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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亞南全集》第三卷 版權信息
- ISBN:9787561580417
- 條形碼:9787561580417 ; 978-7-5615-8041-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王亞南全集》第三卷 內容簡介
本書共分為: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 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 ; 中國社會經濟史綱幾部分, 主要內容包括: 論所謂官僚政治、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國、中國官僚政治的諸特殊表象、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官僚政治與儒家思想、官僚貴族化與門閥、士宦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等。
《王亞南全集》第三卷 目錄
序言
**篇 論所謂官僚政治
第二篇 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國
第三篇 中國官僚政治的諸特殊表象
第四篇 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
第五篇 官僚、官僚階層內部利害關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
第六篇 官僚政治與儒家思想
第七篇 官僚貴族化與門閥
第八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大杠桿——兩稅制
第九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第二大杠桿——科舉制
第十篇 士宦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
第十一篇 農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會經濟生活
第十二篇 官僚政治對于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影響
第十三篇 中國官僚政治在現代的轉形
第十四篇 傳統的舊官僚政治之覆敗
第十五篇 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與轉化
第十六篇 新官僚政治的成長
第十七篇 中國官僚政治的前途
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
一 引論——當作封建制基礎來看的領主經濟和地主經濟
二 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形態的形成及其演變
三 地主經濟與中央集權官僚政治
四 地主經濟與天道觀念的政治思想
五 地主經濟與民族產生問題
六 地主經濟與中國社會長期停滯問題
七 “亞細亞生產方式”及其在地主經濟形態中的歷史線索
八 西周領主經濟封建社會的形成及“亞細亞生產方式”諸特點在地主經濟封建社會的殘留
……
中國社會經濟史綱
《王亞南全集》第三卷 節選
《第三卷/王亞南全集:由辛亥革命到抗戰開始前,其所以被視為是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階段,乃因這一階段以國民革命發展至長江流域為分野的前半期,是新舊政治勢力明顯斗爭的時期,而在此后,則是新舊政治勢力發生曖昧關系的時期。在前一時期,中國舊政治勢力還是立在正統地位,對于新起革命運動,動員一切反動力量,予以抵制和壓迫;在后一時期,中國新政治勢力,已立在支配的正統的地位,它一方面要妥協收編舊的殘余,同時又因為它對舊的政治勢力妥協,自不得不對于它在前一革命運動過程中驚動了的新階級利害情緒或喚起來了的革新力量,采取一些不同于舊政治勢力的統治方式和作風;但如再推問到國民革命運動為什么一發展到了長江流域特別是到了江浙,到了上海南京,就開始一個大轉彎呢?那是不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復演呢?不盡是的,那不能單從政治消長上得到說明,而須注意到當時社會經濟各方面的變化。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國舊政治重心,雖然仍在北方,而新經濟動態,卻一直愈來愈顯現在南方。舊政治與新經濟的不調和、不適應的演變,日益使北方成為舊勢力的堡壘,南方成為新勢力的策源地。辛亥革命根本是從這種不調和現象中產生的,但那次革命不但不曾解消這矛盾或不調和現象,且把它加深擴大了。**次世界大戰,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三年發生的。那無疑是中國一個振敝起衰的好機會。但當時主要在北方卷起的軍閥相互結托又相互火并的混亂局面,對當時主要在南方,在廣州、上海、漢口一帶逐漸發展起來的新工商業,變成了更大的桎梏。它不但不能作著配合商工業要求的諸種政治設施,且還因其腐敗、貪污與對外的依托,不絕斷送國權,不絕造出社會的人為的災難,使勉能掙扎起來的商工業,受到窒息。因此,以反帝反封建為號召的國民革命運動,盡管在本質上是為了承續辛亥革命未了的大業,為了建立當時逐漸抬起頭來的商工業所要求的市民民主政權,但因為:(一)帝國主義各國憑借著各種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國民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中,所起的決定作用;又因為:(二)中國新式產業,特別是商業金融業,直接間接對帝國主義發生的依存關系,或其買辦的性格,致使所謂資產者市民的進步意識,或革新要求,不易或不夠表現得明朗堅定,*后還因為:(三)產業不發達社會的國民革命,必須給予廣大農民群以解除其封建剝削與束縛的權益,而這又將不免使許多認識不清的地主階層的新舊知識分子,在革命運動過程中,感到眩惑與疑慮。所以,一時曾震動著整個世界的國民革命運動,發展愈迅速,分離的傾向也愈增大。等到“自古帝王都”的南京被攻下,江浙一帶的買辦資產階層,北洋軍閥下的官僚政客,以及所謂“革命隊伍內”的投機份子與封建余孽,便或明或暗的伙同帝國主義雙管齊下的壓力與助力,把國民革命運動的兩面大旗卷折起來了:以后反帝的號召就不很響,反封建的呼聲更似不好喊出來。此后的北伐,遂不曾怎樣驚動封建勢力盤踞相當牢固的北方社會,而只是利用江浙買辦金融的支助,從外部去收買或收編那里的軍閥勢力;可是,就在北方舊軍閥勢力尚待清除或收裝的當時,南部各省卻因前此國民革命運動所激蕩起來的階級利害情緒,給予了反政府勢力以大大可乘的機會。于是,北伐征鞍未卸,而南剿動員又起。在此種動蕩過程中,有關新官僚政治形成的幾件事體逐漸出現了:**,政治與金融的合一。中國舊的官僚統治原本是把廣大的農村作為基礎,農村的安定或動亂,就是那種統治能否繼續的證驗。鴉片戰役以來的農村社會經濟的分解與不安定情形,愈到晚近,愈益嚴重化了。北方舊統治不易撐持,主要就是因為不絕破產與貧困化的農村,對它再無法提供維系那種統治場面的經濟底力,反之,直接由江浙金融界得到了支持,得到了北伐南征戰費的新政治勢力,自然愈來愈覺得這是比較信賴得過的靠山。由于農村的動亂,資金瘋狂向都市集中,而大量集中到中國金融機關的存款,在民國二十三年,已經有一半以上是用以購買政府的公債。政府要銀行救急,銀行靠政府發財,結局,新政治勢力在間接方面雖主要仍是寄存在封建的租稅剝削上,但因它與買辦金融的相互依存關系,很容易給人以“資產者政權”的印象,至少,那已把它的封建性格沖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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