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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一個帝國的光榮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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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曙明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出版時間:2020-12-01
開本: 其他 頁數: 400
本類榜單:歷史銷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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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一個帝國的光榮革命 版權信息

1911,一個帝國的光榮革命 本書特色

辛亥革命是如何發生的? 晚清*后十年的思潮與變革 清政府、立憲派與革命黨的賽跑

1911,一個帝國的光榮革命 內容簡介

清王朝到了晚期,政治腐敗,病入膏肓,泱泱中華被帝國主義列強所欺負。風雨飄搖的局勢下,清朝統治者妄圖繼續實行君主專制,其內部雖有一股勢力較為開放,試圖用君主立憲代替,但是其先天的不足必然走向失敗。以孫中山為首領導的革命黨,積極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有力地沖擊了清王朝的統治,擴大了革命影響,很后在武昌起義的勝利下,成功地結束了清王朝的專制統治,也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本書稿細講述了辛亥革命的來龍去脈,史事可靠。雖然辛亥革命很后也失敗了,但是為共和國新中國的建立打下了基礎,有不可忽視的意義。本書2011年以《大變局1911》為名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過,本次為再版,除新增作者一篇后記,對全書的一些錯別字和標點做了校訂,其他無改動。

1911,一個帝國的光榮革命 目錄

**章 多難興邦

南方人登上舞臺

廟堂愈遠,江湖愈近

不改,不改,*終還是要改

誰也不想做出頭鳥

袁世凱精心布局

盛宣懷與鐵路

紳商階層的壯大

第二章 動蕩的江湖

不學保皇,就學革命

脫離專制學校之新紀元

把知識分子逼入江湖

“忠義堂”上群英會

“革字派”惡斗“憲字派”

小規則掀起大風浪

第三章 一九○五年的春風

科舉制度壽終正寢

北京的**顆革命炸彈

梁啟超為立憲做槍手

邁出歷史性的一步

官制改革遭遇狙擊

官場內斗,誤盡天下

為立憲運動提速

沖破“兩禁”

第四章 積蓄仇恨 訴諸流血

革命黨十五年“預備立憲”

萍瀏醴會黨大暴動

江湖好漢,縱橫兩廣

秋風秋雨愁煞人

共進會在中,同盟會在南

第五章 *后一線希望

親者痛,仇者快

公布《欽定憲法大綱》

兩宮先后駕崩

老臣的凋零

咨議局為地方自治奠基

風起云涌的國會大請愿

第六章 天將變

同盟會的內訌

軍隊開始掉轉槍口

用暗殺來阻立憲

民變蜂起,水要覆舟

孫文決定卷土重來

用熱血為和平請愿加溫

第七章 共和與專制的決戰

碧血黃花黨人魂

自絕于天下的皇族內閣

鐵路成了催命符

和平抗爭以流血收場

霹靂一聲起義

大廈倒塌前的*后一刻

尾 聲 江湖的勝利

后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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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一個帝國的光榮革命 節選

科舉制度壽終正寢 從1901年開啟的新政,*初并沒有觸動體制的結構,憲政也只是少數精英悄悄討論的敏感話題。真正被朝廷接受的,只限于科舉改試策論、停止捐納實官等有限的體制優化措施。在經濟方面的改革,由于有洋務運動的基礎,推進較為順利,改革幣制、制訂礦務章程、改革厘金稅政、制訂鐵路政策,等等,按部就班,循序漸進。 1903年底,由載振(奕劻長子,貝勒)、袁世凱、伍廷芳負責起草的《商律》,經皇上批準施行,包括《商人通例》(九款)和《公司律》(一百三十一款)。這是中國*早的商業立法。1904年初,商部奏定《商會簡明章程》(二十六款)和《商會章程附則》(六款)。公司登記法(1905年)和破產法、專利法(1906年)也相繼通過立法。工商業有了法律的保障,頓覺春光四面來,1904年至1908年,有272家純私人資本的新企業,披紅結彩,開張大吉。全國各地的商會,也如雨后春筍般成立,工商業者有了自己的組織,遇到與切身利益相關的事情時,“或面商,或通函,或登報,互相討論考校,以期聯絡協助,力厚氣旺”,對推動民間社會的崛起,功莫大焉。 各地的商會,實際上成了立憲派的堡壘。開明官員與商人都很清楚,僅有經濟方面的改革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進行政治上的改革。而目前政治改革的*大題目,就是立憲。憲法不立,民權無由伸,商權亦無由振。 然而,立憲是一個總題目,是政治改革的壓軸戲,在此之前,須對政治進行結構性改革,使之適應立憲政體。政治手術要從這個體制的根部動起,涉及學制、官制、兵制、法制等方方面面,牽一發而動全身,是一個浩大的系統工程。 法制改革,是舉足輕重的一環。自《大清律例》制訂以來,歷朝的修纂,都是只能修例,而不能修律。然而,隨著國門的打開,法律改革已不僅是一項“內政”,而且是“國際之競爭事業”。中國要在國際社會立足,就不能不與國際接軌,包括建立現代的法律體系。在張之洞、袁世凱等人的推動下,1904年5月,朝廷發布修律上諭,要求各駐外使節收集各國通行律例,送給修律大臣觀摩學習。隨后成立修訂法律館,以沈家本、伍廷芳為修訂法律大臣,“參考各國成法,體察中國禮教民情,會通參酌,妥慎修訂”中國現行法律。 沈氏為刑部左侍郎,精通中國律法;伍氏畢業于英國倫敦林肯法學院,持有英國律師牌,通曉西方法律。他們定下改革的宗旨,以“折衷各國大同之良規,兼采近世*新之學說,而仍不戾于我國歷世相沿之禮教民情”為原則,體現張之洞在“江楚會奏三折”中提出的“恤刑獄”“省刑責”思想。 刑律的修訂方案,把許多刑罰由重改輕,以前笞、杖、徒、流、死五種刑罰,改為死刑、徒刑、拘留、罰金四種。減少死刑,廢除凌遲、梟首、戮尸、緣坐、刺字等野蠻刑罰。以前謀反大逆之罪,屬十惡不赦罪,不問首從,一律凌遲處死,新律則認為顛覆政府罪不至死;侵入太廟、宮殿等處射箭放彈,亦僅處一百元以上罰金;子女毆打父母,以前是要殺頭的,現在也免死了;新律還取消虛擬死罪(類似今日之死緩,即名為死刑,實不執行),改為直接判徒刑或流刑;禁止刑訊,審訊案件時,不得用杖責、掌責及其他刑具,亦不得以語言威嚇交逼。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反映出尊重人權的現代理念。 新刑律在官僚集團內,引起了激烈爭論,連張之洞也覺得它走得太快、太遠,威脅到中國傳統的三綱五常,不可接受。他與修律大臣展開辯論。這場法制與禮制之爭,一直持續到清廷的傾覆為止。值得稱贊的是,爭論是公開進行的,大家沒有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之分,張之洞是推動新政的主力,但在修改刑律問題上,卻站在反對立場。分歧雙方,也沒有祭出“陰謀論”“逆常論”“顛覆論”的法寶攻擊對手。廷臣疆吏,各抒己見,慈禧并沒有像庚子年那樣,動輒把爭論的一方撤差流放,甚至拉出午門斬首。 這種開明的政治局面,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歷史中,能見幾回? 當國家面臨歷史性重大變革時,朝野出現廣泛爭議,是正常的現象。朝廷對爭議采取了*寬容的態度,其容忍度是前所未有的。甚至連科舉制度朝廷都同意廢除,如果還指責它缺乏改革誠意,顯然是不公的。 1901年8月,朝廷曾諭令從翌年起科舉考試廢八股,改試策論,廢除武科科舉,但并沒有廢除整個科舉制度。張之洞建議先修改科舉舊章,令科舉與學堂并行,以期兩不偏廢,等到學堂培養的人才漸多,再按科逐步遞減科舉取士人數,直到完全廢止科舉,所有生員、舉人、進士都出于學堂。整個改革過程,大約要花十年時間。 改革派認為,要立憲,首先要從教育入手。不把新式教育先建起來,科舉無從廢,官制無從改,憲無從立。但他們面臨一個悖論:一方面新教育不確立,科舉就無法廢除;另一方面科舉一日不廢除,士子仍將科舉視為進身之階,新教育就一日難確立。 1903年,由袁世凱領銜,張之洞、周馥(山東巡撫)、端方等人會奏,正式拋出“分科遞減,直至廢止科舉,改以學堂為進身之階”的方案。但立即遭到政務大臣王文韶、孫家鼐的阻擊。王文韶氣沖沖地質問張之洞:“國家大典,應交內外臣工議,豈能由二臣(袁世凱、張之洞)請停!”張之洞只好到王文韶家中,檢討自己的疏忽。 政務處號稱督辦新政,對新政尚且不能接受,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張之洞趁進京搞新學制之機,逐一拜訪諸位政務大臣,磨爛三寸之舌,總算博得孫家鼐首肯,但73歲的王文韶卻揚言“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力爭”。他反對一切變法及改革官制的嘗試,賭氣地對慈禧說:“我年紀老了,精神差了,對于變法改制的那種一條一條的章程,成千成萬的文字,我實在沒有研究的精神及判斷的知識。”公然以“懶得看”作為抵制新政的理由,滿朝文武,恐怕也只有王文韶敢為。 但改革派的方案,得到兩宮支持,1904年1月13日上諭:“俟各省學堂一律辦齊,確著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分別停止,以后均歸學堂考取。”張之洞總算松了一口氣。但事情依然未了,有人提議重新修復被八國聯軍破壞的京師貢院,在朝中討論時,竟有十之八九的大臣附和。明知科舉將廢,還要修復貢院,這顯然是一種抗拒姿態。 張之洞氣急敗壞地說:“如此則天下學堂不必辦矣,自強永無望矣!”不過,1905年以后的社會氣氛,就像錢塘江大潮一樣,“政治改革”突然成了主旋律,兩部鼓吹,聲振云表。張之洞等人精神大振,原以為要用十年時間廢除科舉,現在看來,有望一步到位。 6月30日,王文韶以年邁“召對跪起艱難”為由,開去軍機大臣差使。一塊大頑石被搬開了。8月31日,由袁世凱領銜,張之洞、端方、趙爾巽(盛京將軍)、周馥、岑春煊等人聯名會奏,請立即停止科舉,推廣學校。“就目前而論,縱使科舉立停,學堂遍設,亦必須十數年后,人才始盛。如再遲之十年,甫停科舉,學堂有遷延之勢,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須二十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強鄰環伺,詎能我待。”9月2日,朝廷正式宣布: “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試亦即停止。其以前之舉貢生員,分別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條,均著照所請辦理。總之學堂本古學校之制,其獎勵出身,又與科舉無異。歷次定章,原以修身讀經為本,各門科學,尤皆切于實用,是在官紳申明宗旨,聞風興起,多建學堂,普及教育,國家既獲樹人之益,即地方亦與有光榮。” 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至此劃上句號。社會的反應,波瀾不興。 想象之中,天下士子如喪考妣,呼天搶地,拼死相抗的場面,并沒有出現,連王文韶亦不得不向事實低頭,把“以死力爭”悄悄收起。 廢除科舉,不僅是教育制度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為未來立憲政體下的官員遴選制度,掃清了障礙。由于張之洞籌劃周密,事先已有了學堂取代科舉的全盤方案,各學校畢業生,可按成績給予翰林、進士、舉人、貢生、廩生等出身獎勵。 朝廷確實兌現了承諾。1905年7月,光緒、慈禧召見考試取中的留學生,其中金邦平、唐寶鍔給予進士出身,授翰林院檢討;張緒、曹汝霖、錢承等給予進士出身,按所學專業以主事分部學習行走;陸宗輿給予舉人出身,以內閣中書用。還有些委以知縣分省補用。即使做不了官,新聞、工業、農業、商業、法律、軍隊等行業,條條大路通羅馬,讀書人不愁沒有出路,故得以平安過渡。 許多外國觀察家都認為,中國能順利廢止科舉,就沒有什么改革是做不到的了。確實,社會對廢除科舉竟如此坦然接受,仿佛預示著:好戲在后頭。 碧血黃花黨人魂 黃興、趙聲回到香港時,已是1911年的1月中旬了。小寒已過,孟春在望。當時誰也沒有意識到,他們即將迎來中國兩千多年君主專制歷史的*后一個春天了。 1月26日,黃興、趙聲在香港跑馬地35號成立廣州起義的統籌部。由黃興任部長,趙聲任副部長,下設調度、交通、儲備、編制、秘書、出納、調查、總務八個課。由姚雨平、趙聲、胡毅生、陳炯明、胡漢民、李海云、羅熾揚、洪承點分任課長。為安全起見,各部事務,由課長主管,互相之間不相問亦不相告。*初把起義時間定在4月13日,即農歷三月十五。 3月初,胡漢民也披著一身風塵,從西貢返回香港。大家在香港的總機關里見面,無不心情振奮,錢終于籌足了,可以準備起義了。 準備工作有條不紊地展開。統籌部在海外(主要是日本和西貢)購買了大批軍火,以駁殼槍、五響手槍、曲尺槍、炸藥居多,分五批運回香港。不過在運**批時,就出了岔子。軍火由日本橫濱船運至香港,不料負責押運的黨人,因擔心被香港海關發現,途中竟把所有槍彈統統扔到了海里,統籌部不得不派人另行采購。其他各批軍火,基本都安全運到香港,由胡毅生負責偷運入廣東。 偷運的方法,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他們在香港成立了一家“頭發公司”,在廣州也設立了三家公司,從日本和西貢購來的軍火,通過頭發公司裝運,先后三次成功運入廣州。統籌部在香港中環擺花街設立了一個“實行部”,由李應生、李沛基、徐宗漢、黃悲漢負責,專門研制炸彈。后來,實行部移到廣州的甘家巷,炸藥用顏料罐裝運,經溪峽轉入廣州。有的黨人則假扮成新娘,用花轎運送軍火。 統籌部決定挑選500名敢死勇士,組成選鋒隊。但后來不敷調配,增至800人。黃興給各地的黨人發電報:“開學在即請兄速來廣太來。”這是起義的召集令。3月底,800多名選鋒隊員,從各地陸續趕到香港和省城附近集結。 4月8日,統籌部開會,黃興宣布十路進攻廣州的龐大計劃。他親自率領來自南洋和福建的同志攻擊兩廣總督署;趙聲率領蘇皖同志攻擊水師行臺;陳炯明率東江同志,負責防截旗界,并占領順德、大北兩城;另外各路分別進攻督練公所、員警署、協署、軍械局和電信局等地。另有多名“放火委員”,一俟起事,即在城內四處縱火。 至此,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詎料,這天廣州卻發生了一件大事,把統籌部的部署打亂了。 4月8日,燕塘舉行飛機飛行表演,署理廣州將軍的副都統孚琦帶同全家一齊去觀看。表演結束時,已是下午4時許,孚琦乘轎從燕塘返城,路過東門外咨議局附近時,突然有一條大漢從路旁沖出來,一手攀住轎杠,一手持槍,對他連開數槍,孚琦當場殞命。 刺客殺了孚琦后,從容脫掉身上的血衣,朝盤龍里方向走去。一名巡警悄悄地尾隨后面。到了永勝街,巡警猛撲上前,把刺客攔腰抱住,兩人扭打起來,附近的巡警聞聲趕來,一擁而上把刺客擒獲。 刺客名叫溫生才,廣東嘉應人,在廣九鐵路上做工,無父母兄弟妻子,在南洋加入同盟會。這次他回廣州是獨行俠,沒有與同盟會香港支部聯系,也不知道同盟會正在組織一次大起義,自己買了支槍就去暗殺政府大員。原想殺李準,為新軍烈士報仇,卻錯殺了孚琦。審訊時,溫生才痛快聲稱:此次刺殺將軍,是為四萬萬同胞復仇,先刺滿人,后殺漢官,現在義務已盡,心殊快樂。審訊官問他有什么同黨,他說:十八省都有,以廣東*多。 其后李準親自提審,嚴刑拷打,但溫生才堅不吐實。第二天,兩廣總督張鳴岐會同右都統、臬司、藩司、巡警道、營務處差,及新成立的高等審判廳廳丞、高等檢察廳廳長,在督署二堂,對溫生才進行終審。 張鳴岐說:“一將軍死,一將軍來,于事何濟?”溫生才慨然回答:“殺一儆百,我愿已償。” 張鳴岐電奏朝廷,將溫生才就地正法。4月17日,張鳴岐奉旨升堂宣判,將溫生才押至大東門外咨議局,當日行刺地點,梟首示眾。溫生才大笑著說:“許多事歸我一身擔任,快死快生,再來擊賊!”溫生才押赴刑場時,坐在四輪車上的一只籮筐里,由官兵推著。他一路自言自語,談笑自若,連連爆出粵語省罵“丟那媽”,經過惠愛街時,對路邊的人群大呼:“今日我代同胞復仇,各位同胞務須發奮做人才好!”黃復生、汪精衛暗殺攝政王沒判死,溫生才殺了孚琦,卻被就地正法,而且還采用斬首這種古老的殘酷方法。鎮壓革命黨,地方似乎比中央還兇狠。難怪地方大員都反對司法獨立了。但烈士的精神卻是不會因此而死去,當時上海的報紙寫道:“粵語‘丟那媽’三字,經溫烈士一呼,而增無上之榮譽。” 溫生才事件,令張鳴岐、李準有所警覺,認為這是革命黨發難的先聲。胡漢民說:“(溫生才)其事至壯烈,然省港黨部俱不預知,則此成仁取義之舉動,轉為革命軍發動之妨礙;蓋革命軍一方面于倉猝中不能利用敵人恐怖之機,而敵軍一方面轉以此加緊戒備也。” 果然,李準馬上把同情革命黨的防營一營調走了,另調忠于政府的防營二營進城;并計劃在5月初解散新軍二標,在此之前,所有新軍士兵不準請假外出,子彈、刺刀一律收繳。張鳴岐下令全城戒嚴,清查戶口。統籌部在旗界租了九處地點準備屆時縱火,已有四處被迫遷出。 由于形勢驟變,黃興和趙聲、胡漢民商量以后,決定把起義日期推遲至4月26日。4月23日,黃興動身到廣州布置一切。臨行前,他給鄧澤如寫了一封絕命書: “本日即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不敢有負諸賢之期望。所有此次出入款項清冊,雖細數亦有登記……無論成敗,俾共曉然此次之款,涓滴歸公。弟等不才,預備或有未周,用途即因之不當,負疚殊深。所冀漢族有幸,一舉獲捷。否則雖寸磔吾軀,亦不足蔽罪。惟此心公明,足以對諸公耳。絕筆于此,不勝系戀。” 信末蓋上兩枚血紅的印章,一枚刻著“鏟除世界一切障礙之使者”,另一枚刻著“滅此朝食”。 起義總指揮部設在廣州司后街小東營,離制臺衙門和水師提署只有一箭之地。趙聲擔任起義總司令,未到廣州時,由黃興代理。而統籌部則仍留在香港。黃興到廣州以后,把十路進攻的計劃改為四路進攻,黃興率領一路攻兩廣總督署,調度課課長姚雨平率領一路攻小北門飛來廟,迎接新軍入城,編制課課長陳炯明率領一路攻巡警教練所,儲運課課長胡毅生率領一路扼守大南門。 但即使這樣,他們也沒有足夠的兵力和武器。鑒于在日本、安南購買的軍火,要27日才能運到,所以黃興臨時決定起義日期再壓后一天。胡漢民預定在發難前夜率領香港的黨人到廣州,這時卻突然接獲黃興電報,“省城疫發,兒女切勿回家”,囑他們暫緩行動,在河南集結的會黨隊伍,也暫行解散。 4月26日,巡防二營抵達廣州,其中三哨占領了觀音山。黃興追記:“廣州城內之觀音山,猶南京城中之北極閣,居高臨下,極占形勢,故張(鳴岐)派兵駐此以扼我軍。”胡毅生、陳炯明等人都主張變更起義日期,黃興說:“此日有倡議改期者,然種種機關已備,勢難再延,故兄弟及少數同志堅持不可,謂改期無異解散,將來前功盡棄,殊為可惜。” 姚雨平雖然同意按時發動,但要求發給他500支槍械。這時黃興手頭的槍械,充其量只有70幾支,其他還裝在箱中沒開封,哪里變得出500支來。黃興又怒又恨,打算解散各部,自己以一人死拼李準,以謝海內外同志。原來云集省城的各路幫會弟子,又有300多人被遣散。 這時,黃興接到消息,說張鳴岐已密令城內軍警:一、預備開戰;二、城內火警,不準開城赴救;三、大索黨人。5月3日以前將挨家挨戶搜查。“似此則不特不能改期,且須速發方可自救”。黃興把大家召集來說:“我個人本來早已下了必死之心,準備為主義而犧牲,我們如果再不發動,也要給保皇黨機關,說我們是吹牛了。” 姚雨平說,李準把巡防三營也調到省城來了,這營的哨官十之八九是同盟會員,有把握讓他們屆時響應。黃興神情振奮地宣布,起義定于4月27日舉行不變。26日晚上,胡漢民在香港終于收到黃興的電報:“母病稍愈,須購通草來。”這是命令香港的黨人全體開赴廣州。但這時由香港至廣州的*后一班船已經開出。胡漢民一面致電廣州,請將日期推后一天,一面派譚人鳳在次日早晨乘船到廣州報告。 譚人鳳到達廣州后,因為不知道指揮部的地址,便先找陳炯明,告知香港人馬未及赴省,起義須壓后一日。陳炯明大吃一驚,讓譚人鳳趕緊到指揮部報告,他自己則去通知城外的民軍。譚人鳳來到小東營時,留在指揮部的黨人,已經整裝待發了。時間是4月27日(農歷三月二十九日)下午4時許。 譚人鳳傳達統籌部的意見,要求改期。黃興跳起來說:“請你不要亂我軍心,我意已決,誰不準再說改期了。”譚人鳳說:“既然你一定要今天起事,請你把槍給我,讓我和他們一同去。”黃興大聲說: “這是決死隊,你年紀老了,還是在后面擔任些別的工作吧。”譚人鳳也發怒說:“我知道是決死隊,他們不怕死,難道我就怕死嗎?”黃興只好給了他一把手槍,誰知譚人鳳剛接過槍就扣了扳機,轟的一槍打到墻上。黃興趕緊把槍奪下,譚人鳳這才悻悻然同意留下。 黃興給每個選鋒隊員發了一塊大餅,一條毛巾和槍械炸彈。朱執信這時剛好來小東營辦事,立即把長衫剪去一半,加入選鋒隊。5時30分,這支170多人的選鋒隊,有如出柙猛虎,朝兩廣總督署猛撲過去了。 選鋒隊出發后,譚人鳳又匆匆趕去找陳炯明,想告訴他指揮部決定按期起義。但陳炯明已經出城去了。由于陰差陽錯,導致集結在城外的海陸豐黨人,沒有能夠參加起義,黃興一路陷于孤軍作戰。 選鋒隊到了督署門口以后,把白毛巾往臂上一纏,林時爽、何克夫、劉梅卿三名隊員吹起螺號,一面猛沖,一面高喊:“我們是為中國人吐氣,你們也是中國人,贊成的請舉手!”但督署衛隊卻報以激烈的槍彈。 經過一番激戰,選鋒隊擊潰了衛隊的阻擊,撞開大門,沖入署內。這時張鳴岐已經從圖籍所的樓頂鉆出瓦面,逃到厚祥街,直奔天平街水師公所而去。黃興沖進張鳴岐的寢室,想在署內縱火,以號召各方,但找不到引火材料,黃興把火種扔到張鳴岐的床上,便率眾掉頭向外沖去。 選鋒隊剛出督署大門,迎面撞上李準的親兵大隊,一名隊員上前高呼:“我們都是漢人,同心戮力,共除異族,恢復漢疆。不用打,不用打!”話音未落,被對方一槍擊中腦門,當場喪命。另外五名隊員也中彈倒地,黃興的右手斷了兩指,血滿袍襟,且戰且退。 在東轅門,他們和巡防三營相遇。三營官兵是開進城里策應起義,準備前往水師提督署抓捕李準的,為了行動方便,臂上都沒有纏上白毛巾。防營哨兵溫楚雄大叫:“兄弟們不要走!”選鋒隊誤以為他們是前來彈壓的官兵,不問情由,亂槍掃射,溫楚雄身中數彈斃命。大水沖倒龍王廟,結果失去了一個反敗為勝的機會。 李準急調巡防二營在東西轅門防守,張鳴岐頒令:一、不準外來船只搭客上岸;二、凡無辮發者,不論是否黨人,拿獲即殺。選鋒隊在大南門被軍隊沖散,大部分黨人不是當場喪生,就是突圍時被俘。 趙聲、胡漢民在那天晚上才到達廣州。從輪船登岸時,起義已經失敗了,城門緊閉,到處是軍警,戒備森嚴,他們好不容易躲過警察的盤查,住進酒店。胡漢民記述:“余等以日本語私商,共以手無寸鐵,求死無術,不宜久留落賊手,遂登港夜船。船中已有警官稽查,惟視余輩乃似外省官眷之避亂者,乃不甚留難。船久之乃啟行,在船中猶勉自鎮懾……痛定思痛,惟有相對痛哭耳。” 當時美國駐廣州領事寫的備忘錄,記載了廣州市面的情形:“事變后,張督即采取*嚴厲的政策以對付革命黨人,曾下令捕捉街上任何沒有辮子、形跡可疑的人,但這法令宣布后,不得不即行收回,因為在廣州剪去辮子的人比其他各地要多得多,許多年青官員、學生與效忠清政府的人,都仿效西方發裝,剪掉辮子。軍警四處搜查民房,趁機勒索財物,民間頓成為一片恐怖世界。” 第二天,黃興也逃回香港。在這次慘烈的起義中,死難黨人不計其數。除兩名婦女和一名年紀太小的黨人外,其他一律處死。不少被捕黨人,被官兵用七寸鐵釘從腦門釘入,一釘致命,尸體拋入珠江。而混戰中死難的黨人和一部分被槍決的黨人,尸體丟棄在咨議局前的池塘里,無人收殮。 “守真閣”裱畫店的老板潘達微,一位天生俠義肝腸的同盟會員,不避風險,東奔西走,懇求廣仁、愛育、方便、廣濟各善堂,出面和官府交涉代為安葬。善堂是由士紳、邑人主持的慈善機構,其功能以施棺、贈藥、平糶、贍老恤嫠、扶養廢疾為主。經過一番據理力爭,官府勉強同意把所有遺骸葬在平時掩埋處死犯人和無主尸的臭崗上。 潘達微于心不忍,又請廣州豪紳、時任清鄉督辦的江孔殷出面,向官府疏通,允為烈士另覓墓地。得廣仁善堂慨然讓出紅花崗空地一塊,用以安葬死難義士。紅花崗位于沙河馬路旁,空曠通達。由善堂雇工,連夜趕挖墓坑,在一片凄凄風雨之中,棺殮遺骸七十二具。當時有一班乞丐自告奮勇,前來協助掩埋烈士,完工后分文不收,掉頭而去,令潘達微無限感慨。 掩埋烈士后,潘達微寫了《咨議局前錄新鬼,紅花崗上黨人碑》一文,以作紀念。又畫秋菊圖,題“碧血黃花”四字。他驀然覺得,傲霜菊花(黃花),恰似烈士的俠義精神,“本性能耐寒,風霜其奈何!”于是,他大筆一揮,把文章中的紅花崗,統統改稱黃花崗。 這次失敗,同盟會精英損失殆盡,元氣大傷。有的報紙誤傳胡漢民已死,汪精衛在北京獄中聞訊,不禁痛哭失聲:“如何兩人血,不作一時流!”黃興在一年后追記:“此役之失敗,至是完畢。統計百二十人中,存者無多。而所亡者皆吾黨之精華,推原其故,均由興一人之罪。蓋興當日若不堅持迅發,則陳、姚不得愆期,又何致以孤軍無援,陷入重地,死我英俊如此之多。”他在悲痛之余,曾一度想效法汪精衛,實行個人暗殺,狙擊張鳴岐、李準二人。但譚人鳳和海外同志,紛紛郵電力阻,而廣州又戒備森嚴,一時難以下手,黃興無奈,“乃淹留香港,日伺機會”。 趙聲憤不欲生,每天狂飲爛醉,悲歌當哭,5月6日突然口吐紫血,經診斷為盲腸炎,延至5月22日午后,病情急劇惡化,他強支病體,寫下一首絕命詩: 臨危握手莫咨嗟,小別千年一殺那。再見卻是何處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寫畢,長嘆一聲而逝。

1911,一個帝國的光榮革命 作者簡介

葉曙明,作家,學者,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成績斐然。著有《山河國運:近代中國的地方博弈》《1911,一個帝國的光榮革命》《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中國1927·誰主沉浮》《國會現場》《草莽中國》《李鴻章大傳》《啟明之星:梁啟超傳》《廣州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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