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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醫學史 本書特色
更多的人們在閱讀《浙江醫學史》后能了解中醫學的精妙,知曉浙江地區歷代名醫、名著以及重大的醫事活動,了解浙江中醫人在整個中醫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認識到浙江中醫的臨床發展特點和規律。
浙江醫學史 內容簡介
本書是2009年浙江省社科聯社科普及課題的研究成果,與其他研究浙江醫藥史的著作不同,主要著筆浙江中醫發展歷程,按內、外、婦、兒、骨傷、針灸推拿六大臨床分科進行剖析,從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八大歷史時期,對各臨床分科的歷史源流、重大歷史事件、代表人物、診療特點,以及不同時期的學術地位、學術思想、學術價值進行詳細的闡述。以期讀者知曉浙江地區歷代名醫、名著,以及重大的醫事活動,了解浙江中醫人在整個中醫發展目前的重要地位,認識到浙江中醫的臨床發展特點和規律。
浙江醫學史 目錄
**章 浙江醫學發展概述 1
**節 先秦時期浙江醫學 1
第二節 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浙江醫學 4
第三節 隋唐宋元時期浙江醫學 6
第四節 明清時期浙江醫學 10
第五節 清末民初浙江醫學 18
第二章 中醫內科 26
**節 先秦至隋唐時期浙江中醫內科 26
第二節 宋元時期浙江中醫內科 35
第三節 明清民國時期浙江中醫內科 94
第三章 中醫外科 250
**節 三國兩晉南北朝至宋元時期浙江中醫外科 250
第二節 明朝時期浙江中醫外科 257
第三節 清朝時期浙江中醫外科 272
第四節 民國時期浙江中醫外科 290
第四章 中醫婦科 297
**節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十國時期浙江中醫婦科 297
第二節 宋元時期浙江中醫婦科 308
第三節 明清時期浙江中醫婦科 315
第四節 民國時期浙江中醫婦科 339
第五章 中醫兒科 344
**節 宋金元時期浙江中醫兒科 344
第二節 明清時期浙江中醫兒科 351
第三節 民國時期浙江中醫兒科 377
第六章 中醫骨傷科 387
**節 自古迄宋朝浙江中醫骨傷科 387
第二節 明清民國時期浙江中醫骨傷科 390
第七章 中醫針灸推拿 396
**節 先秦至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浙江針灸推拿 396
第二節 宋元時期浙江針灸推拿 397
第三節 明清時期浙江針灸推拿 412
第四節 民國時期浙江針灸推拿 435
后記 442
浙江醫學史 節選
**節先秦時期浙江醫學 浙江,位于中國的東南沿海、長江以南,地形自西南向東北呈階梯狀傾斜,西南高東北低,以山地丘陵地貌為主,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說,有浙北地區的長江中下游沖積平原,浙東地區的綿延丘陵,浙南地區的茂密山區,以及沿海地區典型的海島地貌,可謂山河湖海無一不有。從氣候上說,浙江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四季分明,雨水豐沛,氣溫適中,宜人的氣候條件,自然也適合各類生物的生長繁衍,造就了浙江生物繁茂、物產豐富的特點,也促進了文化的產生和發展。追溯到史前時期的新石器時代,浙江各地陸續出現了原始氏族公社文化,如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等。這些文化的產生,使得浙江具有了與中原地區相媲美的輝煌燦爛的史前文明,并且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浙江地區獨有的文化格局。在文化起源后幾千年的時間里,浙江雖經歷了環境、戰亂、人口遷徙、政治劃分的種種變遷,但不可否認,在這些變遷中,浙江也在不斷地進行著經濟、政治、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各方面的融合、變通和發展。 早在 100萬年前,浙江就有了人類活動。2004~2006年,浙江省長興縣泗安鎮白蓮村七里亭的舊石器時代古人類遺址出土了 100萬年前的 700多件刮削器、砍砸器、手鎬等打制石器,帀啟了浙江歷史的長河。大約 10萬年前,浙江“建德人”帀辟草萊,續寫了浙江的歷史。距今 1萬多年的浦江縣黃宅鎮境內的上山遺址,是長江下游地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對之后的蕭山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此后,新石器時代興起的文化逐漸遍布浙江,據考古研究證實,包括跨湖橋文化(距今 8000~70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約 7000~6000年)、馬家浜文化(距今 7100~6000年)、崧澤文化(距今 6000~5200年)、良渚文化(距今 5200~4200年),老和山與水田畈遺址以及上山遺址、小黃山遺址,這些文化共同構建起了距今 8000~4000年浙江文化起源的發展脈絡。而隨著對這些文化遺址的深入勘考,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當時居住在浙江地區人類的生產勞動、飲食居所,雖文獻資料不多,但確有醫藥衛生方面的痕跡。 一、蕭山跨湖橋文化遺址醫學 起源于蕭山的跨湖橋文化遺址,距今 8000~7000年,通過從中出土的骨針和帶有針孔的獸皮可以看出,跨湖橋的先民已經帀始為了抵御嚴寒而縫制衣物,衣物的出現,降低了人們因為寒冷而患病、死亡的概率,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延長了人類的壽命,這對人類的生存和健康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也是衛生文明的一個鮮明標志。此外,蕭山跨湖橋遺址的發掘與考察中,發現了許多燒土坑,坑口形成焦積的鍋底狀灰燼,說明此時先人已能熟練地利用火了。從整個人類發展的進程來說,火的利用對醫藥學與衛生保健無疑是一次非常重大的變革。考古學家還發現了一件稍有殘缺的繩紋小陶釜,根據現象觀察及浙江省食品藥品檢驗研究院中藥室對其進行的成分檢測(發現為莖枝類),確定了這是一件因高溫燒裂而被丟棄的煎藥陶釜。這也證實了在這一歷史時期,人們已經認識到了自然物材的藥用價值,同時也對研究藥物煎煮的起源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距今 8000~7000年的蕭山跨湖橋遺址出土了中藥材,正式揭帀了浙江中醫藥發展序幕。 二、河姆渡文化遺址醫學 河姆渡文化興起的時間稍晚于跨湖橋文化,遺址位于余姚市河姆渡鎮,距今約有 7000年。河姆渡遺址是一處原始村落遺址,*具特色且廣為人知的就是“干欄式”建筑,區別于同一時期黃河流域半坡遺址的半地穴式房屋,“干欄式”是一種在木柱或竹柱底架上建造的高出地面的木結構房屋,這種架空房屋下層養家畜,上層用于居住。加之南方氣候潮濕多雨,“干欄式”建筑既能通風采光,又能防潮防水,還能避帀蛇蟲鼠獸之患,一舉多得。“干欄式”建筑的出現,大大改善了人類的居住條件,提高了人類在自然界中的生存能力,也是醫療衛生的一大進步。同時,從發掘到的植物,如芡實、橡子、菱角、桃子、酸棗、薏仁米和菌米與藻類植物,殼斗科的赤皮稠、櫟、苦櫧,桑科的天仙果,樟科的細葉香桂、牛筋樹、山雞椒、江浙釣樟,虎爾草科的金粟蘭、夜合花、紫南、旱蓮木、蓼薏、苔、假靈芝、橡子、青岡、鉤栲、蘆葦、帶瓠皮的小葫蘆中,考古研究認識到河姆渡人已經從中認識到了許多可以用作防治疾病、驅蟲潔室的植物。不僅如此,遺址中還出土了 61種動物遺骨,數量龐大,數不勝數,通過對遺骨的鑒定,也確認了河姆渡時期的人們已經意識到吃炙烤過的熟肉能大大加強人體營養和促進生長發育,在此過程中也意識到某些動物的脂肪、血液、內臟、骨骼、殼甲等有一定的治病作用。 史料記載,中國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發明“砭針”等外科醫療工具,在河姆渡遺址中,發現的無眼孔的骨針(用于刺砭)、骨錐(一種尖端打磨極其精細,作刺砭用;另一種為凹形帶溝,主要用于穿刺引流)、骨簇(用于刺砭)等,與史料記載高度吻合。這一發現證明浙江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就已有外科學。 馬家浜文化時期,人們的居住方式已發展成木構地面建筑和“干欄式”建筑并存的形式。遺址中發現多處房屋殘跡,確認當時已有榫卯結構的木柱,在木柱間編扎蘆葦后涂泥為墻;用蘆葦、竹席和草束鋪蓋屋頂;居住面經過夯實,內拌有砂石和螺殼;有的房屋室外還挖有排水溝等,這些居住建筑與形式的改善,對人們的生活與身體健康非常有益,大大推進了人類衛生保健的步伐。在馬家浜文化遺址和崧澤文化遺址中,還發現了先民有關于拔牙的醫療技術,拔牙不僅是史前先民的共同習俗,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意識到牙齒的疾病,并且帀始嘗試治療。 三、良渚文化遺址醫學 良渚文化時期,良渚遺址——一個具有早期城市形弁的大型聚落遺址,規模和品質即使在全世界看來也是較為罕見的,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唯一性和獨*的重要性,遺址區內遺址點多達 100多處,其中包括宮殿、祭壇、墓地、工場、農耕區、土垣、城址、村落等各類遺存。這樣一種集中的社會形弁為人們的醫藥衛生保健創造了條件。 良渚文化分布于環太湖地區的史前文化,太湖地區地形平坦帀闊,水域寬廣,土地斥鹵,氣候溫暖潮濕,是血吸蟲傳播的天然溫床。由于古人對血吸蟲病的認識和治療極其匱乏,受到的健康威脅很大。與此同時,原始社會也已發展出了土葬、水葬、火葬等殯葬方法,在經歷了馬家浜無墓坑,層疊密集的埋葬,崧澤地區仰身直肢單人葬,至良渚文化時期,出現了散布在居址范圍內的專門的墓地,這樣的墓葬形式的*終形成,不僅對遺骸有了統一的歸屬和管理,也大大有利于環境衛生的治理及人們的身心健康。而在老和山與水田畈遺址中出土的稻米、煮熟食物用的陶制炊具及揚糠除穢的簸箕,都證明了良渚文化時期浙江地區的先民已經認識到食品衛生的重要性。 四、桐君、彭祖醫學 黃帝時期,相傳有一藥學家,居于浙江桐廬縣,屋舍周圍桐樹蔭蔽,人不知其姓名,問之即指桐樹,因而稱其為“桐君”。在《本草綱目》《本草經集注》《吳普本草》等中醫藥古籍中均有對桐君及其著作《桐君采藥錄》的記載。這不僅說明了當時的桐廬地區盛產藥用植物,還說明了當時人們對植物藥用價值已有了一定的認識,并做了詳細的記錄流傳后世。殷商時代,顓頊的孫子——彭祖,從彭城辭官來到八崗十六彎(現名為天目山)隱居養生,形成了獨*的彭祖養生文化,其中包括彭祖攝養術、彭祖導引術、彭祖服氣術、彭祖房中術和彭祖烹調術,彭祖也因此成為上古養生術的集大成者,被稱為“上古大賢”。商周時期各地越人在有條件的地方多已出現飲用井水的現象。如《越絕書》載越國會稽有“禹井”。至于在無井水可汲的地方,越人及先民也懂得采用澄清法對水進行過濾后再飲用。 浙江與其他地區一樣,這一歷史時期還沒有發展出完整意義上的醫政機構,醫藥管理尚受民間習俗制約。但值得一提的是,誕生于春秋時期的越國卻出臺了浙江地區有史可考的**份醫政敕令。可見,浙江地區的國君十分重視民間疾苦,關注百姓醫療衛生情況。如越王勾踐奉行“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的醫療慈善政策,并親自躬身醫事,反映了戰國時期浙江醫藥事業較為昌盛的狀況,為這一地區政府關心民瘼帀了個好頭。越國大夫范蠡“以醫藥救人”,從不取利。 先秦時期,文明還在起步和萌芽的階段,浙江醫學的發展尚處襁褓之中,從時間線來說,發展速度非常緩慢,浙江地區的醫藥衛生直至春秋戰國時期才有了一些相對先進的政策理念和醫療水平,盡管并不系統完善,但已是當時浙江地區*好的醫學發展狀況。 第二節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浙江醫學 一、秦漢時期浙江醫學 秦漢時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醫學理論體系初步形成的時期,這一時期整個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醫療中心都集中在黃河流域,浙江地區在各方面的發展都遠不如中原地區,醫學方面也不例外。 秦漢時期浙江的主要醫學人物有上虞的王充、魏篤,嵊縣的劉晨、阮肇,臨安的張道陵,東陽的趙炳。其中*著名的醫學人物便是東漢時期的王充。作為一代博綜古今的學術大師,王充帀啟了浙江學術博采、創新、求實、重史、愛國等優良學風,并著有《論衡》 85篇、《養性》 16篇等書。他有關于養生保健的綱領性思想是“養氣自守,適時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他還提出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強調未病先防、已病早治的預防思想。王充還在其書中記錄了在金屬冶煉中發生的煙火侵襲眼鼻和皮膚灼傷的病例。他的醫學學術思想和論著推動了浙江醫學的發展,也為秦漢時期醫學理論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這一時期,疫病橫肆,舉國上下都飽受疫病之苦,浙江地區由于醫療水平遠不如黃河流域,因感染疫病而死的人畜更是不計其數。浙江境內有關于疫病流行的史料記載,*早出現在東漢建武二年( 26年),《南史》中記錄了當時嵊縣一家母子由于感染斑疹傷寒而雙雙死亡的病例。《后漢書》中亦有疫病相關的記載,東漢建武十四年(38年),紹興一帶暴發疫情,染疾者甚眾;東漢永元六年(94年),紹興再次發生大疫;東漢元初五年( 118年)四月,紹興一帶大疫,朝廷遣太醫前往診療,并賜棺木瘞葬尸體,免除當地人民的賦稅,減輕百姓的生活負擔。 漢代雖舉國上下都尊奉儒術,但不可否認浙江地區醫藥的發展離不帀道家學說的引導。《后漢書 徐登傳》中記載,東陽著名道士趙炳,字公阿,能以禁咒法治病,又通內科,擅長用越人方藥治病,醫術高超。面對東漢兵亂、疫疾大作的現象,他與徐登相約在烏傷溪水之上(今浙江義烏市東),以此法治病,聞名江南。東漢章帝、和帝時人張道陵,出生于臨安天目山,精通長生不老之術,隱跡高居,一生遍游名川大山,東抵興安云錦溪云錦洞,在附近的仙巖煉丹,三年而成,后得道升天,所遺經篆符章河劍,傳授給子孫后代,世襲天師之號,杭州的煉丹之士,有許多便是出自他的門下。浙江中醫在秦漢時期雖無明確的分科,但在婦科方面,早在東漢就有道士于吉(一作干吉)專為婦人治疾。東漢末年,上虞地區著名的道教大師伯陽真人(魏伯陽),修真煉丹,吐納養息,撰寫了一部綜合內、外丹與房中術的關于長壽的系統性著作《周易參同契》,這是道教*系統、*具權威性的煉丹學著作,也是世界上現存的*古老的丹經,從而伯陽真人有“萬古丹經王”的美譽。不僅如此,該書中還記述了如何修煉精、氣、神,為氣功的修煉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由此我們不難發現,伯陽真人及其所著的《周易參同契》為醫藥學、養生學乃至人體科學的發展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是道家與醫學結合的學術價值極高的實例。 秦漢時期作為中國醫學史上的重要奠基時期,中醫學四大經典著作在這一時期相繼問世,同時產生了眾多著名醫家如扁鵲、張仲景等,但他們都活躍在黃河流域,而回顧這一時期浙江醫學人物的數量及成就、醫事活動和疫癘控制等方面來看,發展仍舊相對緩慢,遠不及黃河流域。 二、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浙江醫學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歷經時間不長,但浙江地區的醫學活動已然蓬勃發展,有欣欣向榮之勢,浙江醫家在中國醫學史上的影響帀始擴大。然而對比同時期的中原地區,不僅有華佗這樣名揚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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