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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貧困精學導讀/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精學導讀叢書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30282
- 條形碼:9787030730282 ; 978-7-03-073028-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哲學的貧困精學導讀/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精學導讀叢書 內容簡介
《哲學的貧困》是1847年馬克思針對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一書而寫成的一部論戰性著作,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方法論進行科學闡釋的經典著作。全書在闡明《哲學的貧困》一書的寫作動因、產生過程、歷史地位、主要內容、傳播狀況的基礎上,重點從經濟學和哲學兩個方面批判了蒲魯東唯心主義經濟學,科學闡述了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創立的新的歷史觀和經濟觀。同時,本書還深刻挖掘了《哲學的貧困》這部經典著作在新時代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本書可供廣大黨員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共黨史黨建專業的學生,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感興趣的讀者閱讀。
哲學的貧困精學導讀/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精學導讀叢書 目錄
**章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寫作動因 1
一、馬克思對蒲魯東早期思想觀點和政治主張的評價 2
二、蒲魯東《貧困的哲學》出版 10
三、馬克思《哲學的貧困》的寫作及其意義 15
第二章 馬克思“有決定意義的論點”首次闡釋 20
一、《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新的歷史觀” 21
二、對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的總體評價 25
三、對現代社會制度關系本質的分析 31
四、對蒲魯東政治經濟學觀點的批判 34
五、蒲魯東政治學說的根本謬誤 37
第三章 對蒲魯東“綜合價值論”批判 40
一、對蒲魯東綜合價值論批判的基本立場 41
二、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對立”觀點的批判 44
三、對“構成價值或綜合價值”觀點的批判 47
四、對“價值比例規律的運用”觀點的批判 53
第四章 對李嘉圖勞動價值論的繼承和批判 58
一、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初探索 58
二、唯物史觀的創立與勞動價值論的發展 63
三、馬克思對李嘉圖勞動價值論的評價 68
四、對李嘉圖地租理論的批判 72
五、李嘉圖理論的經濟思想史意義 75
第五章 唯物史觀與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79
一、政治經濟學范疇的本質規定 80
二、社會生產關系的整體性特征 85
三、政治經濟學的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及其關系 88
四、政治經濟學思想史與流派 91
第六章 社會經濟“進化”的歷史與邏輯 97
一、蒲魯東關于“經濟進化”及其“時期”劃分的謬誤 98
二、關于“分工和機器”理論的批判 102
三、關于“競爭和壟斷”理論的批判 107
四、對“所有制或租”理論的批判 110
第七章 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闡釋 117
一、綜合價值論是工資理論的“陷阱” 117
二、工人罷工、勞動階級“同盟”與經濟斗爭 120
三、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的關系 127
四、《共產黨宣言》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論述 129
第八章 馬克思對蒲魯東思想的再批判 135
一、19世紀50年代初對蒲魯東政治思想的批判 135
二、19世紀50年代末對蒲魯東經濟思想再批判 140
三、**國際期間對蒲魯東思想的批判 146
四、對蒲魯東的“蓋棺論定” 151
第九章 恩格斯對《哲學的貧困》歷史觀和經濟觀的堅守 159
一、《哲學的貧困》寫作期間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契合 160
二、對蒲魯東《十九世紀革命的總觀念》的批判分析 165
三、19世紀60年代后恩格斯對蒲魯東思想的批判 170
四、恩格斯在《哲學的貧困》德文版中的理論貢獻 174
第十章 《哲學的貧困》在中國的傳播和當代意義 180
一、《哲學的貧困》在中國的傳播 181
二、《哲學的貧困》唯物史觀與馬克思主義當代新發展 187
三、《哲學的貧困》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 194
四、《哲學的貧困》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征的當代呈現 200
哲學的貧困精學導讀/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精學導讀叢書 節選
**章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寫作動因 《哲學的貧困》書名的全稱為《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是馬克思為批判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一書中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而撰寫的。 《哲學的貧困》出版1年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問世;《哲學的貧困》出版10年后,馬克思開始寫作《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哲學的貧困》出版20年后,《資本論》**卷德文**版問世。馬克思自己的評價是:《哲學的貧困》包含了“在《資本論》中闡發的理論的萌芽”,它與1848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一起,“可以作為研究《資本論》和現代其他社會主義者的著作的入門” 。《哲學的貧困》對馬克思思想體系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次作了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概述”。 《哲學的貧困》特別是其中蘊含的馬克思思想體系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無論是在科學內涵還是在科學精神上,都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 一、馬克思對蒲魯東早期思想觀點和政治主張的評價 皮埃爾 約瑟夫 蒲魯東(1809—1865)出生于法國邊遠省份的一個農民與小手工業者家庭。12歲時,就開始獨立謀生,當過旅館雇工、印刷所的排字工人。在中學有過短暫的學習經歷,但初中沒有畢業就被迫輟學。蒲魯東勤奮自學,在勞動之余,閱讀了他能找到的各種書籍,特別是關于神學、語言學及哲學和經濟學的大量著述。1831年,蒲魯東離開故鄉,游歷于法國各地,使他對法國社會的各種矛盾有著更多的感性認識。 19世紀40年代,法國工業革命方興未艾,社會處在重要的變革時期。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盡管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但小手工業生產還占有重要地位。特別是在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發展中,小農經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沖擊下瀕臨破產,雇傭工人數量迅速增長,破產的農民和雇傭工人都處在極度貧困和生活狀況日趨惡化之中。1825年資本主義**次經濟危機席卷歐洲,法國同英國及歐洲其他國家一樣,工人罷工運動不斷興起。1831年和1834年,法國里昂接連爆發兩次工人起義,震撼了法國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同時,法國小生產者的大量存在,使得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日漸活躍,在法國思想政治領域占據重要一席,對法國工人運動更是發生著重要影響。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的*顯著的特征就是,以小私有制的立場來看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維護小私有制的觀點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蒲魯東就是在這樣一種思想政治氛圍中形成了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觀點和思想的。 1837年,蒲魯東28歲時撰寫了《普通語法論》的小冊子;1840年,發表了他的成名作《什么是財產?》(中文也譯作《什么是所有權?》);1843年,出版了名為《論人類秩序的建立》的哲學著作。在《什么是財產?》中,蒲魯東提出了“財產就是盜竊”的命題,宣揚了當時法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觀點。1843年10月和11月間,恩格斯在《大陸上社會改革的進展》一文中認為:“這本書用豐富的智慧和真正的科學研究闡明私有權以及這一制度所引起的后果即競爭、道德淪喪和貧困,這種把智慧和科學研究在一本書中結合起來的做法,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 1844年,馬克思居住在巴黎,同蒲魯東開始有交往;1845年初,馬克思遷居布魯塞爾,同蒲魯東還有往來。馬克思一開始對蒲魯東《什么是財產?》的某些觀點也是抱有好感的。他在1844年底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書曾經提到:在《什么是財產?》中,蒲魯東“對國民經濟學的基礎即私有財產作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次具有決定意義的、無所顧忌的和科學的考察。這就是蒲魯東在科學上實現的巨大進步,這個進步在國民經濟學中引起革命,并且**次使國民經濟學有可能成為真正的科學”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蒲魯東始終不同于其他國民經濟學家,他不是以限于局部的方式把私有財產的這種或那種形式描述為國民經濟關系的扭曲者,而是以總括全局的方式把私有財產本身描述為國民經濟關系的扭曲者。從國民經濟學觀點出發對國民經濟學進行批判時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經做了。” 1865年1月15日,蒲魯東去世。1865年1月24日,馬克思撰文對蒲魯東作出“蓋棺論定”式的評價。在回憶起1844年間與蒲魯東交往的情形時,馬克思提到:“《什么是財產?》無疑是他*好的著作。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內容新穎,至少是由于論述舊東西的那種新的和大膽的風格而起了劃時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國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著作中,‘財產’當然不僅受到各式各樣的批判,而且也被以空想的方式‘廢除’了。” 在對《什么是財產?》的表達形式和思想實質評價時,馬克思指出,首先,“蒲魯東的這一著作在風格方面強健的肌肉還算占優勢。而且我認為這種風格是這一著作的主要優點” 。但同時,在這一“風格”中仍然可以看出,“蒲魯東甚至把他僅僅重復舊東西的地方也看做獨立的發現;他所說的東西,對他自己說來都是新東西而且是被他當做新東西看待的” 。在《什么是財產?》中,蒲魯東盡管向當時政治經濟學中“*神圣的東西”提出挑戰,對庸俗的資產階級知性作出毀滅性的評論和辛辣的諷刺,也對現存制度的丑惡不時流露出來深刻而真實的激憤和革命的真誠,但是,“在嚴格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史中,這本書幾乎是不值得一提的” 。 其次,在思想實質上,馬克思認為:“不管表面上如何轟轟烈烈,在《什么是財產?》中已經可以看到一個矛盾:蒲魯東一方面以法國小農的(后來是小資產者的)立場和眼光來批判社會,另一方面他又用社會主義者流傳給他的尺度來衡量社會。” 這本書在標題上就表現出思想理論上“非常錯誤”的地方,因為“古代的‘財產關系’在封建的財產關系中沒落了,封建的財產關系又在‘資產階級的’財產關系中沒落了。這樣,歷史本身就已經對過去的財產關系進行了批判” 。蒲魯東實際上所談的是現存的資產階級財產。這種財產是什么?馬克思認為:“對這一問題,只能通過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分析來回答,這種批判性分析對財產關系的總和,不是從它們的法律表現上即作為意志關系來把握,而是從它們的現實形態上即作為生產關系來把握。” 馬克思談到,在1844年間,他同蒲魯東“在長時間的、往往是整夜的爭論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爾主義,這對他是非常有害的,因為他不懂德文,不能認真地研究黑格爾主義。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爾 格律恩先生繼續了由我開始的事情。他作為德國哲學的教師,還有一個勝過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點也不懂德國哲學” 。馬克思這時已經在“認真地研究黑格爾主義”,以實現哲學世界觀的偉大變革;而蒲魯東還在受格律恩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影響,同黑格爾主義中的合理思想繼續背道而馳。 1846年初,馬克思和恩格斯同蒲魯東在思想上的分歧,已經導致了政治上的分裂。1846年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時,在布魯塞爾創建了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希望通訊委員會能使“德國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建立了經常性的通信聯系,借以討論學術問題,評論流行的著作,并進行社會主義宣傳” 。當時,活躍于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德國的W.沃爾弗、J.魏德邁,英國的正義者同盟領導人K.沙佩爾、H.鮑威爾、J.莫爾,英國憲章派左翼領導人G.J.哈尼,比利時的P.日果等,都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邀請積極參與通訊委員會的活動。 1846年5月5日,馬克思和恩格斯給蒲魯東寫信,邀請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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