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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北美的共和主義與洛克哲學 版權信息
- ISBN：9787567599000
- 條形碼：9787567599000 ; 978-7-5675-9900-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18世紀北美的共和主義與洛克哲學 本書特色
1.原名為《現代共和主義的精神：美國建國之父們的道德觀與洛克哲學》（The Spirit of Modern Republicanism: The Moral Vision of the American Founder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ocke），聚焦美國建國問題，探討現代共和主義的精神。 2.作者潘戈為施特勞斯學派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是當代英語學界活躍的政治哲學家，頗富思想力度。 3.展示美國建國者們的自身意圖和客觀困境，并提供了看待洛克著作的犀利視角。用作者自己的話說：“我的研究成果*豐碩的方面就是，在與洛克及其哲學思想的纏斗中，超越了他對美國及其建國問題的影響。”
18世紀北美的共和主義與洛克哲學 內容簡介
在美國憲法誕生200周年之際，潘戈進行了一系列反思，本書便源于這一系列的重新思考。 本書是潘戈研究美國，特別是美國的建國問題、建國哲學和美國政體的力作，作者以經典文本為基礎（涉及的文本包括《聯邦黨人文集》、洛克的《政府論》等），重點討論的哲學家是洛克，作者旨在以一種批判性方式追索現代共和主義的道德與哲學基礎。
18世紀北美的共和主義與洛克哲學 目錄
中文版序(潘戈) / 1
序言 / 1
導論 / 3
**篇 關于建國問題主流政治學說的批判 / 9
**章 古老的正統及其遺贈 / 11
第二章 馬克思與韋伯 / 17
第三章 哈茲命題 / 38
第四章 “古典共和主義” / 43
第二篇 制憲者的公民美德概念及其引發的哲學競賽 / 67
第五章 新“普布利烏斯” / 69
第六章 公民美德的古典分析 / 77
第七章 古典學的現代對手 / 100
第八章 智識美德的消逝 / 117
第九章 行動美德的新意 / 140
第十章 “合法政府”的新基礎 / 177
第十一章 自由與人性 / 184
第十二章 未竟的難題 / 195
第三篇 洛克的人性觀 / 201
第十三章 《政府論》的交際線 / 203
第十四章 財產權 / 222
第十五章 家庭的問題 / 268
第十六章 道德的理性基礎 / 286
第十七章 神與人的正義 / 305
第十八章 理性家庭 / 348
第十九章 “自然狀態” / 369
第二十章 理性共和國 / 379
第二十一章 理性自由與人類尊嚴 / 393
結語 / 413
參考文獻 / 418
譯后記 / 436
序言 / 1
導論 / 3
**篇 關于建國問題主流政治學說的批判 / 9
**章 古老的正統及其遺贈 / 11
第二章 馬克思與韋伯 / 17
第三章 哈茲命題 / 38
第四章 “古典共和主義” / 43
第二篇 制憲者的公民美德概念及其引發的哲學競賽 / 67
第五章 新“普布利烏斯” / 69
第六章 公民美德的古典分析 / 77
第七章 古典學的現代對手 / 100
第八章 智識美德的消逝 / 117
第九章 行動美德的新意 / 140
第十章 “合法政府”的新基礎 / 177
第十一章 自由與人性 / 184
第十二章 未竟的難題 / 195
第三篇 洛克的人性觀 / 201
第十三章 《政府論》的交際線 / 203
第十四章 財產權 / 222
第十五章 家庭的問題 / 268
第十六章 道德的理性基礎 / 286
第十七章 神與人的正義 / 305
第十八章 理性家庭 / 348
第十九章 “自然狀態” / 369
第二十章 理性共和國 / 379
第二十一章 理性自由與人類尊嚴 / 393
結語 / 413
參考文獻 / 418
譯后記 /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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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北美的共和主義與洛克哲學 節選
古老的正統及其遺贈 本書的研究挑戰了今天在學者中流行的諸多方法和結論，并對美國歷史的學派教義產生了影響。這場論辯的結果將會日趨明朗，而本書的視野也將變得更加清晰，這些都要歸功于對塑造美國憲法精神的政治思想的各個學派解釋歷史的簡要評注。我在本書中的目的，不僅僅是把我自己的解讀展現出來，更為重要的是要突出那些傾向于預設和渲染我們閱讀原始文件和文本時形成的相互矛盾的理論偏見。通過仔細審視和質疑這些影響，我希望能夠打掃干凈戰場，開始與18世紀的思想進行一場新的較量。與此同時，在更深入和更廣泛的層面上，我認為，這種檢視有助于我們獲得一種對那些形成(并扭曲)20世紀美國民眾的一般性政治和道德意識思潮的批判距離。從歷史變遷的角度來看，建國之初的歷史是以一種特別具象的方式揭示了一些*具實力的趨勢和思緒，這些思想在本世紀已經占據了主導地位。 通過對19世紀晚期起主導作用的，并一直保持活力到20世紀的“進步”理念的自我提示，我們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邏輯起點(“進步”的理念表現出一種持續性的衰弱，即使在我們這個時代，也只能在某些方面得以幸存)。具體而言，我設想的是一種智識框架，它可以嘗試著普遍解釋建國者們的思想以及西方政治觀念史，并且以一種被推測為不受干擾的、穩步發展的西方“憲政”傳統為根據。這個傳統的統一內核可以被理解為有限政府的理念：也就是說，政府是根據法治運行的權責明確且相互制衡的機構總和，這種法律本身的效力一部分來自于被統治者的同意，而另一部分則訴諸于一部不成文的“高級”法。從人的理性被視為人性的意義上看，這部不成文的法律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自然”法，盡管這種“自然”法很可能被認為是擴展版和完成式的(盡管并不矛盾)，或者說是一種神圣的實證法。 這一“偉大傳統”被認為源于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它應該是在廊下派手中經歷了*為重要的改變或者說是提升，正是他們將人人道德平等的信條融入其中(但這一證據并不牢靠)。更令人信服的是，基督的降臨和新約的教誨，才*有效地引入了平等、人性和憐憫的理念。盡管自然法的觀念被認為已經由中世紀基督教徒和晚期學院派的教士們進行了充實并且變得更加整潔，諸如托馬斯(Thomas)、蘇亞雷茨(Suarez)、胡克(Hooker)。但這個偉大傳統一直被認為是經歷了中世紀才被認可的，它不幸地被僧侶的偏見和教士對政治權力的欲求所作繭自縛。 據說，自然法復興是由加爾文教、分裂主義神學家和啟蒙哲學家的共同努力所促成的。后者，尤其是洛克(Locke)，被認為是借鑒了英國普通法以及加爾文教的立約神學，其目的是為了給予個人權利，尤其是財產權，帶來一種更加強烈但并非全新的張力。 在洛克的結論中，偉大傳統中的那些極其顯著的變化并不比它的基本連續性更為重要。我們今日之時代，西方的統一、理性、基督教和自由精神的成熟或實現，在整個歐洲和北美大陸變得更加顯而易見。 *經典的終結陳述在考文的《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The “Higher Law” Background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1965, 初版于 1928-1929)一書中，它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卡萊爾兄弟《西方中世紀政治理論史》(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st, 1903-1936)，以及貝克爾的《獨立宣言》(1942,初版于 1922) (參見伯恩斯對科溫的簡要批評［1985, 54-58］)。有關美國建國問題的*好論述，參見麥克勞林《美國憲政的基礎》(Foundations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1961, 初版于 1932］, 特別是頁23-24, 66-68, 100,107-109, 112-113)，還有麥克韋恩的《美國革命：一種憲法性解釋》(American Revolution: A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1924)。(另可參見卡西爾1946, 166-172, 弗里德里希與麥克洛斯基 1954, 特別是頁ix-xiii, xviii-xxi, xxiii-xxvii, 以及新近的Kauper 1976。)羅西特在《共和國的培育期》(Seedtime of the Republic)中延續了這一傳統方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參見 Rossiter 1953, 142, 214-215, 268, 356-357, 492 n. 119)。至少直到*近，在政治科學家中，這種觀點仍然很強勢：亨廷頓在其被廣泛研究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提出了一個極端的觀點。亨廷頓說，革命和憲法背后的政治思想是如此的傳統，以至于一個人不應該說，從任何嚴格意義上說，關于美國建國問題，“美國人從來不必擔心如何創建一個政府”(1968,7)。亨廷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二手資源，特別是考文和麥克韋恩的。他堅持認為，美國的政治理論本質上是中世紀的，新國家的制度本質上是都鐸王朝的，因此具有明顯的中世紀特征，體現了中世紀憲法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包括“社會與政府有機結合的理念，政府內部權力的和諧，(*重要的是)政府從屬于基本法”：“人只能宣布法律，而不能使法律在美國保持強大”(1968, 96-98,104)。 這種適用于美國的一般方法，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它的生命力，如果以學術或哲學為鏡，它反映出建國者們自我修辭中的一個主導命題。建國者們確實經常試圖將自己和他們的“事業”描繪成一種西方文明的巔峰之作。然而，這種評價并沒有為理解建國者們對其政治現代主義的強烈表達意識提供一個基礎——他們對現代政治變革性的突飛猛進，既是理論性的，也是實踐性的。正是如此，《聯邦黨人文集》就曾自豪地宣稱(第14篇)： 美國人民的榮耀在于，當美國人民對以前的和其他國家的意見加以適當考慮的同時……他們是在追求一種全新的和更為崇高的事業。他們完成了一次人類歷史上無可比擬的革命。他們建立了地球上尚無范例的政府組織。 如果將視野從美國建國之父轉向那些神學家們，尤其是啟蒙運動時期的政治哲學家們，人們就會發現類似的堅持，即對創新的、非傳統的，甚至是反叛的理念的追求，這就是現代共和社會奠基性和合法性的神學與哲學特征。因此，我們必須勉為其難地判斷：這是一種傳統的而令人安心的穩步演進的憲政概念，但充其量卻被看作是一個令人欣慰的中庸理念。這樣的判斷是有充分理由的，即使在建國者們自己的聲明中也可被發現，因為在其后的三四代人的評說中，無數強烈的懷疑和批評不斷地侵蝕著這種調和觀點的合理性。 這并不是在學術上對作為傳統信仰衰落根源的文本進行重新評價，而是把不斷持續進步的這一“偉大傳統”作為理解政治思想史的關鍵。在這里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紛繁復雜的政治經驗與力排眾議的哲學論點的結合。因而，我首先指明的是，在我們所謂成熟世紀里，政治生活的空前墮落：公民的平庸化與“中產階級”的民主文化，更為嚴重的是，在“崛起”的西方懷抱中卻出現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法西斯主義的幽靈。在世紀之交的時候，這些經歷似乎認可或證實了對于現代民主的極度悲觀和預言，并通過尼采(Nietzsche)的爆炸性影響開始嶄露頭角(參考Pangle 1983、 1987)。 如果有人尚未察覺到這些爭論及其巨大影響，那么他可能會認為對古老共識的松綁本應該打開眼界，并承諾給予一個偉大歷史機遇去探討政治家和政治哲學家之間，充滿專致的好奇心和強烈求知欲的那些歷久彌新的爭議和論辯。然而，事與愿違的是，各種類似的尼采式論點不僅摧毀了傳統表面共識的天真，似乎也揭露了所有政治哲學化方案的天真，甚至荒謬。人們認定了如下事實：即所有的道德和政治理論都在于微妙的(且只有部分是有意識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這就意味著服務于尼采教導我們所有人的觀點，即“價值判斷”。*基本的道德判斷被認為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承諾”，其效力淵源包括經濟利益、宗教信仰，或者是潛意識里的某種神秘的沖動，以及它在文化上或語言上有限本體論的“決定”。 當人們發現或重新發現歷史本就缺乏理性一致性的時候，現代思想就面臨著兩種替代性的選擇：其中一種選擇就是回到古典立場，根據歷史可以揭示的只是偶然事件而不是事物本質的觀點，去尋找關于人性和人類本性的永恒原則；或者另一種選擇——可以對人類的本質進行重新解釋，試圖將本質視為一種根本上難以捉摸的東西，讓其在歷史中得以揭示或自我展現，并被賦予了一種推理能力，這種推理能力至少不會是一種被輕易誤導的、膚淺的和衍生的東西，而是表現出某種更為深刻、更為基礎的力量。 *有影響力的思想家選擇第二種方式。因此，歷史學家們會把政治家的演講和政治理論家的論述僅僅看作是一種表面現象。這些關涉人類心智的作品得以經久不衰的研讀，但它們的作者往往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我們的目標就是利用這些文本來幫助揭露隱藏在自然層面上悄然塑造作者的那些經濟、社會、階級和文化力量。 這不僅是對政治家的偉大宣言的研究，也是對政治哲學偉大文本的研究，這種進路成為了行動、動機和推理關系這一全新概念的犧牲品。整個政治或公民領域被認為是“次要的或衍生的特征”(Beard 1935, 13)。傳統觀念認為，憲法、憲法性法律和論辯，代表著塑造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一種獨立的、支配性力量，然而現在卻被認為是誤入歧途。自亞里士多德和西塞羅(Cicero)以來，憲法論辯一直是嚴肅政治科學與歷史研究的中心焦點或*高主題，但這一爭論卻越來越被忽視。至少而言，這些內容被歸入到了法學院的課程范圍，但是它們在專業培訓方面的壓力越來越小，同時它們又迅速將焦點轉移到當代智識范式上來。
18世紀北美的共和主義與洛克哲學 作者簡介
作者 托馬斯·潘戈(Thomas L.Pangle，1944-)，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哲學、法哲學家。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奧斯汀分校人文學院喬·R·朗民主研究講席教授、杰斐遜古典文獻研修中心聯合主任、施特勞斯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施特勞斯學派東岸領軍人物、加拿大皇家學院終身成員、德國巴伐利亞科學學會海森堡紀念講席客座教授。代表作品包括《孟德斯鳩的自由主義哲學》、《柏拉圖譯疏》、《國家間正義：力量與和平的道德基礎》、《政治哲學與亞伯拉罕的上帝》、《亞里士多德中的教誨》等，最近出版的是《蘇格拉底的生活方式》。 譯者 朱穎（1980-），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奧斯汀分校政府系訪問學者，杰斐遜古典文獻研修中心博士后，師從于潘戈教授，從事美國建國問題與司法實踐研究。著有《“原則”的法理學》，譯有《政制與美德：柏拉圖疏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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