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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本盤(雙循環下的經濟新空間)(精)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8212380
- 條形碼：9787308212380 ; 978-7-308-21238-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基本盤(雙循環下的經濟新空間)(精) 本書特色
探索雙循環下的經濟新空間 吳曉波總顧問，任澤平、張建平、管清友、劉全偉、蔣斌 、吳曉波頻道同讀一本書 傾力推薦
中國基本盤(雙循環下的經濟新空間)(精) 內容簡介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的產業分布、城市格局洗牌運動已經開啟。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空間在哪，誰能抓住新一輪增長的風口？這是每個個體都關注的時代命題。 本書通過分析區域發展的經典模式，以案例式寫作來探討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如何推動大國復興，在新發展格局下從世界制造大國到世界制造強國之路如何演進等命題。包括張謇在南通的工業化實踐，計劃經濟時期大慶模式的輝煌與局限，溫州民營經濟的崛起與后來的困境，互聯網平臺經濟的崛起與反思，新國貨浪潮崛起背后的中國制造升級之路，中國制造業大升級之際產城競合模式的變革，等等。這些始終離不開對五種關系的思考——中國與世界，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邊緣與中心，獨立與依附，這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里避無可避的主題。 時間維度的工業化推進，空間層面的區域發展創新和個體創變者不甘沉淪，永不屈服的靈魂，這就是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的秘訣，也是中國發展的基本盤。
中國基本盤(雙循環下的經濟新空間)(精) 目錄
目錄
前言
**章 夾縫里的生存
01 向南通學習什么：中國獨立探索工業化道路樣本
狀元辦廠：瓜分危機下知識分子自救
開拓者的艱辛：先天不足與后天壓抑
南通模式：工農互補與縣域發展的先聲
第二章 計劃的勝利
02 荒地起油城：大慶精神和所改變的國運
石油關乎國運
苦難與激情：意志力的奇跡
政企合一：一切服從于生產
大慶的遺產和資源型城市的前路
03 鑄鋼為城：攀枝花和上海的兩種路徑
攀西的鋼鐵奇跡：三線建設的模板如何煉成
寶鋼樣本：從計劃經濟到市場化改革的演進
第三章 偉大的改革
04 “代工之王”與特區：深圳的制造業升級之路
一個商人的企圖心和一座新城市
成為”iphone之城”后的新增長點
深圳進化背后的中國崛起
05 溫州的奇跡與困境：草根式崛起和產業空心化反思
“溫州模式”的崛起之路
遭遇困境：利潤“薄如刀片”
如何超越“溫州模式”
新形勢下反思與前行
第四章 中國創新力
06 南山余杭啟示錄：平臺經濟的崛起與外部效應
數字巨頭在中國誕生的土壤
從消費互聯網到產業互聯網
基礎設施與數字霸權
數據治理的困境及迷思
07 王慶坨小鎮的輪回：從互聯網資本吹向制造業的颶風
“流動的長城”
“中國自行車**鎮”的往事
共享單車帶來的短暫春天
當新科技的“野蠻人”來敲門
08 新國貨浪潮：供應鏈和10億消費者
難以忽視的本土力量
“學會工業化”
中產崛起與消費升級
決戰性價比市場
第五章 超越地理
09 從運河到中歐班列：重塑地理的基礎設施和供應網絡
大運河：封閉農耕文明的王朝生命線
中歐班列：超越政治和戰爭的新可能
流通格局變遷下的超級基礎設施
10 ZHI造城市：國內大循環與區域競合新時代
國際大循環戰略下的生產力布局
制造，“質”造，“智”造
城市競合大洗牌
11 進擊的園區：產城競爭的基礎設施
園區40年：政府主導的改革試驗田
崛起的民資園區
園區在海外：輸出中國的工業化經驗
后記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中國基本盤(雙循環下的經濟新空間)(精) 節選
開拓者的艱辛：先天不足與后天壓抑 1895年冬天，張謇開始籌辦紗廠，但直到1899年5月，大生紗廠才正式開車。這中間相隔3年半的歲月，張謇遭遇的*大困境是籌資。由于籌資不易，大生紗廠的性質經歷了多次輪替和搖擺，從官招商辦、官商合辦*終變成了紳領商辦。 紗廠籌資困難，與當時的中國社會對機器大生產的理解和認知不足有關。社會資金難以順暢實現資本化，為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提供財力支持，也反映了在封閉落后的農業國邁開工業化**步的艱辛。 而即使募資成功，南通和張謇的事業也面臨內在的危機。一是機紗面向的市場是土布織戶，它依然屬于農村家庭手工業范疇，隨著機器大生產對中國傳統生產方式的碾壓，機織終將取代手織。張謇在南通辦的廠始終仰賴本地織戶市場，一旦織戶們的土布銷路不暢，大生紗廠就將面臨困境，而整個大生資本集團的贏利又高度仰仗紗廠。在這條生產關系的傳導鏈條里，實業發展在全國取得斐然成績的大生資本集團的榮光，建立在并不穩固的根基之上。 另外，近代民族資本主義始終是在半殖民地的大背景下起步的，中國民族工業發展在先天不足和后天壓抑的困境里艱難騰挪。作為工業發展的后發國家，國家的主權并不完整，華商起步比外洋資本更為困難，更談不上享受本國政府對本國產業的相關保護政策。國內市場還因戰爭、割據等諸多阻隔，分散而破碎。隨著全國范圍內的戰爭爆發，這些近代早期區域工業化的先驅和努力注定以令人遺憾的結尾收場。籌資不易，生存艱難 1895年年底，張謇初步設定，南通本地和上海各3人，共同組成“通滬六董”，是為大生紗廠的股東。張謇是籌辦者，但他畢竟是讀書人，財力有限，并不在這6人股東之中。第二年，紗廠的規模和需募資金也逐漸有了明細：紗廠為商辦，廠址在通州城西唐家閘，規模為先辦紗機2萬錠，招股60萬兩。 一開始，南通本地的股東頗為積極，但上海的商人十分怠慢，遲遲未見資金。為此，張謇到上海周旋，3位上海股東中有2位買辦商人就此退出了股東陣營。張謇于是又推薦南通本地的木材和典當行的2位商人加入。由此，南通本地商人成了主導。但由于本地商人集資不足，僅靠商人的力量，難以支撐大生紗廠的建設。 此時，狀元的身份開始發揮作用。張謇在官場的社會資源積累派上了用場。他轉而向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大員尋求幫助。商辦計劃此時已經擱淺，尋求來自官府的資金成了紗廠唯一的希望。 張之洞此前在湖廣總督任上曾有興辦紗廠的念頭，因此購買過一批紗錠放在上海楊樹浦碼頭。由于資金缺乏，這批紗錠在碼頭生銹，兩三年無人過問。上海商務局因此與張謇議定，官機作價50萬兩為紗廠股金，張謇另行募資50萬兩，紗廠改為官商合辦。 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商人對官府有頗多顧慮，紗廠的股東中也不乏有人擔心官方干預過多，因此極力反對官商合辦。經過張謇的多方協調，1897年8月，紗廠又改為“紳領商辦”。具體來說，作價50萬兩的官機對半平分，由盛宣懷和張謇分別募資，每人籌資25萬兩，紗廠即可開機。在紳領商辦的安排下，官府對紗廠的支配權降低，官機的折股只能每年到期領取“官利”，不能干涉企業經營。這也打消了入股股東對官府的疑慮，提高了他們參與大生紗廠籌資的積極性。 1898年年初，大生紗廠的基礎工程建設開始，由于缺乏資金，廠房建設進展緩慢。到秋天才算基本建成，機器安裝過半。要投入生產，還需要原材料和日常成本開支。為此，張謇又去向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和東南各地地方大員求助，但支持者不多。為維系紗廠運轉，用于生產的棉花也被賣掉以應付日常開銷。 到1899年5月，大生紗廠終于正式投產。但此時資金缺乏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紗廠的主導者們決心*后一搏——一邊買棉花，一邊賣紗，用賣紗的錢購買原材料，到完全無力開機時，就關閉工廠，徹底放棄。“定計盡花紡紗，賣紗收花，更續自轉，至不能有花紡紗，則停車而閉廠，以還股東。”大生紗廠運氣不錯，當地市場對機紗需求量極大，加上當年機紗漲價，很快大生紗廠就站穩了腳跟。 在南通籌建紗廠的過程如此一波三折，這生動地體現了在這片國土上創新求變者的困境。張謇在日記里寫過自己為紗廠募資的艱難，“凡以紗廠集股告人者，非微笑不答，則掩耳而走”。集資辦廠對于19世紀南通的普通商賈而言是徹底的新鮮事，許多人并不了解集資與借貸的區別，當地一些農戶聽到辦工廠，甚至謠傳“要用童男童女祭煙囪”。這就是19世紀中國的現實，興土木、建鐵路、辦工廠，都可能以破壞風水的名義被阻撓叫停。 因而，南通工業發展*初的資本積累全賴主事者個人社會資源變現。張謇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網，成了南通工業化得以實施的前提和背景。從這里我們也能理解，為何中國*初的實業家們都與封建舊制度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在當時，只有這些人才具備興辦實業的客觀條件。 學者伍貽業對這種時代特征有過很精煉的總結，新的正在萌蘗，舊的并沒有立即消逝，張謇在“新與舊的激烈沖突下，負荷著傳統，勇敢地正視著變化中的現實”。 從這個意義上看，說“先有張謇，后有南通工業”，毫不為過。從“一榮俱榮”到“一損俱損” 大生紗廠開機半年后，紗廠賬面上居然有26850兩盈余，2年后盈利一路飆升，紗廠的規模也不斷擴大。1899年紗廠開機時只有2萬紗錠，到1905年增加到6.06萬錠。盈利能力也頗為可觀，從紗廠開機到1916年，股東得余利273萬兩。這樣的成績在當時的中國頗為可觀。 一組對比數據能反映大生紗廠取得的成績有多驚人。經濟學者嚴中平曾考察1896—1910年創辦的19家華商紗廠，在中外棉紡織工業的競爭中，大生紗廠是唯一的幸存者。“我們找遍上述十九家紗廠，發現未經改組、出租、出賣而能繼續增機增資者，只有南通大生紗廠一家，其余18家莫不曾經失敗易主。” 近代民族工業在西方列強沖擊、本土營商環境和資本主義發展土壤并不充分的情況下，事實上處于九死一生的處境。歷史學者章開沅稱：“這是一場對抗雙方實力懸殊的‘悍戰’。”在**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強無暇東顧之際，民族工業有了短暫喘息之機，大生紗廠也是在這段時間快速擴大規模的。到1921年時，大生紗廠的2家分廠歷年累計純利總額為1662萬兩，其中有2/3是在一戰期間取得的。 紗廠生產進展順利后，作為棉紡配套產業的相關工業也納入了規劃。例如，面粉廠利用大生多余的動力來研磨面粉，既為紗廠提供漿紗的原料，同時也能便利百姓生活；紗廠的下腳料則作為油廠的原料，油廠的廢料油渣作為皂廠的原料，紙廠則利用紗廠下腳飛花造包紗紙。 通過工業化的推進，大生紡織企業形成了一個以機紗為中心的工業集團。它帶動了當地工業企業類型的多樣化，當地的經濟也圍繞著棉紡的前后經濟領域得到發展，植棉、紡紗、手織互相促進。1915年時，南通縣（今南通市通州區）農民已經將70%的稻田改種了棉花，南通本地的土布銷量從大生紗廠開車前的每年約10萬件發展到1904年突破15萬件。 在高度依賴土布銷量的供需關系里，土布銷售情況直接關系到大生紗廠的紗價，因此大生的企業經營也頗為關注南通土布的銷售情況，甚至包括千里之外的東北布市價格。在大生系統檔案中記載了不少布價與紗價關聯的條目，如“紗市關系于布，布暢銷則紗銷旺”等。一旦外銷的土布市場萎縮，清末民初的南通普通民眾的收入無力消費本地生產的土布，自然也撐不起旺盛的機紗市場。經濟史學者林剛因此將這種市場關系稱為從“一榮俱榮”到1922年后變成“一損俱損”。 東北的土布市場萎縮，*主要的原因在于時局變動、政局不穩、日本侵略者的經濟入侵和軍閥混戰等。日本從20世紀初就覬覦東北市場，一戰后它加深了對東北的控制，20世紀20年代它在東北的勢力進一步擴張。1922年直奉戰爭爆發，東北華北大片地區被卷入戰火，大大影響了從東南運去的土布銷量。大生紗廠經營狀況也急轉直下，很快就負債累累。1925年，為維系營生，大生被債權人上海銀行團接管。張謇和南通商賈喪失了對它的掌控權。 大生易主并不代表南通工業化進程的停滯，但土布市場的萎縮意味著大生紗廠得以發家的鄰近棉產地和紗銷地優勢逐漸喪失。在機器大生產的步步緊逼下，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的頑強性終有限度。尤其是在國家主權淪喪、列強憑陵的境況下，民族工業終將從“悍戰”陷入“鏖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中國近代的民族資本主義和工業發展更是失去了生存的空間和土壤。
中國基本盤(雙循環下的經濟新空間)(精) 作者簡介
何丹 商業史學者、出版人。策劃“標桿100”中國著名企業書系，編著有“企業變革三部曲”——《新制造時代》《從＋互聯網到互聯網＋》《改革方法論》，以及《極簡企業史》《大國出行》等多部圖書，專注轉型史研究。 徐鑫 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國政系，曾供職于《財經天下周刊》、以太資本、《廣州日報》，專注產業、財經及時政領域研究，曾獲廣東新聞獎及廣州新聞獎。已出版圖書《網紅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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