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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舊制度到工業國:從18世紀到1914年的德國工業化史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3234031
- 條形碼：9787543234031 ; 978-7-5432-3403-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從舊制度到工業國:從18世紀到1914年的德國工業化史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大眾是什么樣的“德國特性”，幫助德國沖破了舊制度的束縛？ 農村地區的發展，為德國工業化提供了怎樣的必要準備？ 普魯士的英明領導，是帶領德國走向現代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嗎？ 自由主義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一定會攜手并進嗎？ 在“德國趕超英國” 的工業化故事中，人力資本和高等教育起到怎樣的作用？ 本書描繪了現代德國經濟崛起背后的歷史。 關于德國工業化，一種“大爆炸”式的解釋認為，19世紀初期的制度改革是決定性的，帶領德國走向了現代經濟增長。但本書指出，這種解釋過分關注國家規定的法律形式的制度，忽視了更有意義的行為改變。早在1800年之前許久，德國核心工業地區的結構轉型，就已經在舊制度的條件下悄然開始了。作者采用長期視角，將市場需求、農業進步，以及關稅和治理的地區差異納入視野，展示了18世紀國際貿易的出現和商人的資本積累是如何促進商業擴張和創新的。因此，德國工業化的百年之路，應該被理解為是應對新形勢、新機遇和新挑戰而發生的漸進的制度演化。這種制度變遷的長期漸進性，也導致工業化在德國各地呈現出高度差異化的區域格局。 為了全面評估德國向現代經濟增長的轉型，本書考慮三個關鍵因素：弟一，農村工業的擴張與經濟關系的商業化；第二，熟練工匠向集中式作坊的集聚、早期企業家的商業技能，以及響應市場需求的農業改進；第三，能夠監督和溝通各州物質條件的公務員官僚機構的出現。 本書作者利用1990年以來的新近研究和證據，將德國工業史的制度起源追溯到了18世紀，為19世紀德國經濟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視角。作者細致描繪了制度變遷的宏闊畫卷中的各個維度，將市場的擴張與整合、農戶產權和土地改革、人口的增長和區域間移民、現代教育機構的出現和人力資本積累、“開明專制”和官僚機構的崛起、德意志邦國之間的博弈與聯盟、工人階級的形成和市民社會的興起，以及西門子等德國企業巨頭的興起等諸多面向，融進了“德國趕超英國”的工業化故事之中。豐富的視角和詳細的資料，勾勒出了制度變遷在時間上的漸進性和空間上的差異性，使得本書關于德國向現代經濟增長轉型的敘事，顯得尤其厚重和令人信服。 無論是對德國工業化經驗感興趣的歷史讀者，還是對經濟轉型感興趣的經濟學人，都會發現這本書值得一讀。
從舊制度到工業國:從18世紀到1914年的德國工業化史 內容簡介
選題名稱德國工業化史：從舊制度到工業國著譯者[美] 理查德·H.蒂利（Richard H. Tilly）等 著叢書名稱經濟史與思想史叢書翻譯選題情況原書名From Old Regime to Industrial State:A History of German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World War I原作者 [美] 理查德·H.蒂利（Richard H. Tilly）等 著原出版者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出版時間2020年8月版權狀況 開放估計字數（千字）300千字建議開本148 x 210建議裝幀形式主要作者情況年齡87性別男單位、職務、職稱、學位–德國明斯特大學經濟社會史榮休教授–新經濟史學的重要倡導者，德國計量史學奠基人–德國經濟史權威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經濟增長，金融制度，企業，社會史，區域史，商業周期史主要學術成果《萊茵蘭的金融制度與工業化：1815~1870》（1966，英文）《德國工業化中的資本、國家與社會抗爭》（1980，德文）本選題內容簡介這是一部經濟史大家的力作。這本書從制度變遷角度，重新書寫了德國從落后的農業經濟體發展為現代經濟強國的歷史。英文原版2020年8月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計劃首印5 000冊。本書挑戰了學界關于德國工業化的習見。格申克龍等學者認為，德國的工業化過程，是在短期經濟沖刺之后實現的，對領先國家的趕超。而本書作者則將其視作一個長期、漸進的發展過程，將市場需求、農業進步，以及工業創新、關稅與治理的地區差異納入研究視野。本書考察的德國工業化的起始時間節點，比之前的研究都更早，展示了18世紀國際貿易的興起與商人資本的積累，如何推動了創新和商業的擴展。工業化的主題是“向現代經濟增長的轉變”。本書的分析框架因而分為如下六個命題：（1）向現代經濟增長的轉變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2）這一轉變取決于經濟的工業化；（3）德國的工業化具有高度差異化的區域形態；（4）工業化與人口變遷密切相關，因而需考慮從馬爾薩斯到“后馬爾薩斯”條件的轉變；（5）工業化依賴制度（約束政府與私人行為的規則），特別是制度變遷；（6）工業化還依賴于人力資本與技術變革。本書的英文正書名是“從舊制度到工業國”，足見作者對制度的關注。德國不是英法這樣的民族國家，而是數百個州組成的邦聯，其中只有普魯士、巴伐利亞等州相對較大，其他都十分微小。政治上的割據了單一政府的行為對制度變遷的影響，各地之間差異很大。因而德國的工業化應該被理解為一個對新環境、新機會和新需求做出回應的，漸進的制度演化過程。
從舊制度到工業國:從18世紀到1914年的德國工業化史 目錄
前言
導論：對制度變遷作用的反思
▌弟一篇 舊制度與18世紀德國工業化起源
1 人口與經濟
2 德國各地區與早期工業化開端
3 18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初的農業變革
4 制度變遷以及19世紀初普魯士—德國改革的作用
▌第二篇 早期工業化：1815—1848/1849年
5 早期工業化、政府政策與德意志關稅同盟
6 19世紀40年代的危機
▌第三篇 19世紀70年代前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
7“工業突破”及其主導部門
8 工業突破時期的勞動力和資本
9 起飛期及以后的農
10 鐵路時代的貨幣與銀行
▌第四篇 德國作為工業強國的崛起：1871—1914年
11 增長趨勢與周期
12 工業企業的成長：大企業與中小企業
13 工業金融、貨幣與銀行
14 世界經濟中的德國：19世紀70年代至1914年
15 1871—1914年的城市增長：經濟與社會方面
結語：20世紀視角下的德國工業化30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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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舊制度到工業國:從18世紀到1914年的德國工業化史 節選
█ 5. 早期工業化、政府政策與德意志關稅同盟 關于1815年以前的早期工業化，我們的論述是基于出口的發展和農業變革的相關作用，關注的重點是區域中心，可能用“島嶼”一詞來描述更為貼切。然而，“德國式”工業化依賴于不同地區和不同經濟部門之間更密切的相互關系的發展，簡而言之，取決于國內市場的發展。1815年達成的戰后和平，給德國帶來的好處是，獨立主權領土的數量大幅度減少（Pfister， 2017b）。然而，國內市場的發展仍然面臨巨大障礙，即高昂的通信費用、運輸成本，以及關稅。本章主要論述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德國商界和政界領導人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這些發展障礙。 本章論述的焦點是1834年的德意志關稅同盟（Zollverein），這不僅是因為關稅同盟問題在德國史中地位突出，還因為這是一次國家支持下的經濟改革，作為一個有利于市場發展的案例，具有獨特的重要性。關稅聯盟既在德國境內建立了一個不斷擴大的自由貿易區，又滿足了普魯士的霸權野心，而這兩個方面則恰恰體現著它的歷史重要性。 ▌財政考量 從拿破侖戰爭和1815年維也納會議中崛起、領土得到擴張的德國邦國，大多數在戰后初期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問題，即沉重的債務和枯竭的國庫，而盡管大多數邦國幸運地保留了君主政體，但由領地財產和其他主權權利擔保的銀行貸款，已經不能滿足其財政需求。民眾對征稅的主權權力的某種認可，顯得至關重要。在德國南部各邦國（巴登、符騰堡、巴伐利亞，以及黑森—達姆施塔特），憲法建立起了有限選區和定期預算，以此保持了局面穩定。而負債累累的普魯士，則依靠基于國王憲法承諾的征稅權力，也實現了穩定。回顧關稅同盟的發展歷程，首先必須論述普魯士的財政改革。 這些財政改革，實際上是1807年“十月敕令”發起的制度變革計劃的延續。憲法的承諾似乎只是姿態性的。為了滿足其眼前對再融資的需求，普魯士政府以皇家領地的留置權為擔保，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于1818年簽訂了一份500萬英鎊的長期貸款合同。貸款的第2條規定，向普魯士提供任何額外的貸款，都必須得到代表大會的同意，這也間接導致了1820年1月17日的敕令。這項旨在公開的措施，首次公布了普魯士的國債記錄——也包括憲法的承諾。① 然而，以皇家法令形式出現的財政改革，是由普魯士兩面性的官僚機構所決定的。稅收改革始于1818年的關稅法，后者是一項前瞻性的措施，它取消對進入城鎮的貨物征收的貨物稅，轉而對普魯士外部邊境征收進口稅（我們將在下文談到這一點）。1820年的一項落后的法律，對較大的城鎮征收碾磨稅和屠宰稅（對家禽和肉類）。它在農村的對應物，是對個體農村家庭的假定收入征收的階級稅，分為五個等級。另外還有兩種直接稅，即土地稅和職業稅，也顯得過時了，原因在于：土地稅是基于地方對各省“歷史上”籌集的金額的估計，并在所有土地所有者之間分配稅額（盡管東部各省的大多數貴族莊園主被豁免）；職業稅則是根據一種基于估計收入的復雜方式，在每個地區的商人之間分配稅額。間接的“消費稅”（尤其是針對飲料的），使這個稅收體系變得完善。這些是朝著財政穩定邁出的一步，其效果反映在直接稅收和人均國家債務的下降上（見表5.1）。② 表5.1普魯士人均政府支出、人均直接稅和人均債務：1821—1850年（單位：塔勒） 年份人均支出人均直接稅人均債務 18214.651.5319.518414.131.2512.318504.161.1910.2 資料來源：Schremmer（1991）。 1818年的關稅法，旨在整合王國東部以農業區為主的傳統領土，以及西部新并入的、更加商業化和工業化的地區：薩克森、萊茵蘭和威斯特伐利亞等省份。盡管這項措施，也是普魯士對英國、荷蘭、俄羅斯或法國等鄰國在1815年后的限制性貿易政策的回應，但它的國內政治取向似乎是明確無誤的（Freymark， 1898：4675）。 1818年關稅法的背后隱藏著財政動機，盡管這方面的研究長期以來被德國史學所忽視。幾乎自該法律甫一公布，海關系統的公務員們就認識到了它將會帶來難以估量的巨大經濟利益（Ohnishi， 1973； Dumke， 1977， 1984）。蕞近，Wolf和Huning（2019）強調了它的決定性作用。將關稅征收轉移到邊境，不僅消除了內部貿易壁壘，促進了商業（和稅收收入），還大大降低了稅收成本占稅收收入的比率。此外，與直接稅相比，這些間接稅收帶來了額外的優勢，即它們不受國王及其大臣們在1815年做出的“憲法承諾”的約束，而當時的國家財政似乎非常不穩定，這種狀況在1820年的敕令中也得到體現（Witzleben， 1985：192193； Klein， 1965； Spoerer， 2004； Richter， 1869）。 1818年普魯士自身的“關稅聯盟”（customs union）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財政利益上，還體現在外交政策上。通過將其海關遷到新的外部邊界，普魯士迫使較小的飛地國家（如施瓦茨堡—松德斯豪森）商討新的協議，并促使其他“正常”貿易路線穿過普魯士領土的國家也不得不考慮這樣做。正如蕞近的研究所示，普魯士是德國通往北部海岸的門戶（Keller and Shiue， 2014），這一戰略地位是英國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上外交努力的結果（Wolf and Huning， 2019）。此外，普魯士的政策，旨在建立一個由地緣政治上分離的東西部省份組成的聯盟，其他邦國也意識到了這一點，這也給了其中一些邦國討價還價的籌碼。普魯士的征稅成本較低，因而普魯士可以按照人口比例，向所有成員國提供一份凈稅收分成，這是一種補貼，有助于吸引它們的加入。 羅爾夫·杜姆克（Rolf Dumke）的重要研究，就是圍繞這一點建立了對關稅同盟的解釋。普魯士關稅是溫和的，并成為關稅同盟的基礎。杜姆克的估計表明了前文所述的從價稅率（1831年），雖然這是一種特定的關稅（基于重量），見表5.2。 表5.2普魯士關稅的估計稅率（約1831年） 商品類型定額稅a從價稅 原材料1.9516.3%奢侈品6.8373.7%工業投入品1.3318.9%半成品2.1312.4%成品18.7519.1% 注：a每公擔（100磅）商品征收的關稅，以普魯士塔勒計。 資料來源：Dumke（1994， Appendix， p.72）。 1818年，關稅的目的是對原材料征收極低的關稅，對制成品征收不超過10%的關稅（Ohnishi， 1973：4446）。價格下降使關稅更具保護性，但它仍然提供了越來越多的財政收入來源。因此，杜姆克將溫和的普魯士關稅視為財政收入來源，并指出：相對面積而言，邊境線較長的小邦國，征稅成本較高（征稅成本以總收入和凈收入之間的差額來衡量）。③該研究還認為，許多小邦國的人均治理成本相對較高，統治者面臨著民眾的敵意和對其征稅權力的挑戰。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很容易受到不受議會控制的關稅收入的誘惑，因此愿意將關稅政策的主權控制權拱手讓給關稅同盟作為交換條件。黑森地區邦國的加入完全符合這一解釋：黑森—達姆施塔特（1828年），尤其是黑森—卡塞爾（1831年）。 杜姆克的觀點強調，普魯士的領導人把他們的注意力放在與之談判的邦國統治者的利益上，而不一定是這些邦國的經濟發展。這反映出了普魯士的高級官僚如何看待其國內需求：他們所關注的預期利益，服務于這樣一個受歡迎的目標，即加強這些統治者的力量，幫助他們抵抗對權力的民主要求。杜姆克利用普魯士與巴伐利亞、符騰堡和巴登之間關稅同盟內部貿易的統計數據（1837年），來估計結成聯盟的（靜態）福利效應，結果發現這些效應很小（略高于假定收入的1%），這一發現支持了他的論點。因此可以說，在關稅同盟成立后的幾年里，其成果不是經濟上的成功，而是良好的財政結果——在1834年至1842年間，其成員國的人均財政收入每年增長約5%——這使得關稅同盟的進一步發展具有更加強大的吸引力。 ▌關稅同盟形成的順序 杜姆克的研究認為，普魯士解決自身財政問題的關稅收入解決方案，是關稅同盟擴張的基礎，這不僅意味著普魯士的主導地位，還意味著普魯士政策對關稅同盟的擴張具有累積的、幾乎是自動的影響，即一種“雪球效應”。他對于普魯士決定性作用的強調無疑是正確的。光是普魯士的規模，就讓人對它無法忽視。1833年，普魯士的規模是其蕞大潛在合作伙伴（巴伐利亞）的4倍，約占未來關稅同盟60%的人口和三分之二的領土。此外，除少數幾個邦國以外，普魯士在德國的地理位置與其他所有邦國相比，都更具有戰略優勢。然而，杜姆克的解釋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加入關稅同盟的順序和關稅同盟擴張背后的談判性質，弗洛里安·普勒克爾（Florian Ploeckl， 2010）蕞近的研究，已經認識到這一因素的重要性。普勒克爾將促成關稅同盟的談判，視為一種討價還價的博弈：普魯士作為“議程設定者”，按先后順序進行談判，以便與那些如果被排除在關稅同盟之外蕞有可能對普魯士施加負外部性的邦國結成聯盟。普勒克爾的洞察是：為擴大兩個邦國之間的貿易而成立的關稅聯盟，很可能會將貿易從鄰近的非成員國中轉移出去，在某些情況下，還會將它們完全隔離在重要的貿易路線之外。這些邦國所承受的、與這種轉移相關的收入損失，就是關稅同盟的負外部性。 圖5.1中的地圖補充說明了關稅同盟擴張的地緣政治結構。 資料來源：本書作者基于IEG地圖（http://www.IEGMaps.de/）中的地圖繪制。 圖5.1普魯士關稅制度和德意志關稅同盟：1818—1888年 此外，借助表5.3，我們試圖傳達關稅同盟的發展動態。我們的論述必然會包括其他德意志邦國對普魯士倡議的反應。 表5.3德意志關稅同盟時間表：1818—1836年 順序時間邦國名稱進展狀況國界/面積 1. 1818年5月普魯士關稅聯盟0.22 2. 1819—1831年第1行+11個飛地領土關稅聯盟b0.22 2. 1828年1月巴伐利亞和符騰堡關稅聯盟0.25/0.48 3. 1828年2月普魯士和黑森—達姆施塔特關稅聯盟0.22/1.06 4. 1828年9月17個德意志中部邦國貿易協定n/a 5. 1831年8月第3行+黑森—卡塞爾a關稅聯盟0.22/1.13 6. 1833年3月22日第5行+巴伐利亞和符騰堡關稅聯盟0.22/1.13 7. 1833年3月30日第6行+薩克森a德意志關稅同盟0.22/0.59 8. 1833年5月第7行+圖林根聯盟a德意志關稅同盟n/a 9. 1835年5月第8行+巴登德意志關稅同盟0.75 10.1835年12月第9行+拿騷a德意志關稅同盟0.67 11.1836年1月第10行+法蘭克福a德意志關稅同盟8.0 注：a前中德意志貿易聯盟成員。b沒有經過投票。 資料來源：Dumke（1994：9497）。 首先，我們指出，德國南部兩大邦國巴伐利亞和符騰堡經過多年的談判，于1828年1月締結了關稅聯盟。這引起了普魯士的（合理的）擔心，他們的進一步擴張可能會阻礙普魯士東部和西部省份之間的聯系。因此，普魯士向黑森—達姆施塔特公國提出了一項協議，該協議雖然對后者（在財政上）是一邊倒地慷慨，但卻能夠使普魯士阻止巴伐利亞—符騰堡關稅聯盟的進一步擴張（從而對該聯盟施加了一種“負外部經濟”）。④同樣，德意志中部17個各具特色的中小邦國和狹小自治領土，為了阻止或者改變普魯士的計劃，它們在1828年組成了“中德意志聯盟”（Middle German Union）。然而，普魯士沒有興趣與這個“貿易集團”整體進行談判，而其中一些較小的邦國（如黑森—卡塞爾）才是普魯士關注的重點。而普魯士的需求，使得它可以給出更加慷慨的提議。可以給出慷慨的提議，反映了普魯士的獨特地位——它可以向相關小邦國的領導人承諾更高的凈收入，因為普魯士相對較大的規模可以帶來更高的收入（征稅的規模經濟）（Dumke， 1984， 1994）。這也是普魯士下一步行動的基礎：在東部和西部省份之間建立免稅領土聯系，這是普魯士需求已久的局面，而1831年與黑森—卡塞爾簽訂的條約使之成為了現實。⑤普勒克爾指出，這給中德意志聯盟帶來了致命的打擊。黑森—卡塞爾加入普魯士陣營這一決定，將中德意志聯盟分割為兩個地理上不相連的部分，對該聯盟施加了決定性的負外部性；它還結束了巴伐利亞—符騰堡聯盟的擴張計劃（另一個負外部性），并促成其與普魯士—黑森聯盟的合并。薩克森和圖林根地區的小邦國也有著同樣的命運，現在它們也被孤立了。因此，一周后，薩克森加入關稅同盟；兩個月后，圖林根諸邦國也加入。⑥1834年，關稅同盟開始運作。⑦ 德意志關稅同盟的成立，震驚了更多的中德意志聯盟成員國，促使它們進入入盟談判。拿騷蕞早于1835年加入，拿騷一直以來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和通往萊茵河通道的貿易潛力。這使得法蘭克福與萊茵河隔絕，而法蘭克福之所成為重要商業中心，萊茵河是一個主要因素。于是繼拿騷之后，法蘭克福1836年加入了關稅同盟。隨著1836年巴登的加入，關稅同盟的弟一波擴展告一段落。巴登的地理位置（在萊茵河上，與法國和瑞士接壤）使其在談判中處于有利地位，但事實證明，被更大的德意志市場孤立的擔憂，更具決定性（Ploeckl，2010）。19世紀50年代初，關稅同盟擴張事宜的性質，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當時普魯士單獨與漢諾威談判達成了一項條約，而讓其他成員國面對這樣一個既成事實——它們在1854年只能被迫接受了這一現實。當1862年普魯士與法國簽訂自由貿易條約的時候，普魯士南邊的重要邦國也再次認為抵抗的代價是高昂的，這也再次見證了普魯士的霸權地位。⑧ ▌關稅同盟和貿易：工業化的催化劑？ 德意志關稅同盟存在的理由，當然是擴大其成員國之間的貿易，這是關稅同盟的普魯士設計師［如財政部長馮·莫茨（von Motz）］宣稱的目標之一。然而，隨著關稅同盟的誕生，關稅壁壘向外部邊界轉移，妨礙了直接衡量這種貿易擴張所需的信息（貿易流量）的產生。杜姆克對1837年普魯士和巴伐利亞、符騰堡和巴登之間貿易的估計，揭示了（靜態的）福利效應；但是他無法估計福利效應的動態變化。凱勒和薛華（Keller and Shiue, 2014）蕞近的研究表明，從1820年至19世紀80年代的長時間里，關稅同盟內外的德國城市之間小麥價格的差異逐漸縮小，由此可以推斷出關稅同盟對成員國貿易擴張的經濟影響。這符合“單一市場”的邏輯，但有一個問題：是關稅同盟創造了貿易，還是貿易帶來了關稅同盟？凱勒和薛華看到了“反向因果”的問題，他們也意識到，關稅同盟之外的其他因素（如制度或運輸成本的變化），理論上也可以解釋觀察到的變化。這些問題都被利落地用計量經濟方法解決了。兩位作者使用了一個工具變量，即“距離海岸線的距離”（修改為僅通過關稅同盟發揮作用），還添加了其他一些解釋變量。研究結果如下：（1）1834年加入關稅同盟的各邦國城市的價格趨同性，要高于“非加入者”，因此“海關邊界”效應顯著；（2）距離普魯士的波羅的海和北海海岸以及國際市場的距離，會影響到加入關稅同盟的動機，因為早期的加入者都是普魯士南部的邦國；（3）隨著關稅同盟的擴大，加入（一個不斷擴大的市場）的凈收益增加。通過強調市場進入才是主要動機，凱勒和薛華明確反對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觀點，后者認為關稅保護是形成關稅聯盟的理由。相反，德意志關稅同盟可以被視為市場整合和市場擴張的工具，而市場的整合和擴張是與亞當·斯密相關的增長范式的要素。
從舊制度到工業國:從18世紀到1914年的德國工業化史 作者簡介
[德] 理查德·H.蒂利 |Richard H. Tilly 德國明斯特大學經濟社會史榮譽教授，長期擔任該校經濟與社會史研究所主任（1966—1997年）。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經濟學博士。新經濟史學的重要倡導者，計量史學研究在德國的推廣者。研究主要聚焦于經濟增長、金融制度與企業史，對社會和區域史以及商業周期史等多個史學分支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他的八部論著中，《萊茵地區的金融機構和工業化：1815—1870年》（1966）以及《德國工業化進程中的資本、國家與社會抗議》（1980）已被視為經典。 [德] 米夏埃爾·科普西迪斯 | Michael Kopsidis 萊布尼茨轉型經濟農業發展研究所農業市場部副主任。研究領域包括經濟史、農業發展、市場整合，以及轉型經濟學。在德國明斯特大學學習經濟學，曾在該校經濟與社會史研究所任蒂利的研究助理。博士論文題目是“1780—1880年威斯特伐利亞農業的市場整合與發展”。2008年開始在馬丁路德大學法律和經濟系任職，講授經濟社會史。德國經濟學會經濟史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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