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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出版基金項目:中國出版家張元濟 版權信息
- ISBN：9787010169026
- 條形碼：9787010169026 ; 978-7-01-016902-6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出版基金項目:中國出版家張元濟 內容簡介
1901年,張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歷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他主張教育救國,啟迪民智。在他的主持下,商務印書館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印刷所發展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歷史很久、影響很大的文化事業機構。張元濟在中國出版事業和文化事業上都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地位。本書詳細考察他在出版界奮斗的歷程、事業的展開和人格的養成；介紹他扶助教育，譯介西學和文化，搜羅搶救傳承故籍，筑圖書館，建設產品營銷網絡等事跡，讓讀者了解作為出版家的張元濟真實而巨大的感染力、作用力和影響力。
中國出版基金項目:中國出版家張元濟 目錄
序：文化的追求與奮斗
楔子 初涉出版——南洋公學歲月(1897—1902年)一、南下二、執掌譯書院三、特班插曲四、出版《原富》五、告別公學
章 追尋理想——現代出版的開拓(1902—1920年)一、投身商務印書館二、國民啟蒙新路三、創立編譯所四、西學與新政五、新都市文化六、文化商務的奠基七、由出版向文化展開
第二章 文化使命——締造文化的商務(1914—1920年)一、執掌商務大業二、助力新文化建設三、走向新文化之路四、鑄造時代的精魂五、重構文化的故鄉六、現代商業的典范
第三章 文化薪傳——重構古典文明(1921—1936年)一、世代交替二、復興商務三、董理國故四、同心劾力五、未竟的事業
第四章 文化傳奇——從絕境到絕響(1937一1949年)一、苦撐危局二、文化風骨三、文化大救亡四、后的抗爭
尾聲文化余痕——夢想的超越與遺憾(1950—1959年)
結語向文化圣人致敬
張元濟編輯出版大事年表
參考文獻
后記
展開全部
中國出版基金項目:中國出版家張元濟 相關資料
二、執掌譯書院 南洋公學是1897年由盛宣懷在上海創辦的，辦學宗旨是培養學生既“通達中國經史大義”，又精于“ 工藝、機器制造、礦冶諸學”，當然走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路子。開學時，先設立“師范院 ”，為學校培養自己的師資。這是中國有師范教育的開端。
19世紀70年代以后，資產階級改良思想逐漸盛行，清末進行社會改良的主要活動與維新的重要舉措就是仿西方模式創辦大學，為維新大事培養維新人才，上海南洋公學、北洋大學堂、京師大學堂和山西大學堂得以相繼成立。
盛宣懷，字杏蓀，別號愚齋，江蘇武進人。因入李鴻章幕，得李充分信任，委派其參與洋務，先后擔任過招商局會辦、電報局總辦、海關監督，凡淮系洋務派所辦輪船、電報、紡織等主要企業，悉由其一手掌握。1896年，盛宣懷又得張之洞厚顧，獲取蘆漢鐵路督辦權，以上海為基地，遙控漢陽鐵廠、大冶煤礦、萍鄉煤礦，以及新創輪船、電報、銀行等事業，李、張兩人皆系晚清重臣，此時雖權勢互有消長，但盛宣懷依托于兩威之下，其聲勢之大，地位之顯赫，無與倫比。也就在這時候，南洋公學成立了。這是早由國人自辦的大學之一，即后來的上海交通大學。
盛宣懷認為，興學乃自強之急圖，而譯書尤為興學之基礎。
為了解決圖書資料和教學用書的匱乏問題，1898 年初，盛宣懷奏請朝廷在南洋公學創辦譯書院，選譯東洋、西洋的名著印行，供學生和國內人士閱讀。是年底，朝廷核準，擇址于上海虹口。所擬《南洋公學試辦章程》第七章第二節：“師范院及中上兩院學生，本有翻譯課程，另設譯書院一所，選諸生之有學識而能文者，將圖書院，購藏東西各國新出之書，課令擇要翻譯陸續刊行。” 1899年4月，張元濟正式就任譯書院院長。當年秋天，譯書院遷到提籃橋。自此，張元濟開始了在南洋公學三年多的歷程。
南洋公學譯書院本身就是出版機構，《南洋公學譯書院試辦章程》條言：“公學課程專重政治，本院譯書同斯宗旨，凡兵事、法律、理財等門尤為先務。”公學之創辦本意也是培養新人才，提供新知識，李鴻章之向盛宣懷推薦張元濟，南洋公學譯書院當時所譯書目均為日本的軍事書籍，狀況平平。比較起 30年前江南制造局譯館由傅蘭雅、林樂知、徐壽、華蘅芳、李善蘭等主持所譯的格致之書，似乎進展不大。盛宣懷當然不滿，翹首以待張元濟這位李大人推薦的“新學”人才。
張元濟到來之前，南洋公學譯書院已出版過八種譯作，擬定選譯的約20種，盛宣懷開始所以言“東學 ”，主要是日本雇員完成的軍事類作品，如《日東軍政要略》、《軍隊教育方針》、《戰術學》等，主要體現盛宣懷“以練兵為實務”。張元濟下車伊始，也是遵循盛宣懷：“選取各務、賦稅、度志以及礦山、銀行各章程，督飭專員趕緊翻譯，總期日積月累，與學校相為表里，務使東西學得中學闡發，而無偏頗，則中學得東西學輔翼而益昌明。” 張元濟執掌譯書院后，果然不負所望，勤耕細作以展其學。期間，對公學翻譯出版事業推動甚大，到 1901年7月，盛宣懷向朝廷奏報譯書成果時，譯書院已經出書14種，另有15種都已譯成，已準備付印。二、執掌譯書院
南洋公學是1897年由盛宣懷在上海創辦的，辦學宗旨是培養學生既“通達中國經史大義”，又精于“
工藝、機器制造、礦冶諸學”，當然走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路子。開學時，先設立“師范院
”，為學校培養自己的師資。這是中國有師范教育的開端。
19世紀70年代以后，資產階級改良思想逐漸盛行，清末進行社會改良的主要活動與維新的重要舉措就是仿西方模式創辦大學，為維新大事培養維新人才，上海南洋公學、北洋大學堂、京師大學堂和山西大學堂得以相繼成立。
盛宣懷，字杏蓀，別號愚齋，江蘇武進人。因入李鴻章幕，得李充分信任，委派其參與洋務，先后擔任過招商局會辦、電報局總辦、海關監督，凡淮系洋務派所辦輪船、電報、紡織等主要企業，悉由其一手掌握。1896年，盛宣懷又得張之洞厚顧，獲取蘆漢鐵路督辦權，以上海為基地，遙控漢陽鐵廠、大冶煤礦、萍鄉煤礦，以及新創輪船、電報、銀行等事業，李、張兩人皆系晚清重臣，此時雖權勢互有消長，但盛宣懷依托于兩威之下，其聲勢之大，地位之顯赫，無與倫比。也就在這時候，南洋公學成立了。這是早由國人自辦的大學之一，即后來的上海交通大學。
盛宣懷認為，興學乃自強之急圖，而譯書尤為興學之基礎。
為了解決圖書資料和教學用書的匱乏問題，1898
年初，盛宣懷奏請朝廷在南洋公學創辦譯書院，選譯東洋、西洋的名著印行，供學生和國內人士閱讀。是年底，朝廷核準，擇址于上海虹口。所擬《南洋公學試辦章程》第七章第二節：“師范院及中上兩院學生，本有翻譯課程，另設譯書院一所，選諸生之有學識而能文者，將圖書院，購藏東西各國新出之書，課令擇要翻譯陸續刊行。”
1899年4月，張元濟正式就任譯書院院長。當年秋天，譯書院遷到提籃橋。自此，張元濟開始了在南洋公學三年多的歷程。
南洋公學譯書院本身就是出版機構，《南洋公學譯書院試辦章程》條言：“公學課程專重政治，本院譯書同斯宗旨，凡兵事、法律、理財等門尤為先務。”公學之創辦本意也是培養新人才，提供新知識，李鴻章之向盛宣懷推薦張元濟，南洋公學譯書院當時所譯書目均為日本的軍事書籍，狀況平平。比較起
30年前江南制造局譯館由傅蘭雅、林樂知、徐壽、華蘅芳、李善蘭等主持所譯的格致之書，似乎進展不大。盛宣懷當然不滿，翹首以待張元濟這位李大人推薦的“新學”人才。
張元濟到來之前，南洋公學譯書院已出版過八種譯作，擬定選譯的約20種，盛宣懷開始所以言“東學
”，主要是日本雇員完成的軍事類作品，如《日東軍政要略》、《軍隊教育方針》、《戰術學》等，主要體現盛宣懷“以練兵為實務”。張元濟下車伊始，也是遵循盛宣懷：“選取各務、賦稅、度志以及礦山、銀行各章程，督飭專員趕緊翻譯，總期日積月累，與學校相為表里，務使東西學得中學闡發，而無偏頗，則中學得東西學輔翼而益昌明。”
張元濟執掌譯書院后，果然不負所望，勤耕細作以展其學。期間，對公學翻譯出版事業推動甚大，到
1901年7月，盛宣懷向朝廷奏報譯書成果時，譯書院已經出書14種，另有15種都已譯成，已準備付印。
1902年10月刊印的譯書院譯書教材方面有：《格致讀本》、《中等格致讀本》；《化學》、《代數設問》、《心算教授法》、《物算筆算教科書》、《幾何》、《本國中等地理教科書》、《萬國地理教科書》、《蒙學課本》、《習字范本》；《名學教科書》、《法律學教科書》。1904年，南洋公學譯書統計已達67
種，擬定選譯7種，此時，張元濟雖已離開一年，但與他在譯書院的前期努力是分不開的。
張元濟主持譯書院譯書，范圍及內容主要受托于盛宣懷乃至李鴻章之意圖，張元濟早就熱心西學，在遵循盛宣懷技術實用主義的譯書出版方針的同時，向西學拓展，并重點在思想和西政方面，他出版了如英國瑣美爾《萬國通商史》、勃克魯的《英國文明史》、日本松平康國的《美國憲法史》、美國韋爾生《政群源流考》。他在譯書院第二年，自行自擇，出版了本不屬于譯書院選書范圍——嚴復的《支那教案論》一書，風靡一時，1903年競出現了盜印翻印之本，政府不得不出臺禁令“盜印”。張元濟成功勸說盛宣懷，出巨資購買嚴復所譯《原富》一稿，《原富》的出版更是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首刊雖然只有上卷，但一時達官貴人，朝廷上下，均樂求之而不得。全書五卷印完時，首卷存貨無幾。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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