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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 2022年第1輯(總第26輯)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15265
- 條形碼：9787030715265 ; 978-7-03-071526-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 2022年第1輯(總第26輯) 本書特色
本專輯可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提供學理思考與借鑒，可作為政府科技領域的高層領導、企業高級技術主管、大學與科研院所的科技工作者的參考
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 2022年第1輯(總第26輯) 內容簡介
本集刊以“倡導學術創新、彰顯學術自由”為宗旨，力求為中外學者就演化與創新經濟學的重大理論及其應用問題的討論與對話提供一個平臺，也為展示我國學者的相關研究與思想提供一個機會窗口。內容涉及資本主義動態比較分析中的制度互補性、建立商業模式創新與創新級聯的聯系：生物技術的案例、基于CiteSpace的三重螺旋研究熱點分析與趨勢展望、VSBPC模型：一個演化主義的BPC模型、領先市場研究的新進展、風險和使命導向型投資：開發性金融的新職能等理論命題與實踐問題。
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 2022年第1輯(總第26輯) 目錄
目錄
如何理解制度和人性的演化：自然演化觀審視 朱富強-1-
從創造性破壞范式失衡到共同富裕情境下創新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王煥祥-20-
克里斯?弗里曼的學術思想、影響與啟示 眭紀剛 封凱棟 楊可佳-32-
制度變遷、交易成本與國家能力—以日本廢藩置縣改革為例 賈宸 郎玫-46-
開放式創新研究述評：理論框架、研究方向與中國情境 錢菱瀟 陳勁-63-
大學科研能力與區域創新能力的關系：創新環境的調節作用 段興鵬 李飛-81-
以色列創新生態系統的特征及其啟示 陳海盛 沈滿洪-93-
中國生物醫藥行業創新網絡動態演化的縱向研究 趙炎 栗錚 韓笑-102-
馬斯克的創業敘事及其可能的創新管理啟示 王成軍 徐雅琴 徐瑞賢 方明-117-
如何理解制度和人性的演化：自然演化觀審視 朱富強-1-
從創造性破壞范式失衡到共同富裕情境下創新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王煥祥-20-
克里斯?弗里曼的學術思想、影響與啟示 眭紀剛 封凱棟 楊可佳-32-
制度變遷、交易成本與國家能力—以日本廢藩置縣改革為例 賈宸 郎玫-46-
開放式創新研究述評：理論框架、研究方向與中國情境 錢菱瀟 陳勁-63-
大學科研能力與區域創新能力的關系：創新環境的調節作用 段興鵬 李飛-81-
以色列創新生態系統的特征及其啟示 陳海盛 沈滿洪-93-
中國生物醫藥行業創新網絡動態演化的縱向研究 趙炎 栗錚 韓笑-102-
馬斯克的創業敘事及其可能的創新管理啟示 王成軍 徐雅琴 徐瑞賢 方明-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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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 2022年第1輯(總第26輯) 節選
如何理解制度和人性的演化：自然演化觀審視 朱富強 摘要：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的自然演化觀將生物演化思想和自然選擇原理引入經濟學中，來解釋經濟行為及其衍生出的社會制度等，由此就形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顯然，這一分析邏輯有助于為市場行為和現實制度辯護，進而帶有明顯的保守主義傾向。就制度演化而言，自然演化觀將制度視為一種自發的自然演進過程，是大量個體間互動的無意識結果；但實際上，制度演化是一種自覺的人為改進過程，是特定個人或群體基于其目的進行有意識選擇的結果，特別是注入了權力因素的影響。就人性演化而言，自然演化觀把人性視為由本能決定的先驗之物，能力和行為的變異則根植于基因之中；但實際上，人類心智與社會本體之間呈現出共同演進關系，人類行為也由心理意識推動并具有明顯的意向性，特別是嵌入了群體意識的影響。從很大意義上說，現代經濟學之所以還不是一門進化科學，根本上就在于它還沒有建立起成熟的社會演化思維，從而無法真正揭示人類社會的演化過程和特征。 關鍵詞：自然選擇 社會演化 制度 人性 新古典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69.9 一、引言 新古典經濟學根植于自然主義思維，其中，物理學導向唯理主義的均衡分析，生物學導向達爾文主義的自然選擇，而兩者相結合就產生了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的演化均衡分析路徑。相應地，根基于新古典主義的演化思潮就有兩條基本路線：一是阿爾欽、弗里德曼和貝克爾等人使用自然選擇思維對人類行為展開的分析，二是肖特、培頓揚和薩格登等人使用演化博弈思維對社會制度展開的分析。兩條路線的共同之點就是：將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思維和自然選擇的演化思維相結合，由此開創出關注均衡嬗變的演化分析，這也是時下經濟學界著手演化分析的主流路線。 同時，經濟學界的演化分析思潮遠早于新古典經濟學，這產生出了目前仍活躍于得克薩斯的制度主義、紐約的奧地利學派以及馬薩諸塞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事實上，當前經濟學界也存在四股非主流的演化分析思潮：①哈耶克發揚的奧地利學派，把均衡視為事件的過程而不是事件的狀態；②源于熊彼特創新思想的“新熊彼特”學派，強調了非均衡和質變在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作用，突出了企業家和技術創新在“創造性毀滅過程”中的核心作用；③源于凡勃倫傳統的后制度學派，主張經濟學應圍繞演化和變異這個核心和主題展開；④源于馬克思主義的調節學派，強調系統的各個不同部分或過程在某種條件下交互調整而產生某些有序的動態。同時，這些流派的演化經濟學家對新古典主義的演化均衡分析通常都持強烈的批判態度，這引起越來越多學者轉向研究這些起源更早的非主流經濟學并從中汲取營養。 其實，上述非主流的四股演化思潮與主流的新古典主義演化思維之間的關系也存在著明顯差異，有的更具親緣性，有的則更具對立性。但總體上說，這四股演化思維都強調事物演化的非均衡性，都注重事物的變異性和新奇性，從而也都在某種程度上反對還原論的分析思維。因此，我們可以將經濟演化思維大致劃分為兩類：①源自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然演化思潮；②源自非正統經濟學的社會演化思潮。自然演化思潮傾向于簡單地把自然選擇學說從自然界搬到人類社會，傾向于將生物學隱喻引入人類社會之中，注重行為的無意識性、選擇的隨機性以及演化過程的均衡性；與此不同，社會演化思潮則關注社會有機體和生物有機體之間的差異，注重人類行為的目的性、選擇的私人性以及演化的非均衡性。這就引發我們的思考：這兩類演化思維在經濟分析中的合理性如何？尤其是，主流的新古典主義演化分析傾向于將自然選擇拓展到人類社會中，那么，這種分析路線合理嗎？為此，本文嘗試對兩類演化思維進行系統的梳理和比較，并集中以制度和人性的演化作為剖析對象來加以說明。 二、自然演化思維的發展及其特點 生物演化思維拓展到對生活世界的觀察時就形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提出者斯賓塞就極端地反對任何有利于弱者生存下來的公共政策，包括公共教育、公共救濟乃至公共衛生等。不過，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其出生地——英國并沒有被廣泛接受，而是傳到美國之后才取得巨大的成功。其原因在于，斯賓塞生活的時代，英國已經擺脫了肆無忌憚的市場規則的制約，工會、工廠監管以及對婦女兒童的工作時間限制已經被接受；與此不同，在美國，這種改善還正在以更嚴酷的方式進行著，正處于一個充滿英雄主義式的貧富不均和令人難以置信的喧囂顯赫并存的時代（朱富強，2017a）。尤其是，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和人類學教授薩姆納熱烈地歡迎和宣傳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因為他受到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影響，并相信社會競爭和適者生存法則能夠演化出一個更好的文明。到了20世紀中葉，一些新古典經濟學家以更嚴格的邏輯將生物演化思想和自然選擇原理引入經濟學中，來解釋經濟行為及其衍生的社會制度等，從而就形成了新古典主義的演化思維。 （一）新古典主義的演化思維 開創新古典主義演化思維的先驅是阿爾欽（Alchian，1950），他的《不確定性、演化和經濟理論》一文對利潤*大化假設提出了批判，并在經濟分析中用自然選擇概念代替現行的*大化概念，由此把經濟系統解釋為一種在這些探索性的行為之間進行選擇的采納機制。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企業理論，企業是利潤*大化的追求者，它不斷調整邊際產出以實現這一目的。顯然，這種思維將利潤*大化歸因于企業家的深思熟慮，而這種深思熟慮以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為基礎。不過，阿爾欽指出，這個思想存在嚴重缺陷，邊際主義除了在分析上便利之外，并沒有為這一程序的正當性提供說明。其基本理由是：現實生活中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個人擁有的知識是不完美的；在這種不確定的情形下，個體的每一行動的后果都是不確定的；進而，既然人們不能確定每一行動的后果，那么，利潤*大化當然也就不再能成為行動的向導。相應地，阿爾欽認為，行為的結果嚴重依賴于環境的變化，因而生存下來的往往并非經過深思熟慮的理性行為，而主要是與既定環境相適應的行為；而且，在環境發生變化之后，這些被視為“理性”的行為也很可能就會死亡。 基于這一分析邏輯，阿爾欽提出，企業要生存，所需要的往往只是有“正的利潤”而非有“*大化的利潤”，而生存則主要是外在環境隨機選擇的結果。這樣，阿爾欽就將基于主體選擇的理性行為轉化成自然選擇的演化結果，存在并非理性選擇的結果，而僅僅是一種接受的過程。為了說明這一點，阿爾欽借用了法國數學家波萊爾（Borel）給出的例子：初始有200多萬個巴黎人隨機地兩兩配對玩一種猜幣游戲，猜對者可以幸存下來并參加下一輪隨機配對的游戲。波萊爾的計算表明，如果每對巴黎人每秒鐘拋一次硬幣，那么10年后還有上百對玩家幸存；進而，如果這100多對玩家讓他們的子孫接著玩，那么1 000年后大概還有11對幸存。據此，阿爾欽認為，如果1 000年后看到這11對幸存者就把他們的行為視為理性的，簡直就是荒唐的；相應地，如果因為觀察到一些生存了百年以上的企業，就把這些企業的經驗視為成功的經驗，那么也是不合理的。在這里，阿爾欽顯然是重復了康德的看法：植物在陽面之所以有更多枝葉，不是因為它們有理性，而是因為向陽的枝葉可以生存。 由此，阿爾欽得出結論：決定生存的不是行為和選擇，而是行為或選擇的結果。即行為動機和預見力只是生存的一個充分條件，卻不是必要條件。這一論斷潛含了這樣的寓意：幸存者并非*優者；但是，與那些未能幸存下來的相比，幸存者所獲得的結果更接近于*大化，因為它更適應環境。這一思想引入市場競爭和企業經營中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企業過去的成功并不意味著后面還會同樣成功，管理者在過去的成功經歷也并不代表著他就一定具有高超能力，更不意味著他的行為選擇與策略定位就一定合理（朱富強，2020）。正是通過引入環境和競爭壓力的分析，阿爾欽撇開了邊際主義的爭論，甚至把微觀分析也視為多余。但同時，為了避免與傳統經濟學完全對立，阿爾欽又對公理和定理做了區分：基于邊際調整的理性行為可以實現利潤*大化是公理，而現實生存下來的企業可以獲得利潤*大化則是定理 。進而，阿爾欽還得出了這樣的論斷：即使企業家的行為并非理性的，企業是利潤*大化者的假設也是錯誤的，但非人格化的市場力量也會保證這個企業理論的定理成立。正是基于這一視角，阿爾欽的論點又捍衛了新古典企業理論：即使新古典企業理論關于利潤*大化的嚴格假定是錯誤的，它的定理仍然成立。 在阿爾欽看來，只要我們能夠了解環境的演化并將這種因素納入考慮，那么，就可以使用邊際分析來大致預測作為環境變化結果的總體選擇效果的變化方向，可以預測一種經濟行為模型在多大概率上能夠生存下來。例如，阿爾欽發明了“旅游者”類比來進行闡述：數以千計的駕車旅游者從洛杉磯駕車出發前往芝加哥，隨機地選擇他們各自的行進路線，但只有一條（或少數）路線上設有加油站，而這些旅游者卻不知道哪條路線上設有加油站。顯然，那些*終抵達芝加哥的旅游者往往被主流經濟學家視為是理性的，因為他們“好像”一開始就知道哪條路線上有加油站，并根據這一信息采取理性的行動。但是，阿爾欽的觀點是，這種有效率的理性行為僅僅是環境的結果，如果加油站突然改變了分布，那么，原來“好像”理性的旅游者就變得不理性了，而原來“好像”不理性的旅游者則顯得非常理性。在環境已經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任何一個旅行者都沒有改變他們特定的路線，但是，一個邊際分析家卻可以根據環境的變化診斷出獲得較大成功概率的類型分布，這種預測與現在變得成功的參與者類型大體相一致。 弗里德曼1953年發表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一文繼承和拓展了阿爾欽的分析：一方面，他繼承了阿爾欽的自然選擇論，把市場視為糾正企業偏離*大化的行為的外部力量；另一方面，他把阿爾欽所強調的事后利潤改成了預期收益，利用預期收益*大化假說來預測商人的選擇行為。在弗里德曼看來，除非商人可以通過這種或那種方法而使其行為近似于與收益*大化相一致，否則就不可能長期維持他們的生意；這樣，弗里德曼給出了生存的充分條件：如果商人能夠表現出與“利潤*大化”相一致的行為，那么，就不可能在市場競爭中被擊敗。為了說明這一點，弗里德曼舉了職業臺球手擊球的例子：“這位職業臺球手在揮桿一擊之時，就仿佛知曉能夠給出*佳運行方向的那個復雜的數學公式一般；該球手可以通過對角度等指標的觀察準確地進行估計，而這些指標則確定了該球所在的位置，此時，球手根據公式閃電般地進行計算，然后使球按公式所制定的方向運行。我們對這一假說的信賴并不是基于這樣一種信念：臺球室（即使是優秀的臺球手）可以而且確實經歷過如前所述的過程，而是除非這些臺球手可以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法取得實質上與上述過程同樣的結果，否則的話，事實上他們就不是職業臺球手。”（弗里德曼，2007） 顯然，弗里德曼的分析比阿爾欽朝新古典經濟學更靠近了一步。事實上，根據阿爾欽的觀點，收益*大化假設并不是說每個商人都是經過深思熟慮后做出決策的，而僅僅說明商人只是看上去在追求利益*大化，這是市場選擇的結果；而且，盡管自然選擇能夠保證新古典理論所預測的總體行為趨勢將會發生，卻不能確保每一個生存下來的企業個體都能獲得*大化利潤。但是，弗里德曼卻主張，選擇過程使我們確信利潤*大化模型的預測不僅在產業層次上而且對每一個企業來說都是精確的，因此，無論企業是否致力于利潤*大化，經濟的“自然選擇”都將確保每一個生存下來的企業個體都表現出與“利潤*大化”相一致的行為。在這里，弗里德曼借助“似乎”（as if）一詞而把“存在的”視為理性選擇的結果，從而把自然選擇與*大化假說結合起來。弗里德曼寫道：“在一個較大的范圍內，單個企業常常是如此行事，仿佛他們在有計劃地使其預期回報*大化，而且掌握著成功地實現這一目標所必需的全部資料；也就是說，他們仿佛知道有關的成本函數和需求函數，可以計算每個行動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并使得這些行動的力度都恰到好處地符合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相等的原則。”（弗里德曼，2007）正是經過弗里德曼的詮釋，新古典經濟理論所堅持的收益*大化假設就被理解為一種生存原則：只有那些力圖獲取*大化收益的行為主體才能夠在市場選擇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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