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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麗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 版權信息
- ISBN：7108007711
- 條形碼：9787108007711 ; 978-7-108-00771-1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伊麗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 本書特色
這是一部交織著男女戀慕之情和君臣權力之爭的真實的歷史。英國著名作家斯特萊切在書中用寫小說的手法，對英國女王伊麗莎白及其臣下埃塞克斯兩人的思想、性格、才能、作風，以及他們在政治上和感情上那種不尋常關系的發展變化，作了生動的描述和精辟的分析，使這幾個歷史人物以血肉具備的形象呈現在讀者眼前，并且引人深思。斯特萊切以此開創了現代傳記文學的新路，使得本書成為一本傳記文學中的名著。
伊麗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 內容簡介
利頓·斯特萊切（LyttonStrachey，一八八○——一九三二）給英國兩個*出名的女王寫了傳記。一部是《維多利亞女王傳》。另一部寫伊麗莎白一世，寫她對埃塞克斯伯爵從熱愛他到處死他的“一部悲劇性的歷史”，就是本書。伊麗莎白沒有結過婚，英國人稱她為“童貞女王”。可是她一生有不少羅曼史。當她還不到十五歲時，就被海軍大臣西摩看中了，留下了一段逸事。二十五歲登位后，**個受她寵愛的，是萊斯特伯爵。萊斯特娶了埃塞克斯的寡母，所以是后者的繼父。一五八五年，萊斯特領兵出征荷蘭，帶了繼子同往，兩年后被召回，再過一年，他就去世了。召回時，他又帶了繼子來到女王身邊。埃塞克斯就此開始了他的宮廷生活。 埃塞克斯以英俊的儀表、瀟灑的風度、以及能文能武的一身才具而博得女王的歡心。女王熱愛了他，有一個時間，跳舞、斗牌，通宵玩樂，幾乎形影不離。那時女王五十三歲，埃塞克斯十九歲。女王的寵愛使埃塞克斯很快成了宮廷中光輝奪目的明星。官位青云直上，轉眼之間當到了艦隊司令、樞密院顧問官、掌禮大臣、愛爾蘭總督。他曾先后兩次率領艦隊遠征西班牙，有一次獲得大勝，以此在人民群眾中造成了他的英雄形象和盛大聲譽。后來他又領兵前往愛爾蘭平亂。這回可徹底暴露了他的有勇無謀、缺乏戰略頭腦的嚴重弱點。可是困難與挫折不能使他抑制膨脹起來的野心，結果他就迅速走向敗亡的道路。但決定他的結局的，還是在于女王對他的愛情關系。他和女王兩人性格不同：一個開朗，一個深沉；一個急躁，一個審慎。地位更不同：一個是禮法上的服從者，權利上的乞求者，另一個則是萬乘之主，擁有生殺予奪的無上權力。只是由于萬乘之主傾心寵愛，就使這位年輕的伯爵狂妄了，放肆了，因此兩人之間時常發生齟齬，時常鬧翻，鬧翻得*厲害的一次，女王在盛怒之下當眾摑了伯爵一記耳光，伯爵立即手按佩劍，準備動武。但也由干君臣關系的背后還有愛情關系，所以前后十二年，一直是鬧翻了又和好，和好了又鬧翻；只要埃塞克斯表示一下悔過的態度，講上幾句懇情的話，女王到*后總是可以原諒他的。可是在兩人之間，還有個愛情關系上的出發點的不同。按照斯特萊切在書中所寫，伊麗莎白對埃塞克斯的愛情是真摯的；她的精明眼光，在看到這個年輕人的時候，往往變模糊了；埃塞克斯凡有所求，一般都能得到滿足；他有冒犯或錯誤，臨了都可以得到寬諒。可是埃塞克斯是個末代騎 士，他學習了往日騎士對待貴婦人的態度，卻又染上了當時新興貴族追逐利祿的風習，他利用了女王對他的情誼，卻沒有以女王之心還報女王。女王發現了，這青年人在愛情上慣于逢場作戲，竟是個伓薄子。這個出發點的不同，導致了青年伯爵的悲慘結局。 埃塞克斯于一五九九年遠征愛爾蘭。在這個戰役中，他舉止乖張、進退無方，不但沒有謀略，而且又違抗了朝廷命令。于是女王就在他擅離部隊返回倫敦時，下令將他囚禁起來。不過囚禁一年即予釋放。對他的處罰似乎到此為止了。然而釋放后的埃塞克斯滿腔怨望，甚至在私下里罵女王是一具“扭曲了的尸體”。這話傳到女王耳朵里，使女王傷心到了極點。另一方面，埃塞克斯又在暗中交結蘇格蘭，想借外力壓迫女王，清除與他為敵的一些實權人物。計謀未成，卻弄得流言四起。埃塞克斯自己沒有定見，在官邸里又經常受到見識短而野心大的一些親屬和隨從的攛掇，結果在惶惑之中決定組織武裝起義，以奪取宮廷權力。 一六○一年二月的一天，他率領幾百名家丁和羽黨，鼓噪入城。原指望由此引起整個都城人民的叛亂，可是倫敦城內的老百姓，盡管愛戴英勇俠義的伯爵，卻沒有人愿意跟隨他去攻打王宮。因此他的那個小小的造反隊伍很快就被殲滅；他本人在被捕后，不久就以叛國罪受審、處死。死時才三十四歲。 在作為權力中心的宮廷里，埃塞克斯以受寵而遭忌，加上他自己的驕縱，所以樹立了許多敵人。這些敵人大抵是他自己招來的，卻有一個重要角色屬于例外，這就是他長期以來懷著誠摯、熱烈的友誼，多方給予幫助的弗蘭西斯·培根。埃塞克斯是十分賞識甚至崇拜培根的。培根對埃塞克斯，則先是依傍他，奉承他；在他志得意滿的日子里，也曾根據當時形勢，誠心勸告他防讒避嫌；可是到了后來，到了女王由于埃塞克斯出征無功，疑慮日增，親召培根探問的時節，培根察知氣候已變，就開始在女王面前中傷埃塞克斯，*后，埃塞克斯下獄受審，培根公開拉破臉皮，代表朝廷控訴他謀反。在埃塞克斯被處極刑之后，培根又編寫他的詳細罪狀，其中還用了一些曲筆，使全國相信他罪無可逭。為了酬謝這一番勞績，女王賞賜培根一千二百鎊。 斯特萊切在書中，對于伊麗莎白一世和埃塞克斯伯爵兩人的思想、性格、才能、作風，以及他們在政治上和感情上那種不尋常關系的發展變化，作了文藝性的歷史描述；對于培根同他們兩人的關系以及他之參與審理埃塞克斯叛亂案的事實與背景，也有適當的記敘和剖析；使這幾個歷史人物以血肉具備的形象呈現在讀者眼前，并且引人深思。 《不列顛百科全書》說，在傳記文學的歷史上，斯特萊切起了一個與十八世紀傳記作家博斯韋爾（JamesB0sWelD相似的革新作用，“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埃文斯（IforEvans）在他的《英國文學簡史》（“AShortHistoryofEnglishLi terature”，蔡文顯譯本）中也說，“自傳和傳記文學在二十世紀建立了新的傳統”，其中斯特萊切就是傳記文學方面這個新傳統的建立者。他以《維多利亞時期四名人傳》、《維多利亞女王傳》和《伊麗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等作品使傳記寫作出現了新的面目。 曹聚仁在他的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中，說到他早年欽佩當代三大傳記文學家：英國的斯特萊切、德國的路德維希（EmilLudWig）和法國的莫洛亞（AndréMaurois）。這句話可以代表三十年代初期我國讀書界的一個傾向。三大傳記作家之中，后二人的名聲似乎更大些，但斯特萊切《維多利亞女王傳》譯本（卞之琳譯）的出版，卻也引起了很大的注意。福斯特（EdWardM.F0rster）在論文集《兩次為民主制度歡呼》（“TwoCheersforDemocracy”）所收一九一八——一九三九年的英國散文》一文中，指出斯特萊切革新了傳記寫作；又說，“斯特萊切有意揭露虛假面目：他憎惡浮夸、偽善和不辨是非，他不相信吹捧起來的聲譽，而且善于戳穿這類假戲文。”“但他的作為絕不僅在揭露虛假面目而已。他采取了已往任何傳記作家都沒有采取過的寫法：竭力設法進入傳記人物的內心。早先的傳記作家，例如麥考萊（Th0masMacauley）和卡萊爾（Th0masCarlyle），寫出了精美而且可信的人物畫像；斯特萊切則是使他的人物活動起來；他的人物是有生氣的，猶如小說中的男女：他從他們的內心著手去塑造他們，或者該說是重現他們。……這是他的*大貢獻。” 概括說來，斯特萊切的創新，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他要求使傳記成為藝術品，而不是某一人物的許多活動和許多大小事件的記錄。要象畫一幅畫，或者寫一篇小說，利用形象化的手段，甚至利用到心理分析的方法，使作品對讀者產生強烈的浸染作用。對于題材的選擇，他在《維多 利亞時期四名人傳》中談到，他不是出于建立一個體系或證明一種學說的愿望，而是出于適合藝術加工的動機。二是他的非偶像主義。就如莫洛亞所說，他是個英雄破壞者，一個打倒偶像的人。斯特萊切認為，“傳記作家的職責不是捧場如儀；他的職責是依據他所了解的，把有關的事實按原狀寫出來。”因此，寫偉人，寫英雄，乃至寫諸色人等，要避免夸大或避免多敷油彩。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寫了功績、德行、麗質、長才，必須也寫到足以代表其思想性格特點的缺陷。換言之，寫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尊偶像。這樣，斯特萊切破除了英國十九世紀傳記文學的“虔敬”傳統，更破除了卡萊爾竭力提倡的偉人創造歷史的英雄主義。但斯特萊切也有并不“按原狀寫”的地方。埃文斯指責他“不怎樣去追求事實真相”，福斯特也說“有時他寫人物不準確”。就是說，有時他離開了真實。可是寫傳記怎么可以離開真實呢？這是一個大問題。這問題的產生，不外兩種原因：一是所據史料不可靠， 二是在寫作方法上使用了作者的想象。就資料來源來說，斯特萊切看來也是重視取材根據的，如他在《伊麗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卷后開列有大批參考書目，行文中也常常寫明資料出處。但有些資料屬野史，野史的所記所引，往往只是一種傳聞，不能當作歷史真實來看待；傳記引用野史作資料，野史失真，傳記也就失真了。 在寫作方法上，斯特萊切為了使他的作品具有藝術性，并不忌用想象，特別是在他仿效當時文學界的風氣采用心理分析方法的時候，他沒有想到這分析可以反映出傳記作家的心理，卻不一定如實反映出傳記人物的心理。簡單說來，想象的結果，不能免于虛構，而虛構是傳記寫作應當避免的；否則傳記就跟歷史小說分不清界限了。斯特萊切有意將傳記從歷史領域引入文學領域，影響所及，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流派，但也留下了一個如何區別傳記與歷史小說的問題。評論家們還指出，斯特萊切寫歷史人物，有個喜歡使用譏諷筆調的特點。如他寫維多利亞王朝的幾個著名首相：墨爾本婆婆媽媽，帕默斯頓別扭古怪，狄士累利偽裝恭順，格萊斯頓討好招厭，全都有些可笑。在他寫伊麗莎白一世時，基本上他是抱著崇敬態度的，但也寫了她的遲疑、妒忌、狹隘、刻薄等等缺點。埃塞克斯經常跟侍候女王的貴族婦女調情，屢屢產生流傳宮廷內外的丑聞。有一次，女王聞知霍華德勛爵夫人跟埃塞克斯勾搭上了，她就叫人偷了那位夫人的一件華麗外衣，自己穿上，走入宮廷大廳，在眾人眼前展示一番。她的身材高而那衣服短，穿來很不成樣，于是就對霍華德夫人說：“要是這衣服因為太短對我不合身，我就想到對你也絕對配不上，因為它太漂亮了。”這就是用譏諷手法描繪了伊麗莎白的淺薄無聊。不過這樣的譏諷手法正是斯特萊切非偶像主義的一種表現。也許用筆稍重，有些夸張。但斯特萊切的意圖，首先當在寫出伊麗莎白對埃塞克斯的真誠。伊麗莎白既是女王，又是女人。因為是女人，她不能容忍在她的眼皮子下從她手中奪走她的所愛。所以，這個小故事盡管在某種程度上丑化了英明的女王，卻也不是不可理解的。斯特萊切的和近似斯特萊切的傳記文章，對我們中國的讀書界，也曾引起很大的興趣，但我們的作家仿效這種寫法寫傳記的，似乎并不多。我國原有一個由司馬遷倡始的、不按“圣人”觀點衡量是非、同時采用客觀表現的手法敘事寫人的史傳作風。這類著作不僅在史學上有地位，而且歷來被視為文學庫藏的一部分。只是后世使傳記寫作服從了歌功頌德的要求以及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等幾條禮法的拘束，于是出現了大量只可稱為“壽屏文學”或“墓志文學”的東西。曾見有人在報上寫文章慨嘆說，孫中山去世六十年了，對于這樣一個偉大人物，至今還不曾見到有一本象樣的傳記出版。為了打破這樣的沉悶局面，使我們的傳記寫作活躍起來，使我們的傳記作品起到吸引人、感染人、因而啟發教育人的作用，考察一下象斯特萊切那樣的傳記作家的寫作思想和寫作實踐，當是有意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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