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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過本商品的人還買了
經濟學怎么了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9638109
- 條形碼：9787549638109 ; 978-7-5496-3810-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經濟學怎么了 本書特色
1、權威作者：作者在海內外都具有不錯的知名度，對經濟學特別是凱恩斯主義研究有頗多見地。作者并非簡單推崇傳統主流經濟學，而是研究如何用辯證思維不斷反思傳統經濟學的弊端，以及為未來經濟學應該具備的特質、發展方向和人民群眾的生活經濟狀況提出具有包容性和前瞻性的觀點和看法； 2、前瞻內容：未來經濟學的發展趨于與社會學、數學、心理學等學科相結合的方向已經得到國際社會和相關領域研究者的普遍認同。由此可見，經濟學的跨學科領域研究是未來主流方向。本作品觀點的前瞻性和學術認同性可以得到保障； 3、批判創新：全書以作者拿手并且大眾熟知的古典主義經濟學入手，將傳統理論娓娓道來的同時結合當下全球經濟環境，特別是幾次金融危機，提出當計量經濟學與人類行為偏好相碰撞時，真實結果往往與研究結果相反的辯證觀點。提出盲目推崇用數學性質的計量分析進行理論和方法推演會和真實經濟社會產生很大誤差。
經濟學怎么了 內容簡介
主流經濟學在過去30年，成為了經濟生活中許多問題的“同謀”：先是取消勞動保護，再是不平等現象激增，*后到2007—2008年全球金融體系崩潰。自由競爭“像一個大怪物，未經馴化，肆意無常，橫沖直撞，對人類命運漠不關心”。 本書作者基于以上原因，提出一個大哉問——經濟學怎么了？并大膽地從歷史學背景出發，橫跨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學科，帶著自己獨有的“口音”去嘗試回答。隨著作者思考的深入，一個個經濟學“病灶”被找到，誠如作者所言，“我想得越多，就越確信經濟學的主要錯誤不在于具體某些學說，而在于它得出結論所用的方法。”
經濟學怎么了 目錄
前 言 ……… Ⅲ
**章 為何要談方法論？ ……… 1
第二章 基礎：欲望與手段 ……… 21
第三章 經濟增長 ……… 41
第四章 均衡 ……… 69
第五章 模型與定律 ……… 85
第六章 經濟心理學 ……… 113
第七章 社會學與經濟學 ……… 135
第八章 制度經濟學 ……… 161
第九章 經濟學與權力 ……… 175
第十章 為什么要研習經濟思想史 ……… 199
第十一章 經濟史 ……… 215
第十二章 經濟學與倫理學 ……… 233
第十三章 放棄無所不知 ……… 261
第十四章 經濟學的未來 ……… 277
注 釋 ……… 282
參考文獻 ……… 290
展開全部
經濟學怎么了 節選
精彩書摘： 新古典經濟學書說自己是社會科學中*像物理學的，能夠給出“硬”預測。在它自己看來，這一點賦予了它獨特的權威。對此，人們可能會說：就算你穿上警察的制服，你也沒有警察的職權。經濟學的“制服”令人印象深刻，它到處都是模型、方程、回歸、數據：我們將權威與科學聯系起來，而社會學和政治學研究不是科學，于是低人一等，成了顯然不權威的思考。現在經濟學無疑是*具影響力的社會科學，也是政府和管理人員*敬重的學科。那么它是如何完成這項壯舉，讓自身權威超越所有其他社會科學的呢？ 我們將會看到，答案很大一部分是數字的魔力。經濟學有著獨特的說服力，是因為能將數字與數學符號聯系起來。經濟學家也正因此才能夠做出定量預測。其他社會科學都不會如此狂熱地計算、度量其研究材料。許多著名經濟學家都抱怨過經濟學過度使用數學，但很少有人解釋明白，說清楚數學的過度使用是因為經濟學將經濟行為限定為可以度量的行為。要不是因為經濟的數學模型能被理解為人與物的數量，沒有人會對它們感興趣。 在主流經濟學中，個人行為一般會通過競爭市場中的自愿交換發生。根據定義，競爭市場中的所有交易者都沒有權力。這意味著，主流經濟學模型看不到權力在塑造經濟關系中所起的作用，數字的神秘力量取代了精英的實際力量。工人與老板之間的權力失衡、金錢對政治的影響、大企業在塑造信念和市場行為方面的作用——所有這些，都在“模型之外”。經濟學家假定我們是理性的行為主體，決不允許自己受到廣告的哄騙。政治學，一門處理權力關系的科學，應該成為經濟學家培養計劃的一部分，因為權力結構決定了選擇的結構。卡爾·馬克思*為了解這一點，但標準課程之中并不包括他的著作。 何為該有的理性？ 美國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1930—）認為，對于*早的狩獵采集社會來說，幸福條件如下：在他所謂的“原始”富裕社會中，人們能夠以極低的努力和時間成本獲得想要的東西。但我們自己的經歷——至少在我們被逐出天堂之后——恰恰相反。我們想要（或受到誘惑而想要）的東西，多于我們需要的東西，或者說多于我們較為容易就能得到的東西。我們經受著一種神賜的躁動，總是想方設法改善自己的條件。經濟學把這種追求進步的努力視為事實，它假定人性就是永不滿足。 這還不足以達到理性。理性所說的無關我們想要什么，而是關于我們如何設法獲取所欲。理性*主要的要求是：無論目標是什么，一個人總應始終如一朝著自己的目標行動。你需要判斷什么能讓你更滿足，據此對自己的各項選擇進行排序。如果你喜歡A多于喜歡B，喜歡B多于喜歡C，那么喜歡C多于喜歡A就是不理性的。不一致的偏好被視為是妄想、神經癥和瘋狂的跡象。微觀經濟學的大部分內容都基于一致偏好的假定，例如不同商品間的可替代性、兩種商品需求的關系、商品的均衡分布、交換的均衡、價格的形成等等。 早期的經濟學家將需要和欲望區分開來。他們通常認為，我們首先要滿足生理上未滿足的“需要”。接著，沿著欲望的階梯向上走，想象力帶來的需要會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但經濟學家很少好好思考“欲望”的社會根源，也很少思考需求轉向欲望會帶來什么經濟影響。 美國經濟學家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1857—1929）*先認真關注了相對需求在消費模式中的首要地位。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無法滿足的欲望根植于人性，但它實際上是由社會建構的。這一點沒人比凡勃倫看得更清楚。凡勃倫創造了一些如今家喻戶曉的詞語，如“身份象征”（status symbols）和“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我們之所以渴求某種商品或服務，并不是因為想要從使用中獲取價值，而是因為擁有它，我們就能向那些沒有的人展示自己的優越性。 首先，我們應該注意到，羅賓斯將時間包括在稀缺手段之中，從而合上了稀缺問題的邏輯閉環。生命根本不夠長，沒法實現一個人的所有欲望：他說，正是在這個更深層的意義上，“你們的經濟學家是一個悲劇作家”。我們告訴學生，每項活動都有“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它不僅指某個時點的金錢成本，也指時間本身的成本：“時間就是金錢”。如果某人工作一小時能賺10美元，但這一小時他只想閑著，那他實際上就是“花”了10美元。常識表明，你的金錢預算（財富）越大，你就有越多的時間去追逐其他興趣，比如去聽音樂會。因此，隨著財富的增長，稀缺的心理壓力可能會減輕。但事實卻并不一定如此：現在你面臨著各種音樂之間的選擇，沒辦法同時都聽。今天，信息過載（information overload）保持住了時間的稀缺性。我們經常被各種選擇轟炸，比起過去常做的那些選擇，現在這些能帶來更大的滿足感。因此，富余終究只是一場夢，除非死亡可以無限期推遲，否則我們總將陷入時間稀缺的困境。 歷史上的經濟學 其次，主流經濟學將偏好當作既定之物，因此無法探究那些用來招人興趣的說服手段。主流經濟學將消費者獨立決策視為理所當然，它只關心人們追逐所求之物的行為背后有什么樣的邏輯，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而對欲望的歷史學和社會學不感興趣。然而，盡管占有的心理傾向一直存在，但只有在資本主義之下，它才成為了經濟生活的驅動力。在前現代世界中，財富被簡單地視為獲得美好生活的手段；道德家譴責斂財之事，風俗限制斂財之度。可是，“科學”經濟學把對金錢的渴望視為人們主要的心理驅動力，認為它根植于人類本性，同時強調了它在斂財聚富上的作用。為了適應商業的擴張，倫理被重塑：貪婪成為了一種力量，能招致邪惡，但也可行善。 總結一下：稀缺并不像后羅賓斯經濟學所描述的那樣，它并非一種“自然”的長期狀況。很大一部分稀缺是人為的，不僅因為總要刺激需求，也因為人為限制了供給。資本主義利用廣告創造自身所要的需求；同時，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政治控制分配人為導致了供給短缺。主流經濟學沒有質疑需求的來源，也沒有質疑供給的政治障礙，由此削去了當今經濟問題中*為緊迫的那些部分。 在斯密的地圖上，飛速繁榮的英國和停滯不前的中國身處截然相反的位置。然而，充滿啟蒙精神的**批經濟學家未能看清的是，那些不太適合創造財富的制度或許能服務于其他同樣重要的人類目的，比如維持社會滿足感。這一盲區至今仍然存在。 回答了國家在經濟發展中角色的歷史思考這一問題。贊同圣君。 古典和新古典增長理論均忽略了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從歷史事實來看，許多經濟增長是由國家主導的，而非由市場主導，因為大規模資本積累就是由國家完成的。19世紀的所有歐洲國家都是如此；近來日本、韓國和中國亦如此。貿易也屬國家政策工具。許多歷史學家都指出過，大多數國家的工業化都在關稅保護之下進行，而非在自由貿易下完成。 那為何早期經濟學家不選擇國家，而選擇競爭性市場來刺激、協調經濟活動？*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將前現代國家視為一種私人壟斷，將國家人格化為一個君主，這個君主以犧牲公共利益為代價，追求自己家族或王朝的利益。亞當·斯密批判國家，針對的是前現代統治形式。這種國家的統治者是“國王”，他既無知識，又不廉明，不足以指導社會的經濟事務。因此似乎可以下結論說，應限制國家獲取收入和資助的來源，使之在經濟中的作用盡可能小。這種經濟思想中的反國家主義偏見一直持續到今天，其間曾短暫受到凱恩斯主義革命的干擾。 但即便是在18世紀，經濟學家也是錯的。當時，君主制已在成為更廣泛的實體——國家的一部分，擁有質量更高的官僚。在亞當·斯密的時代，像奧地利的約瑟夫二世這種暴君可以被“啟蒙”。在中東歐，正是“絕對”君主制帶頭推動了其落后社會的現代化，對抗貴族的強烈反對及其堅守的傳統權利與特權。到了19世紀末，國家對選民愈加負責。 經濟學家大力譴責政府失靈，卻并不關注治理性質，也不關注權力分配。這樣的譴責假定所有國家就算不腐敗和不掠奪，也都天生無能。但前現代國家的表現，并不能代表現代國家可能取得的成就。新古典主義的嘲弄未能看到，致力于充分就業或增長的政府往往能夠選擇贏家。想想日本汽車制造商豐田。它從一個小小的紡織品制造商起家，被政府行為（關稅、排除競爭對手、補貼）推到聞名于世。用張夏準（Ha-Joon Chang）的話來說：“……若日本政府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相信自由貿易經濟學家的話，那就不會有雷克薩斯了。今天的豐田充其量也只會是一些西方汽車制造商的低級合作伙伴，甚至可能早就被淘汰了。整個日本經濟也是如此。” 我們有三個關于發展的故事。自由貿易理論向我們展示的，是同一條道路上的不同汽車，有些在前，有些在后，但它保證，后面的汽車遵循自由市場的規則，可以趕上前面的汽車。結構主義理論則表明，有些汽車被困在慢車道上，但可以通過國家主義的進口替代政策轉向快車道。*后，剝削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已經將大多數外圍國家永久地置于慢車道上，這些外圍國家只能通過一場針對剝削者的革命來擺脫這條慢車道。 站在今天來看，*大化（以*小代價換取*大收獲）這項行為準則對我們而言再直觀不過了，因此我們很難想象在某個市場中，會有買家不嘗試以*低價購入，而賣家不嘗試以*高價售出。但這種情形在前現代市場中并不少見，那時許多商品服務的價格是根據習慣固定下來的，人們并非總想“通過交易獲利”；他們沒辦法什么都自己生產，因此要在市場中交換認為價值相當的商品。這些市場中，人們本能地認識到，自己同時是消費者和生產者，同時是買方和賣方，所以，如果他們自己花出去的錢更少，那別人就沒那么多錢來買他們的東西。因此，經濟學家腦海里相互交叉的供求曲線，與前資本主義時期人們的想法格格不入。前資本主義時期，人們的想法中只有一條曲線，代表“公正”（just）的價格，只要偏離這個價格，就表明道德混亂。這也是一種均衡原則，或者說是也一種秩序，其中“自然價格”所起的作用，就是后來市價承擔的作用，只不過它完全是靜態的。 所有經濟模型都有著嚴密的邏輯，它們*終轉化為結論的數學證明。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1937—）所描述的，當今建模的重點在于“獲得邏輯一致的不同復雜程度的數學猜想”。但經濟學不能僅靠邏輯生存。要想有用，邏輯論證必須基于對某事的真實信念。邏輯無法告訴你現實世界怎么樣；它只能告訴你邏輯本身怎么樣。學生應意識到因果推理的問題：“若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且X是天鵝，那么X就是白色的”在邏輯上是正確的，但在實際上卻是有誤的，因為并非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若起點為“大多數天鵝都是白色的”，那么人們會更了解天鵝的實際顏色，可這樣就無法明確預測下一只天鵝的顏色。 有一批學者將經濟學視為一種修辭，其中*出名的便是戴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她早年接受的是主流經濟學教育，但她不認為經濟學能夠自證其說，因為證偽在經濟學里根本不可能。各家觀點無所謂對錯，只存在有無說服力之分。數學是新古典經濟學*有力的修辭手法：只要經濟學研究者做得出相關性，不諳統計者便會相信這個人發現了一個原因。不過，麥克洛斯基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修辭性在社會上還是發揮了一定作用，加強了自由市場的論據。 這些學者主張經濟學是修辭，是受了后現代主義很大影響。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后現代主義一直主導著文化研究，它認為人文學科觀點都是說服性而非說明性的。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說過，“外部文本并不存在”：不存在語言之外的現實。后現代主義文學批評“解構”了“文本”，將注意力從文本主張的真相轉移到說服人們相信其真相的手段。從這個角度來看，經濟建模是一項說服性的工作：其目的不在于發現真相，而在于試圖說服人們相信其“文本”所述的真相。所有的現實都是“社會建構的” 理性預期革命的重點在于，主流經濟學家相信自己已經解決了不確定性問題。對未來的預期只是一系列事件的概率分布。不確定性被簡化為概率，因此可以當作確定性的特殊情況。諾貝爾獎獲得者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1940—）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1943—）等經濟學家指出市場存在“信息不對稱”，即交易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擁有更多信息：這個問題在保險市場和二手車市場中普遍存在。但除非我們認為這種信息上的不對等是市場與生俱來的，否則計算機生成的大數據*終總會克服這個問題。若大數據無需任何成本就能得到，則所有人在自己需要做出的任何決定上，都將擁有近乎完美的預測能力。人們飛馳在一條信息高速公路上，直接通向上帝所在之處。 經濟學可以改變人性嗎？ 留給我們的是個難題。當經濟學家“審視馬的腦子”時，他們真的看到了馬的想法，還是只看到了自己植入其中的布道？換句話說，經濟學是描述性的還是規定性的？本書認為經濟學希望兼而有之。經濟學的描述性顯然是不完備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難道描述不會變得像規定一樣嗎？難道人們的行為不會越來越像經濟學家所講的那樣嗎？這會是對貝葉斯定理諷刺的逆轉：客觀現實越來越像經濟學家對于人類的主觀預料。改變人性，而不僅僅是描述人性，一直是社會工程師的夢想，也是今天技術烏托邦主義者的夢想。這一點是進步論的基礎。但若不想將人類變得面目全非，它能推進到什么程度，或者說應該推進到什么程度？人性中會有哪個部分無法更改，極力抵制靈魂工程師的野心嗎？ 經濟學導致人類滅亡 *后，我們必須回到前現代思想的核心問題，也是“科學”經濟學棄置不顧的問題：財富是用來干什么的？倫理學應該重新進入經濟學的底層邏輯。經濟學將需求當作前提，完全不批判人類對無限積累財富的渴求。基于此提出來的政策可能*終會導致人類滅亡。一個人若只是個經濟學家，那無需關心這種事，但若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經濟學家，則肯定不能止步于此。 因此，今天的好政策不僅需要“正確分析”經濟問題，還需要強大的社會想象力。 市場經濟需要設計 凱恩斯抨擊他那個時代的正統學說，并非是針對經濟學家的能力，而是針對他們的方法論。同樣，今天也要對方法論進行徹底反思。動蕩時期，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為顧問十分危險，其所承諾之事，無法由放任的市場來實現。如果將其由封閉世界得出的結論應用于開放世界，就會產生嚴重的誤導，可能導致政策上的重大錯誤。具體而言，新古典經濟學家相信競爭性市場能自發地帶來穩定和公平，忽視了通過設計使市場體系穩定公平的必要性——這一點凱恩斯十分清楚，但新古典經濟學卻堅決忽視。 市場與秩序，市場的責任 如果經濟學要在當下發揮作用，那就必須改變它對市場自我調節的信心。自由市場有秩序，這是經濟學的重大發現，這一點意味著我們能夠將經濟生活從國家、城市、社區和慣性之中解放出來。但我們不應認為市場競爭足以帶來秩序。市場是內嵌于政治制度與道德信念之中的。當今世界，市場不可避免地要對選民和交易者負責。跨境市場一體化并非毫無價值，但只有滿足政治同意的條件時，才能以政治同意的條件允許的方式推進這種一體化。這是判斷的問題，不是論證的問題。檢驗政策好壞的唯一方法，應該是波蘭尼提出的檢驗：社會為了進步會容忍多大程度的破壞和不平等？ 經濟學家的唯一目的是脫貧 我的教科書會明確指出，經濟學唯一的合理目的是讓人類擺脫貧困。此后，經濟學便沒有什么能教的了，倫理學、社會學、歷史學和政治學會接過任務。這樣的一本書會*低限度地使用數學，不過正確理解統計學的用途和局限十分重要。聰明的做題家總會有一席之地，但他們不會太重要。
經濟學怎么了 作者簡介
自小與中國結緣 被譽為20世紀偉大的傳記作家之一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 Robert Skidelsky 1934年7月19日出生在中國哈爾濱一個俄籍猶太富商家庭，嬰兒時就同父母一起被關東軍拘押在日本一年。戰后無法拿回在哈爾濱的巨大家產，移居英國，六十多年后才重訪故地。他所著《凱恩斯傳》，使他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傳記作家之一”，享譽國際學術界，并被英國女王封為勛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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