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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與法律釋論 版權信息
- ISBN：9787561585870
- 條形碼：9787561585870 ; 978-7-5615-8587-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標準與法律釋論 本書特色
標準化體系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了《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以下簡稱《發展綱要》），首次指出“標準化對于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性、引領性作用。本書內容包括“標準的規范性與規范效力”、“標準與法律的融合”、“法律中的標準”、“標準對法律的支撐作用”、“標準對法律作用的規范基礎”、“標準替代法律的可能與限度”、“標準的私法效力”、“標準類型劃分及其私法效力”等，為標準與法治研究的理論奠基，為我國標準化的未來發展夯實法治理論基礎。
標準與法律釋論 內容簡介
本書內容包括“標準的規范性與規范效力”、“標準與法律的融合”、“法律中的標準”、“標準對法律的支撐作用”、“標準對法律作用的規范基礎”、“標準替代法律的可能與限度”、“標準的私法效力”、“標準類型劃分及其私法效力”等，為標準與法治研究的理論奠基，為我國標準化的未來發展夯實法治理論基礎。
標準與法律釋論 目錄
1．標準與法律的融合
2．標準的規范性與規范效力
3．標準對法律發揮作用的規范基礎
4．法律中的標準——以法律文本為分析對象
5．標準對法律的支撐作用
6．標準替代法律的可能及限度
7．評標準法律屬性論
8．標準與規范性文件：區別與聯系
9．標準的私法效力
10．標準的類型劃分及其私法效力
11．合同中的標準問題
12．“合標”行為及其私法評價
13．我國標準化法制的現代轉型
14．我國標準化法律體系及其完善
15．新中國標準化法制建設70年
后記
2．標準的規范性與規范效力
3．標準對法律發揮作用的規范基礎
4．法律中的標準——以法律文本為分析對象
5．標準對法律的支撐作用
6．標準替代法律的可能及限度
7．評標準法律屬性論
8．標準與規范性文件：區別與聯系
9．標準的私法效力
10．標準的類型劃分及其私法效力
11．合同中的標準問題
12．“合標”行為及其私法評價
13．我國標準化法制的現代轉型
14．我國標準化法律體系及其完善
15．新中國標準化法制建設70年
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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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與法律釋論 節選
（一）《合同法》第62條第1項適用的前提依據《合同法》第62條第1項規定，適用該項規定的前提是當事人對合同標的的“質量要求不明確”。但是，從標準化的角度來看，并非只要合同對標的的“質量要求不明確”，即可依據該項規定援引標準作為確定合同標的質量的依據。首先，如果合同的標的不屬于標準化的對象，①即不存在著相應的標準，就不存在適用《合同法》第62條第1項之規定援引標準的可能。例如，在藝術品買賣問題上，藝術品極具個性化，并不屬于標準化的對象，無法制定藝術品的統一標準。在此情形下，就不存在適用《合同法》第62條第1項之規定、援引標準的可能。其次，雖然合同的標的屬于標準化的對象，但是如果尚未實行標準化，不存在著相應的標準，也無適用《合同法》第62條第1項之規定、援引標準之可能。因此，只有在合同的標的屬于標準化的對象，而且有相應的標準可供援引時，如果合同對標的的“質量要求不明確”，方可適用《合同法》第62條第1項的規定，援引標準作為確定合同標的質量的依據，以填補合同標的質量條款的漏洞。 在合同的標的屬于標準化的對象且存在著相應的標準時，《合同法》第62條第1項之“質量要求不明確”，應包括下述情形：①合同沒有約定標的質量的標準（包括未約定標的的檢驗標準或驗收標準）；②合同約定了某項標準或某類標準，但實際上并不存在此項標準或此類標準；③合同約定了某項標準或某類標準，但該項標準或該類標準并不適用于合同的標的（“張冠李戴”）；④合同約定了某項標準，但該標準條款屬于前述應當認定無效的情形。 （二）依據《合同法》第62條第1項規定援引標準 1.國家標準、行業標準 《合同法》第62條第1項前半段規定“質量要求不明確的，按照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履行”。依此，合同質量要求不明確時，首先應當援引國家標準、行業標準。 國家標準、行業標準是政府主導制定的標準，其間存在著層級關系。《標準化法》規定，有關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財產安全、國家安全、生態環境安全以及滿足經濟社會管理基本需要的技術要求，應當制定強制性國家標準（第10條）；有關滿足基礎通用、與強制性國家標準配套、對各有關行業起引領作用等需要的技術要求，可以制定推薦性國家標準（第11條）；對沒有推薦性國家標準、需要在全國某個行業范圍內統一的技術要求，可以制定行業標準（第12條）。由此可見，制定行業標準的前提是“沒有推薦性國家標準”，如果存在推薦性國家標準，就沒有制定行業標準的必要。依此規定，《合同法》第62條第1項規定的國家標準與行業標準之間存在著先后的順位，即有國家標準的，應采用國家標準；沒有國家標準的，采用行業標準。 在國家標準中，強制性國家標準依法具有“必須執行”的效力，推薦性標準并無此效力。因此，依據《合同法》第62條第1項前半段規定援引國家標準、行業標準時，又應首先采用強制性國家標準，只有在無強制性國家標準時方可采用推薦性國家標準。 在實踐中，人們對于采用強制性國家標準.一般不會產生疑義，但對采用推薦性國家標準和同為推薦性標準的行業標準，則可能產生疑義。因為，推薦性標準在法律上并不具有“必須執行”的效力，企業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標準化法》只是從國家實行標準化戰略的角度，規定“鼓勵”企業采用推薦性標準。因此，人們可能認為：既然推薦性標準只是鼓勵企業采用，只有在企業采用推薦性標準作為生產的依據時才對企業有約束力，才能作為確定其所生產產品質量的依據；如果企業沒有明確采用推薦性標準作為生產的依據，那么要求其受推薦性標準的約束，要求其生產的產品符合推薦性標準，則并不合理。這種見解似乎并非無理。但是，質量是確定合同標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另一個要素是數量），當合同對標的的質量約定不明確時，如果不采取相應的救濟措施，合同就無從履行。依據《合同法》第62條第1項，無論是援引何種標準，都不可能是當事人生產所依據的標準。因此，以必須是企業生產的依據為由，在填補質量要求的合同漏洞中排除采用推薦性標準，并不妥當。從解釋學的角度看，《合同法》第62條第1項規定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并沒有限定于強制性標準，并未將推薦性標準排除在外，①因此該項規定援引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應包括推薦性標準。 2.“通常標準”與“特定標準” 《合同法》第62條第1項后半段規定“沒有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按照通常標準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標準履行”。與國家標準、行業標準不同，“通常標準”與“特定標準”所指的各種類型標準不存在層級關系，因而也不存在先后援引的順序，只要能滿足法律上“通常”或“符合合同目的”的要求，都可以成為被援引的對象。 在《合同法》第62條第1項后半段的文字中，“通常”“符合合同目的”都表明須根據個案情況，援引適合于衡量合同標的質量的標準，并無一定之規。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就某些類型的標準作為“通常標準”或“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標準”被采用進行一般性的討論。 （1）地方標準。按照《標準化法》第13條第1款規定，為滿足地方自然條件、風俗習慣等特殊技術要求，可以制定地方標準。地方標準作為一定區域范圍內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依據，當然可以成為依據《合同法》第62條第1項后半段之規定所采用的標準。尤其地方特色產品，因其產地限定，地方標準更能體現“通常”或“符合合同目的”的要求。例如，甘肅省地方標準《百合干》（DB62/T411-2007）是甘肅特色產品“百合干”的推薦性標準，如合同的標的為甘肅產百合干，而沒有約定質量標準，即可依據《合同法》第62條第1項后半段援引該地方標準，作為確定合同標的“百合干”的質量依據。前述“地理標志產品”的大米地方標準，也可以作為確定特定產地生產大米的標準被援引。 （2）團體標準。團體標準是我國標準化體制改革的產物。①《標準化法》規定，國家對團體標準的態度是支持和鼓勵，即支持在重要行業、戰略性新興產業、關鍵共性技術等領域利用自主創新技術制定團體標準（第20條），鼓勵社會團體制定高于推薦性標準相關技術要求的團體標準（第21條第2款）。團體標準的制定主體是專業學會、協會、商會、聯合會以及產業技術聯盟等社會團體，具有較強的公信力，符合“通常”的要求，可以作為“通常標準”而被采用。
標準與法律釋論 作者簡介
柳經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標準與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本書為標準與法治研究的理論奠基，為我國標準化的未來發展夯實法治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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