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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41964
- 條形碼：9787208141964 ; 978-7-208-14196-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1．極具學術價值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類著作之一，本書作者許紀霖教授的知識分子研究久負盛名，《家國天下》一書是許紀霖教授十年磨一劍，在思想史領域內的深耕之作。本書探索了在風雨動蕩的歷史轉型過程中，中國人如何理解自我和國家。 2．在當代政治中，揚棄中國傳統政治智慧。本書認為特殊的民族認同需要用普適價值來調節，由此提出了“新天下主義”的重要概念，這是對民族國家和傳統天下主義的雙重超克。內容簡介
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 內容簡介
清末民初，也就是中國的現代轉型發生之初，中國在“認同”問題上，產生了共同體和個人兩個層面的危機，分別表現為政治秩序危機和精神秩序危機。 一百年來，中國知識界對“中國”的想象并非鐵板一塊，它隨著運動、思潮在變化，它在歐風美雨的家族天下之間搖擺掙扎，國家機器本身，也在不斷調整，以獲求統治的正當性，而知識分子和國家機器對于“中國”的理解，也左右著我們普通人對國家、對個人的認同。 《家國天下》的意圖，就是在思想史中，探尋中國近現代國家認同所受到的沖擊和和轉變。作者從傳統的“天下觀念”遭受現代性沖擊入手，討論了儒家、晚清立憲派與革命派、晚清的地方認同和個人認同、五四的“世界主義”、文明與富強之間的競爭、民族主義等等中國近現代思想革命中的嘗試。很終，作者設計出“新天下主義”的認同模式，用來解決國家認同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 目錄
導論 家國天下與自我認同
上編 從古代“中國”到現代國家認同
**章 多元脈絡中的“中國”
第二章 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
第三章 現代中國的天下與夷夏之變異
第四章 近代民族主義思潮中的國家認同
第五章 兩種國家認同：共和愛國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
中編 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
第六章 民國初年的國家建構：權力還是權威？
第七章 “魏瑪時期”的國家建構與代表性危機
第八章 國家建構的基礎：富強還是文明？
第九章 國家富強背后的進化論
第十章 國家建構的正當性來源
第十一章 新儒家的治國方案
下編 個人、地方與天下認同
第十二章 現代中國的個人認同
第十三章 國家建構中的地方認同
第十四章 五四：世界主義情懷的愛國運動
第十五章 新天下主義與中國的內外秩序
參考文獻
后記
展開全部
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 節選
新天下主義與中國的內外秩序 21 世紀影響世界*大的事件，可能是中國的崛起。但伴隨著國家實力的擴大，中國的內部秩序與外部秩序卻出現了嚴峻的緊張局勢。在國內，邊疆所發生的民族與宗教沖突沒有解決，甚至出現了極端的分離主義和恐怖活動。在東亞，中國的崛起讓周邊有些國家惴惴不安，東海、南海的海島之爭令東亞上空戰爭的烏云密布，隨時有擦槍走火的危險。不僅是中國，整個東亞各國的民族主義意識都空前高漲，呈相互刺激之勢。猶如19 世紀的歐洲，局部戰爭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危機的腳步臨近家門，我們有化解危機的方案嗎？治標的國策固然可以開列一張清單，但重要的乃是根除危機之本。這一本源不是別的，正是自19 世紀末引入中國的民族國家至上意識，這一意識如今已經成為社會從上至下的宰制性思維。民族主義本是現代性的內在要求，然而一旦成為君臨天下的*高價值，將會給世界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就像曾經在歐洲發生過的世界大戰一樣。 真正的治本之方，在于一種與民族國家意識對沖的思維。這一思維，我稱之為“新天下主義”，一種來自古代傳統，又重新加以現代性解釋的軸心文明智慧。 一、“天下主義”的普世性價值 何謂“天下主義”？在中國傳統之中，“天下”具有雙重內涵，既指理想的文明秩序，又是對以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空間的想象。 列文森指出：在古代中國，“早期的‘國’是一個權力體，與此相比較，天下則是一個價值體”。作為價值體的天下，乃是一套文明的價值以及相應的典章制度。顧炎武有“亡國亡天下”之說，國不過是王朝的權力秩序，但天下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明秩序，不僅適用于一朝一國，而且是永恒的、絕對的和普世的，國家可亡，但天下不能亡，否則將人人相食，成為霍布斯式的叢林世界。 中國的文明傳統不是民族主義，而是天下主義。天下的價值是普世的、人類主義的，而不是特殊的，不是某個具體的民族或國家的。無論是儒家、道家，還是佛教，都是雅斯貝爾斯所說的古代世界的軸心文明，就像基督教、古希臘—羅馬文明一樣，中華文明也是以全人類的普世關懷作為自己的出發點，以人類的價值來自我衡量的。當近代中國從歐洲引入民族主義之后，中國人的胸懷從此狹隘了許多，文明也因此而萎縮，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天下氣魄，矮化為“那是西方的、這是中國的”小家子氣。 固然，古代中國人除了講天下，還講“夷夏之辨”，然而，古代的夷夏，與今天掛在極端民族主義者嘴邊的中國／西方、我們／他們的二分思維是完全不同的。今人的二分思維受到近代種族主義、族群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影響，夷夏之間、他者與我們之間是絕對的敵我關系，毫無通約、融合之余地；而古代中國人的夷夏之辨不是固態化的種族概念，而是一個相對的、可打通、可轉化的文化概念。夷夏之間，所區別的只是與天下價值相聯系的文明之有無。天下是絕對的， 夷夏卻是相對的；血緣和種族是先天的、不可改變的，但文明卻可以學習和模仿。誠如許倬云先生所說：在中國文化之中，“沒有絕對的‘他者’，只有相對的‘我者’”。1 歷史上有許多以夏變夷、同化蠻族的例子，同樣也有以夷變夏、化胡為華的反向過程。漢人本身是農耕民族，而胡人多為草原民族，農耕中國和草原中國經過六朝、隋唐和元清的雙向融合，許多胡人的文化已經滲透進華夏文化，比如佛教原來就是胡人的宗教；同時，漢族的血統里面也摻雜了眾多蠻夷的成分，從服飾到起居，中原的漢族無不受到北方胡人的影響，比如漢人*初的習慣是席地而坐，后來喜歡上了胡人的馬扎，從馬扎發展為椅子，*后改變了自己的習慣。 中華文明之所以歷經五千年而不衰，不是因為其封閉、狹窄，而是得益于其開放和包容，不斷將外來的文明化為自身的傳統，以天下主義的普世胸懷，只關心其價值之好壞，不問種族意義上的“我的”、“你的”，只要是“好的”，通通拿來將你我打通，融為一體，化為“我們的”文明。 文明與文化不同，文明關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只關注“什么是我們的”。文化是將“我們”與“他者”區別開來，解決自我的文化認同；而文明不一樣，文明要從超越一國一族的普遍視野回答“什么是好的”，這個“好”不僅對“我們”是好的，而且對“他們”也同樣是好的，是全人類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沒有“我們”與“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價值。 中國的目標如果不是只停留在民族國家建構，而是要重建一個對全球事務有重大影響的文明大國，那么她的一言一行、所作所為就必須以普世文明為出發點，在全球對話之中有自己對普世文明的獨特理解。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來自我辯護，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標準來說服世界，證明自己的合理性。中國作為一個有世界影響的大國，在今天要實現的不僅是民族與國家的復興夢想，而且還應包括民族精神的世界轉向。中國所要重建的不是適合于一國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對人類具有普遍價值的文明。對中國“好的”價值，特別是涉及普遍人性的核心價值，也同樣應該對全人類有普遍之“好”。中華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類的視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國特殊的價值與利益為皈依。中華文明在歷史上曾經是天下主義，到了今天這個全球化時代，天下主義如何轉型為與普世文明相結合的世界主義，這應是一個文明大國的目標所在。 中國是一個世界性大國，是黑格爾所說的負有“世界精神”的世界民族，理應對世界承擔責任，對傳承“世界精神”承擔責任，而這個“世界精神”，就是以普世價值形態出現的“新天下主義”。 二、去中心、去等級化的新普遍性 談到天下主義，有些周邊國家總會聞虎色變，擔心隨著中國的崛起，昔日那個驕傲自大、威震四方的中華帝國會起死回生，卷土重來。這樣的擔心并非沒有緣由。傳統的天下主義除了普世性價值之外，還有地理空間的含義，即以中原為中心的“差序格局”。天下由三個同心圓組成：**個是內圈，是皇帝通過郡縣制直接統治的中心區域；第二個是中圈，是帝國通過冊封、羈縻和土司制度間接加以控制的邊疆；第三個是由朝貢制度所形成的萬邦來朝的國際等級秩序。從中心到邊緣、從化內到化外，傳統的天下主義想象和建構了一個以華夏為中心、蠻夷臣服于中央的三個同心圓世界。 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是漢、唐、宋、明的中原漢族王朝，還是遼、金、元、清的邊疆民族王朝，其空間擴張的過程，既給周邊地域和國家帶來了高級的宗教和文明，同時也充滿了暴力、征服和柔性奴役。 在今日這個尊重民族平等、獨立主權的民族國家時代，如果有誰還試圖重新回到以華夏為中心的等級性天下秩序，不僅意味著對歷史的反動，而且也只能是一廂情愿的夢囈而已。因此，天下主義需要在現代性的脈絡之中予以揚棄和更新，發展為天下主義的2.0 版。 ……
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 作者簡介
許紀霖，華東師范大學紫江特聘教授、歷史系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華東師范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兼任上海市社聯常委、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主要從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與知識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啟蒙的自我瓦解》(合著)、《大時代中的知識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啟蒙如何起死回生》、《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等。《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一書2005年獲得首屆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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