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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愛國主義史話 版權信息
- ISBN:9787224155747
- 條形碼:9787224155747 ; 978-7-224-15574-7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延安時期愛國主義史話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史話叢書》之一,由陜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組織編寫,陜西師范大學副校長任曉偉等人執筆,是一部較為通俗的黨史讀物。緊緊圍繞“延安時期愛國主義是什么樣態”“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運用它謀劃并干成了什么事情”等問題,運用權威翔實的史料、生動鮮活的事例和通俗易懂的話語,解讀延安時期愛國主義蘊含的“加強青年學生的意識形態教育工作”“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堅持*高綱領和*低綱領的有機統一”等偉大設想,系統闡述愛國主義“延安現象”的來龍去脈、主要表現和時代價值。
延安時期愛國主義史話延安時期愛國主義史話 前言
序言
任曉偉
現在,呈現在讀者朋友們眼前的是由黨史專家陳答才教授 主編的一套關于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歷史和理論的通俗性叢書。 我參加了關于這套叢書內容的一些設計和討論,因此非常希望在 這套叢書付梓之際,和讀者朋友們交流一下這套書的緣起和編寫初衷 。
延安時期愛國主義史話 目錄
引言 延安時期的愛國主義為何重要 001
**章 始終高舉抗日愛國主義偉大旗幟 009 
第二章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對愛國主義精神的生動詮釋039 
第三章從“救國”到“建國”:中國共產黨的愛國之路071
第四章 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完美統一 099 
第五章 延安時期青年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 123 
后記 160
延安時期愛國主義史話 相關資料
“愛國”顧名思義,是公民對國家的愛。當“愛國”上升為一種“主義”,就不單單是一種個體的私人情感,更是一種公共性的理性之愛,是一種人民對待祖國的熱愛崇敬之情。這種理性之愛既包含著天然的因素,同時也離不開后天的政治歷史建構。作為一種天然的公共性情感,愛國與“同胞之愛”息息相關。一個人無法選擇自己出生在什么樣的家庭,同樣,一個人也無法決定生活在什么樣的國家。因而,愛國與熱愛自己的親人一樣,是一種近乎天然的情感,這種天然的愛國主義情感正如人們對父母的依戀、敬愛情感一樣,因而也是無條件的、先天的,是對祖先生活之地的守護,也是對子孫降生之地的維系。這種情感濃烈而復雜,是一個民族和國家最崇高最深遠也是最持久的情感。托克維爾曾對這種愛作了說明:“有一種愛國心,主要來自那種把人心同其出生地聯系起來的直覺的、無私的和難以界說的情感。這種本能的愛國心混雜著很多成分,其中既有對習慣的愛好,又有對祖先的尊敬和對過去的留戀。懷有這種情感的人,珍愛自己的國土就像心愛祖傳的房產。”。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最自然、最樸素、最深層、最持久的情感。中華民族歷來重視愛國主義精神的培植和鍛造。“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同心同德、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財富,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的強大精神動力。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一直是愛國主義精神最堅定的弘揚者和實踐者,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實踐的過程中,寫下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輝煌篇章。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譜系傳承中的關鍵因子,在中華傳統美德傳承譜系中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忠”。忠于國家就是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體現,愛國主義也首先表現為對國家的忠誠如一。所以忠與愛國有著根本上的一致性和繼承性。忠最早是指統治者對民眾、社稷、國家的無條件奉獻。傳世文獻中關于“忠”德的最早定義和解讀是“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左傳·桓公六年》)《左傳·僖公九年》又言:“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作為一種統治者的政治道德,忠要求不僅要為民眾做好事,維護公共利益,同時還要“臨患不忘國,忠也。”(《左傳·昭公元年》)即,在國家危亡的時刻能挺身而出。忠也意味著對國家忠貞不貳、一心一意的情感。董仲舒言:“心止于中者一,為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春秋繁露·天道無二》)強調了忠德“一心一意”的內涵,“二心二意”則意味著隱藏禍患。
明清之際,“忠”之原始意義的回歸對近代中華民族和國家觀念的形成發揮了巨大作用,同時也助推了現代愛國主義情感的生成。進步思想家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對受君主專制茶毒的思想進行了反思,特別是顧炎武和王夫之等人均提出了區分“國”與“天下”,辨析“一君之私”和“天下大公”的政治觀念。倡導應忠于天下的道義公平,拋棄忠于君主的私人利益。
“愛國”顧名思義,是公民對國家的愛。當“愛國”上升為一種“主義”,就不單單是一種個體的私人情感,更是一種公共性的理性之愛,是一種人民對待祖國的熱愛崇敬之情。這種理性之愛既包含著天然的因素,同時也離不開后天的政治歷史建構。作為一種天然的公共性情感,愛國與“同胞之愛”息息相關。一個人無法選擇自己出生在什么樣的家庭,同樣,一個人也無法決定生活在什么樣的國家。因而,愛國與熱愛自己的親人一樣,是一種近乎天然的情感,這種天然的愛國主義情感正如人們對父母的依戀、敬愛情感一樣,因而也是無條件的、先天的,是對祖先生活之地的守護,也是對子孫降生之地的維系。這種情感濃烈而復雜,是一個民族和國家最崇高最深遠也是最持久的情感。托克維爾曾對這種愛作了說明:“有一種愛國心,主要來自那種把人心同其出生地聯系起來的直覺的、無私的和難以界說的情感。這種本能的愛國心混雜著很多成分,其中既有對習慣的愛好,又有對祖先的尊敬和對過去的留戀。懷有這種情感的人,珍愛自己的國土就像心愛祖傳的房產。”。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最自然、最樸素、最深層、最持久的情感。中華民族歷來重視愛國主義精神的培植和鍛造。“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同心同德、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財富,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的強大精神動力。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一直是愛國主義精神最堅定的弘揚者和實踐者,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實踐的過程中,寫下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輝煌篇章。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譜系傳承中的關鍵因子,在中華傳統美德傳承譜系中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忠”。忠于國家就是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體現,愛國主義也首先表現為對國家的忠誠如一。所以忠與愛國有著根本上的一致性和繼承性。忠最早是指統治者對民眾、社稷、國家的無條件奉獻。傳世文獻中關于“忠”德的最早定義和解讀是“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左傳·桓公六年》)《左傳·僖公九年》又言:“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作為一種統治者的政治道德,忠要求不僅要為民眾做好事,維護公共利益,同時還要“臨患不忘國,忠也。”(《左傳·昭公元年》)即,在國家危亡的時刻能挺身而出。忠也意味著對國家忠貞不貳、一心一意的情感。董仲舒言:“心止于中者一,為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春秋繁露·天道無二》)強調了忠德“一心一意”的內涵,“二心二意”則意味著隱藏禍患。
明清之際,“忠”之原始意義的回歸對近代中華民族和國家觀念的形成發揮了巨大作用,同時也助推了現代愛國主義情感的生成。進步思想家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對受君主專制茶毒的思想進行了反思,特別是顧炎武和王夫之等人均提出了區分“國”與“天下”,辨析“一君之私”和“天下大公”的政治觀念。倡導應忠于天下的道義公平,拋棄忠于君主的私人利益。
近代以來,對維新運動、五四運動和革命浪潮產生巨大影響的思想家,包括嚴復、譚嗣同、梁啟超等人主張將“忠君”和“忠國”區分開來,將“忠”更多地指向“國”而非君主。梁啟超指出:“人民以國家為己之國家,則制造國魂之藥料也,使國家成為人民之國家,則制造國魂之機器也。”強調國家意識對民眾的重要啟蒙作用。
在對忠德的現代化轉化中孫中山先生功不可沒。他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中說:“我們現在說到忠于君,固然是不可為;說忠于國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生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
如果說以上都是關于愛國主義的理論梳理,那么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所引領和創造的愛國主義則更多地指向實踐,指向對普通大眾的愛國主義教育,從而揭開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嶄新篇章。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社會的危機日漸加深,面對國內外的層層壓迫、步步緊逼,國已不國,普通勞動人民步步退讓,苦難深重。但是到了延安時期,抵抗和斗爭成為時代的風潮和主題。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形成,愛國主義精神在普通民眾身上得到廣泛踐行,使得中華民族不再是受侮辱、被損害的對象。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第一次自覺地主宰和掌握了自己的命運。
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給中國人民造成空前巨大的災難,激起了中國人民的頑強反抗。在民族危機空前沉重,內憂外患有增無減的關鍵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偏遠之地延安,中國共產黨為團結全國各民族一切抗日力量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重新煥發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對提振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捍衛民族尊嚴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深重的民族危難激起了所有中華兒女普遍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使得中華民族空前團結、民族意識空前高漲、抗戰力量空前凝聚,愛黨愛國的氣氛空前熱烈。日本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這個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屈辱事件,大大地教育和培育了中國人民的愛國情感,在客觀上使中國人民意識到了國家主權和獨立自主的重大意義,激發了中國人民愛國情感和民族凝聚力的大覺醒、大團結和大抵抗。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總結的:“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這個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也是世界人民的勝利。”
正因如此,在抗日戰爭這一持久而艱難的民族獨立斗爭中,延安時期的愛國主義運動,無論從動員的廣度還是斗爭的深度而言都是史無前例的。面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一批批有識之士將延安看作是中華民族的新希望,是抗日救國,團結萬眾,為中華民族錨定航向的北斗星。“割掉皮肉還有筋,打斷骨頭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這是當時大部分有良知的中國人愛國心的真實寫照。在民族危亡的關頭,中國共產黨依然扛起了拯溺扶危的重任,對抗日戰爭的勝利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在延安時期也得到了新的理論升華和實踐突破:
其一,中國共產黨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喚起全體中國人民族意識的自覺和愛國心的深度覺醒,“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全體中華兒女為國家生存而戰,為民族復興而戰,為人類正義而戰,社會動員之廣泛,民族覺醒之深刻,戰斗意志之頑強,必勝信念之堅定,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
其二,延安時期的愛國主義精神不但繼承了中華民族優秀的愛國主義傳統,而且也是基于中國共產黨人長期的斗爭經驗,從而具備了嶄新的時代特征和新的革命精神,對傳統愛國主義精神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愛中華民族與愛中國共產黨、愛新中國的統一。中國共產黨人來自人民,深植人民,為了人民,重構了愛國主義的深沉內涵-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宗旨升華為愛國主義的實質內核,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其三,延安時期的愛國主義精神追求的不僅僅是中華民族自身的獨立富強,更是朝向馬克思主義所倡揚的更廣泛的人類解放事業,是對所有受壓迫被剝削民族的同情和鼓舞,是一種真正的國際共產主義精神。抗日戰爭的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普遍尊敬,中華民族贏得了崇高的民族聲譽,同時也更加重視和珍惜人類的和平發展事業。
英國哲學家羅素在20世紀20年代曾對中國的愛國主義做過重要評論:“中國首先應當注重的是愛國主義思想。這種思想當然不是像義和團那樣盲目地排外,而是秉著開明的態度,向他國學習但又不受其支配。日本的侵略殘酷地教會了知識分子和商人這種思想傾向。……我認為愛國主義精神是中國復興所必不可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迎來建黨一百周年,我們正處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征程的關鍵時期,回溯延安時期愛國主義的種種表現,對我們今天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具有重要作用。我們要著眼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始終高揚愛國主義旗幟,著力培養愛國之情、砥礪強國之志、實踐報國之行,使愛國主義精神成為全體中國人民的堅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覺行動。
延安時期愛國主義史話 作者簡介
李后東,陜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資深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研究,并發表相關論文數篇,出版過多部該研究領域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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