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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基于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經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3223714
- 條形碼：9787543223714 ; 978-7-5432-2371-4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基于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經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本書特色
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為何能夠在一個制度不完善、政府對保護私有產權沒有可置信承諾的環境下不斷發展起來呢？給定宏觀性的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同質性，為什么有些省份的經濟增長會更快而且這些省份內的一些地區的經濟增長又會相對更快呢？民營經濟的地區發展差異是改革后才出現的新現象，還是改革之前就已經存在，是何因素所致？地方政府和官員在各地區的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原因何在？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僅有助于理解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有助于加深對導致中國經濟奇跡發生的內在機制的理解，這正是本書的出發點。書中進一步指出，對于缺乏完善的正式產權保護的經濟體而言，通過政治—經濟上的利益交換所體現出來的非正式契約式的地方化產權保護機制，對經濟所能起到的正面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但其作用范圍和存在空間有明顯的地域性和局限性，受制于宏觀政治經濟形勢和環境的變化，因此隨著經濟的發展，需要建立正式的宏觀的產權保護制度來替代非正式的地方化產權保護機制。
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基于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經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內容簡介
《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基于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經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選取民營經濟極為發達、中國富裕的省份之一浙江作為分析對象，在考察了1949年后浙江民營經濟發展背后的政治邏輯之后，提出了一個典型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地方政治精英在歷史原因所造成的政治權力結構中所處的不同地位，決定了地方政治精英出于自身政治利益大化而對發展民營經濟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和方式。
《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基于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經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共分7章。書中的邏輯不僅能夠分括浙江在內的中國地方經濟發展的績效差異，同時也一步理解集權下的政治經濟學及其性質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
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基于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經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基于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經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前言
在很多人看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提供了一個在沒有有效產權保護制度下經濟仍能高速增長的絕好案例。一方面，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離不開非國有企業的推動；另一方面，實際上直到今天，非國有企業不僅無法像很多國有企業一入一些所謂的戰略性行業（例如電信、石化、鐵路、郵政，等等），而且中國對非權的保護仍然有很大缺陷。因此，一個頗具挑戰性的問題是：如果產權保護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提，那么為什么中國經濟能在產權不完善的情況下持續快速增長三十多年的時間，并且在可預見的將來很可能繼續高速增長呢？
我們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主要從兩個現象出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相對來說更快的地區主要是浙江、廣東、江蘇等沿海省份；同時，即使在這些省份內部，也存在相當大的地區增長差異，有些地區增長勢頭很快，而其他一些地區則相對遜色很多。例如，浙江的浙南、浙東地區和浙北、浙西南地區之間的對比；江蘇的蘇南地區和蘇中、蘇北地區的對比；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和其他地區的對比；等等。如果說，產權等宏觀性的政策和法律因素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那么給定這些宏觀因素的同質性，為什么這些省份的增長會相對更快？或者一步地問，為什么在這些省份內，一些地區的增長又會相對更快呢？這種增長差異，能用政策、地理甚至文化等因素來解釋r/> 本書認為，政治因素而不是其他因素是解釋中國經濟增長括地區經濟增長）差異的要的因素。本書的核心觀點是：政治精英都面臨著政治可置信的問題，導致他們的政治生存都面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為了確保“政治生命”無.虞，他們要么尋求上級或更有權力的人的庇護和支持，要么從下級或基層里尋求支持，或同時從這兩個方面尋求支持。究竟能從哪里獲得政治支持，取決于政治精英在權力結構中所處的位置。有些政治精英和上級或更有權力的人維持了很好的政治關系，屬于政治上占地位的精英群體，因此他們的政治生命和前途可以主要依賴權力的自上而下的庇護和支持；相比之下，另一些精英則與權力高層和核心的關系很差，屬于政治上被邊緣化的精英群體，因此無法依賴內自上而下的庇護，而只能向下尋求下級甚至更基層的支持者的支持。這里的基層支持者，可以是普通群眾，也可以是那些鄉鎮基層干部或商人、企業家，后者的共同點是也處于權力結構的邊緣和底層，甚至是外的力量，但他們能一步對一部分社會力行動員從而具有政治談判能力。而為了獲得基層支持者的支持，就必須提供給他們一定的好處括提供事實上的產權保護，以保證其經濟利益，從而換得后者向邊緣化的政治精英提供政治支持。這種通過政治一經濟上的利益交換所體現出來的產權保護是一種非正式契約式的公共產品提供機制，雖然它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見本書一章），但對于那些本來就缺乏完善的正式產權保護制度的經濟體而言，這種機制對經濟所能起到的正面作用還是不可忽視的。
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基于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經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目錄
1 引論
1．1 問題的提出
1．2 浙江模式的特點
1．3 有關民營經濟發展的相關理論和解釋
1．4 本書的解釋：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觀點
1．5 浙江模式和現象的理論意義
2 浙江的革命與1949年后的權力格局
2．1 浙江省的共產革命和本地政治精英的形成（1922-1949年）
2．2 浙江1949年后的政治布局和權力結構
2．3 20世紀50年代的權力零和博弈
附錄 游擊隊縣和非游擊隊縣的變量構建
3 為什么黑夜中狗不叫？農業集體化中的基層反應和策略
3．1 20世紀50年代初的經濟變局：從新民主主義到過渡時期路線
3．2 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集體化：高層政治的迷霧與政策不確定性
3．3 浙江農村的（I）：鬧退社
3．4 浙江農村的（II）產到戶
附錄 “鬧退社”地區差異的計量檢驗
4 失意者們，團結起來：“”的“資本主義”復辟
4．1 從“大”到“四清”：政治環境的變化和結果
4．2 “”中的權力游戲和地方干部的政治激勵
4．3 “”對地方干部的政治激勵效應及其經濟效果
附錄 對浙江各縣“”期間武斗激烈程度的計量檢驗
……
5 具有浙江的經濟發展：改革時代政治不確定性下的民營經濟和基層創新
6 結論和討論Ⅰ：浙江模式VS．江蘇模式——兼論中國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和差異
7 結論和討論Ⅱ：權力結構、政商關系和民營經濟的未來
參考文獻
索引
后記
1．1 問題的提出
1．2 浙江模式的特點
1．3 有關民營經濟發展的相關理論和解釋
1．4 本書的解釋：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觀點
1．5 浙江模式和現象的理論意義
2 浙江的革命與1949年后的權力格局
2．1 浙江省的共產革命和本地政治精英的形成（1922-1949年）
2．2 浙江1949年后的政治布局和權力結構
2．3 20世紀50年代的權力零和博弈
附錄 游擊隊縣和非游擊隊縣的變量構建
3 為什么黑夜中狗不叫？農業集體化中的基層反應和策略
3．1 20世紀50年代初的經濟變局：從新民主主義到過渡時期路線
3．2 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集體化：高層政治的迷霧與政策不確定性
3．3 浙江農村的（I）：鬧退社
3．4 浙江農村的（II）產到戶
附錄 “鬧退社”地區差異的計量檢驗
4 失意者們，團結起來：“”的“資本主義”復辟
4．1 從“大”到“四清”：政治環境的變化和結果
4．2 “”中的權力游戲和地方干部的政治激勵
4．3 “”對地方干部的政治激勵效應及其經濟效果
附錄 對浙江各縣“”期間武斗激烈程度的計量檢驗
……
5 具有浙江的經濟發展：改革時代政治不確定性下的民營經濟和基層創新
6 結論和討論Ⅰ：浙江模式VS．江蘇模式——兼論中國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和差異
7 結論和討論Ⅱ：權力結構、政商關系和民營經濟的未來
參考文獻
索引
后記
展開全部
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基于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經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節選
去。不管你喜不喜歡，改革客觀上使中國的民營經濟①有了長足的發展。據有關報道，截至2005年底，整個民營經濟部門已經擁3000萬家企業、
超過2億多的員工，生產一半的GDP。②截至2014年4月底，全國實有
各類企業1927.6萬戶，注冊資本金136.3萬億元，其中私營企業1653.8萬
戶(占85.8%)，注冊資金69.3萬億元(占50.8%)。③可以說，沒有民營經濟
的壯大，改革開放的輝煌業績無疑會黯淡許多。
但另一方面，如果僅僅根據這些輝煌的宏觀數字，就認為民營經濟的發
展是改革后的制度環境改善和國家政策對路所導致的直接結果，那么這一
結論就顯得過于草率了。對改革后的政治經濟史加以詳細考察后會發現，
這一期間民營經濟所處的政治和政策環境，雖然從歷史的大方向上來看的
確是在不斷改善的，但這一過程仍然充滿了不確定性，伴隨著不斷的反復、
停頓和挫折。實際上，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甚至直到90年代初的很多時
間里，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們——同括很多對他們報以同情的政府官
員——都必須面對一個不確定的制度環境所帶來的政治和經濟風險，甚至很
可能會成為各種政治運動和宏觀經濟調控的直接打擊對象。直至今日，無論是民營經濟所處的政策環境還是其實際政治地位，也遠遠還未達到令人
滿意的程度。自2004年以來開始升溫并引起很大關注的“民退”現象，
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營經濟的弱勢，表明體所處的制度和政策環境還
存在著巨大的改革空間。有鑒于此，對在這種制度環境下民營經濟仍然能
夠獲得很大發展的現行深度分析和解釋，成為一項挑戰性的工作。
同時，另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就是民營經濟的發展程度在不同地區間差異
極大。例如，在2005—2006年期間，50%以上的民營工業企業投資(超過
500萬元以上的投資)集中在東部沿海各省，而西部地區的民營工業企業投資
的比重則不到20%，僅廣東和浙江兩省的民營企業出口就占全部民營企業出
口90%（黃孟復，2807）。根據發布的20）5年中國民營企業五百強名單.其2然%集中在新江，18%在加募，1%在面東.8%在廣東。其他幼則分布在休眾約省和直轄市中.①實際上，正如本書所將要分新鈞那特。即統在同一個省份內落，不同地區之間民常經濟發暖程度的差異也勇顯。對這些現行的想考和回答，物成了本書的主要內容。在本書中，我
們力圖回答如下問題：
.在一個制度不完善，政府對保護私有產擔沒有可置信系語（ror證ecimimiumern)約環境下，民營經濟如何能夠從小到大，不斷發展起來?
·民營經濟約發展為什么有如此太的地區差異?是政冤、地理。文化國靠,還是其他園老所致?
.民營經濟發展約地區差異是政革后才出現的新現象，還是改革之前就已紅存在？
·地方政府及其官員在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對于后者，前者究竟是掠奪之手(grahhing hend)還是援助之手(helpinghand)？厘園何在?
我們認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有助于加漿我們對于那些導致中國經濟奇跡發生的內在機制的理解。在本書中，我們將給出一個典型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研究政治因素對于經濟的影響和作用。尤其是，我們強調了化自己的政治利益是地方政治精行一切經濟決策的基本出發點和動機。而由于歷史原因所造成的政治權力結構以及不同地方政治精英在這一權力結構中所處的不同地位，是決定地方政抬糖英政治利益所在的根本原因，從而也決定了他們對發屢民營經擠的不同態度和方式。
1.2浙江模式的特點
大多數有關中國政治經濟的分析都是從全國性的宏觀層面或至少省一……
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基于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經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相關資料
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為何能夠在一個制度不完善、政府對保護私有產權沒有可置信的環境下不斷發展起來呢？給定宏觀性的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同質性，為什么有些省份的經濟增長會更快而且這些省份內的一些地區的經濟增長又會相對更快呢？民營經濟的地區發展差異是改革后才出現的新現象，還是改革之前就已經存在，是何因素所致？地方政府和官員在各地區的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原因何在？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僅有助于理解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有助于加深對導致中國經濟奇跡發生的內在機制的理解，這正是本書的出發點。書一步指出，對于缺乏完善的正式產權保護的經濟體而言，通過政治—經濟上的利益交換所體現出來的非正式契約式的地方化產權保護機制，對經濟所能起到的正面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但其作用范圍和存在空間有明顯的地域性和局限性，受制于宏觀政治經濟形勢和環境的變化，因此隨著經濟的發展，需要建立正式的宏觀的產權保護制度來替代非正式的地方化產權保護機制。
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基于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經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作者簡介
章奇，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博士，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現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興趣為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比較政治經濟學，尤其是精英政治如何影響經濟績效和資源分配。在《經濟研究》、《世界經濟》、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y、China Economic Review等中外學術刊物上文數十篇。
劉明興，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經濟學博士后。現為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教授。研究興趣為發展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Comparative Politics、China Quarterly、《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社會學研究》、《政治學研究》、《中史研究》等中外學術刊物上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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