕罪以了結這個困擾他的案子時,他都一口回絕。在尼克松以證人的身份為他辯護時,費爾特冷眼相對,因為他知道這位不光彩的前總統曾在一個看不起他的城市陪審團面前攻擊過被告。
費爾特曾期望退休后與他美麗的妻子奧德麗·費爾特一起過平靜的生活。可由于在丈夫遭受的調查和指控中承受了過大的壓力,奧德麗的心理問題越來越嚴重,甚至在1981年費爾特獲得了里根總統的赦免,*終擺脫了纏身多年的官司后也沒有好轉。1984年在費爾特出差的時候,她在華盛頓一個公寓的客用浴室里用費爾特的點三八左輪手槍自殺了,子彈穿過了她的太陽穴。費爾特回到家中才知曉這一切。可除了他們的兒子小馬克得知后從附近的住所趕來安慰父親外,費爾特沒有將妻子自殺的事告訴別人,包括他們的女兒瓊。費爾特只告訴瓊她母親死于心臟病。就像為了聯邦調查局的聲譽自己承擔了責任,費爾特又為了家人和朋友少一些不必要的悲傷而獨自承受了人生的痛苦。
三
2002年4月底,我在加州一座中等城市圣羅莎**次見到了費爾特,他與女兒瓊一起生活。瓊是一個單身母親,有三個孩子, 她在大學里教西班牙語,為生計奔波著。在她的家里,我看到了那個白發蒼蒼的老人,他的手不停地顫抖著,可依然面帶友好的微笑,和善地看著他的客人。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一間改造成公寓的車庫里度過的,這樣可以免于上下樓梯,更方便他到院子里。費爾特借助助行器,在一個溫和的斐濟護士的看護下行走。
很早之前我就覺得馬克·費爾特就是“深喉”。1970年夏季,我在司法部當實習生,1974到1979年我在舊金山任助理聯邦律師,在那期間我主要和FBI探員們一起工作。這些經歷使我了解了司法部里案件信息的傳遞過程。根據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暢銷書披露的信息和我對聯邦調查局執法程序的了解,我推測只有費爾特有成為“深喉”的動機、手段和機會。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正當我對此深信不疑的時候,繁忙的法律事務和家庭生活使我無暇去證實自己的猜想。
正如我在《名利場》上發表的文章里所寫,到2002年初時,對“深喉”的猜想變成了我無法擺脫的一個念頭。一個春季的夜晚,我和妻子簡用意大利面和烤雞招待我們的女兒克里斯蒂和她在斯坦福大學的七個朋友。這些年輕人有的剛從南美度假回來,大家在我們馬林縣的家里互相講述著自己的探險經歷,那里能俯瞰到圣拉斐爾山,寧靜宜人。我跟這些年輕人說起了自己父親的故事,他是一名檢察官,在二戰期間被聯邦調查局派到里約熱內盧執行秘密任務。克里斯蒂的朋友尼克·瓊斯)聽到后說,他的祖父也是一名檢察官,與我父親是同一時期進入聯邦調查局的,也就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早期,后來在聯邦調查局成就了一番事業。
我問他:“你祖父叫什么名字?”
尼克說:“你可能聽說過他,他在聯邦調查局工作的時間非常長…叫馬克·費爾特。”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當時我已經認識尼克三年了,他是一個聰明,勤奮有前途的青年。在許多方面都很像年輕時的我。我甚至鼓勵他像我一樣去學習法律。而那個時候他是**次告訴我他祖父就是我認定的伍德沃德的秘密情報內線,聯邦調查局曾經的頭號人物。
“馬克·費爾特!”我禁不住喊了出來,“你不是在開玩笑吧。你祖父就是傳說中的那個“深喉”你知道么?”
尼克平靜的說:“約翰先生,我很早前就聽說了。*近我們開始覺得有可能就是他。”
我又和尼克談了一會他祖父不愿公開自己的身份的原因……也許是擔心他以前的同事對他會見伍德沃德有看法。我提議說,我曾是一個檢察官,理解他的心情,也許我能打消他的顧慮。我們交談了一會后就放下了這個話題繼續與其他人聊。沒想到幾天后尼克給我打了個電話,說他母親想請我去與馬克談談。我同意了,表示將在那個周日開車去圣羅莎拜訪費爾特一家。
我如約前往,見到了馬克和他女兒瓊·費爾特。瓊是個有吸引力的女性,當過演員,后來改行做了教師,辛勤地在兩個教學崗位上同時任教。馬克當時已年近九旬,依然隨和友好。據我所知,馬克從未向他的家人透露過他的秘密身份。我開門見山地談起了“深喉”的歷史貢獻,希望籍此引起他的某種反應。我說到我所認識的一些年輕的檢察官十分欽佩“深喉”捍衛聯邦調查局和司法系統榮譽的行為時,注意到他的眼神變得欣慰了,似乎是得到了我的赦免。盡管如此,他仍然緊守自己的秘密。他*后說:“我會考慮你的話,請等我想好后再告訴你。”
大約十天后,尼克又打電話給我,請我再一次造訪。他說這一次他祖父有可能承認自己就是“深喉”。我看出了費爾特家人如此急切弄清真相的原因。《環球文摘》的一名記者唐納·考夫曼曾給瓊打電話問她父親是否就是透露水門事件真相的人。瓊對他提到伍德沃德曾在三年前未提前打招呼就到家里來看望她父親。考夫曼隨即寫了一篇名為“深喉浮出水面了!”的文章。瓊又提起一個名叫蔡司·丘爾曼-貝克曼的年輕人說的話。他說1988年他參加一個夏令營時遇到了一個朋友雅各布·布伯恩斯坦,卡爾·伯恩斯坦和作家諾拉·埃夫羅的兒子。雅各布說他父親曾告訴他“深喉”是一個叫馬克·費爾特的人。可伯恩斯坦和他的前妻埃夫羅(兩人在1999年早已離婚)都否認他泄露了“深喉”的身份,稱他們兒子是在重復埃夫羅以前的猜測。
2002年4月底,就在《環球文摘》那篇文章登出不久,瓊接到伊薇特·拉·加德打來的一個電話。加德在瓊的母親死后就成為費爾特的親密朋友。她問瓊:“他為什么會現在說出來呢?我以為他會至死都不透露呢。”
瓊問她:“說出什么?”
加德猶豫了一會還是說出了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費爾特曾告訴她自己就是伍德沃德的線人,并讓她發誓保守秘密。
瓊立即告訴了她父親和加德通話的事,她說:“現在我終于知道了,你就是‘深喉’。”
馬克的回答是:“既然是這樣,那我承認我就是。”
于是瓊勸他父親盡快公開這個秘密,以了結一樁心事,得到自己應有的榮譽。費爾特同意了,但隨后又改變了主意。
但在1987和1988年,伊維特·拉·加德已經把這個秘密告訴了她的兒子米奇和兒媳婦迪伊。米奇是美國駐歐部隊的一名中校,一貫守口如瓶。他表示自己從沒有跟任何其他人透露過此事。
后來我們從伍德沃德*新出版的一本書里得知至少還有一個人知道這個秘密。他就是斯坦·波廷杰,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曾擔任助理總檢察長(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他是偶然發現費爾特的身份的。波廷杰后來跟我們談到這件事:那是在馬克為聯邦調查局探員在地下氣象員一案中作證時的事,他一如既往昂首闊步地走到大陪審團面前。在作證時馬克開玩笑地提到白宮里有些人認為他就是“深喉”。這時一個陪審員舉起手來順勢就問馬克:“那你就是‘深喉’么?”波廷杰當時負責法庭記錄,他回憶說馬克聽到這個問題時臉色蒼白,連忙否認。于是波廷杰停止記錄,離開檢察官席走到馬克面前提醒他作證前他曾發誓不說謊。并告訴他考慮到剛才那個問題與本案無關,如果馬克同意他可以把這一段從記錄里刪除。滿臉通紅的馬克聽到這斷然說:“刪除這個問題。”
隨著水門事件過去三十年,“深喉”的神秘面紗也慢慢褪去,至少在他的朋友和家人看來已不是什么秘密。因而馬克開始退一步設想如果整個世界都知道他的隱秘身份會怎樣。一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樣由生活助理阿塔馬·巴蒂薩雷薩爾開車帶出去兜風,可他卻不能像以前那樣享受外面的風光,而不禁不住想起自己的過去。阿塔馬后來告訴瓊和我:“他跟我說,‘一名探員應該忠于聯邦調查局’,可他并沒有說他就是‘深喉’。他還說他并不想那么做,但‘在尼克松的事情上我有責任那么做’。”
一個星期天我又去找費爾特談這件事,當時他正在思想斗爭,不知他以前的聯邦調查局同事知道了他就是“深喉”還會不會尊重他。我告訴他現在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和檢察官們都認為“深喉”是一個愛國的人,所以他完全可以以他的方式公開這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了。后來費爾特又跟瓊說他還擔心如果一切大白于天下,“那法官們會怎么想”,換句話說,他會不會因為自己是“深喉”而受到司法審判。于是我們繼續和馬克分析這種可能性的大小,隨著我們的不斷勸說,馬克對透露秘密的顧慮也越來越少。可他似乎還有些在意他頭頂那個綽號可能的影響,一方面他承認這個綽號屬于他,另一方面他又感覺這個綽號代表的是泄密者。有幾次他跟我說:“我不是‘深喉’。”但又承認《名利場》的那個標題:“我就是那個他們叫做‘深喉’的人。”
當大家都確信馬克·費爾特已經準備好公開自己的身份時,馬克的家人便委托我去商談出版馬克自傳的事宜。馬克的家人希望馬克在世的時候就出版自己的傳記,因為如果馬克的故事是在馬克死后由伍德沃德來講述,那馬克的歷史就成了伍德沃德的附屬品,瓊不想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家人都希望公眾和馬克本人都能以他的英雄事跡為榮。
可馬克即使承認了自己的身份后,還是固執的拒絕將自己的故事出版。瓊無法以家族的榮譽為由來說服他,便想出了一個更好的理由。她告訴馬克,為了支付三個孩子的學費自己已經負債了,如果馬克的書能出版也許能解決一點家里的開支問題。馬克從來都很愛自己的兒女,甚至溺愛著自己的孫子們,聽到瓊這么說終于同意了,但前提是要伍德沃德參與進來。盡管馬克的記憶隨著年事已高已逐漸模糊了,但他在作決定時依然很有主見,依然被家人尊敬和愛戴著。
我**次給伍德沃德打電話是在2002年5月。我告訴他馬克已經把自己的身份透露給我和他的家人了,并問他是否愿意與我們合作出版一本“即將完成的”書。此后我又給伍德沃德打了幾次電話,瓊和小馬克也找他商談過這件事。
伍德沃德拒絕證實馬克的身份,而是要求跟馬克自己談一談以確認他是在清醒的情況下自愿透露自己的身份的。伍德沃德安排了兩次和馬克的會面但又都取消了。后來瓊告訴伍德沃德如果他不幫忙馬克就不愿公開自己的故事,伍德沃德聽后對書的事避而不談。
過了一段時間,伍德沃德給瓊發了封電子郵件,可只是一些對馬克健康的問候和閑聊,沒有說到出書的事。看得出來伍德沃德在馬克在世時對披露他的秘密身份仍然心存猶豫,他擔心高齡的馬克承認自己就是“深喉”時并不知情或不是他的本意。而我向伍德沃德建議在馬克死后合作出版一本關于馬克的書時被他一口回絕了。我努力去改變他的主意,提出如果他支持我們的想法,那馬克一家一定不會撇開他公開馬克的故事。可每當我強調我們非常確信馬克就是“深喉”時,伍德沃德兩次提醒我,“有一些事情是你們想不到的”。馬克的家人認為他這么說是在暗示“深喉”并不是馬克一個人的角色,還包括其他人。當時瓊這么想,小馬克比瓊更相信這一點,可我從未為之所動,因為我覺得伍德沃德不愿合作是另有原因的。
我能看出伍德沃德在與“深喉”交往中的總體目的是獲利,而馬克作為他的內線向他提供信息絲毫沒有利已的動機。“深喉”這個名字意味著伍德沃德的信息來源于“很深的幕后”,也就是說他使用馬克提供的信息時不能透露信息的來源,甚至不可承認存在一個信息提供者。可在1974年,伍德沃德在他的《無處不在的總統親信》一書中卻披露了“深喉”的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馬克的身份。從那本書中透露的關于“深喉”的一鱗半爪的信息中,我確信馬克就是伍德沃德的信息來源。
我還從那本書中得知,伍德沃德和他的信息提供者是朋友,因此我猜伍德沃德不會沒有得到馬克的同意就披露“深喉”的身份,以制造轟動效應提高書的銷量。從道德上說,馬克完全可以在1973年退休時公開一切,從而可以從那本書的銷量中獲取部分收益。從這一點也不難看出伍德沃德不愿接受我的提議,給馬克第二次公開身份的機會的原因。
根據這些推測,我通過伍德沃德的新書《秘密線人》吃驚的發現,伍德沃德從沒有與馬克達成過任何公開“深喉”身份的約定。伍德沃德也承認他一開始就對馬克承諾過永不以書面的形式透露自己有一個類似“深喉”的秘密信息來源。可是到了2002年5月,數百萬甚至可能上億人都聽說了“深喉”,所以很明顯伍德沃德沒有信守這一條諾言。
費爾特和伍德沃德在水門事件上的歷史合作中都充分發揮了對方的作用。他們的不同之處在于費爾特總是信守自己的承諾。費爾特的家人在近幾年和伍德沃德來往較多,視他為好朋友,但他們清楚伍德沃德沒有義務與他們合作出書。
不管伍德沃德出于什么理由,既然他不愿參與合作出書, 那費爾特一家人就可以從他們自己的角度來講述馬克的故事了。家里人都知道馬克熱愛聯邦調查局,努力地保持著它的公正,捍衛著它的榮譽,這些是伍德沃德所不具備的品質。他們還清楚馬克是一個非常有智慧、有才能且勤奮努力的人,如果不是一名社會公仆而在商界工作的話會比現在富有的多。但馬克相信聯邦調查局是保護美國的衛士,他為埃德加·胡佛而驕傲,為他的出眾業績而驕傲。所以,在水門事件后當聯邦調查局的形象被玷污時,馬克感到傷心,也許一本出自他和他家人之手的書能幫助聯邦調查局恢復名譽。
馬克曾寫過的那本回憶錄《在聯邦調查局的金字塔里》出版量很小,沒有推廣,沒有經過仔細的編輯,沒有索引,甚至沒有目錄。馬克決意隱藏自己的“深喉”身份使那本書失去了新聞價值。而他在書中對埃德加·胡佛的堅定擁護也沒引起什么反響,因為當時正是水門事件曝光后公眾對整個政府部門包括聯邦調查局濫用權力反對的高潮。馬克向公眾發出的針對國內外恐怖主義的警告被許多人視作是為聯邦調查局侵犯民權行為所做的辯護,直到“911”事件的發生使他的警告不幸成為災難性的現實。簡單的說,馬克的那本書盡管形象地刻畫了聯邦調查局的內部文化,可在觀點基調和出版的時間上都是個錯誤。
馬克和聯邦調查局的其他領導人因批準對國內恐怖主義嫌疑人實施無證入室搜查而遭到起訴,探員們入室搜查的行為被人們稱作“黑包工作”,因為他們行動時都攜帶著裝開門工具的背包。今天我們都認識到了反恐措施的重要性,也該重新看待1980年那個非法法庭對馬克做出的錯誤判決了。馬克領導下的聯邦調查局是平定水門事件的一支力量,而不是造成水門事件的一個原因。回首看那段歷史,他對國內的恐怖主義采取的措施是適當而有力的。
馬克的作為也使水門事件中的另一個現象成為公眾的議題,那就是調查式報道。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成就開創了新聞報道的新時期,因為他們摧毀了新聞業的一項潛規則:對“敏感”信息保持沉默,比如肯尼迪總統的不檢點行為和林登·約翰遜的不道德交易。可是這些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們并不是孤軍奮戰的,現代的調查性報道的主要創始人也不是那兩個精力充沛的記者,而是經驗豐富的政府調查人員。正是馬克與伍德沃德的合作將復雜嚴密的專業調查手段與吸人眼球的新聞報道手法結合了起來。水門事件和“深喉”這個人物向新聞媒體敞開了大門,引入了對新聞事件的深入調查報道的標準和對政治事件采用綜合記述的手法,而不僅僅是零散的報道。伍德沃德在深入報道這個新聞業的新領域樹立了后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在水門事件后他在這方面還屢有建樹。同時這種報道形式還極大地改變了公眾對新聞事件的態度并促使政商兩界的權力層負起更多的責任。
“深喉”與媒體的秘密合作不僅使聯邦調查局免受政治腐敗的侵蝕,他的勇敢事跡的公開還激勵了許多政府和公司的低層雇員,給了他們在壓力和威脅之下揭發非法行為的勇氣。如果不是《華盛頓郵報》對水門事件的披露,尼克松政府就會在榮耀中完成它余下兩年的任期。我們原本透明的政府機構就會被黑幕遮擋,那些誠實的雇員就會受到威脅和壓制而無法伸張正義。
對于馬克為何能勇敢地揭露水門事件,*好的解釋不是1972年時他與聯邦調查局內部敵人的斗爭,而是他在1922年就已形成并信奉的價值觀。馬克之所以能在*關鍵的時候平靜而堅定的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在良心的指引下甘愿拿自己的事業和家人的安全冒險,其原因可以歸結到在他成長的過程中對他影響至深的人和事。在美國的一個小鎮上,電視還沒有出現的時候,他的母親,他所經歷的道德教育和他養過的狗就對他的人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四
在二十世紀*初的幾年,愛達荷州雙瀑城居民的生活代表了美國小鎮人的普遍人生觀。馬克的父親厄爾·費爾特在雙瀑城外的幾畝土地上為他的一家建造了一幢房子,他畢業于芝加哥大學,是一名慷慨的承包商。馬克的母親羅斯·迪格特·費爾特在當時的女性中,特別是美國西部的中產階級女性中的受教育水平十分出眾。她畢業于愛荷華州得梅因(Des Moines)的一所宗教附屬文科大學——得雷克大學。
費爾特一家有兩個孩子——馬克和他的妹妹珍妮特 (現已病故)。在家庭為后代保留的回憶錄里,珍妮特回想起她在父親栽的蘋果樹、櫻桃樹和梨樹下用梅森食品瓶捕蜜蜂;馬克和一個朋友在小棚旁挖了一個游泳池;到了冬天,他們用真正的蠟燭點亮了整棵圣誕樹。珍妮特還寫道:“三月是風和風箏的世界,四月有愚人節,五月的五朔節(我們會去跳五月花柱舞)給我們帶來滿籃的鮮花和糖果。在迷人的六月,我們熬夜玩踢可樂罐(Kick the Can)、捉迷藏和綁架游戲(Kidnapping)。七月四日是我們*向往的,那天每一個孩子都能等到一角錢,那的確不少。那天總有一些政客在音樂臺上大聲地演講很長時間。而我們則會去玩摩天輪和旋轉木馬。”
費爾特雙親的家族都能追溯到*初來到美洲大陸的威爾士、蘇格蘭和德國先輩 。這個多樣化的家族以長老會成員為主,同時還有貴格會、清教、浸禮教和公理會的成員。厄爾·費爾特和他的兒子摒棄了那些繁瑣的宗教禮節,保留了長老會的慷慨和社會正義感作為他們人生觀的基礎。馬克和珍妮特在十歲上下時常常參加教堂舞蹈。他們跳的舞顯然不是福音派教徒跳的那種復活的風格,而是更加理性和柔和的長老會傳統風格。自制,關注別人的需要,周到體貼的言行以及很強的責任感是長老會教義的核心。因此從六歲起,馬克就擔負起了夏天切割和搬運干草以及冬天早起喂馬的任務,盡管他的活還干得比較笨拙。
厄爾·費爾特在馬克犯錯的時候也偶爾會懲罰他,但主要管束馬克的是他的母親。馬克到了中年還會想起他小時候“寧愿被父親打十次也不愿聽到母親說一次對自己感到失望。”羅斯·費爾特始終保持著理智和冷靜,可對馬克的要求相當高。她的聲音不大,卻十分堅定,常常教育馬克要自律和自制。在水門事件及隨后的歲月里,馬克常對朋友說,自己還是個頑皮的男孩時要學會自制是多么困難的一件事,而學會這一點對自己在聯邦調查局的成功又是何等的重要。
馬克在中學時代就顯示出了領導才能,他贏得了學生會的競選。從十幾歲開始到成為聯邦調查局的關鍵人物,馬克的領導才能不斷提高,可那并不是起步于對權力的追求,而是源于他母親交給他的任務。羅斯常教導馬克:“你肩負著對別人的責任,去履行它。”
少年時期參加的宗教活動并沒有給馬克的成年生活帶來多大影響,這可能是因為在他孩童時期發生的一件事。馬克的父親曾帶了一只長著棕色卷毛的小狗回家,他們給它起名叫米奇。用珍妮特的話說,“大家都為這只可愛的小狗著迷。”在隨后的三年里它成了馬克一家不可缺少的部分,可有一天它被人下了毒。珍妮特寫道:“大家都很恐慌,特別是馬克(當時十歲),整整一天他都在大聲祈禱,不安地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不停地上下樓梯,*后回到廚房看米奇的狀況。米奇躺在爐子旁,盡管很難受可馬克躺在它身邊時它還是不停地搖著尾巴。” 后來小狗還是死了,珍妮特說:“在那一刻馬克失去了所有對上帝的信仰,無論爸媽說什么都沒用了。”
馬克通過努力工作和勤于觀察他人的需要培養出了一種平靜的態度。在事業生涯中,他總是有條不紊的工作,從不抱怨工作時間太長。然而沒有一個人說馬克出現過情緒過度緊張、壓抑、焦慮或崩潰的情形。小馬克說:“他決不是伍德沃德在《無處不在的總統親信》一書中所形容的那樣一個急躁不安的人。一旦他做出了決定,不管有多困難,他都會毫無顧慮的去實施。”
馬克的律師回憶說,在他被審判的時候,他比其他人更堅強,情緒更穩定。馬克·卡明斯當時是馬克的一名辯護律師,現在已成為華盛頓特區一名經驗豐富的白領律師。他說:“當法庭宣布不利于馬克的判決時,他竭力安慰我,似乎我才是該難過的人。”
拉里·卡拉漢曾是一名聯邦檢察官,現在當了辯護律師。他當年也參與了馬克的案子,代表一個關鍵的證人。他這樣形容馬克的鎮定:“在審訊中他保持著令人吃驚的超然態度,似乎更愿意談他女兒的問題而不是他自己的。”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馬克勤工儉學完成了在愛達荷州立大學的學業。他為大學生聯誼會燒鍋爐,為女生聯誼會洗盤子,同時還保持了良好的學習成績,并被選為他所在的大學生聯誼會的主席。他就讀于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時也是這樣,不僅完成了學業,還在參議員詹姆斯·波普辦公室里全時工作(后來波普在競選中被擊敗,新任參議員D·沃思·克拉克又把馬克留在了他的辦公室里)。除此之外,馬克還成為**個被選為愛達荷社團(由生活在華盛頓的愛達荷州人組成)主席,而此前擔任該職的無一例外都是國會參眾兩院的議員。愛德華·希爾醫生現在是舊金山的一名退休內科醫生,當時也在參議員辦公室里工作,是馬克的同事。在他的眼里馬克十分細心和勤勉,處理了大量的信件并認真地回復了選民的要求。而他在工作的同時還要完成法學院的學業,后來還要為進入律師界繼續學習。希爾回憶道:“他是個天性頑皮的人,跟我弄過幾次惡作劇。”有一次希爾到辦公室發現他的桌子上什么都沒有了,起初他還擔心自己是被解雇了,后來才發現是馬克把他桌子上的東西都裝到一個袋子里掛在天花板角落的一根管子上了。
正如馬克的母親所期望的,馬克的志向被定位在了公眾的利益上。馬克和參議員辦公室的另外兩名律師閱讀和討論了一些共產主義著作, 這在大蕭條時期的美國還是能被人們接受的,因為當時離斯大林臭名昭著的大清洗還有一些年。資本主義加重了人們的利己心,而這正是共產主義所批判的,因而馬克對共產主義的理論有些興趣。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烏托邦式理想正是羅斯·費爾特所向往的,也正是她兒子為人的真實寫照。馬克不是思想家,可他的觀點與那些常去克拉克會所的孤立主義的參議員們不同。他們總是為自己對納粹的軟弱立場辯護,說這樣能制衡共產主義蘇聯。而意識形態領域的兩派在馬克的眼中是平等的。
盡管馬克對共產主義著迷,可他還是選擇了一條更現實的道路去實現他的社會理念。從法學院畢業后,他申請到聯邦商務委員會工作。聯邦商務委員會的職能是通過取締不公平和誤導性的商業行為來矯正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病,這符合馬克的價值觀。然而后來馬克發現了宣傳與現實的差別,他的工作總是圍繞著商業斗爭的雙方,而無論是投訴者還是被投訴的對象都少不了貪欲。另外,這份工作還十分枯燥,馬克*初的任務就是調查人們使用衛生紙的習慣和態度,這并不是項理想的入門任務。
馬克在1940年通過了華盛頓特區律師考試,他有資格申請進入聯邦調查局工作了。這時馬克不再是個愛幻想的小伙子了,他理智地看到自己有機會進入的這個組織是真正有實效的,公眾對這個組織的態度是積極的,如果談不上崇拜的話也是廣泛的支持。當時聯邦調查局的主管埃德加·胡佛很善于利用媒體,他向公眾展示了一個整潔、陽剛的聯邦探員形象,要消滅所有美國的敵人,包括約翰·狄林杰爾犯罪團伙,納粹的間諜,共產主義分子、暴力犯罪者以及林德伯格一類的綁匪。
馬克同其他許多在胡佛部下工作的探員一樣,都對胡佛領導的這個嚴密、高效的組織深懷敬意。胡佛在公共關系上的出色成績也令馬克十分欽佩。由于胡佛的努力,聯邦調查局贏得了廣泛的支持,這方便了探員們在工作中尋求市民們和地方執法人員的幫助。一位老探員菲爾·巴舍說:“在關上車門之前,我們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一半。”
馬克·費爾特真誠地相信聯邦調查局是個可靠的系統。他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對勤奮工作的熱愛,細心的個性以及沉著冷靜的風度使他成為一名有提升前景的模范探員。但馬克在逐級上升的過程中從不表露出過強的提升欲望。他的一名同事喬·龐德說:“馬克從不把自己的雄心寫在他的袖標上。”正像馬克有一次對他女兒說的:“*好的外套要能隱藏優勢。”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早期,在馬克的職業生涯的開始階段,他所從事的工作——反間諜活動——就需要他講究策略和善于分析。當時一個逃脫了許多老練探員視線的重要納粹間諜被馬克發現了,這使得馬克一舉成名。在那些年馬克掌握了許多間諜技巧:甩掉跟蹤者、暗中傳遞情報、避免引起自己人的懷疑等等。這在他日后與伍德沃德建立的秘密聯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馬克在聯邦調查局工作的期間一直都在監督反間諜人員,同秘密特工一起工作。瓊回想起有一次她回到家,發現有一個穿著破舊的“激進分子”坐在她的起居室里——其實是一個聯邦探員前來報告馬克他所打入的一個左翼組織的情況。馬克還是聯邦調查局設在弗吉尼亞州匡恩提科市(Quantico)的專科學院的課程主管,負責培訓新探員基本反間諜技術。因此當馬克被提升到聯邦調查局*高層時,他對沙利文負責的那個聲名狼藉的反間諜計劃了如指掌,那個計劃的內容就是協調滲透到極端組織里的線人和探員。
總而言之,馬克比聯邦調查局里大部分人都了解間諜技巧。這種技巧中的一部分是為滲透到對方內部的探員杜撰一段經歷以掩蓋他的真實身份。杜撰經歷的手法通常是制造一份“介紹信”,比如犯罪記錄,以證明對敵人的絕對忠誠,或是抹掉真實的個人歷史記錄。馬克在成為伍德沃德的秘密線人后隱匿了他們已有兩年友誼這個事實,伍德沃德在此事上也十分謹慎。因此在伍德沃德報道水門事件期間直至在接下來三十年里,在人們不斷尋找“深喉”本人的情況下,都沒有人能肯定郵報記者和聯邦調查局官員這兩個人之間有私人來往。
在聯邦調查局,探員們都要學習保密和隔離,可沒有人像馬克·費爾特那樣善于隔離。他劃清了家庭和工作的界限,私人生活和職業生涯的界限,當然還有他的秘密身份和他的公開身份之間的界限。伍德沃德在《秘密線人》一書中提到一件事:在2000年初他出乎意料地突然給馬克打電話說:“我希望你能回憶一下往事并多吐露一些實情出來。”他的這個老搭檔猶豫了一會說:“讓我們只是……我要掛斷電話了。關上這扇門,一切就到此為止吧。”
在擔任監察部副主管的時候,馬克能接觸到局里每一位探員的敏感信息,他也以謹慎而聞名。在一開始他還沒有得知一些機密的任務,如根據白宮的命令在國務卿基辛格電話里安裝竊聽器以監聽國家安全官員和記者的通話。
在胡佛領導下的聯邦調查局里,謹慎是被提升到頂層的重要條件。另一項重要條件就是善于與主管相處。胡佛的首要紀律十分明確:不許損害聯邦調查局的名譽。局里的教官和監管者反復向新成員灌輸這條紀律,監管者負責執行紀律,檢察員則負責懲處那些違紀者。這項禁令覆蓋了每個探員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工作時的穿著(西裝革履)到工作的時間(大量而漫長)。一個想有所作為的探員不得不每兩到三年就搬一次家以獲得更多的工作經歷,因為按胡佛的要求這是提升所必須的。胡佛自吹高效的這套制度有一個能引以為榮的特點,那就是探員們從一地調往另一地的過程中甚至都不會耽誤任何一個任務(skipping a beat)。可另一方面,探員們的家人卻因無休止的搬家、轉學(常常是丈夫不在家的情況下)承受了巨大的壓力。許多探員的妻子因不堪忍受而自殺,而甚至在這種情形下胡佛的首要紀律依然適用。據說一名探員的妻子把家中過冬所需的水果裝罐后,寫了一封簡短的遺書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馬克·費爾特的事業生涯中,他的妻子奧德麗始終鼓勵著他去實現自己的雄心壯志。奧德麗·費爾特是一名愛達荷州大學榮譽團體的畢業生,同那個年代許多其他的女性一樣,她把自己的一生融入到了丈夫的事業中:幫他挑選整潔的服裝和領帶,幫他裝飾他的辦公室。馬克成為聯邦調查局二號人物后,奧德麗在他的辦公桌上方裝了小聚光燈,以讓桌子看起來更加明快一些。
然而馬克在聯邦調查局的工作同樣給有著敏感個性的奧德麗帶來了壓力。馬克一周工作六天,頻繁搬家,不能脫離聯邦調查局風格的拘謹的社會生活,一連幾十年下來,奧德麗終于在1954年因心力交瘁而病倒,當時馬克一家生活在西雅圖。后來她總算恢復了健康,可依然很脆弱。當瓊長大成為一個美麗而倔強的女人后,她們母女又常常發生爭執。馬克不得不在忙碌了一天后晚上又在家中調解她們的矛盾。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馬克職業生涯的尾聲階段,也是美國社會發生巨變的時期。費爾特一家也親身感受到了這種變化,瓊離家去了加利福尼亞一個農場,開始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并加入了一個宗教社團。全國反對越戰的呼聲越來越高,新的生活方式——性解放,毒品,搖滾樂等等拉遠了兩代人之間的距離,城市里充斥著激昂的情緒,激進的政治思想十分流行。
這樣的社會潮流聯邦調查局也難免卷入其中,它的許多行動都引起了政治和司法領域的廣泛注意。在肯尼迪政府的授意下,聯邦調查局在馬丁·路德·金的房間里安裝了竊聽器,試圖監視兩名與共產主義組織有聯系的顧問的社會影響。從不偏離胡佛政策的馬克支持聯邦調查局對馬丁的監聽行動,而不贊同他的對手——反間諜行動負責人沙利文主張的威脅恐嚇那些民權領袖的行動。
馬克退出了沙利文參與籌劃的休斯敦計劃,該計劃*終也被胡佛否定了,因為那是尼克松政府利用來向自己的對手開展情報戰的。馬克同沙利文之間的無聲戰斗并不僅僅反映了他們在政策上的分歧,還關系到聯邦調查局的未來。白宮的幕僚們所推行的那個休斯敦計劃是他們制約政治對手的關鍵手段,特別是那些反對政府越南政策的人。沙利文參與籌劃休斯敦計劃的目的是在與胡佛的權力斗爭中贏得政府的支持。而費爾特則站在了胡佛一邊,因為他明白如果這個計劃得到了批準,白宮就將派出一個代表來協調和指揮聯邦調查局去從事一些*為敏感的行動,其中許多行動的合法性都值得懷疑,那樣聯邦調查局可貴的獨立性便會蕩然無存。
在1970年10月,沙利文與胡佛公開決裂。沙利文在一次演講后說,新左派運動成為對美國的新威脅,效仿蘇聯的美國共產黨則大勢已去。胡佛已經通過常年宣揚蘇聯威脅論從國會那里爭取了不少經費,而他的蘇聯威脅論的根據大都來自于沙利文搜集的情報,他聽了沙利文的論調后大為震怒。沙利文的意圖也很清楚:那些言論多半是在白宮的授意下發表的,因為當時白宮正在設法平息公眾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以便為總統即將參加美蘇武器談判進而在1972年訪問中國打下基礎。1971年8月,沙利文給胡佛寫了一封信大膽地建議他退休,可他打錯了算盤,反而被胡佛解雇了。這使馬克成了聯邦調查局內部唯一的局長候選人。可這并沒有為馬克的進一步提升鋪平道路,八個月后胡佛去世的時候,白宮從外部任命了新的局長格雷。格雷上任一個月后,水門事件就發生了。對于馬克和聯邦調查局來說,那是個空前脆弱的時期,馬克和胡佛的擁戴者們失去了為他們頂住各方壓力的局長,也失去了胡佛手中赫赫有名的私人文件,據信那些文件里有許多政客的把柄,專門用來對付那些干涉聯邦調查局的政客。盡管還有一部分沒有銷毀的文件被格雷和馬克掌握了,可沒有了把柄,馬克從胡佛那里接手的也只是一個沒有應變能力的主管職權。一句話,聯邦調查局局長的威懾力隨著胡佛一起走進了墳墓,這使聯邦調查局面對政治干涉十分無助。
馬克在本書中表示,他在那個夏天充當“深喉”的目的就是讓白宮處于公眾的視線下,以阻止它干涉聯邦調查局的調查行動。這種初衷在華盛頓是相當尋常的。可沒想到一開始并不引人注目的內幕揭發行動卻變得越來越大膽。1972年10月,馬克與伍德沃德開始了他們勇敢的合作, 這對日后推翻尼克松政府起了關鍵的作用。
直到現在,公眾還認為水門事件的披露是兩個勇敢機智的年輕記者的英雄行為,就目前的情況而論的確是這樣。可真正在整個事件浮出水面的過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提供情報的那個聯邦調查局高層人士,要知道,在那之前他已經為檢察官們和大陪審團撰寫了三十年的調查報告。
馬克在扮演“深喉”的過程中遇到的*大難題不是防止在與伍德沃德會面時被發現, 而是在與同事共同查找泄密者的過程中避免被懷疑。在1972年夏天,他和格雷命令對下屬進行盤問,并要求每一個下屬在接受提問前宣誓說實話。后來司法部長理查德·克蘭丁斯特對他產生了懷疑。馬克說服格雷不要相信那些荒唐的懷疑。據馬克的回憶錄**版的記載,他當時對格雷說:“帕特,我沒有向任何人泄露任何事,他們錯怪我了。”
格雷當時說:“我相信你,可白宮不相信。克蘭丁斯特跟我提了三四次要把你開除出去,我都拒絕了。盡管他沒說,但我相信那是上司的意思。”
在那個版本中,馬克直接向讀者表明:“我從未向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或其他人泄露過什么。”
馬克的支持者們這樣為他的這句表白辯解:他沒有撒謊,他只是玩了個文字游戲。(意思是說,馬克只和伍德沃德會過面可從沒見過伯恩斯坦。)而在馬克心中,他也從不認為自己是在撒謊。就像他把自己的不同角色完全分隔開一樣,在這里也可以認為他白天擔當聯邦探員查尋泄密者,同他晚上扮演的幫助伍德沃德理解內部信息的非官方情報提供者也是完全分開的。
*終,歷史把引路人的角色賦予了“深喉”,讓他去指引伍德沃德發現水門事件入室行竊的表象背后隱藏的復雜犯罪網絡。經過在停車場的一個漆黑夜晚后,伍德沃德突然就了解了水門事件的關鍵要素。他與伯恩斯坦在1972年10月10日寫出了轟動性報道,將一個小的入室行竊事件里隱藏著的國家政治危機挖掘了出來。他們在報道的**頁**段里給整個事件定了性:
聯邦調查局探員已經確定,水門事件中的竊聽行為的背景是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間諜和陰謀破壞活動。其目的是使尼克松總統成功連任,其幕后指使就是白宮官員和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
五
馬克·費爾特沒有料到聯邦調查局的聲譽會受到水門事件的間接影響,這種結果不是任何人可左右的。胡佛在位的*后一段時間里,他已無力維持自己在公共關系方面的驕人成就。聯邦調查局的老規矩是同在任政府合作,胡佛按這條規則組織了對里維倫德·金的調查,對政府官員和新聞記者進行了監聽。可尼克松倒臺后,這些老規矩給聯邦調查局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因為那些調查都成了有損于社會的行為。另一件事也給FBI的名譽造成了損害,1971年極端分子貝里根兄弟闖入聯邦調查局設在賓夕法尼亞州米堤亞市的辦事處,并取走了一些機密文件,那些文件中有FBI針對左派極端分子采取秘密反間諜行動的內容。1973年,聯邦調查局對印地安人占領南達科他州傷膝鎮一事的草率處理,又在FBI “濫用權力”的帳上加了一筆,盡管馬克也指責了司法部的策劃人違反聯邦調查局的執法程序。
水門事件是聯邦調查局各種新麻煩的催化劑。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從1972年10月直到1973年4月期間發表的一系列報道(其中許多都是在馬克的引導下寫出的),直接引發了歐文委員會召集的水門事件聽證會和羅迪諾委員會召集的總統彈劾聽證會。而這些活動反過來引發了1975年丘奇委員會召集的針對情報機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濫用權力的聽證會,在當時這個聽證會便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水門事件引發了一系列聽證會,給媒體在聯邦調查局的問題上大做文章提供了素材,可那些報道中有一些是不公正的。在那些報道里,馬克·費爾特成了關鍵證人,FBI成了一個暴力的、不公正的執法組織,凌駕于法律之上。這給聯邦調查局的社會聲譽造成了極大影響。在那段時間里, 對現存體制的不滿情緒迅速擴散,在這種情況下,白宮的政治陰謀遭到了譴責,比如非法闖入精神病醫生丹尼爾·埃爾斯伯格(他泄露了五角大樓關于越戰的文件)的辦公室,可同時聯邦調查局為了維護國家安全采取的合法行動也被橫加指責。在極端左派組織地下氣象員組織前往古巴接受訓練,煽動革命,組織暴力活動的情況下,聯邦調查局跟蹤其成員,在馬克的領導下對他們采取措施——這些都是履行FBI的職責,可卻導致馬克承受了數年的審判和調查。
在1973年4月底,馬克厄運的前兆就顯現出來了。就在L. 帕特里克·格雷出席聯邦調查局正式局長批準任命聽證會之前,《時代》雜志曝光了聯邦調查局對基辛格的監聽活動——消息來源就是馬克·費爾特(他同時還把這個消息披露給了伍德沃德)。這種披露行為可能是針對沙利文的(基辛格案的重要參與者),目的在于消除沙利文在格雷之后繼任局長的所有機會。可這次格雷卻引火燒身了。當在聽證會上被問及監聽是否屬實時,格雷說:“局里沒有任何竊聽新聞記者和白宮人員的記錄。”這個回答聰明過頭了——“沒有記錄”的原因就在于沙利文將基辛格的通話記錄隱藏在了自己的辦公室里,這一點格雷很清楚。
由于格雷笨拙的回答,檢察官轉而向馬克施加壓力,并以偽證罪調查為由,逼迫他提供不利于格雷的證詞。從不輕易屈服的馬克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使格雷逃過了一劫。于是檢察官們把矛頭直接指向馬克。《紐約時報》一名記者約翰·克魯森據稱得到了聯邦調查局對唐納德·塞格雷蒂的大量調查記錄。唐納德是白宮所謂“骯臟計劃”的參與者,這個計劃陰謀在1972年選舉中破壞民主黨的競選活動。也許是受了尼克松政府的指使,特別檢察官開始了針對馬克的泄密調查,盡管馬克否認自己曾與克魯森會過面。但如果正像尼克松及其手下所懷疑的馬克就是“深喉”,那他就很有可能將對塞格雷蒂的調查記錄泄露給克魯森。伍德沃德對“深喉”的描述大大刺激了他的書的銷售量,可同時也增加了他的消息提供者遭到刑罰的危險。
就在馬克終于擊敗了這些指控后,他又面臨一項新的起訴,罪名是授權暗中潛入“地下氣象員組織”成員的住所。這場馬拉松式的痛苦審判持續了將近五年,不僅毀了馬克的名譽,還嚴重損害了奧德麗本已脆弱的精神健康。與馬克一同被指控的還有愛德華·米勒(反間諜行動的副總指揮)以及格雷,馬克負責指揮被告方的辯護。控方證人包括五名前任司法部長以及尼克松本人。而同情馬克,認為入室行動符合國家安全需要的拉姆齊·克拉克(約翰遜總統在任時的司法部長)卻被排除在證人之外。
現在大部分讀者是在“911”事件及法院認同了暗中監控為必要的反恐措施后來看那段歷史的,可試想一下當年探員們的入室行為被謔稱為“黑包工作”,讀者們就會認為馬克和尼克松——法庭上控辯雙方*強的證人——*終都贏得了官司。對格雷的指控*后因證據不足而被撤回。而在卡特總統臨時任命的毫無經驗的法官一味影響陪審團的情況下,馬克面臨的結局則是不可避免的,法庭在1980年11月6日閃電般地宣判他和米勒有罪。可不論結局如何,陪審員們還是公開地蔑視已經名譽掃地的尼克松和頻頻遭到指控的聯邦調查局。
法庭宣判幾個月后,新上任的總統羅納德·里根赦免了馬克和米勒。盡管這樣,馬克的名譽還是因宣判而受到了損害,他繼續上訴要求法院還他以清白,*后在1983年,上訴法院以受赦免的上訴無法律意義為由駁回了馬克的上訴。
在調查和審訊終于結束了以后,馬克開始盡力挽救自己尚存的殘缺的生活。他又開始擔心女兒瓊,她為了避開與自己合不來的母親跑到偏遠的山區農場去生活。馬克很快找到了她的下落并同她建立了聯系,可沒見到女兒前依然在為她的生活擔憂。另一方面,長期承受壓力的奧德麗健康不斷惡化,*后終于自殺。悲憤的馬克私下里痛罵美國政府,控訴政府害死了自己的妻子,而他卻以杰出的成就為之貢獻了一生。
在那之后,馬克與一名漂亮的喪偶女性伊薇特·拉·加德開始了一段浪漫的友情,她小馬克十歲,出生于法國。就在他們的關系不斷發展時,馬克還擔心著生活在加利福尼亞的瓊,她已是三個男孩的單親母親。當馬克意識到自己必須得離開華盛頓和伊薇特時,在一個浪漫的夜晚,馬克把自己的秘密身份告訴了她,那是一份從未送給過別人的禮物。而在多年后,坐在安樂椅上的馬克無法再想起某些往事時,伊薇特會幫助他開啟心中的秘密。
有人問起馬克他是否就是傳言中的“深喉”時,生氣的馬克會義正嚴詞地譴責“深喉”的所作所為不忠誠。可在年事更高之后,聽到這個問題他會眨眨眼睛,報以一副不置可否的樣子。奇怪的是,馬克同“深喉”的觀念似乎并不完全一致。他一方面贊同“深喉”為國家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又堅持認為忠誠的聯邦探員永遠都不應該違反胡佛的首要紀律。
隨著時間的推移,馬克·費爾特心中的辛酸漸漸淡去。作為水門事件故事的講述者,他維護了公平公開和誠信的原則。“深喉”的經歷使他無法再與自己的妻子一起安度晚年,好在他的家人和伊薇特依然給了他持久的愛。自從2002年馬克的秘密被他的家人和我知道以后,他的傳奇經歷便開始挽回他的名譽。
他們孫子尼克、威爾和羅布告訴馬克在他們心中“深喉”是個多么“酷的家伙”。馬克深愛的曾像花兒一般的女兒瓊和他的兒子小馬克,一名退休美軍飛行員都向他表達了他們對“深喉”的英雄事跡的崇敬。而我作為一名前司法部檢察官也向他表達了同樣的感情。盡管每個人經歷水門事件的方式不同,可大家都把“深喉”看作一個英雄。
這段引言的目的在于讓各位讀者提前對馬克其人有所認識,他是一個平和穩重的人,本能上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會偏向哪個極端,他以此來保護一個自由社會的平衡。我想讀罷此書后,各位會像我一樣把馬克看作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對每個人都寬容,在工作中從不違背自己的良心。更重要的是,你將看到的是一個奮力保護每一個美國公民的自由權利,決不讓恐怖分子利用憲法作惡的人民公仆。
無論你怎樣看待馬克·費爾特的行為,不可否認他會被后人看作一個誠實的、光榮的人。
特工人生“深喉”回憶錄 目錄
**章 胡佛的助手
第二章 特工文化
第三章 間諜與反間諜
第四章 青云直上的聯邦調查局生涯
第五章 在堪薩斯城剿匪
第六章 和肯尼迪內閣較量
第七章 胡佛的執行人
第八章 20世紀60年代:激進分子的進攻
第九章 竊聽,還是不竊聽
第十章 盯住馬丁·路德·金
第十一章 清除聯邦調查局的背叛者
第十二章 白宮的硬式棒球
第十三章 “水門”前奏
第十四章 “胡佛死了”
第十五章 局長的遺產
第十六章 尼克松的聯邦調查局親信
第十七章 三天格雷
第十八章 水門事件
第十九章 在風暴中掙扎
第二十章 三小時費爾特
第二十一章 “你在說謊”
第二十二章 黑包工作
第二十三章 “有罪”
譯后記
特工人生“深喉”回憶錄 節選
第18章:水門事件
水門事件所蘊含的風險如何夸大也不為過。我們所面對的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盜竊案,而是對政府體制的侵犯,對聯邦調查局誠信的攻擊,以及為了防止我們揭開美國歷史上*大的政治丑聞而施加的強大的壓力。從一開始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一些高級行政官員身陷其中,并不惜一切代價試圖破壞我們的調查。而白宮的幕僚,無論級別高低,或是推托回避,或是橫加阻撓。他們利用司法部和中央情報局來為他們提供掩護,對于我們所已經獲取到的信息,則由聯邦調查局局長向他們通風報信,并試圖限制我們的調查。
由于帕特?格雷常常不在華盛頓,我承擔了對水門事件進行日常跟蹤調查的全部責任,因此應由我,而且也只應由我來承擔與之相關的所有毀譽。我很快地就發現,聯邦調查局對于一位現任總統所能施加的壓力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與白宮的這番較量,使我回想起了在堪薩斯城追捕黑手黨,而黑幫分子又拒絕對話時的情景。一位供職于華盛頓分局辦公室的FBI探員也對此感到極為惱火,認為這一調查就像是“從黑豹黨獲取信息一樣”。刑事部(Criminal Division)的亨利?彼得森曾這樣評論白宮幕僚說:“沒有一個人聽起來像是無辜的”,而很多人的確是有問題的。每個人似乎都有什么東西要加以掩蓋,而幾乎所有人的也都是這樣做的。不僅白宮幕僚如此,就連“尼克松競選連任總統委員會”(Committee to Reelect the President)亦復如是。
正如尼克松的錄音磁帶所證實的那樣,總統的親信用盡了一切手段來對付我們的調查。當白宮辦公廳主任鮑勃?霍爾德曼抱怨FBI“失控”之際——因FBI過于積極地要查清本案的事實情況——這一點便立刻得到了證明。我無法用言語表達這一情況有多糟糕。當調查人員試圖將真相大白于天下時,我們既無法依靠司法部的檢察官,甚至也無法依靠聯邦大陪審團來提起控訴。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孤獨的守林員(lone ranger)”,一個專業的執法者,他必須能夠越過總統一手提拔的FBI局長和司法部長,并徹底揭開白宮的偽裝。
1972年6月17日(星期六)凌晨,FBI獲悉有人夜盜水門大廈。**份有關報告來自華盛頓警方。5個人在水門大廈被捕。羅伯特?孔克爾,FBI華盛頓分局的主管探員,在家中獲知了這一消息,隨后命令一名探員立即盡快趕往案發現場。幾分鐘后,警方打來的第二個電話告訴孔克爾,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辦公室里發現一個“爆炸裝置”。孔克爾立刻派遣一名FBI拆彈專家趕往水門大廈。剛放下電話,他又接到了第三個電話,是警長杰瑞?威爾遜打來的,告訴他其中一個盜竊犯已經得到了指認,名叫小詹姆斯?W?麥科德,曾經是中央情報局的雇員。
孔克爾立即穿好衣服,趕往華盛頓辦公室。探員已經檢查過那個“爆炸裝置”,并向他報告說那只是會議室墻上的一個藏在煙霧探測器里邊的麥克風和無線電發射機。孔克爾隨后命令進行徹底搜查,以查明是否有違反“通訊竊聽法”(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 statute)的跡象——這是FBI*基本的一項調查權限。
這個仿造的煙霧探測器看上去的確像一個爆炸裝置,里邊裝有幾節纏在一起的電池,和一個電池驅動的手表,這些都是一個炸彈的基本組成部分。麥克風和無線電發射機顯然是用來竊聽信息的,但是手表卻有點令人費解。孔克爾推測之所以放一塊手表在那里,是為了不斷地發出信號,以便于操縱這一裝置的人能夠準確地探知無線電的發射頻率。
由于案發地點非同一般,綜合調查部(Gener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的夜班主管(night supervisor)早晨7點就給我家里打電話通報此事。他向我簡略匯報了孔克爾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我同意了他的提議,即要求孔克爾將此案作為一個重大案件進行積極調查。8點30分,我趕到辦公室,并打電話給夜班主管,讓他向我再作一次情況簡報。但是他卻告訴我:“事情已經變得相當復雜了,我*好是到你辦公室來當面談談。”
幾分鐘后,他告訴了我該案件已知的所有調查情況。大約在凌晨2點30分,水門大廈的一個警衛注意到地下室樓梯井(stairwell)有一扇門半開著,彈簧門閂上橫綁著一條膠帶,以防止門會被鎖上。他拿掉了膠帶,但是40分鐘后,他發現這扇門上又被綁上了同樣的膠帶,于是他立刻打電話給警察局報案。沒過幾分鐘,警察趕到了現場。他們都感到十分奇怪,隨后他們便在民主黨總部抓到了5個人,分別是小詹姆斯?沃爾特?麥科德、伯納德?巴克、弗蘭克?安東尼?菲奧里尼、維爾吉利奧?岡薩雷斯和尤金尼奧?馬丁內斯?克雷格。在他們身上發現了盜竊工具、竊聽裝置和照相設備。
“他們究竟在干什么?”我問道。
“幾個天花板頂格和一個進氣口被挪動了位置,” 夜班監察員說道,“當時他們正在拆卸一個電話機。所有的人都戴著外科手術醫生式的橡膠手套。看起來他們正準備著安裝更多的竊聽設備,也可能是在進行修理,或者是準備更換已有竊聽裝置里的電池。”
“他們目前在哪里?”我問道,“警方是怎么處置他們的?”
“都已經關起來了。除了麥科德,其余四個人的保釋金都是50000美金,而麥科德的保釋金則是30000美元。他們將被指控犯有盜竊罪。”
“他們招認他們當時在干什么了嗎?”
“他們一個字也沒說。甚至連律師都沒有找,但是不知怎么卻來了一位律師。一切都顯得很神秘。”
我想了一下,然后說道:“告訴孔克爾,我們將全力以赴對這一案件展開調查。我們將與華盛頓警方配合,但是我們將接管對此案的調查。這一案件將引發各種各樣的政治后果,新聞界也要大顯身手了。”
對于這一案件可能會揭露出的其他一些方面我也進行了思考。像平常一樣,格雷不在華盛頓,當我對此案有了一個更為全面的了解之后,我應該立刻向他通報有關情況。
“還有一件事”,夜班主管說道:“抓獲的這5個人隨身還帶著2400美金,包括13張嶄新的100元面值的大鈔。”
在當時的情境下,我們還無法理解這些百元美鈔的重要性(*終正是依靠這些美鈔才將這幾個盜竊犯與“尼克松競選連任總統委員會”聯系在了一起)。盜竊犯為什么會隨身攜帶這么多美金呢?事實上,一切都顯得那么匪夷所思。顯然,警方粉碎了某種政治刺探活動。但是這一十足的愚蠢行徑卻使我感到困惑。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到底有什么東西,值得這些人去冒這種風險呢?
上午10點,我給孔克爾打電話,詢問有關情況。他說道:“馬克,我們目前所發現的東西只是冰山一角。”在這5個人被捕并被送往第二街區警署(Second District station)關押之后不久,一位名叫邁克爾?道格拉斯?卡迪的華盛頓律師便來到警署,并聲稱代表這5個嫌疑犯來與警方交涉。由于他們從來沒有打過電話,警方詢問卡迪是如何得知他們被捕的消息的。但是卡迪對此卻未置一詞便離開了,并說他將與聯邦檢察官聯系。
“鮑勃,”我問道:“你有多少人在調查這個案子?”
“18個。”他心算了一下然后回答道。
“你覺得這么多人夠用嗎?”
“現在還夠用,但是過不了一兩天這件事就會炒的滿天飛了。”
我同意他的看法,便告訴他不斷向我匯報*新進展,如果遇到了什么麻煩就立刻通知我。我還告訴他我必須立刻給尚在洛杉磯的格雷打電話。胡佛思維敏銳,辦事利索而且切中要害,但是我知道,咄咄逼人然而卻缺乏經驗的格雷將會向我提出很多問題。
“我們還有3個小時的時間差優勢(華盛頓和洛杉磯有3個小時的時差——譯者注),”我告訴孔克爾說:“所以我將等到1點再給格雷打電話。現在是洛杉磯時間上午10點。我想在向格雷匯報時能夠做到盡可能的全面。”
“到那時我們應該會有更多的信息”,孔克爾說道:“我們正在辦理搜查證,以便能夠進入水門大廈的有關房間進行搜查。”
特工人生“深喉”回憶錄 作者簡介
馬克·費爾特(1913— ),前美國聯邦調查局副局長,他從1942年起加入聯邦調查局,至1973年退休,三十年間從一名終于胡佛的普通特工逐步晉升為聯邦調查局第二號人物。1980年,他因涉嫌授權聯邦調查局特工侵犯極端組織“地下氣象員”成員而被判有罪,但被里根總統特赦。他的妻子由于不堪忍受多年來丈夫頻繁調動和緊張工作的壓力,而于1980年代自殺。2005年,律師約翰·奧康納說服費爾特及其家人,公開他就是“深喉”。奧康納遂在當年5月31日的《名利場》雜志上撰文公開了這一沉默了三十多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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