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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2022生態文學年選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0684856
- 條形碼：9787530684856 ; 978-7-5306-8485-6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2022生態文學年選 本書特色
在生態文明建設不斷推進的新時代，生態文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生態文學在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學思想的交匯作用下，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生長點。《中國2022生態文學年選》所選文章集中體現了編者與作者對生態文學的獨特感悟，是對生態文學的中國表達。這些文章充滿美的特質，語言通透，立意深刻追尋生態自然的關愛。文章既具文學性，且體量適中，可讀性強，能使讀者在欣賞文字的同時，體味生態文明的意義與自然的魅力。
中國2022生態文學年選 內容簡介
本書由2022年度公開發表的優秀中國生態文學作品隨筆精選結集而成，共收錄五十余篇精品文章，作者包括李敬澤、梁衡、劉漢俊、彭學明、彭程、馮秋子、李一鳴、徐可、葉兆言、肖復興、蔡測海等。這是一部以生態文學為主題的散文集，將文學作品和生態理念交織融合，以生動鮮活的文本表達作者對生態概念和生態文學的思索，拓寬了生態文學寫作的廣度和深度。書稿是對生態文明思想和生態保護理念的解讀，展現了當代生態文學寫作的基本面貌。
中國2022生態文學年選 目錄
人與自然 人民與生態 李敬澤 001
風沙行 梁 衡 009
兩棵樹 劉漢俊 019
馬王溪光景 彭學明 027
海淀的公園 彭 程 037
又見天鵝 李一鳴 048
鄱陽看水 徐 可 054
長江之水天上來 葉兆言 057
合歡樹記 肖復興 062
寂靜統治著山林 鮑爾吉·原野 066
北方之北 馮秋子 072
烏蘭哈達：觀看自然的方式 興 安 079
老人與猴 傅 菲 082
少年模樣，黃河在青海 唐榮堯 092
胡王使者 那 女 120
驚起一灘鷗鷺 高國鏡 136
淮河柳 李成猛 144
十里長街十里槐 王 鶯 147
橘之頌 張 同 152
水木清華尋古樹 劍 鈞 155
被植物療愈 陳全忠 164
再見了，卡瓦 辛 茜 166
妙手調出春滋味 勞 罕 172
又見白鷺飛 繆菊仙 179
樹語 劉惠春 182
穿過綠雪的豹子 蔣 藍 189
猛禽 王 族 197
荒漠生命的內斂之美 半 夏 205
錦繡草 黃 風 210
你白在我咫尺外 林那北 214
茶樹王 草 白 217
我的自然生活 北 村 228
山居：一萬年太久 丁 威 234
泜河黑鸛 米麗宏 246
車巴河筆記 王小忠 250
不再遷徙的孤雁 王士躍 260
向荒野 蘇滄桑 264
卡哇掌的冬牧場 劉梅花 270
南磯巡湖點鳥記 王 蕓 274
撒歡牧場的白頭翁 艾 平 279
深山云起 周華誠 284
去天津看濕地 武 歆 292
蒼茫氤氳 劉東黎 297
鳥莊子 季棟梁 309
棲息的樹 朱以撒 321
葉子的世界 傅安平 325
綠絨蒿的前世今生 龍仁青 331
光霧為魂 盧一萍 340
從洞庭湖到長江 蔡測海 349
青青廣寒寨 陳夏雨 353
新寨坪的森林 熊 幽 364
樹上的鳥兒 王常婷 381
野鴨湖 李青松 386
后山 張 恒 397
憤怒的野豬 綠 窗 404
寸草暉 李光彪 411
田野中有一口魚塘 薛臣藝 422
展開全部
中國2022生態文學年選 節選
人與自然 人民與生態 李敬澤 這兩年來，自然和生態書寫蔚為潮流，《十月》《詩刊》《人民文學》《草原》各立名號，大力倡導。有的叫自然詩歌，有的叫自然寫作，也有像《十月》這樣，叫生態文學。如果我們大家投個票，選一個名號，我比較傾向于“生態文學”。 這件事要從“自然”說起。“自然”是個老詞，老到老子那里，老子“道法自然”，這是中國精神的根基。“圣人任名教，老莊明自然”，晉人論孔孟老莊之異同，結論是模棱兩可的“將無同”，名教和自然一體兩面。“自然”派生出的文學和美學傳統根深蒂固、至大至遠。 但也正因為這個傳統之深遠，它對我們來說已經是自然而然，身在此山中，我們容易忽略這個傳統本身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近在學術界，談山論水成了顯學，巫鴻從圖像史、美術史的角度去講，哲學家們以山水為中心，梳理遠古自然崇拜以降的觀念演進。我對此沒什么研究，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遠遠地看去，感覺他們都不大談圖像和觀念據以展開的社會歷史條件。比如東晉之后，山水詩大興，對后世影響甚巨， “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鳥鳴識夜棲，木落知風發”，詩很美，但是，大家別忘了，寫詩的是謝靈運，那是王謝世家啊，王謝堂前的燕子都知道這世上有階級，謝靈運的詩怎么可能是人與自然渾然為一。表面上是人和自然的問題，稍微推敲一下，這里邊還有人和人的關系問題。當年衣冠南渡、門閥政治，世家大族一路跑到江南，一邊掠奪一邊改造，建立起一套壓迫性的生產方式和等級森嚴的社會結構，一小撮人鄙視欺負絕大多數人，然后謝靈運他老人家站在社會頂端，穿著木屐倘佯山水、澄懷味象。歷史的鏡頭也是勢利眼，只追著他，他后面跟著一大群人伺候著，在史書中都自動屏蔽。物我兩忘，物我之間那一大群人也忘得干干凈凈。《宋書》本傳里說，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原始森林里開一條觀景小道，把“林密蹊絕蹤”的問題解決掉，這活兒肯定不是他拎一把大斧自己干，誰干的？還不是一群農奴。所以他后邊有一大套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支持，他的審美精神是具體的社會結構的分泌物。這種情況在古代大致如此，王維寫那么多山水詩，很美，很靜，但他是有輞川別業的，他是一個貴族抒情者，所以“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陶淵明的情況有所不同，但陶淵明在他的時代本來就是特例，直到宋代經過蘇軾等人的闡發，他才獲得經典地位。 人與自然的關系，在審美意義上、抒情意義上，一定是復雜的社會系統、經濟系統、政治系統、文化系統運作出來的結果，這個關系我們看在眼里的是“人閑”“夜靜”，后邊一定有廣大的不閑不靜。 當然，時移世易，這些詩已經脫離了它所產生的社會歷史土壤，它不再是長在地上的花，它成了天上的星星，成為飄浮的能指。現在讀它的時候，除了我這般殺風景的粗人，都不會看它背后的東西。謝靈運、王維是偉大的，一千多年后他們的詩依然運行在我們的心里、我們的口頭，支配著我們的感受和表達。對于一般讀者，這就足夠了。但作為寫作者、研究者，我們恐怕還是應該想得更多一些。處理人與自然這個主題的時候，我們背負著強大的傳統，這個傳統，它的觀念、情感、修辭，都已經脫離了本來的語境，已經成為自動的抒情裝置，預裝在我們腦子里，它的功能就是讓我們寫不出所見，甚至根本無所見，眼前有景道不得，一大堆古人的話在我們心里等著。 我當編輯的時候，很怕詩人或散文家寫自然、寫山水、寫鄉土。有些人一提起筆來就“鄉紳”附體，看山看水、看土地看村莊，都像個古人，而且是有閑的、其實也是有錢有勢的古人。他要是穿越到東晉，肯定一頭扎到謝靈運身上，到唐代，就是王維，扎到陶淵明身上也是個小鄉紳啊，要不然他就拐個彎，飛過太平洋，撲到梭羅身上去了，反正他不會撲到千年前一個普通農夫身上。鄉紳氣是我們文學里一個老病根，時不時發作，也不限于和自然、鄉土的關系。 日本的柄谷行人早就提醒我們，自然風景并非純然客觀之物，是通過主體的認知裝置生產出來的。說白了大概就是，存在決定意識，你在什么社會位置上是什么人，決定了你看見什么景，風景是你的鏡子。古人講“景語”即“情語”，放大一些看，也是這個意思。 “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辛棄疾攬鏡自照，英雄嫵媚，跌宕自喜，但寫這詞時，他畢竟也是一方豪強。 中國現代以來，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一個是周作人等人花鳥蟲魚的路徑，上接古人特別是晚明，終不免像周作人那樣，“紳士鬼”附體。還有一個是從西方浪漫主義、梭羅等等接過來的路徑。這兩個路徑有沖突，互相還瞧不起，但其實，作為現代主體，他們至少也是表兄弟或堂兄弟。我們文學中講人與自然，其實主要講的是“我”與自然，吾與天地獨往來，做排除法，把中間一大攤事全刪掉。在這一點上，現代傳統和古典傳統接得特別順暢，周作人他們接晚明、接謝靈運王維，梭羅一脈是洋皮土骨，其實是接陶淵明。但接得這么順暢也有問題，這可能說明那個面對自然的現代主體還沒有充分發育起來，更沒有為自己發明一套新的認知裝置。或者說，在我們的現代文學中，人與自然、“我”與自然的書寫還沒有經過現代語境的充分考驗，不是從現代以來的社會歷史條件中分泌出來的，基本上是從古代穿越過來，從西方空降過來。在人與自然之間，還有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種種中介，還有一個廣大的生活世界，我們對此并沒有充分地領會，這一切都沒有收入主體之中。休看他在大地上、村子里轉來轉去，俯仰感嘆，實際上，大地上的事不在他心里，他的心里是一大堆文本，他的寫作是案頭寫作。“我”不在捕鯨船上，當然就不會遇見“白鯨”。這個問題一直懸置在那里，直到八十年代，特別是九十年代起，猝然面對超大規模的工業化、城鎮化，人和自然的關系一下子高度緊張，而我們毫無準備，沒有一套有效的認知裝置。 ——但是這話也不準確，我們其實曾經發明了一套非常獨特的認知裝置，不是從古典中來，也不是從西方浪漫主義那里來的，主要來自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主要體現在十七年的文學藝術里面。一些年輕的學者對此做過研究，比如上海的朱羽，他寫了一本《社會主義與“自然”——1950-1960年代中國美學論爭與文藝實踐研究》，就是講新中國成立后的工業建設、農業集體化對自然觀念的重塑，所謂“改天換地”，與此相應的是文學藝術中新的認知和表現模式。確實是這樣，我們看長安畫派的畫，劉文西、石魯等人，極具革命性，從古典繪畫看下來，到這里忽然別開天地，有了全新的氣象和語法，山水和自然不再是被靜觀玩味，它被置入一個龐大的行動和實踐的視野里，由此帶來了藝術上一系列革命性變化。這就是新的認知裝置，后面是一個新的現代主體的生成，這是屬于“我們”的“我”，是現代人民國家的主體性的確立。在文學中，你讀周立波的《山鄉巨變》，也有很多山水鄉土的描寫，但是完全沒有鄉紳氣、士大夫氣，生產方式的巨變、社會政治實踐與自然景物深刻地相互映照，在這里，人和自然是另一種相親，不是靜觀的，在心與物之間有了政治和勞動。 ——這是革命性的，是非常超前的現代。與古典傳統不同，也與西方傳統不同，這是中國獨特現代性的產物，出自人民主體，構成了我們自己的一個新傳統。非常可惜的是，這個傳統后來被懸置起來，很長的時間里被遺忘了。很多畫家八九十年代又退回去了，還是筆墨意趣那一套，加了一些裝神弄鬼的現代技法。在文學中也一樣。 這個新中國新傳統的革命性意義應該重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不能等同于“我”與自然的關系，從“我”出發回到“我”，不管在古典視野里，還是在西方個人主義視野里，自然都被收進了自我的“內面”，自然作為“大他者”、作為人類生活的條件、作為人類實踐的對象的浩瀚意義由此就被屏蔽、就失落掉了。西方面對自然時那個“我”與殖民經驗、與資本主義侵犯“荒野”的經驗密切相關，這個我們是沒有的，然后我們又把自己五六十年代的那個革命性傳統懸置起來，剩下什么呢？恐怕就只剩下單薄的趣味與心情，現成的抒情裝置空轉起來，復制和輸出成熟的、沒有難度的修辭。 所以，我贊成“生態”。 “生態”是個新詞、新概念，當然不是說概念越新越好，重要的是這個新概念帶著新的問題意識，打開了新的的認知空間。“生態”包含著總體性，是人與世界關系的總和，你可以說“我與自然”，你說“我與生態”就很怪，生態所對應的一定是廣大的人群乃至人類。這個關系不僅是審美的、哲思的，更是實踐的和社會性的。英文的生態這個詞是“ecology”，Eco據說源自希臘文，是“家”的意思，這個家是人的家，人既為自己建設一個家，又被這個家所限定和塑造，而且，我再推論一下，既然是個家，它就不僅僅是一個場所、一個海德格爾式的棲居的地方，它還包括著生活世界，包括著切實的生產生計。在古典視野中，人和自然關系的關系是不怎么講生計的，能想到這兒的人都沒什么生計問題，它被很自然地屏蔽掉了，只剩下哲思和審美。但在生態視野中，你繞不開具體的人的生活，它把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收了進來。這也是“生態”這個概念的力量所在，它表征著某種總體性“危機”，自然不再僅僅是抽象、絕對之物，它作為現代性的后果、巨大的人類活動的對象和后果顯現出來，現在的問題是，這個“家”陷入了危機，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等等，而且這種危機必須通過全球規模的人類行動、通過對現代性的反思、通過社會和生活的革命性變革來解決。所以“生態”既是批判性的，又是建構性的，它認識和想象一種總體性危機，然后把“我”“我們”和全人類都放到這個危機中，去展開總體性的行動。它當然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但這個人不僅是審美的、內面的“我”，它同時必須是“大我”，必須建構起更為自覺、更為主動的社會主體。 英國首相約翰遜在今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有一個講演，呼吁停止砍伐森林。森林當然很重要，但這位首相忽然要表現一下他的詩人氣質，他說，那些自然界的“大教堂”是我們星球的肺。我想，我們的很多詩人也會這么表述，森林是人類的圣殿等等。這很有修辭效果很抒情，據說源于十九世紀浪漫主義，夏多布里昂說，“森林是奉納神性的原初神殿”。但是，我在《法國理論》的公號上看到，法國人把首相大人狠狠挖苦了一通，大概是說，生活在森林里的亞馬遜人可沒想到那是教堂或神殿，砍伐森林關系到他們的生計，而他們的生計又深刻地被嵌入全球生產流通體系里。也就是說，你不能置身亞馬遜木材做成的家具之中，然后吟唱圣殿，按那個法國人的說法，這就是一種美學詐騙。在生態視野里，*應該警惕的，恰恰是繞過人類生活的根基飄在天上抒情的“我”，首相大人忽然飛起來扮演詩人，那是揣著明白裝糊涂，而在我們的作家或詩人那里，可能是真糊涂，或者是懶惰和遲鈍。抒情是重要的，但問題是這個情從哪兒來，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更大的認知裝置，或者說，我們要建構起更為廣大的、很可能充滿矛盾的主體，把自然和人，把人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感受方式都放進去，把人的世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放進去，以強健、復雜乃至龐雜的主體去觀看、想象和書寫。我的總的感覺是，在這里，純文學的小說家們*為遲鈍，這也難怪，他們已經被訓練出了某種潔癖，不愿讓梢大一點的、不那么“文學”的事物打擾自己，無法把“我”與絕對、抽象的自然之間橫亙著的巨大世界收納進來，所以一點也不奇怪，這幾年能夠有效、有力地處理這個主題的是比較邊緣的科幻小說。在詩歌中，我看得少，不敢亂說，但歐陽江河的《鳳凰》有這個氣象。 話說到這兒，必須重提剛才談到的新中國的傳統。我們要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里看待我們的歷史和現實、經驗和創造。中國走出了現代化新道路、開辟了現代文明新形態，其中很重要的一個維度，就在于人和自然的關系，在這個關系中確立了人民主體。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其中包括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是一體的，是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生態文明建設是關乎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決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必須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更加自覺地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之所以要完整地引述這一段，因為它集中體現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生態被放在五位一體的總體性里，放在文明發展道路的總體性里，在這里，貫穿著一個巨大的、又是落實到每一個人身上的主體，就是人民。 這就是我贊成“生態文學”的原因。因為由這個“生態”可以通向新中國的經驗、新時代的創造。這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總體性的生態，在“人民”的主體性中，新的視野在我們眼前打開，新的認知裝置必定會被發明出來。我們看電視劇《山海情》，你也可以說它是生態文學——這個時代的電視劇差不多就等于十九世紀的長篇小說——它就是在中國人民的生產生計中，在中國人民的生活、發展和創造中去重新認識和觀看自然，重新界定人和自然的關系。 所以，選擇“生態”不是詞的問題，不是概念問題，是世界觀和方法論問題，是主體的位置和構成問題。生態文學當然包括自然書寫、博物學書寫等等，但就文學整體來說，一種人民主體乃至人類主體的生態視野可以脫去鄉紳氣、士大夫氣，在人和自然之間把廣大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收納進來，在這樣一個總體性上去重新想象，人是不是一定要這樣，人的新的可能性在哪里，“我們”是不是一定要這樣，我們中國人如何為人類創造和展開新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生態文學面對著新的廣大空間，它不僅僅是想象和決斷人如何與自然相處，它也在想象人如何與自己相處、人和人如何相處，甚至想象如何成為一種新的人。這種新人不是回到千萬年前，不是回到小農經濟，而是說我們就在二十一世紀，我們面向未來，我們回不了頭，繼續向前走，但我們要重新設定人的條件。在這個意義上，“生態”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核心命題，如何回應這個命題，一定程度上關系到文學的未來。
中國2022生態文學年選 作者簡介
李青松主編。李青松，生態文學作家。畢業于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長期從事生態文學研究與創作。出版專著十余部，曾獲新中國六十年全國優秀中短篇報告文學獎、徐遲報告文學獎、北京文學獎、呀諾達生態文學獎。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委員。第六屆魯迅文學獎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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