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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財政 版權信息
- ISBN：9787213117114
- 條形碼：9787213117114 ; 978-7-213-11711-4
- 裝幀：精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戰爭與財政 本書特色
本書五大看點
1.教育 部“長江學者”、浙江工商大學教授李永友，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劉守剛，傾情作序推薦。
2.戰爭、國家與財政三者之間有著怎樣緊密的關系？為什么有的國家越打越強，有的國家越打越弱？
3.為什么經濟學對世界發展的解釋屢屢失效？自由市場真的有利于所有技術創新嗎？歷史學與經濟學理論支持這個論點嗎？
4.日本近兩百年，尤其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屢屢發動侵略戰爭的底氣來自哪里？二戰結束至今，日本當年滑向戰爭的制度結構是否有本質的改變？
5.日本財政學會理事，挖掘日本財政部**手資料，揭示日本軍事財政國家本質的緣起與演變。
閱讀本書，至少為你帶來的三大收獲
從歷史層面理解既往英美日等國興衰歷史、洞悉未來演變趨勢 從現實層面洞察當今國際地緣局勢及強國競賽背后的財政邏輯從理論層面掌握考察國家、戰爭、財政之間互動關系的財政學
戰爭與財政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部從財政學視角出發，研究和剖析全球地緣政治、經濟發展及其相互影響的作品。書中通過對既往數百年全球史，尤其是英國與日本歷史的觀察與梳理，探討了戰爭、財政與國家形成之間的復雜關系。通過回溯全球秩序的變遷，揭示了大國財政戰略演變的根本原因，以及經濟學與地緣政治學相互交融并深刻影響全球秩序的內在邏輯。
書中將英國與日本作為主要案例進行深入剖析，探討了“財政軍事國家”的形成、發展和挑戰。英國倡導的自由放任主義與其對印度財政的殖民掠奪彼此交織，共同構成了19世紀以來“日不落帝國”經濟政策的表與里。日本作為**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強大有效且不受束縛的經濟與財政制度，成為其政治意圖與國際戰略的重要支撐。兩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日本的和平主義、財政危機以及新自由主義又發生了新的變化。本書同時將著重對日本在兩次世界大戰前與后的軍備擴大和其財政基礎，展開深入分析。
戰爭與財政 目錄
引 言 戰爭與財政的探索之旅
**章 地緣政治的衰落與復興
理想的終結，歷史的回歸 ........ 013
陷阱中的霸權：“修昔底德陷阱”的現代解析 ........ 022
地緣政治與經濟學的交融 ........ 031
第二章 戰爭、國家與財政：演進與交互
戰爭與國家：相生相克的歷史循環 ........ 043
戰爭與財政：從稅收國家到債務國家 ........ 055
財政軍事國家的演進：財政在英國工業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 067
第三章 財政軍事國家英國：自由放任主義的幕后
英國的“廉價政府”與作為其軍事財政支撐的印度 ........ 077
對印度財政的依賴性：從歷史角度剖析 ........ 091
虛構的自由主義：英國的貿易保護主義 ........ 100
第四章 不受約束的力量：日本二戰期間的軍事財政
戰爭財政的坐標軸：日本二戰前后的國際地位 ........ 113
日本的戰爭財政與軍事支出：不受議會監督的預算體系 ........ 121
戰爭時期的資金動員：國債、儲蓄與財政的膨脹 ........ 135
不可抹去的戰爭印記：通貨膨脹和債務償還中的財政重塑 ........ 143
第五章 和平與安全：日本再軍備背后的財政機制
日本的和平主義基石 ........ 149
二戰后日本防衛預算與1％框架 ........ 153
再軍備的財政基礎 ........ 166
第六章 經濟制裁、技術封鎖與國家財政
比戰爭更可怕的經濟制裁 ........ 187
技術戰線：中美對立下的經濟制裁與技術封鎖 ........ 201
國家、軍事與技術創新 ........ 213
結 語 ........ 224
參考文獻 ........ 233
后 記 ........ 238
展開全部
戰爭與財政 相關資料
國家、軍事與技術創新
二、不確定性與企業家國家
技術創新是在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時所進行的資源動員活動。在這個過程中，盡管結果難以預測，但必須做出投資和開發決策，這是技術創新面臨的主要挑戰。以新藥開發為例，開發周期長，投入大，成功率卻極低。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越大，所需動員的資源就越多，經濟活動的失敗風險也相應提高。在無法準確預見未來的情況下，技術發展的多個潛在方向并存，無法事先判斷哪個技術路線最終會成功。負責技術開發的人員在這種不確定性中仍需找到目標并動員所需資源。
主流經濟學的框架難以適應這種不確定性，因為它無法處理不確定性問題。相反，制度經濟學以不確定性為分析基石，提供了理解技術創新為面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集體行動的視角。學者如內森·羅森伯格、理查德·尼爾森和西德尼·溫特分析了多種技術創新過程，表明社會或制度因素可以作為技術發展的“瞄準器”或“導向器”，幫助確定技術發展目標。在目標確定后，工程師和組織可以形成預期，推動開發進程，并通過共享目標促進合作與集體行動。國家技術政策是強有力的制度因素，能夠指導技術創新的方向，NASA的太空政策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技術開發目標確定之后，就需要動員包括資金、人才和知識在內的各種資源。企業、供應商、大學、研究機構、政府以及消費者等，都需要圍繞技術創新形成一個互動的網絡，通過集體努力來吸收和傳播知識，推動技術開發向前發展。這些網絡可能形成于不同層面，包括企業、地區甚至國家層面，而其中以“技術創新的國家系統”最為關鍵，它為技術發展提供了框架和支撐。
瑪麗安娜·瑪祖卡托在技術創新領域的研究表明，與主流經濟學將創新動力歸功于私人市場相反，國家在推動突破性技術創新方面扮演的角色更接近于企業家。主流經濟學通常認為國家是一個效率低下的經濟體，僅限于扮演糾正“市場失敗”和支持基礎科學研究這樣的邊緣角色。
然而，瑪祖卡托認為，技術創新所面臨的不是可計算的風險，而是凱恩斯所說的根本無法用概率來衡量的“不確定性”。在這種不確定性中，國家更有可能比私人主體更能克服這些挑戰。她提出了“企業家國家”的概念，強調國家在承擔技術創新風險、設定創新目標、指引發展方向以及動員資源方面的主動性和積極作用。
國家、軍事與技術創新
二、不確定性與企業家國家
技術創新是在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時所進行的資源動員活動。在這個過程中，盡管結果難以預測，但必須做出投資和開發決策，這是技術創新面臨的主要挑戰。以新藥開發為例，開發周期長，投入大，成功率卻極低。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越大，所需動員的資源就越多，經濟活動的失敗風險也相應提高。在無法準確預見未來的情況下，技術發展的多個潛在方向并存，無法事先判斷哪個技術路線最終會成功。負責技術開發的人員在這種不確定性中仍需找到目標并動員所需資源。
主流經濟學的框架難以適應這種不確定性，因為它無法處理不確定性問題。相反，制度經濟學以不確定性為分析基石，提供了理解技術創新為面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集體行動的視角。學者如內森·羅森伯格、理查德·尼爾森和西德尼·溫特分析了多種技術創新過程，表明社會或制度因素可以作為技術發展的“瞄準器”或“導向器”，幫助確定技術發展目標。在目標確定后，工程師和組織可以形成預期，推動開發進程，并通過共享目標促進合作與集體行動。國家技術政策是強有力的制度因素，能夠指導技術創新的方向，NASA的太空政策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技術開發目標確定之后，就需要動員包括資金、人才和知識在內的各種資源。企業、供應商、大學、研究機構、政府以及消費者等，都需要圍繞技術創新形成一個互動的網絡，通過集體努力來吸收和傳播知識，推動技術開發向前發展。這些網絡可能形成于不同層面，包括企業、地區甚至國家層面，而其中以“技術創新的國家系統”最為關鍵，它為技術發展提供了框架和支撐。
瑪麗安娜·瑪祖卡托在技術創新領域的研究表明，與主流經濟學將創新動力歸功于私人市場相反，國家在推動突破性技術創新方面扮演的角色更接近于企業家。主流經濟學通常認為國家是一個效率低下的經濟體，僅限于扮演糾正“市場失敗”和支持基礎科學研究這樣的邊緣角色。
然而，瑪祖卡托認為，技術創新所面臨的不是可計算的風險，而是凱恩斯所說的根本無法用概率來衡量的“不確定性”。在這種不確定性中，國家更有可能比私人主體更能克服這些挑戰。她提出了“企業家國家”的概念，強調國家在承擔技術創新風險、設定創新目標、指引發展方向以及動員資源方面的主動性和積極作用。
深入追溯技術發展史，我們會發現，從鐵路、核能發電、航空器到互聯網、納米技術、新藥開發、生物技術，以及手機內置的GPS和觸屏技術等，很多被視作資本主義創新動力的“極端不確定性中的創新性投資”，并非僅僅源于風險資本家或個人發明家，而是來自于國家的有意識策略和投資，特別是在安全保障的背景下。這些革新性的投資往往是由國家的“可見之手”所引導和提供的，這一點在技術史上有著充分的體現。正如前文在“技術創新與軍事需求”部分所提到的，互聯網的前身ARPANET是由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ARPA）發展的一個軍事通信網絡。這個例子不僅展示了軍事需求對技術創新的推動作用，也清晰地揭示了技術、政府投資與國家財政之間的密切關系。我們可以進一步深入探討這個案例，以更全面地理解國家在推動重大技術創新中的核心作用。
ARPANET項目于1969年啟動，其最初目標是建立一個分散式的通信網絡，以在核戰爭情況下保持通信能力，充分體現了“國家安全”的戰略考量。這與我們之前討論的其他軍事驅動的技術創新，如航空工業、核能等，有著相似的背景。
ARPANET的開發得到了美國政府大量的資金支持。1966—1990年，美國政府通過DARPA向這個項目投入了超過10億美元。這種大規模、長期的投資遠遠超出了私營部門的能力和意愿，特別是考慮到這一項目的高風險性和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在這里，國家財政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承擔了私營部門難以承擔的風險，展現了瑪祖卡托所描述的“企業家國家”的特征。
隨著時間的推移，ARPANET逐漸演變為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互聯網。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繼續發揮著關鍵作用。例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在1980年代創建了NSFNET，這成為互聯網的主干網絡。NSF還資助了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接入這個網絡，為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這種做法與前文提到的“被治理的相互依存”模式高度吻合，展示了國家、學術界和產業界之間存在的緊密合作。
政府的投資不僅限于基礎設施的營建，還包括關鍵技術的開發。TCP/IP 協議，即現代互聯網的基礎，就是在 DARPA 的資助下開發的。這與我們之前討論的其他軍事相關技術，如 GPS系統的發展，有著相似的模式。同樣，早期的網絡瀏覽器Mosaic也是在美國國家超級計算應用中心 （NCSA） 的支持下開發的，該中心由NSF資助。這些例子進一步印證了國家在推動核心技術創新方面的重要性。
互聯網的發展史告訴我們，許多被視為“市場驅動”的技術創新，實際上深深根植于國家戰略和公共投資之中。這種模式不僅適用于互聯網，也適用于我們之前討論的許多其他關鍵技術領域，如航空航天、核能、計算機等。它凸顯了在推動重大技術創新方面，國家的“可見之手”往往比市場的“看不見的手”更為重要和有效。
這一認識與前文討論的“國家安全”和“企業家國家”的概念高度一致，強調了國家在面對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時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對該案例的分析進一步強化了我們之前的論點：國家，特別是通過其軍事和安全需求，在推動重大技術創新中扮演著核心角色。通過國家財政的支持，政府能夠承擔私營部門難以承擔的長期、高風險投資，為革命性技術的誕生和發展創造條件。同時，這種投資也體現了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之間的緊密聯系。
在這個視角下，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什么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在加大對關鍵技術領域的投資和支持。這不僅是經濟發展的需要，更是國家安全和戰略競爭的必然選擇。同時，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面對經濟制裁和技術封鎖時，一些國家能夠表現出超出預期的適應能力和創新潛力。正如互聯網和其他軍事驅動的技術創新例子所示，國家主導的技術創新往往能夠克服市場力量難以應對
的長期性和不確定性挑戰，從而在關鍵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
戰爭對于技術創新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它作為一個強大的動力源，還在于它所體現的決策過程和應對不確定性時直覺的作用。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指出，無論是軍事還是經濟行動，都必須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作出決策。這種情況下的成功往往依賴于直覺，即那種在當時可能不被理解，但事后證明正確的預見能力。它能夠洞悉事物的本質，忽略掉非本質因素。
通過將經濟行動與軍事行動相比較，熊彼特強調了決策時面對不確定性的相似性。他認為，不論軍事上還是經濟上，行動的本質都不是基于嚴格的合理計算，而是基于一種對未來的直覺性判斷。
熊彼特還提到，驅動企業家進行技術創新的并非純粹的物質欲望，而是更深層次的動機，例如建立自己的“王國”，騎士精神的追求，征服的欲望，或是創造過程中的滿足感。這表明，經濟行為的動機與軍事行為有著本質的相通之處。在技術創新的領域，這些行為主體并不僅僅是主流經濟學所假設的那種由物質欲望驅動并進行理性利益計算的“經濟人”，他們更像是充滿野心和創造欲望的“戰士”。
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在其著作《戰爭論》中，對戰爭提出了深刻的見解。他將戰爭視為一種處理生命力和道德力的藝術，認為它無法獲得絕對或確定性。克勞塞維茨強調，無論規模大小，戰爭總是必須為不確定性留有余地，而面對不確定性時，勇氣和自信是調節的關鍵，強大的勇氣和自信允許更大的偶然性。
克勞塞維茨認為勇氣和自信是戰爭中不可或缺的，原因在于軍事行動必須處理不確定性。與之相近的是，這種勇氣和自信不僅在戰斗中是必需的，在投資中也是必需的，因為投資是面向不確定未來的行動。這一點是由經濟學家凱恩斯指出的。凱恩斯提到，我們做出決定去做某些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產生結果的積極的事情，通常是基于本能——一種自發的動力，希望活躍而不是消極——而非通過計算概率和利益的加權平均得出。凱恩斯認為，人類的決策，無論是個人的、政治的還是經濟的，都不能依賴于嚴格的數學預期，因為我們沒有基礎進行這樣的計算，而是依賴于我們與生俱來的活動沖動。即使我們的理性自我嘗試進行計算，最終的選擇也常常依賴于任性、情感和偶然性來做出。
在克勞塞維茨的分析中，戰爭、經濟和政治被理解為面向不確
定性時的資源動員和集體行動。這種理解與地緣經濟學的思維方式相符，它揭示了在“國家安全”背景下，“企業家國家”的角色是合理的。通過這個視角，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在面對極端不確定性時，國家能夠以企業家的身份采取行動，動員資源以推動集體行動和技術創新。
在當前的地緣政治背景下，美國對中國發起的經濟制裁和技術封鎖展現了國家行動超出傳統經濟合作預期的現實。理論上，通過數學模型可以預測中美之間的經濟合作會給全球帶來最大利益，但實際的政治行為往往由更復雜的動機和考量決定，這些動機可能包括安全保障、戰略競爭、政治利益，甚至是政治領導人的個人決策風格。特別是在特朗普執政期間，這些政策更多地被看作是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
主流經濟學以對市場機制和理性選擇的強調，往往難以完全解釋許多政治行為。它通常假設市場參與者基于完全信息和理性預期作出決策，但在實際的國際關系和政治決策中，國家行為常常受到安全、權力、影響力和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很難用簡單的經濟學模型來衡量或預測。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經濟制裁和技術封鎖是國家力量在國際舞臺上進行戰略爭奪和利益保護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財政作為實現政策目標的一個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國家財政可以用來支持受制裁影響的國內行業，投資于關鍵技術和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經濟多元化，減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同時，通過財政支持教育和人才發展，國家能夠確保長期的自主創新能力和技術競爭力。國家財政是技術創新的推動者，是經濟穩定和增長的守護者，也是人才培養和國際競爭力構建的基石。
…………
戰爭與財政 作者簡介
徐一睿，上海人，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博士，日本專修大學經濟系教授，慶應義塾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博士生導師；日本財政學會、日本地方財政學會、日本經濟政策學會理事。研究領域：財政學、政府間財政關系、中國經濟。著有《解讀高收入時代的中國經濟》《亞洲經濟與資本主義現狀》《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土地和債務問題》等。2011年《中國財政制度調整新發展》獲日本地方財政學會佐藤獎，為該獎首位華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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