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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7):經濟建設史 版權信息
- ISBN:9787509835784
- 條形碼:9787509835784 ; 978-7-5098-3578-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7):經濟建設史 內容簡介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7 經濟建設史)》以豐富的史料和基本準確的史實,全面闡述了1935—1948年毛澤東經濟思想和中共中央關于經濟工作重大方針政策的形成、發展的歷程和偉大實踐與成就,既突出陜甘寧邊區又兼顧各根據地經濟發展情況,從宏觀到微觀全面介紹了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經濟建設發展史。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7):經濟建設史 目錄
前言
**章 中共中央到達延安初期的經濟政策
**節 中共中央到達前陜甘寧邊區的社會經濟狀況
第二節 中共中央到達延安初期的經濟政策
第二章 中共中央領導下陜甘寧邊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節 陜甘寧邊區農業的恢復
第二節 陜甘寧邊區工業建設的初創
第三節 陜甘寧邊區商業的初創和發展
第四節 陜甘寧邊區財政和金融事業的發展
第三章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經濟政策
**節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
第二節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調整和轉變
第三節 爭取外援,休養民力的經濟政策
第四節 發展生產,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
第四章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領導下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上)
**節 陜甘寧邊區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第二節 陜甘寧邊區工業的恢復和發展
第五章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領導下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下)
**節 陜甘寧邊區商業的變化與發展
第二節 陜甘寧邊區財政和金融事業的發展
第三節 陜甘寧邊區交通運輸和郵政事業的發展
第六章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領導下華北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上)
**節 晉察冀邊區經濟建設
第二節 晉冀魯豫邊區的經濟建設
第七章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領導下華北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下)
**節 晉綏邊區的經濟建設
第二節 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
第八章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領導下華中和華南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
**節 華中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
第二節 華南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
第九章 抗戰勝利后中共中央領導下解放區的經濟建設
**節 抗戰勝利后黨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方針
第二節 解放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
第三節 解放戰爭時期其他解放區的經濟建設
第十章 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與成就
**節 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經濟建設的成就和意義
第二節 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經濟建設的歷史啟示
后記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7):經濟建設史 節選
四、中共中央到達延安初期財政和金融事業的初步發展 在中央紅軍沒有到達陜北前,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根據中央指示成立了陜甘晉蘇區銀行,從事邊區的金融和財政建設。蘇維埃政府銀行印發了自己的貨幣,群眾稱之為“蘇票”,票面分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種。 邊區政府財政委員會在荔園堡設立“蘇票”與銀元兌換處,一元“蘇票”兌換一元銀元,使“蘇票”獲得了很高的信用。在財政建設上,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采取予民生息的方針,對農民不征糧不派款,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經費開支,主要向豪紳地主索取,依靠打土豪作為主要財政來源。政府在各地設立了收購站,按市價收購上市的糧食。沒收豪紳地主的糧食、牛羊和財產,除分配一部分給貧苦農民外,還留一部分作為政府,紅軍和游擊隊的公糧、公畜。政府還辦了一些小牧場,把留下來的牛羊集中牧養,以備軍需。蘇維埃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及紅軍、游擊隊一律實行供給制,從領導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員,從干部到戰士,經濟待遇一律平等,所有費用都由政府財政委員會籌措,統一安排,維系了邊區根據地的鞏固。 1935年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財政和金融問題成為突出的問題。一方面中央財政困頓,中央紅軍到達陜北時攜帶的銀元總共2,000多元,連迎接中央紅軍的徐海東同志都不敢相信中央紅軍經濟競如此困頓。而三萬多中央紅軍的到來,使財政支出需求大增,陜甘蘇區政府的財政儲備難以為繼。另一方面,陜北經濟長期發展滯后,一般民眾生活困苦,經濟富有的土豪、富紳為數不多,紅軍不可能像在江西、湖南那樣一些經濟比較富饒地區,打幾個“土圍子”就可以解決供給問題,這又使紅軍的財政供給發生困難。財政需求與供給的缺口很大,中央財政相形見絀,使財政金融問題成為空前的大問題。 毛澤東敏銳地看到了這一問題,他指示建立新型的財政金融以支援革命戰爭、保障革命軍隊和各級政府工作人員的供給,是根據地經濟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財政金融的目的是緊緊圍繞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保證革命戰爭的供給和革命費用的支出。這不是偶然的。我們黨在以往的革命征戰中積累了豐富的財政金融經驗。而毛澤東長期擔任中央蘇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又有著組織財政金融活動的豐富工作經驗。 在大革命時期,我們黨的活動經費主要來自共產國際的支持、少量的黨費以及革命人士的捐助。進入土地革命后,情況有所變化:一方面,戰爭阻隔使共產國際和中央對地方的支援發生困難;另一方面,由于建立了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據地,經費需要量大幅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各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解決自己的給養。因為在革命根據地初創時期,根據地的財政主要是取之于敵人(包括戰爭繳獲和沒收地主豪紳的財產等),財政收入無固定來源,所以紅軍和各級蘇維埃政府的財政并不統一,實行自籌自給、分散管理。因此,整個蘇區的財政管理沒有形成完整的系統。隨著蘇區的發展,這種做法的弊端愈益顯露,難以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 中華蘇維埃政府成立后,臨時中央政府把建立健全各級財政管理機構、統一財政制度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并將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放在稅收上面(主要有農業稅、商業稅、關稅等稅種),全面制定了各項稅收制度和各項財政法規,并在中央實行統一的財政政策,從而使中央蘇區的財政工作有了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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