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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貿易戰爭史:貿易沖突與大國興衰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0287652
- 條形碼：9787300287652 ; 978-7-300-28765-2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千年貿易戰爭史:貿易沖突與大國興衰 本書特色
從貿易戰爭史看國運變化和世界未來 原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副部長 谷永江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 顧學明 聯袂推薦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 霍建國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郭衛東
千年貿易戰爭史:貿易沖突與大國興衰 內容簡介
貿易與沖突是構成世界歷史的主要內容之一，經貿利益是世界歷目前很多重大戰爭的動機，自古以來貿易關系到大國興衰。本書從17世紀前主要的貿易戰爭寫起，呈現了千年以來，貿易戰如何促進大國崛起，又如何推動構建或破壞靠前體系，以及中國如何與世界貿易戰爭緊密聯系在一起。
早期的荷蘭、英國，后來的法國、德國、日本、美國等，在貿易戰中受損或獲利，借由貿易戰衰落或崛起，書中都有十分精彩的呈現；對中國自清朝以來卷入的貿易戰爭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禍福，本書也有深入探討。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今天，優選正面臨變局，本書為我們理解當下的世界經濟、貿易、金融格局提供了有益的參考與借鑒。
千年貿易戰爭史:貿易沖突與大國興衰 目錄
目錄
**部分 17世紀前主要的貿易戰爭
漢薩同盟的貿易和戰爭
威尼斯與熱那亞的貿易戰
第烏海戰
英荷海戰
第二部分 貿易戰促進大國的崛起
波士頓傾茶事件
——美國為什么會獨立？
美國從獨立到內戰期間的貿易
——保護主義與貿易競爭
美國內戰背后的國際形勢、貿易沖突及外交關系
促進德意志統一的貿易戰措施
——關稅同盟
20世紀20—30年代的大危機與蘇聯的工業化
納粹德國經濟貿易政策的得與失
二戰后德國通過聰明的貿易政策崛起
第三部分 貿易戰推動國際體系的建立及破壞
拿破侖的貿易戰爭
——“大陸封鎖”及其失敗
英法商約與貿易沖突及經濟發展
從德意志的統一到**次世界大戰
貿易戰如何引爆20世紀的經濟大蕭條
二戰之后，美國為什么推進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
美日貿易摩擦60年
二戰以來的美歐貿易戰
——斗而不破
黃金、美元、貿易與國際貨幣體系
第四部分 中國與世界貿易戰爭
清朝時期的中國真的“閉關鎖國”了嗎？
——“一口通商”與“閉關鎖國”
協定關稅和關稅主權喪失給中國帶來的巨大傷害
太平天國運動背后的世界貿易戰爭
國民政府在兩次重要對外貿易行動中的得失
大蕭條、貿易競爭與中國經濟的禍福轉換
——“因禍得福”和“因福得禍”
新中國是如何突破貿易封鎖的？
新中國對外貿易70年
——在連續性與階段性的對立統一中發展
艱苦卓絕的中國“入世”與世界經濟格局的轉換
參考文獻
**部分 17世紀前主要的貿易戰爭
漢薩同盟的貿易和戰爭
威尼斯與熱那亞的貿易戰
第烏海戰
英荷海戰
第二部分 貿易戰促進大國的崛起
波士頓傾茶事件
——美國為什么會獨立？
美國從獨立到內戰期間的貿易
——保護主義與貿易競爭
美國內戰背后的國際形勢、貿易沖突及外交關系
促進德意志統一的貿易戰措施
——關稅同盟
20世紀20—30年代的大危機與蘇聯的工業化
納粹德國經濟貿易政策的得與失
二戰后德國通過聰明的貿易政策崛起
第三部分 貿易戰推動國際體系的建立及破壞
拿破侖的貿易戰爭
——“大陸封鎖”及其失敗
英法商約與貿易沖突及經濟發展
從德意志的統一到**次世界大戰
貿易戰如何引爆20世紀的經濟大蕭條
二戰之后，美國為什么推進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
美日貿易摩擦60年
二戰以來的美歐貿易戰
——斗而不破
黃金、美元、貿易與國際貨幣體系
第四部分 中國與世界貿易戰爭
清朝時期的中國真的“閉關鎖國”了嗎？
——“一口通商”與“閉關鎖國”
協定關稅和關稅主權喪失給中國帶來的巨大傷害
太平天國運動背后的世界貿易戰爭
國民政府在兩次重要對外貿易行動中的得失
大蕭條、貿易競爭與中國經濟的禍福轉換
——“因禍得福”和“因福得禍”
新中國是如何突破貿易封鎖的？
新中國對外貿易70年
——在連續性與階段性的對立統一中發展
艱苦卓絕的中國“入世”與世界經濟格局的轉換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千年貿易戰爭史:貿易沖突與大國興衰 節選
前言歷史發展到今天，人們發現：對外貿易不但比過去人們認為的要復雜得多，而且也要重要得多。是到了重新認識對外貿易的時候了！自古以來貿易關系到大國興衰貿易與沖突是構成世界歷史的主要內容之一，而且兩者之間的關系非常緊密，經濟（包括貿易）利益是世界歷史上很多重大戰爭的動機之一。上古時期的古埃及、兩河流域各古國，都非常重視對外貿易的發展，并為了爭奪貿易利益而頻頻爆發戰爭。有人認為古印度河流域是兩河流域的商業殖民據點，古印度河流域文明*終因雅利安人的入侵而斷裂。當然，雅利安人還摧毀了發動特洛伊戰爭的希臘邁錫尼諸邦。西方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特洛伊戰爭，過去傳說是為了搶奪美女，但是現在的歷史考證表明，更重要的動機可能是當時希臘各國與特洛伊爭奪錫礦貿易的控制權；邁錫尼諸邦作為“海上民族”的一部分，戰爭掠奪與商業貿易都是其重要的利源。西方歷史學鼻祖希羅多德的《歷史》一書，開篇就記錄了當時希臘與腓尼基兩個商業民族之間有貿易往來，同時趁人不備就相互掠奪的故事；決定古希臘文明興衰的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431―前404年），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兩大集團爭奪商業利益；**次布匿戰爭（公元前264―前241年）就是羅馬和迦太基爭奪西西里島的控制權；英法“百年戰爭”的動機之一，也是英國與法國爭奪西歐毛紡織業和貿易中心――佛蘭德斯的控制權。當然更不用說數次“十字軍東征”圍繞東方貿易線路的百年血戰了。在中國歷史上，貿易的作用也比很多人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一般認為，中華民族從根源上是一個農業民族，歷來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但是實際上，貿易與商業對中華文明的起源、發展與壯大，從來都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早在史前時期，草原絲綢之路和西北沙漠絲綢之路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生活就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中原及東南沿海地區的玉器，就大量來自新疆。而內地用作交易媒介的貝殼，又大量來自東南沿海，甚至是東南亞地區，如緬甸、泰國一帶。除非是通過市場，否則我們無法想象中國是如何獲得這些物品的。傳說中的黃帝，在統一了眾多游牧部族與農耕部族之后，就推動了草原牧區與中原農區的經濟交換關系發展，“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這個“禺氏”，可能就是后代所說的“月氏”，包括小月氏和大月氏。舜在承繼堯的帝位之前，也曾在部落之間從事貿易，《尚書大傳》有“舜販于頓丘”之說。三代（夏商周）時期的商人，其商業精神和對利潤的追求就明標史冊。商人的先祖王亥因為從事貿易，結果亡牛于易，并且丟了性命，此事記載在《周易》之中，又通過甲骨文得到證實。不僅如此，當代考古學還認為，當時東方與西方之間存在一條穩固的貿易線路，發生著密切的貿易聯系。商朝滅亡后，周公旦寫下對商人的訓詞，要求他們肇牽牛羊，通過貿易獲利以供養父母家庭。春秋時，鄭國王室與商人相約：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王室與商人共同承擔保衛國家的責任。《管子》76篇，對工商業及經濟規律的深刻分析，揭示了春秋戰國時期商業的重要貢獻和社會各界對此的深刻認識，與西方傳統商業思想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齊桓公與列國之間“關市幾而不征”的國際公約，反映了當時社會迫切想要擴大市場的需求。總而言之，自古及今，中國的對外貿易線路都是中國的生命線、補給線，甚至可以說是“血脈線”。因此，雖然中華文明向來以農業發達著稱，沒有農業也當然不會有中國，但是如果沒有商業和外貿，同樣不會有中華文明和中國。貿易可能帶來和平也可能觸發戰爭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后，世界進入了全球化的新階段，貿易變得空前重要，貿易與戰爭之間的關系也變得空前緊密。歐洲列強與殖民地之間的經濟貿易聯系、戰爭與貿易之間的關系都空前緊密。一方面，正如17世紀初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總督簡皮特斯祖恩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所言，“我們既不會沒有貿易而發動戰爭，也不會進行沒有戰爭的貿易”COPPOLARO L，MCKENZIE F?A global history of trade and conflict since 1500?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er,2013：1?。戰爭與貿易之間的關系不可謂不密切。但是，另一方面，啟蒙運動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1748年寫道，“和平是貿易的必然結果”；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其中的觀點同孟德斯鳩的觀點一致。從此，“貿易促進和平”的觀念流行起來。關于貿易與沖突之間的關系，當今學術界主要有三種觀點。**種觀點認為，貿易與沖突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即貿易有利于或促進和平；第二種觀點是“依附理論”學者提出的，他們認為經濟關系對國家之間關系的影響取決于依賴是否對等；第三種觀點認為，不斷被擴大的貿易關系增加了沖突的可能性。BARBIERI K?The liberal illusion,does trade promote peace?.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14?應該說，在真實的歷史當中，這三種觀點都有其正確性，也都有現實的案例可以佐證。外貿本身是一種交易方式，可以給交易的雙方都帶來利益。在某些特定的時代，對于某些特定的國家而言，貿易更是顯得異常重要，關系到國家的生死存亡，不得不高度重視。有時候，不同國家之間的貿易的確可能會促進和平。但是，就世界歷史總體考證而言，可以認為貿易利益保障和平的事例是少數，更多的情況是與戰爭及沖突交織在一起，互相影響。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尼可拉斯格里高利曼昆曾說：貿易對雙方都是有利的――我們姑且承認這一點，但是，貿易活動中不同交易主體獲得的利益是不均等的，而且發展的前景也是不一樣的。例如，就工業國與農業國之間發生的貿易而言，除非在戰爭狀態下，或者其他導致農產品供應緊張的特定時期，否則工業國獲利更大。而且長遠來看，工業的發展快，規模效益強；農業的發展慢，規模效益弱。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工業國獲得的利益會越來越大，*終相比農業國會遙遙領先。因此，在歷史上，如美國、德國，甚至英國和法國，在與制造業更加先進的國家進行貿易的時候，都需要在一定時期內采取有效措施保護本國的國內市場，否則，可能會損害本國的經濟發展。而且，為了更好地保護國內市場，改善外貿條件，德國與美國都爆發過內戰。近代史上的中國，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因為無法保護國內市場，所以工業被緊緊壓制，難以發展。有時候，一種貿易對一國的利益越大，反而越能激發戰爭（沖突）的動機。自大航海時代以來，對東西印度的貿易就成為歐洲各國的生命線，利益巨大，一國興亡多系于此。為了爭奪對東西印度的貿易的控制權，歐洲各國之間頻繁爆發戰爭。一開始只是劫奪商旅，控制貿易線路；后來就發展到武裝殖民，直接占領。兩次世界大戰，*核心的矛盾就是英德經濟競爭。二戰以后，美國與日本之間60年的貿易戰，及美歐之間長達60年的貿易戰，也無非是因為貿易的利益太過重要，使得各方不得不盡一切可能去爭取對自己有利的條件。對外貿易的確可能給一個國家帶來巨大的利益，但是所得到的利益在一國內部的分配未必是公正合理的，這同樣可能引起內部及對外的沖突。在美國的南北戰爭之前，關稅的高低就可能在美國國內帶來不同的利益分配，從而引發內外多種沖突。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大力推進經濟全球化和資本全球化，就只是富裕了國內的一小部分人，大多數中下層民眾則未得其利，反受其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及“涓滴效應”，并非完全不存在，但也并非一定會發生。如果一國內部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達到一定程度，內外必定會出現沖突。這是因為，絕大多數人無法長期忍受別人越來越富裕，而自己卻越來越貧窮。萬一分配不均的局勢持續惡化，一國就必須設法解決。一般來說，很少有人會心甘情愿地放棄自己的利益。所以，改變這種不公平的狀況，伴隨著的往往不是內部沖突，就是外部沖突。交易的條件也常常可能是不公平的，所以必須要努力改變。近代以來，中國歷屆政權都在這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資源，試圖改善自己在貿易中的地位。但也有如國民政府，為了獲得外部政治軍事支持，而草率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任意損害本國的貿易地位的。也有很多國家未必愿意接受正常的、公平的交易結果，而更愿意通過政治甚至是軍事手段強行改變貿易的條件，讓自身在貿易當中獲得更大的利益。鴉片戰爭的爆發，就是因為英國在對中國的貿易中無法通過正常的經濟手段獲得自認為有利的地位。在當時的中英貿易中，大英帝國是獲益的，但是它認為利益還不夠大，不能夠滿足其越來越大的胃口。大英帝國在占領印度之后，為了保障本國的利益，摧毀印度具有傳統優勢的棉紡織業，而將印度改造成為原料的生產及供應地。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大英帝國不惜通過武力手段在印度的平原上留下累累白骨。當今美國對中國乃至世界各國發動貿易戰，原因同樣如此。還有一些國家，試圖通過削弱對方在貿易中的地位，而實現自己的政治及軍事目標，如拿破侖的“大陸封鎖”政策就是如此。2018年以來爆發的中美貿易戰，就不僅僅是為了實現經濟上的目標，也具有政治上的目的：就是通過貿易戰打垮中國，遏制或者阻斷中國產業升級的道路，從而確保美國在全球獨一的大國地位，消除中國的競爭威脅。因此，貿易與戰爭（沖突）之間的關系，是微妙而且復雜的，也是不可不高度重視的。“貿易戰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以不察”。中國應加強對西方社會的認識及應對早在鴉片戰爭之前，貿易對中國的發展就非常重要，直接關系到中華民族的成長。但是在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及世界都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可稱之為“大貿易時代”。在這個時代，一個大國的對外貿易不但關系自身的興亡，也關系到他國的命運，甚至是全球的發展。就如第二次鴉片戰爭所帶來的全球外貿體系的變局，就把中國、美國、印度、埃及等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一樣。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之后，在不到20年的時間之內，就在相當程度上動搖了美國“一國獨大”的全球地位，令全球產業鏈格局大變。因此，在“大貿易時代”，貿易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了。應該說，東西方文明之間的確在文化心理上存在重大的差異。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有著自己特殊的歷史傳統，對貿易戰及利益爭奪的理解遠沒有西方文明中的各國那么深刻，也沒有那么重視，甚至可能有一些錯誤的理解。但是，一旦中國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中國將會應對得更加有效。傳統上，中國人哪怕重視貿易，也是以一種經營農業的心態去發展貿易。事有不成，反求諸己。中國在貿易當中受到損失或者損害時，首先是反思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夠好，同時盡可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加以改善，而不是指責他國。西方文明之下成長起來的國家則不然。它們普遍的心態是：如果自身在貿易當中遭遇不順，或者有所損失，首先是認為對方做得不夠好――不是自我反省并且改進，而是更多地要求對方改變，或者要求改變貿易條件；實在不行，就發動戰爭強行改變對方；有時候還在輿論上毀謗對方，在發動貿易戰的同時疊加心理戰、輿論戰，以求盡可能全面地擴大自己的利益，讓自己的利益*大化。對于西方國家來說，貿易與戰爭都是獲利的手段，兩者之間只有利益大小、成本收益高低的比較，在性質上并無本質的區別。在對“契約”的理解上，中國與西方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貿易條件是可以通過契約加以約定的。過去，中國人一直相信西方人具有“契約精神”，現在看來則不然。中國人的契約精神的確不是很好，但是西方人的契約觀念則具有明顯的不公平性。在西方人看來，所謂的契約，就是用于約束對方行為的工具，自身則可以不受約束。這一點，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就公開說過：凡是對美國不利的條約是沒有必要遵守的。一向被用于證明“西方文明”和“契約精神”的《大憲章》，恰恰可以證明西方人是不會遵守契約的。《大憲章》的歷史證明：在西方文明的語境內，所謂的契約，在根本上是雙方力量的反映。如果我的力量比你強，我就可以強迫你按照我的要求來簽訂契約并且遵守。如果契約簽訂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契約也會發生改變。近年來，美國多次指責中國違背了入世的承諾，是小偷。但是，從數據上看，是美國違背入世承諾。美國指責中國不守承諾，更類似于一種賊喊捉賊的行為。根據世貿組織的數據，從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到2018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17年間，中國一共在世貿組織中被訴43次；與此同時，美國被訴95次，歐盟被訴52次。中國被訴次數在前三大貿易體中是*少的，美國被訴次數是中國的兩倍以上。而且，中國在敗訴之后的表現更好。中國在敗訴之后，不管是否理解，都堅決執行；而美國在敗訴之后，經常不執行。美國不僅不執行，還打算把世貿組織本身給瓦解掉。顯然，真正的小偷恰恰是美國自己。隨著中國與西方國家在全方位交往的程度不斷加深，中國對西方社會的認識也將日益深刻。如前所述，自古以來，貿易關系就關系到大國的興衰。貿易關系可能帶來和平，但也可能觸發戰爭。中國在“大貿易時代”，必須更加清醒地認識到貿易的作用及影響。本書挑選了世界歷史上一些重大的貿易沖突事件，敘述其來龍去脈，厘清貿易、沖突與大國成長興衰之間的密切關系。讀者可以發現：在世界歷史上，貿易與（戰爭）沖突之間的關系是微妙玄通而且復雜多元的。一個國家的確應該盡可能發展對外貿易，以促進本國的發展，保障人民的利益；但是同時也要盡可能地維護本國在貿易中的地位及條件，同時拒絕他國不合理的貿易條件，必要時不惜一戰。非如此，不足以捍衛國家的主權完整、獨立自主、健康發展及人民的安樂富裕生活。
千年貿易戰爭史:貿易沖突與大國興衰 相關資料
谷永江 原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副部長、中國入世代表團團長、華潤集團原董事長
《千年貿易戰爭史》一書，基于對中外歷史經驗與教訓的總結，深刻揭示了國際貿易的巨大利益和伴隨而來的血腥爭奪對大國興衰的重要性，發人深省而又引人入勝。古人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當前，全球經貿格局正處于空前的混亂中，本書的出版，或將給國人帶來有益的參考借鑒，使我們能更好地應對國際經貿體系的百年變局。
霍建國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前院長、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
《千年貿易戰爭史》一書，系統地梳理了古今中外國際貿易所帶來的利益與沖突、發展與破壞、經驗與教訓，總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時又有創新性認識，有助于公眾更加深刻、準確地認識國際貿易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及其對一國興衰的重要意義。
顧學明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
大航海時代以來，世界進入了全球化的新階段，對外貿易變得空前重要，往往能決定一國興衰起落。與此同時，貿易與戰爭之間的關系也變得空前緊密且復雜。當前，“逆全球化”趨勢日益嚴重，世界正徘徊于十字路口。《千年貿易戰爭史》一書梳理總結中外歷史經驗教訓，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認識對外貿易與國際爭端之間的關系，也為解決當前全球貿易爭端提供了重要的決策參考。
郭衛東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國人重視歷史，強調以史為鑒，但是在國際貿易這個問題上，歷來的認知相當不充分，甚至存在較多的誤解。《千年貿易戰爭史》一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推陳出新，系統總結了國際貿易的利益及其對一國興衰成敗的重大影響，同時糾正了長期以來的一些認識偏差。在全球經貿格局面臨變局的今天，本書具有較為重要的借鑒意義。
千年貿易戰爭史:貿易沖突與大國興衰 作者簡介
彭波商務部研究院副研究員，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評審專家，江西財經大學特聘教授。江西財經大學金融學本科、北京大學近現代史碩士、清華大學經濟史博士、理論經濟學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為金融、外貿、經濟史、理論經濟學等。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中共黨史研究》、《改革》、《國際貿易》等權威期刊發表論文40余篇。2017年獲得2016-2017 年度商務部“商務發展研究成果獎”報告二等獎；2019年獲第十八屆中國經濟科學**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施誠江西省吉水縣人，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近年主要從事全球史教學和研究工作；曾赴美國和英國的大學進修；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光明日報》、World History Studies、Journal of Sixteenth Century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出版學術專著、譯著多部。承擔國家社科基金課題2項、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子課題1項、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子課題1項、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重點課題1項；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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