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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變遷視角下的宋代經濟社會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2817477
- 條形碼：9787522817477 ; 978-7-5228-1747-7
- 裝幀：平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制度變遷視角下的宋代經濟社會 內容簡介
前言1999年考入云南大學歷史系，師從林文勛教授從事唐宋經濟史研究，開始了我研究中國經濟史和宋史的學術生涯。之前我對中國歷史了解甚少，本科和碩士都是學習經濟的，本科就讀于北京商學院（北京工商大學前身）市場物價專業，碩士考入云南大學外貿系研讀外國經濟思想史專業。云南大學外國經濟思想史舵主朱應庚先生，不僅經濟學的學養深厚，而且英文非常好，已經七十多歲了還給我們上專業課。記得到朱先生家上**堂課時，他給每人發了一本英文版《國富論》，要求我們認真閱讀并完成讀書筆記。我的碩士生導師張薦華教授要求我們研讀西方經濟學各流派的經典著作，并在課堂上分享討論，加深了我對西方經濟學各流派理論的認識和理解。在本科和碩士期間受到的經濟學理論方法訓練，成為我學術研究的底色，它潛移默化地對我的研究思維產生著深刻影響。十分幸運的是，我一個歷史學“小白”竟然被林文勛教授接納為博士研究生，我也因此進入中國經濟史的學術殿堂。在這里，我有幸得到了云南大學中國經濟史學科的創建者、有名經濟史學家李埏先生的教誨。那時，經濟史所的博士生、碩士生常常相約到東一院11幢四樓去看望李先生。李先生總是坐在客廳正中那個單人沙發上和我們聊天，講他在西南聯大時如何讀書，如何向先生們請教，以及參加體育活動和演小話劇等學校趣事。在親切的聊天中，李先生把做人、做事、做學問的道理潤物細無聲地灌輸給我們。我的博士生導師林文勛教授是一個思想深邃、開放包容的人，他從不嫌棄我在史學方面基礎薄弱，而且積極鼓勵和用心指導我補上短板，并通過討論式教學加強我的學術思維的訓練。林老師是當時全國為數不多的年輕博導，他思維敏捷，總是能帶給我們前瞻性的理念和做學問的激情。林老師有深厚的理論底蘊，視野宏闊，十分重視歷史與現實的相互觀照。這些研究方法對我影響很大，他也支持和鼓勵我把經濟學的理論方法靈活運用于歷史研究中。我在博士論文《宋代商品供給研究》的撰寫中，就嘗試運用經濟學理論方法分析宋代商品經濟問題。盡管我的博士論文存在明顯的經濟理論與歷史分析之間生硬糅合的缺陷，但在答辯之時，專家們還是一致肯定了我的研究路徑，這給予我很大的鼓勵，我的博士論文也被評選為云南省優秀博士論文。我在讀博期間完成的兩篇文章《宋朝租佃經濟效率研究》和《制度變遷與宋朝小農供給行為研究》，先后被《中國經濟史研究》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錄用刊發。這些素不相識的編輯老師給了我自信，讓我這個史學基礎較弱的初學者對未來繼續從事經濟史、宋史的研究堅定了信心。就這樣幾十年來，我一直堅持在宋代經濟史研究領域里學習和研究，在努力研讀史料、積累文獻的基礎上，以經濟理論視角來思考經濟史問題。本書的寫作，就是我這二十多年來從制度變遷的視角來探討宋代經濟社會相關問題的一些心得體會。一 制度變遷與宋代經濟發展自從亞當·斯密《國富論》發表以后，經濟自由主義被視為“神明”為眾人所信奉，似乎人類社會走向經濟繁榮、社會有序、民眾幸福的愿景，只需要那只“看不見的手”就能接近實現。但是，殘酷的社會現實不斷地把自由主義的“神話”打碎。于是，新的學派不斷涌現，他們試圖用新理論來解釋經濟社會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德國歷史學派誕生，他們反對古典經濟學派采用演繹法來研究經濟問題，認為每個民族或每種經濟制度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活動或發展起來的，并沒有普遍意義上的經濟規律，應該采用歷史實證的方法，從歷史研究中尋求答案。二十世紀初期在美國出現的制度經濟學派是德國歷史學派的變種，它的理論重在把“制度”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制度在經濟社會中所產生的作用，社會心理、集體行動、法律秩序等都是這一學派探究經濟問題的切入點和主要議題。而更具影響力的新制度經濟學派進一步揭示了制度在經濟中的重要性。如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North,也譯作“諾思”）指出的，經濟學所研究的制度并非傳統的system，而是內涵更為寬泛的institution，“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也就是說，傳統、習慣、風俗、文化、宗教、社會心理等都屬于非正式制度，對人的經濟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制度所反映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更確切地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好制度能夠激勵經濟主體，從而產生更高的經濟效率，有利于經濟主體發揮積極性的制度變遷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內生因素。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另一個重要代表人物科斯提出了交易費用理論，他把經濟的不確定性看作交易的代價，進而解釋了制度因素對資源配置效率產生的重大影響。產權理論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產權實質上是一套激勵與約束機制，經濟運行背后的財產權利結構的制度安排直接影響著資源配置效率。這些理論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的經濟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經濟制度構成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它由統治集團制定，受統治集團的國家治理理念支配，運行服務于統治集團的治理目標。傳統時期的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農業大國，農業生產賴以發展的決定性生產要素是土地和勞動，土地和勞動的結合形式即土地產權的安排決定著農業經濟的效率。唐宋時期，正是中國土地制度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期，延續了300多年的均田制在中唐時期廢弛，土地私有制迅速發展，以至于宋代走向 “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對土地私有制以默許的方式予以承認，正式確立了土地私有制。土地買賣的自由化使土地所有者出現了分化。一部分經營不善或遭受天災人禍的小農失去土地，成為以租佃他人土地為生的佃農，在宋代被稱為“客戶”；另一部分善于經營、有一定投資能力的群體通過市場交易獲得了更多的土地，成為地主，靠租佃經營獲取地租收益。土地私有產權的確立，不僅對土地所有者有獲得財產索取權（地租）的激勵，也對以租佃土地為生的客戶有獲取經營權收益（交租后的剩余）的激勵。而“五五分成”的租佃模式，看似約定俗成，實則是降低客戶租佃經營的風險，優選限度地保障客戶的社會再生產活動和家庭再生產能力。在土地經營市場上，眾多的地主和佃農構成了競爭關系，“千年田八百主”，土地、勞動、資本都在這個競爭性市場中不斷流動，生產要素的資源配置不斷優化，經濟效率得到提高。私有土地產權的安排解決了土地與勞動的資源配置優化問題，但如果土地財產權利得不到有效保護，所隱含的交易成本也會給經濟主體帶來消極影響。在土地等不動產交易中，長期以來約定俗成的“親鄰優先權”就是一種人格化交易，增大了產權流動中的交易成本。隨著土地交易頻率的增長，國家在法律上不斷規范和完善交易程序，并對“親鄰優先權”進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土地的交易成本。這也是國家法律制度保護經濟活動主體公平交易、規范交易的重要體現，這一制度變遷對社會經濟效率提升意義重大。農業生產效率提升的直接成效是農業產出的增長。宋代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為人口增長提供了必要的物質保障，各種食物（水果、水產、畜產品等）日益增多且豐富，在滿足宋人生活消費多樣性方面有很大改善，而面向市場的商品性農業發展成為宋代農業經濟的亮點。農業部門剩余產品增多和商品性農業的發展不僅使農產品流向市場，而且也使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溢出”，為其他非農產業提供了勞動力，使勞動力的空間配置和產業配置趨于優化。非農人口的增多，使對糧食等基本生活物資的需求增加，從而刺激了商品交易活動，宋代城鄉市場呈現繁榮景象。體現在商稅上，就是宋代商稅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似乎是順理成章的因果關系，不過如果把宋代有記錄的商稅資料匯總起來進行列序分析，就會發現北宋商稅（全國性的商稅資料只有北宋時期有）呈現周期波動的特征。分析其周期波動的原因，發現商稅周期波動與戰爭和自然災害高度相關，與國家稅收政策和社會變革相關度不高。商稅與自然災害高度相關，表明農業部門對商品經濟發展的貢獻率高；商稅與戰爭高度相關，是因為戰爭時期國家會通過市場大規模采購糧食等軍需物資，也就是政府采購支撐了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那么，如何看待北宋政府支配型商品經濟繁榮這一現象？政府的物資并非以強制征用方式獲得，而是通過市場獲得。這是很大的進步，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原因。它為廣大小農的剩余農產品提供了銷路，刺激了小農積極主動地參與市場，對市場培育有積極作用。但是，宋代政府采購并沒有很好地激發起更為廣泛的民間經濟主體內在的市場行為，因此一旦政府采購減少，市場交易行為也隨之回落。這就是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兩面性，一方面市場交易十分旺盛，商品經濟呈現高度繁榮的景象，另一方面我們考察市場機制運行過程時，會發現有很多政府干預因素在扭曲著市場。宋代禁榷制度可以進一步提供觀察這一現象的視角。禁榷制度是中國傳統社會極具代表性的經濟制度，國家對鹽、酒、茶等重要商品實施專賣，以此獲得高額專賣收入，但因為政府壟斷經營了自由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損害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權益，也不利于資源配置優化。宋代是禁榷制度實施較為廣泛的時期，禁榷商品覆蓋的范圍高達二十多種，鹽、茶、香藥等在市場上利潤較高且消費需求大的商品，都被納入禁榷的范疇。以榷鹽為例，在宋代榷鹽制度下，所生產的鹽全部被國家收購，國家采取劃分銷售區的方式進行銷售，并在一些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地區采取抑配銷售的方式進行分銷，使用行政手段推動產品商品化。可見，宋代商品經濟發展具有十分強烈的政府干預性。但在禁榷商品的專賣經營中，宋代又有一些制度創新，如茶葉專賣中的通商法。政府通過發放特許經營權的方式控制茶葉從產品到商品的關鍵環節，而把其他環節交由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把競爭機制引入禁榷制度，對促進茶葉的商品流通有積極作用。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即便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對經濟效率產生消極影響，唐宋商品經濟仍然呈現顯著發展的特點，宋代被公認為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大發展的時代。商品經濟發展所產生影響的廣泛性和深遠性是不能忽視的，這也是唐宋社會變革論作為學術熱點長盛不衰的原因，反映在學術上就是唐宋經濟史著作的勃興。唐宋時期，無論是邦計國用類著作，還是農業經濟、手工業經濟、城市經濟、商業貿易類經濟、治河賑災類著作，都有大量創作，體現了知識生產的快速發展，也體現了經濟知識的社會需求在增長。雕版印刷業的發展和文化市場的興起進一步推動了知識生產和傳播，為宋代經濟走向繁榮提供了知識支撐平臺。二 制度變遷與富民階層成長唐宋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重大變革時期，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的導師林文勛教授就敏銳地關注到這一大時代變革中崛起的一個重要社會階層——富民階層，對“富民”問題展開研究。林老師的“富民”研究很快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并引起學界關注，掀起了一股“富民”研究和討論的熱潮。隨著“富民”研究不斷推進深化，林老師形成了“富民社會”理論體系。對于林老師“富民”研究的推進過程與學術成果，在本書《“富民社會”理論的學術研究回顧及展望》一文中有具體論述，在此不做贅述。這些年我一直跟隨林老師做“富民”研究，也對“富民階層”是如何成長壯大，如何成為社會的動力層、中間層、穩定層有不少思考。唐宋時期，“富民”這一財富力量崛起是土地制度變革的直接結果。在富民群體中，有以經營手工業、商業致富者，但更多的是以經營土地致富者。即便是在手工業、商業經營中獲得了財富，絕大多數人還是會買田置地，成為地主。因此，田多地多是其財富的主要體現，也是其積累財富的重要手段。隨著“富民”的崛起，富民階層日益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貢獻者，成為賦役承擔的重要群體。因此，統治階級和社會有識之士也逐漸認識到富民在國家財富增長、地方社會治理中的重要性，社會上興起了貧富相生相資、富民“為國守財爾”等“保富論”思潮。國家也日益重視這一財富力量在社會上所起的作用，主動通過制度變革的方式來解決這一階層所面臨的種種困境。北宋中期的免役法變革，就是統治集團主動變革不合理的制度來維護富民階層的利益，通過向富民征收免役錢的方式讓富民從承擔繁重的差役中解放出來，用所征收的免役錢雇專職人員承擔衙前、里正等勞役。在免役法的實施過程中，國家不僅向三等以上的富民征收免役錢，還同時向官戶、寺觀戶等原來的特權階層征收助役錢，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官僚階層的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由此可見，免役法這一制度變革雖然存續時間不長，但是這一制度變遷的深刻原因和所期望達到的社會效果具有深遠的意義。在國家通過制度創新不斷優化富民階層成長環境的同時，富民階層也積極利用其財富力量來建構自己的社會關系，來擴大自身階層的社會話語權。財富是他們的優勢資源，他們利用財富形成投資力，成為土地產權關系中的所有者，在租佃關系中處于占有優勢的社會地位，獲得“高人一等”的社會心理地位和話語權。富民還利用財富優勢形成購買力，進行奢侈品等身份性消費品的消費，甚至通過輿服之制的“僭越”來塑造自己新的社會身份。富民還借助其掌握糧食等實物財富的優勢，在災荒時利用其處于賣方市場的有利地位與政府進行博弈，以增強富民的社會話語權。南宋末期，黃震在撫州賑災中與當地富民斗智斗勇博弈的事件，就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個案。咸淳七年，因撫州發生嚴重饑荒，被臨危任命為撫州知州的黃震在上任初期先后發榜文20篇，對當地富民進行“勸分”，希望富民能平價出糶糧食賑濟災民，但遭到了撫州富室公然的抵抗。在道德規勸、官職獎勵等激勵性手段不見成效的情況下，黃震動用嚴厲的行政處罰，卻仍然遭到富民的非暴力反抗。這些富民憑恃什么敢公然與官府對抗？他們憑恃的是財富，具體到這一個案中是自家糧倉里的糧食。富民利用自己處于糧食賣方市場的優勢，通過控制糧食這一重要民生物資的售賣權來重構與政府的關系。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富民會主動與官府進行合作，通過承擔社會責任獲取社會尊重，如主動參與賑災救濟，或者向地方社會提供公共產品，以此獲得社會話語權。但在特殊的情況下，他們也會通過與官府對抗展示實力來改變官民關系，獲得社會話語權，如上述個案中富民對抗官府的“勸分”。這種以挑戰官府權威獲取話語權的行動，表明富民階層的財富實力和社會影響力已經不斷擴大，這一階層已經成為對社會有重要影響的中間層。通過反抗官府來獲得社會對富民階層的關注，甚至通過反抗政府來實現社會地位的改變，這也是宋代富民階層劍走偏鋒的一種方式。成書于明代的小說《水滸傳》，其素材來源于宋元筆記中的某些歷史事跡和演唱話本，就是描寫那些根植于鄉村社會、擁有一定財富力量但入仕無望、發達無路的“富民”，是如何從地方望族、公吏之人、普通良民一步步成為反叛官府的“梁山英雄”，*后以“造反—招安”的方式實現“做大官”的人生目標。這一文學故事的背后是宋代社會變革的大背景，它深刻地反映了宋代以后中國傳統社會的富民階層對社會地位的追求。這也表明唐宋以后崛起的富民階層，并非與官府相對抗的異己力量，而是愿意主動維護國家統治的中間層和穩定層。進一步討論富民的形象問題，我們會看到歷史文獻對富民的記載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描述：長者與豪橫。的確，金錢是催化劑，它既可以讓擁有它的人變成天使，也可以讓擁有它的人成為魔鬼。若豪橫類富民恣意生長，這個社會就會被金錢之惡所吞噬，何談富民階層在社會中所承擔的動力層、中間層、穩定層角色？《名公書判清明集》中記錄了不少富民涉訴案件。在這些案例中，富民多以侵吞他人財產、傷害他人身心、逃避國家賦役、妨礙官府行政等形象出現。這些“豪橫”“鄉霸”型富民為何能“武斷鄉曲”？地方官員又是如何裁決處置這些突出的問題？從大量的財產糾紛和鄉鄰訴訟中可以看到，這些“富民”已經在地方社會上構建起社會關系網絡，并且擁有了以金錢為紐帶勾結官吏、左右公權的能力。《名公書判清明集》中記載的諸多地方官員對豪橫進行嚴懲的案例，也反映了國家代理人力圖通過公平裁決懲治特權，維護穩定社會，同時為遵紀守法、勤勞致富、合法經營的“富民”提供有利的社會環境。前文提到，唐宋富民階層的主要構成是以經營土地致富的人，但是以經商致富的人也不可忽視。這一群體規模不大但財富增長快速，是富民階層構成中的重要群體。但是唐宋時期的商業活動受到官府的各種經濟規制和壟斷排斥，商人只能采取官商合作的模式在夾縫中生存。在長期適應官商模式的經營生態過程中，商人群體與官府形成了緊密的利益共同體，成為舊體制、舊制度的維護者而不是革命者。這也決定了古代富民階層士紳化的必然命運：中國古代富民社會沒有順利地向市民社會發展演進，而是在清末以后走上了一條曲折迂回的近現代發展道路。三 關于本書的一些說明本書由14篇相對獨立的論文組成，這些論文是我從事宋代經濟史研究這幾十年來的一些思考。本書根據這些論文的研究主題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制度變遷與宋代經濟發展”，下編為“富民階層與宋代社會變遷”。這些論文我都曾以獨立作者或**作者的身份在公開刊物上發表，相關信息見下。《宋朝租佃經濟效率研究》，發表于《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1期。《制度變遷與宋朝小農供給行為研究》，發表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1期。《北宋社會階層變動與免役法制度創新》，發表于《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交易費用視角下南宋“親鄰權”的演變及調適》，發表于《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北宋時期商稅波動及其原因分析》，發表于《思想戰線》2003年第5期。《論宋代榷鹽制度對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發表于《鹽業史研究》2003年第4期。《唐宋經濟史著作的勃興及其史學價值》，發表于《光明日報》（理論版）2006年6月12日，與北京師范大學羅炳良教授合作。《“富民社會”理論的學術研究回顧及展望》，發表于《思想戰線》2018年第6期，與我的博士生武婷婷合作。《宋代富民階層成長的制度空間——以交易費用為視角》，發表于《中國經濟史研究》2016年第5期。《財富改變關系：宋代富民階層成長機理研究》，發表于《云南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江湖英雄：宋代“富民”階層追求的另一種表達圖式——以〈水滸傳〉為考察對象》，發表于《江西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從黃震撫州賑災個案看南宋官府與富民的博弈》，發表于《首都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商人群體:唐宋富民階層的重要財富力量——兼論商人群體的時代局限性》，發表于《古代文明》2015年第3期，與我的博士生杜雪飛合作。《南宋“富民”涉訟案件類型與特點——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研究對象》，《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2020年第3期，與我的碩士生陳玲琳合作。本書在收錄以上論文時，僅對少數的文字表述進行修正，對一些重復出現的內容（主要是各論文的研究成果綜述部分）進行刪減，論文的基本框架和研究主旨均保持了原狀。
制度變遷視角下的宋代經濟社會 目錄
上編制度變遷與宋代經濟發展宋朝租佃經濟效率研究003制度變遷與宋朝小農供給行為研究018北宋社會階層變動與免役法制度創新033交易費用視角下南宋“親鄰權”的演變及調適047北宋時期商稅波動及其原因分析062論宋代榷鹽制度對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077唐宋經濟史著作的勃興及其史學價值088下編富民階層與宋代社會變遷“富民社會”理論的學術研究回顧及展望095宋代富民階層成長的制度空間——以交易費用為視角115財富改變關系：宋代富民階層成長機理研究132江湖英雄：宋代“富民”階層追求的另一種表達圖式——以《水滸傳》為考察對象150從黃震撫州賑災個案看南宋官府與富民的博弈172商人群體：唐宋富民階層的重要財富力量——兼論商人群體的時代局限性196南宋“富民”涉訟案件類型與特點——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研究對象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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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變遷視角下的宋代經濟社會 作者簡介
張錦鵬，女，經濟學碩士、歷史學博士，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云南省“云嶺學者”、“云南大學東陸骨干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經濟史、交通史、民族經濟史。主持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項目、教yu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等10余項。研究成果曾獲云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三等獎。出版著作多部，在《中國經濟史研究》、《光明日報》（理論版）等刊物發表論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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