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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公共政策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3609606
- 條形碼：9787523609606 ; 978-7-5236-0960-6
- 裝幀：精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創新與公共政策 本書特色
創新與公共政策的多元協同
三個維度解讀公共政策中的創新
用創新的活力帶動公共事務發展
推薦1：關注三大主題，解讀公共政策創新。
推薦2：聚焦創新稅收 科學資助 創新人力資本，為公共政策創新答疑解惑。
推薦3：中國技術經濟學會常務副理事長王宏偉翻譯。
創新與公共政策 內容簡介
創新與公共政策的多元協同三個維度解讀公共政策中的創新用創新的活力帶動公共事務發展本書研究了創新政策的關鍵組成部分和創新投資的社會回報，考察了能夠加快發明和創新活動步伐的機制，包括通過教育政策等政策以及資助基礎研究來擴大研究人員隊伍。本書中的研究還考慮了資助基礎研究的政府資助制度。書中的案例包括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機構的撥款制度，給國內研究學者提供創新政策與投資研究的新思路。本書中還收錄了一些調查，這些調查有關創業政策和其他機構在促進有利于科學突破的環境方面的作用。
創新與公共政策 目錄
引言
為什么要為創新制定公共政策？
創新的人力資本
美國科學資助基金
稅收政策
創業政策
結論
第1章 創新的社會回報率計算
1.1 研發的平均社會回報率：一個基線
1.2 擴展基線
1.3 平均社會回報率與邊際回報率的對比
1.4 結論
附錄A
附錄B
附錄C
第2章 創新與人力資本政策
2.1 背景：研發和科學工作者
2.2 政府促進創新的案例
2.3 人力資本創新政策
2.4 結論
第3章 移民政策對美國創新創業的杠桿作用
3.1 作為創始人和創新者的移民
3.2 創新者的簽證
3.3 企業家簽證
3.4 結論
第4章 科學資助基金
4.1 為何要資助科學研究？
4.2 科學資助簡史
4.3 資助項目設計指南
4.4 面向科學資助的科學
4.5 結論
第5章 創新稅收政策
5.1 創新活動及其基本原理
5.2 創新稅收政策
5.3 實例
5.4 創新稅收政策評價研究進展
5.5 美國的研發所得稅抵免
5.6 結論與討論
附錄
第6章 稅收與創新：我們已知多少？
6.1 稅收政策通過何種渠道影響創新？
6.2 創新質量與創新數量
6.3 發明家和公司流動性
6.4 美國商業活力的下降
6.5 發明家、企業和團隊的組成和質量
6.6 應用創新與基礎創新的對比，以及技術選擇
6.7 結論
第7章 創業的政府激勵
7.1 激勵
7.2 挑戰
7.3 尋求解決方案
7.4 *后的思考
展開全部
創新與公共政策 相關資料
創新通常被視為促進經濟繁榮和改善人類健康的核心力量。從工業革命初期開始，政策制定者們就認識到科技進步的作用。英國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說：“這50年曾經發生了多少事件……而我記得的則是那些改變了人類地位和前景的科學革命……其影響超過了歷史上所有的征服、所有的法典和所有的立法者”（洛克耶，1903，735）。迪斯雷利的觀察更引人注目，因為其早在1870年就提出了過去150年中的絕大部分重大創新成果——電力、汽車和飛機、抗生素和疫苗、農業進步、計算機、互聯網、生物技術等。與1870年相比，今天美國的人均收入提高了18倍，人類的預期壽命延長了35歲。
經濟學家通過對經濟增長（索洛，1956）、工業生產率（格里利謝斯，1979）、行業動態（順彼得，1942）以及更廣泛的經濟史（莫基爾，1990；羅森伯格，1982）等的研究逐漸理解了創新的核心作用。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出臺的政策已開始通過一系列機制來促進創新，從嵌入美國憲法的知識產權體系到一些戰后主要機構（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研究機構和實驗機構）的稅收抵免。今天，公共政策在支持創新，從根本上講，是在支持經濟和公共衛生方面的作用，讓人感覺從未如此強烈。在2020年寫下這一章時，正值我們共同面對新冠疫情時期。創新——包括更好的檢測、治療方法和新疫苗——對于克服新冠疫情對人類健康與繁榮造成的毀滅性后果至關重要。
本書收集了關于創新政策的新見解。這些貢獻源自對那些能夠更好地推動科技進步的一手政策機制和可行想法的研究。每一項分析都基于最新的經驗佐證，并在現有政策和制度的背景下加以理解。
在這一介紹性章節中，我們圍繞五個主題概述了新的貢獻。第一個主題是關于創新投資的社會回報，這是創新獲得公共支持的關鍵。第二個主題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制約國家創新能力的重要因素。第三個主題是科學資助，這主要發生在外部市場，與政府財政密切相關。第四個主題是稅收政策，它既可為私營部門的創新投資提供激勵也可造成阻礙。第五個主題是創業政策以及政府政策中可有效支持創立新風險企業的多種途徑。
引言最后的內容對每一個主題領域的主要發現進行了總結，并突出強調了其共同論題以及可能帶來的潛在政策影響。各個領域的證據表明眾多政策選項可能會增加經濟體中創新活動所占的比例，并帶來潛在的高社會回報。在結論部分，我們將對關鍵主題做進一步總結。
為什么要為創新制定公共政策？
公眾支持創新的理由有兩個基礎。第一，創新顯然對社會來說很重要，也就是說，對提高生活水平很重要。第二，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市場可能對創新缺乏投入。雖然第一點是公認的，但第二點仍需進一步研究。私營部門在研發上投入了大量資源，約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2020）。那么公共政策支持這種私人投資或創建大型公共實體（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理由是什么呢？
創新通常被視為促進經濟繁榮和改善人類健康的核心力量。從工業革命初期開始，政策制定者們就認識到科技進步的作用。英國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說：“這50年曾經發生了多少事件……而我記得的則是那些改變了人類地位和前景的科學革命……其影響超過了歷史上所有的征服、所有的法典和所有的立法者”（洛克耶，1903，735）。迪斯雷利的觀察更引人注目，因為其早在1870年就提出了過去150年中的絕大部分重大創新成果——電力、汽車和飛機、抗生素和疫苗、農業進步、計算機、互聯網、生物技術等。與1870年相比，今天美國的人均收入提高了18倍，人類的預期壽命延長了35歲。
經濟學家通過對經濟增長（索洛，1956）、工業生產率（格里利謝斯，1979）、行業動態（順彼得，1942）以及更廣泛的經濟史（莫基爾，1990；羅森伯格，1982）等的研究逐漸理解了創新的核心作用。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出臺的政策已開始通過一系列機制來促進創新，從嵌入美國憲法的知識產權體系到一些戰后主要機構（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研究機構和實驗機構）的稅收抵免。今天，公共政策在支持創新，從根本上講，是在支持經濟和公共衛生方面的作用，讓人感覺從未如此強烈。在2020年寫下這一章時，正值我們共同面對新冠疫情時期。創新——包括更好的檢測、治療方法和新疫苗——對于克服新冠疫情對人類健康與繁榮造成的毀滅性后果至關重要。
本書收集了關于創新政策的新見解。這些貢獻源自對那些能夠更好地推動科技進步的一手政策機制和可行想法的研究。每一項分析都基于最新的經驗佐證，并在現有政策和制度的背景下加以理解。
在這一介紹性章節中，我們圍繞五個主題概述了新的貢獻。第一個主題是關于創新投資的社會回報，這是創新獲得公共支持的關鍵。第二個主題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制約國家創新能力的重要因素。第三個主題是科學資助，這主要發生在外部市場，與政府財政密切相關。第四個主題是稅收政策，它既可為私營部門的創新投資提供激勵也可造成阻礙。第五個主題是創業政策以及政府政策中可有效支持創立新風險企業的多種途徑。
引言最后的內容對每一個主題領域的主要發現進行了總結，并突出強調了其共同論題以及可能帶來的潛在政策影響。各個領域的證據表明眾多政策選項可能會增加經濟體中創新活動所占的比例，并帶來潛在的高社會回報。在結論部分，我們將對關鍵主題做進一步總結。
為什么要為創新制定公共政策？
公眾支持創新的理由有兩個基礎。第一，創新顯然對社會來說很重要，也就是說，對提高生活水平很重要。第二，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市場可能對創新缺乏投入。雖然第一點是公認的，但第二點仍需進一步研究。私營部門在研發上投入了大量資源，約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2020）。那么公共政策支持這種私人投資或創建大型公共實體（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理由是什么呢？
答案取決于創新的社會回報，即社會從某一特定改進中所獲得的廣泛收益。如果該創新對提高生活水平至關重要，那么其回報自然也會很高。更準確地說，當創新創造出的社會價值超過創新者所獲價值時，往往公共政策就會應運而生。在這種情況下，當創新投資對他人產生“正向溢出效應”時，那么私人投資該項創新的積極性將過低。
這種積極溢出效應最明顯的形式可能是對科學和基礎研究的投資。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創始董事，他將科學描述為打開了一段“無盡前沿”的進程和“從可汲取到知識的那些實際應用中獲得的資金”（布什，1945）。由于基礎研究并不直接產生新產品和新服務，也就根本不存在通過市場銷售來詮釋私人收益。然而，在布什看來，基礎研究的進展可能對許多下游研究的進展至關重要，關于這種溢出效應的軼事和廣泛的經驗證據比比皆是。
舉個例子，看看我們所熟知的打車（如優步和來福車）的市場創新。這些業務依賴于全球定位系統（GPS），這是一個可以讓司機和乘客相互定位的衛星網絡。這些衛星于1978年首次發射，反過來又依賴于許多科學突破，包括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該理論被明確應用于發射前調整GPS衛星的時鐘信號。愛因斯坦于1915年提出的廣義相對論，主要依賴于伯恩哈德·黎曼（Bernhard Riemann）最初默默無聞的工作，黎曼于1854年開發了必要的數學工具。這些來自數學和物理基礎研究的科學突破，最終為變革性的市場創新打開了大門。
更廣泛地說，市場創新自身就可能存在溢出效應，而且這些溢出效應可能很明顯。這種溢出效應能夠通過許多渠道產生，包括下游用戶從創新中獲得的價值，競爭對手仿制創新成果獲得的價值，以及基于新想法的未來創新者獲得的價值。世界上第一款面向大眾市場的智能手機，使消費者受益；這也促進了其他智能手機制造商的效仿進入；它還促成了巨大的下游創新，創造出新的應用程序、技術和業務。然而，并非所有市場創新的溢出效應都一定是積極的。創新者們也可能都擠在狹窄的創新道路上，重復和浪費著彼此的努力。判斷凈溢出效應是否為正以及這些溢出效應的規模，是經驗問題。
本書第1章《創新的社會回報率計算》回顧了關于創新的社會回報的現有文獻，并思考了在經濟范圍內的社會回報。該章介紹了一種計算此類回報的新方法，該方法對多種溢出邊際和諸多類型的創新進行了整合。該方法進一步納入創新成本，避免挑選贏家（如智能手機），取而代之的是包括成功和失敗的成本，以及超出狹義研發支出的創新成本。該章的核心發現是，創新的社會回報作為一個整體顯得極為龐大。創新投資的回報似乎是其自身投入的數倍，保守估計，投資1美元平均至少能帶來5美元的收益。總之，將這種方法和以前的諸多研究相結合，其經驗證據是強有力的且明確的。創新的社會回報似乎非常巨大，遠遠超過了私人收益。
鑒于大量正面溢出效應的證據，創新似乎存在實質性的市場失靈，放任市場自行運轉將無法提供足夠的創新投資。這種投資不足反過來又制約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創新需要公共投資和公共政策的支持，創新政策也成為政府促進社會經濟繁榮和人類健康的核心范疇。鑒于潛在政策層面的豐富情形，下一個問題則會關注具體的支持手段。本書詳細地考察了采取政策行動的中心維度。
創新的人力資本
思想創造的根本是創新勞動。這種勞動力是輸送新思想的渠道，當限量供應時，則是對發展速度潛在的基本限制。可用人力資本的存量反過來又取決于具體的政府政策，包括教育和移民政策。本書的第2章和第3章探討了沿著這條路線來擴大創新勞動力的機會。
第2章《創新與人力資本政策》研究了創新人力資本的來源和擴大創新人力資本的潛力。該研究始于對創新勞動力供給的基本觀察，即增加創新支出，保持創造性勞動力的供應不變，可能會導致勞動力價格上漲，而不是創造出更多的創新（古爾斯比，1998）。相比之下，擴大創造性勞動力的供給既能加速創新，又能降低創新成本。這表明人力資本政策可以發揮出關鍵性作用。
范·雷寧回顧了擴大輸送人才渠道的諸多優勢，研究了從幼兒園到高中的教育、大學教育和進入創新職業的重重阻礙。此處我們著重強調兩個本章的關鍵性主題。第一個主題是，潛在人才庫似乎遠遠大于創新勞動力的數量。例如，基于三年級數學考試成績的人才庫與一組攻讀技術學位并正在申請專利的個體相比顯得尤為龐大（貝爾等，2019a），而孩子所處的環境特征（包括家庭收入以及性別和種族）可強烈地預示著他們是否會申請專利（阿格依奧等，2017；阿克西吉特等，2017；貝爾等，2019a）。這些發現表明，國家勞動力庫中擁有大量有才華的個體，包括那些來自代表性不足的群體，他們只是沒有找到進入創造性職業的途徑。
第二個主題是，具體的干預措施可能會幫助孩子們走上創造性的職業道路。首先，早期接觸創造性職業——包括通過父母的關系網絡和通過鄰里關系接觸當地的技術企業——可以很好地預測個人最終是否將會申請專利（貝爾等，2019a）。這些顯露出來的因素似乎存在因果關系，這表明指導和其他形式的職業曝光不僅能夠擴大創造性勞動力庫，而且可能是一種相對強有力的方法（貝爾等，2019b）。學校層面的干預似乎也很有效果。通過利用周密的研究設計對進入天才或高級班學習的學生進行跟蹤研究發現，在代表性不足的群體中，那些在數學和科學技能上顯示出短期和長期優勢的學生的大學入學率大幅上升（卡德和朱利亞諾，2016；Cohodes，2020）。最終，教育和職業曝光政策可能會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創新勞動力大軍，促進經濟增長。由于創造性職業的報酬也相對較高，這些政策可能在提高了收入流動性的同時也減少了不平等。
從長遠來看，以教育為導向的政策可以擴大創造性勞動力的供給。移民可以帶來更直接的好處。第3章《移民政策對美國創新創業的杠桿作用》研究了移民在推動美國創新方面的作用，并探討了可能通過移民渠道加速美國創新的各種政策改革。一個基本的觀察結果是移民尤其具有創新性。尤其是，雖然移民約占美國人口的14%，但他們卻貢獻了全美大約四分之一的專利和新企業，以及三分之一的諾貝爾獎得主。總的來說，移民是美國的科學、工程和創新人才的巨大來源。
第3章詳細回顧了美國移民制度，并探討了擴大創新勞動力的眾多邊際。有幾項改革考慮擴大簽證數量，包括H-1B簽證和綠卡，并引入有針對性的簽證，比如針對企業家的新簽證形式。其他政策改革考慮在現有配額范圍內重新分配。例如，綠卡制度可能放松其嚴格的國別限制，這對印度等提供大量創新勞動力的國家不利。與此相關，可以重新設計用于分配H-1B簽證的抽簽系統，將更多簽證分配給稀缺的創新人才。盡管要改變總體移民率可能需要全面的移民改革，但一些可操作的政策想法可能會通過對當前做法進行看似微小的調整而獲得巨大的收益。
一套重要的思想體系進一步將移民政策和美國教育體系聯系起來。事實上，美國大學吸引了大量的外國學生進入其校園學習其課程，尤其是科學和技術學位，而從這一渠道輸送人才的數量遠遠超過了畢業后可獲得的H-1B和其他工作簽證的人員數量。目前，可選實踐培訓簽證允許學生畢業后在有限的時間內工作，但具有約束力的綠卡和H-1B簽證配額最終會導致美國失去大部分可用的人才庫。另外的可能性是，通過延長H-1B簽證和綠卡配額的期限，將綠卡瞄準那些擁有科學技術學位的人群（將綠卡“釘”在他們的文憑上）并實施相關政策，以這種特別有針對性和相對直接的方式來擴充美國的創造性勞動力。
創新與公共政策 作者簡介
[美]奧斯坦·古爾斯比（Austan Goolsbee）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
[美]本杰明·F. 瓊斯（Benjamin F. Jones）
西北大學管理學院教授，研究領域涉及創業、戰略等，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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