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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鄉村振興之路——理論、制度與政策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699060
- 條形碼:9787030699060 ; 978-7-03-069906-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鄉村振興之路——理論、制度與政策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從事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政策研究、政策制定和實踐操作的政府官員、研究人員及基層工作人員,經濟學、社會學、農林經濟管理、城市規劃等專業背景的從事鄉村振興學習和研究的碩博士研究生,以及對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感興趣的普通讀者讀者對象:從事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政策研究、政策制定和實踐操作的政府官員、研究人員及基層工作人員,經濟學、社會學、農林經濟管理、城市規劃等專業背景的從事鄉村振興學習和研究的碩博士研究生,以及對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感興趣的普通讀者。 本書在構建一個分析鄉村振興的理論框架基礎上,對鄉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智慧治理、農民增收、生產要素流動、城鄉融合、農業支持保護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進行了基于學理和實地調研的研究,提出了實現鄉村振興的實施路徑、體制保障和政策措施。 2021 年,中國開啟建設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沒有鄉村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現代化;沒有鄉村振興,就沒有鄉村現代化。 2022年3月中宣部出版局推薦!對鄉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智慧治理、農民增收、生產要素流動、城鄉融合、農業支持保護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進行了基于學理和實地調研的研究,提出了實施路徑、體制保障和政策措施
中國鄉村振興之路——理論、制度與政策 內容簡介
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舉措。本書在構建鄉村振興理論框架的基礎上,研究了鄉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智慧治理、農民增收、生產要素流動、農業支持保護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所面臨的深層次約束和問題,基于學術研究和實地調研提出鄉村振興的實施路徑、政策建議和體制保障,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決策制定、政策實施和政府工作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中國鄉村振興之路——理論、制度與政策 目錄
目錄
**章 鄉村振興的理論與制度供給 1
**節 研究進展 1
第二節 關于鄉村振興的理論 7
第三節 影響鄉村振興與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與制度問題分析 16
第四節 強化鄉村振興制度建設與政策支撐的總體思路、目標模式與路徑選擇 28
第五節 鄉村振興制度框架與政策體系 32
參考文獻 39
第二章 農業高質量發展與鄉村振興:一個政策框架 41
**節 鄉村振興的支撐政策需求 41
第二節 鄉村振興支持政策的國際經驗鏡鑒 46
第三節 農業支持保護政策的改革創新與體系完善 51
第四節 構建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 56
第五節 鄉村振興支持政策的探索實踐和改革創新 62
參考文獻 71
第三章 鄉村產業振興機制研究 73
**節 城鄉中國時代的鄉村產業新需求與新供給 73
第二節 質量興農體制機制研究 76
第三節 一二三產業融合的體制機制研究 109
參考文獻 129
第四章 完善農民增收的體制機制研究 133
**節 農業補貼政策與農戶家庭經營收入 133
第二節 勞動力市場與農戶工資性收入 154
第三節 美國家庭農場的政策體系及其對中國農戶增收的啟示 170
第四節 完善農民增收體制機制的政策建議 173
參考文獻 176
第五章 生態宜居目標導向下鄉村空間規劃和建設指引的政策建議 179
**節 鄉村生態宜居環境內涵和組成 179
第二節 鄉村人居環境規劃建設面臨的挑戰 186
第三節 鄉村空間規劃研究和政策建議 193
第四節 鄉村規劃建設指引案例研究和政策建議 208
參考文獻 223
第六章 新型農業支持保護政策體系設計:問題、成因與策略 225
**節 現實背景 225
第二節 文獻綜述 226
第三節 我國農業支持保護的基本特征與現存問題 229
第四節 新型農業支持保護政策體系設計 230
第五節 農業發展的五大困境及其成因分析 237
第六節 實施農業支持保護的策略探索 239
第七節 對策建議 268
參考文獻 271
第七章 鄉村治理有效實踐研究 277
**節 人口流動與鄉村治理面對的新場景 278
第二節 數字技術應用與多主體參與的實踐 282
第三節 融入數字鄉村的智慧治理機制 307
參考文獻 312
第八章 縣域鄉村治理數字化的路徑:對浙江五個先行縣(市、區)的比較研究 314
**節 引言 314
第二節 縣域鄉村治理數字化推進的背景 316
第三節 縣域鄉村治理數字化平臺的不同 318
第四節 鄉村治理數字化的推廣路徑 324
第五節 結語 335
參考文獻 336
第九章 構建權利開放與要素通暢的城鄉土地制度體系 337
**節 研究的背景和意義 337
第二節 國內外研究現狀 339
第三節 權利開放——中國土地制度改革的經驗與展望 342
第四節 城鄉要素流通面對的體制機制障礙 347
第五節 市場與產權——土地制度改革主要問題辨析 349
第六節 地方改革實踐 352
第七節 構建城鄉權利開放、要素通暢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 379
參考文獻 381
第十章 深度貧困地區貧困的特征、機理與脫貧模式研究 383
**節 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特征與政策傾斜 383
第二節 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發生機制 392
第三節 深度貧困地區的產業扶貧模式研究 398
第四節 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機理研究 410
第五節 扶貧產業發展的社會基礎 421
第六節 政策建議 424
參考文獻 427
第十一章 鄉村振興的主要挑戰與政策建議 428
**節 加大制度供給,完善鄉村振興的體制機制 429
第二節 促進鄉村產業興旺的政策機制 433
第三節 提升生態韌性的鄉村宜居空間規劃和建設指引 434
第四節 多主體參與、場景關注與鄉村智慧治理 438
第五節 完善農民增收的體制機制 441
第六節 生產要素間自由流動與合理配置的體制機制 443
第七節 基于目標導向的新型農業支持保護政策體系 445
第八節 總結深度貧困地區脫貧經驗,實現深度貧困地區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 447
中國鄉村振興之路——理論、制度與政策 節選
**章 鄉村振興的理論與制度供給 **節 研究進展 一、農業為什么沒有跟上工業化步伐 工業化在后發經濟體中一直被賦予至高無上的地位,它被普遍認為是一切現代社會進步的動力和源泉(Chang,1949)。但是,工業化普遍被理解為經濟重心由初級產品向制造業生產的轉移(Chenery et al.,1986),主要特征為制造業活動在國民收入和勞動人口中份額的上升(伊特韋爾等,1996)。這種對工業化的片面理解造成二戰后很多民族國家的農業發展受挫和對國民經濟的拖累。Krueger(1997)認為,發展中國家誤以為工業能夠帶來經濟發展而農業代表落后,從而應當用獲得的農業剩余來補貼工業,尤其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通過剪刀差實現這一目標。張培剛(1992)認為,將工業化看作制造業(尤其是重工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比重的增加,造成了只注重集中資源投資于制造業,而忽視了傳統農業的改造和農村發展的錯誤傾向,這是二戰后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步履維艱和屢屢失敗的重要根源之一。張培剛正確指出,工業化應該涵蓋整個國民經濟,它至少應該包括工業和農業的機械化與現代化。工業化表現為“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發生連續的變化,進而導致生產過程、經濟組織、社會結構,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變化。以此認識工業化,就不可能出現為了發展工業制造業而犧牲農業的錯誤傾向(Chang,1949)。 遺憾的是,以錯誤理念推動的工業化就在提出過正確概念的經濟學家的國家發生了。林毅夫等(2012)研究發現,中國通過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建立完備的工業體系、實現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所付出的代價極其高昂。這套政策導致農業增長速度下降,也造成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要素市場的扭曲(蔡昉和楊濤,2000)。要素市場扭曲所導致的農業增長緩慢,使得整個經濟增長受到影響。Knight和Song(1993)認為,由此導致的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限制,導致了中國的農村貧困。 二、城市偏向導致的城鄉差距 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 。都市化是人口從鄉村向城市運動,并在城市中從事非農業工作,是鄉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轉變。但是,后發經濟體實施的城市偏向政策往往導致農業、農村發展被忽視。形成城市傾向政策的手段通常是實行“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政策,即通過扭曲產品和生產要素價格,創造偏向城市而不利于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政策,獲取農業剩余以補貼工業化(Schultz,1978)。發展中國家選擇城市傾向政策,一方面,對農業征稅可以為工業化提供絕對必要的財政支持。中國城鄉分割的根源在于中央計劃經濟采取了重工業優先的發展策略,需要提取農業剩余以增加城市資本積累及對城市進行補貼(Yang,1999)。另一方面,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結構造成城鄉居民在政治談判地位和政策影響力上存在嚴重的不對等。農村部門擁有大多數貧困人口及成本低廉的各種資源,城市部門擁有大部分的表達渠道、組織和權力,農民的分散居住和個體產出水平占比有限導致極高的集體溝通成本和“搭便車”問題,這些因素導致農村部門居于不利地位。中國實施城市傾向政策的根源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確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改革開放之后城市傾向政策依然存在則是由于原有戰略形成的城市利益剛性(蔡昉和楊濤,2000)。 中國城市傾向政策的主要執行機制包括對農業生產的控制、農產品上繳、壓低糧價,以及通過戶籍制度對勞動力由農村到城市的流動進行限制。城鄉居民之間的福利待遇差異、傾向性政策下農村居民更高的生活成本、城鄉之間教育及醫療衛生設施差異及有利于城市的金融轉移項目,導致了巨大的城鄉收入差距。城市傾向政策造成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要素市場的扭曲,導致經濟系統的扭曲,從而*終降低了農業和整個經濟體系的增長(蔡昉和楊濤,2000),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不利。 三、城鄉統籌與城鄉關系調整 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后,農村總體上都仍處于為城市和工業部門提供資金的階段,在1998年國家確立“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后,情況才有所緩解,但是農村、農業受扶持的力度非常有限(李明等,2014)。2002年以來中央政府對城鄉關系進行了重大調整,我國城鄉關系進入城鄉統籌發展階段,密集出臺了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表1-1)。 表1-1 中共十六大以來城鄉統籌政策演變 總的來說,中共十六大以來統籌城鄉發展對城鄉之間公共資源均衡分配功不可沒,城鄉之間公共政策差距在縮小。但是,在城鄉統籌中政府占主導、市場力量不足,*后導致鄉村被城市“統籌”,城市高度繁榮、農村衰敗的局面并沒有得到改變。城鄉分隔的二元體制和城市優先發展戰略,促使大量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向城市集聚,制約了鄉村可持續發展,引發了日趨嚴峻的“鄉村病”:土地、人口等生產要素高速非農化(姜德波和彭程,2018);農村社會主體過快老弱化、鄉村人氣不旺、人力不足,制約了現代農業與鄉村的轉型發展(劉彥隨,2018)。農村青壯年主力軍選擇離開家鄉到大城市闖蕩,他們離土、出村、不愿意回村,加劇了農村的衰落(姜德波和彭程,2018),村莊用地嚴重空廢化。2011年,全國空心村綜合整治潛力已達1.14億畝 (劉彥隨等,2011),空心村不整治,新農村難振興(劉彥隨,2018);此外,還存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難以縮小(韓俊,2009)、鄉村社會治理機制不完善等問題(姜德波和彭程,2018)。 四、中共十九大以來對鄉村振興戰略的解讀 (一)鄉村振興的意義 現階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種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反映在農業和鄉村發展的滯后上(陳錫文,2018a)。隨著農業機械化的普及和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健全,農民在大宗作物生產上的勞動強度逐步降低,勞動時間不斷減少,如果能使農民利用好比以往更充裕的剩余勞動時間,在農村創造新的供給、滿足城鎮居民新的需求,正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本意所在(韓俊,2009)。 (二)鄉村振興的內容 顧益康(2017)將鄉村振興戰略概括為堅持七個原則:要堅持黨管農村工作,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堅持鄉村全面振興,堅持城鄉融合發展,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因地制宜、循序漸進。陳文勝(2017)認為鄉村振興應當包含美好產業、美好家園、美好風氣、美好秩序和美好生活等五個方面。 (三)鄉村振興的路徑和制度保障 黨國英(2018)提出五個建立健全城鄉融合制度保障體制:一是必須建立城鄉統一的要素市場,進一步擴大要素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二是必須拋棄將農村視為剩余勞動力和貧困人口這兩個“蓄水池”的陳舊思想;三是必須將農業競爭力提高戰略納入國民經濟整體競爭力提高戰略;四是必須使各項經濟政策推動中國人口布局大調整;五是必須完成現行農村政策在實施對象上的轉變。除此之外,還應當實現農業技術進步模式轉變、農地保護模式轉變、城鄉區劃模式轉變、城鄉社會治理模式轉變、土地產權制度及農業經營制度變革。 (四)鄉村振興的路徑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是要堅持改革創新精神,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按照“七個必須”的要求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一是必須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二是必須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三是必須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走質量興農之路;四是必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五是必須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走鄉村文化興盛之路;六是必須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七是必須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走中國特色減貧之路。劉守英(2017)從以下五個方面闡述鄉村振興的路徑:一是完整理解鄉村振興戰略,改變重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而輕農村現代化的傾向;二是從城鄉統籌轉向城鄉融合,實現人、地、資本等要素的城鄉互動,實現城市和鄉村文明共榮共生;三是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和農業農村現代化;四是改革農村土地產權和農業經營制度;五是鄉村治理,重建鄉村秩序和制度。 (五)鄉村振興要注意的問題 陳錫文(2018b)給出以下提醒:①關于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堅持家庭經營的基礎性地位,堅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實行“三權分置”(指農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分置)。②關于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落實農民集體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資產收益分配權,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基本性質。③關于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在有條件也符合農民意愿的地方,應當引導土地經營權流轉、集中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但是,并非所有的耕地都適合規模經營,關鍵是要向小農戶的生產提供優良品種、栽培技術、儲運營銷和其他各種適合于他們的服務。把握好土地經營權流轉、集中及規模經營的度,要與城市化進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相適應,與農業科技進步和生產手段改進程度相適應,與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提高相適應。 五、鄉村振興的國際理論與經驗借鑒 (一)鄉村振興的歐美實踐 歐美國家的工業化雖然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但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過程中,依然存在鄉村發展滯后于城市、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滯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長的不協調現象。以美國為例,20世紀40年代,美國非農業人口與農業人口可支配收入比值為1.66,50年代擴大到2(曾國安和胡晶晶,2008)。不僅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擴大,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方面也存在巨大差異。為此,美國通過發展農業規模經營,鼓勵農民發展農業以外的經濟,加大對農民的直接經濟補貼,加強農村道路、水電、市場等基礎設施及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建設,為農村發展和縮小城鄉差距提供了保障;同時,針對農民職業技能薄弱的狀況,實施了旨在提高農民技能和素質的“工讀課程計劃”。這一系列措施改善了美國鄉村發展的條件,提升了鄉村發展價值,推動了鄉村快速發展(圖1-1)。無獨有偶,20世紀60年代中期,法國及一些歐洲發達國家的大都市出現了繁榮城市與落后鄉村并存的現象。一方面,大都市中人口擁擠導致住房、交通、環境等條件不斷惡化,城市發展的成本不斷提高,“城市病”日益嚴重;另一方面,大都市周邊存在著遼闊的農村,這些農村不僅可以吸納都市人口和企業,還可以減少由擁擠產生的“城市病”,但由于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發展落后,其價值均未很好地得到體現。為此,這些國家專門制訂了大都市周邊地區鄉村發展計劃。例如,巴黎對中心區征收“擁擠稅”,對從中心區搬遷到郊區且占地500平方米以上的工廠,政府給予60%的搬遷補償費;同時確定了“保護舊市區,重建副中心,發展新城鎮,愛護自然村”的方針,由農業區、林業區、自然保護區和中小城鎮組成鄉村綠化帶,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建設,實現鄉村生活方式城市化,使鄉村擁有跟城市同等的生活條件(張軍和李勤,2010)。 圖1-1 鄉村振興的國際經驗 (二)鄉村振興的日韓實踐 日本、韓國與中國相鄰,文化相通,因此,這兩個國家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有關鄉村振興的經驗,對中國鄉村振興更具參考意義。日本和韓國都屬于經濟分布空間和人口分布空間均極度失衡的國家。例如,1975年日本26.9%以上的工業產品出廠額和24.2%的人口聚集在只占國土面積3.54%的東京都市圈(張季風,2004);韓國的這一現象也比較突出,20世紀70年代中期,首爾(當時叫漢城)都市圈聚集了韓國40%以上的人口和48%的制造業工人,而其面積僅占全國的11.8%(李恩平,2006)。鄉村在科學進行國土開發、平衡分布產業和人口、緩解“大城市病”、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及保護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價值沒有得到充分體現。為此,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通過國土開發計劃等綜合手段提升鄉村發展價值和促進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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