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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魯迅研究2020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2030914
- 條形碼：9787552030914 ; 978-7-5520-3091-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紹興魯迅研究2020 本書特色
《紹興魯迅研究2020》是一部有關魯迅研究的論文合集。本書稿由紹興魯迅紀念館編纂，主要研究者為紹興市和浙江省的魯迅研究人員，同時包括其他省市的魯迅研究力量，作者多為研究魯迅的專家。本書立足于紹興市和浙江省的魯迅研究, 同時團結全國乃至國外的魯迅研究力量, 以期展現（zui xin）的魯迅研究成果和動態。
紹興魯迅研究2020 內容簡介
本書為年度連續性出版物，由紹興魯迅紀念館主編。主要內容分“魯迅思想作品研究”、“書評”、“史海鉤沉”、“域外擇枝”、“魯迅與同時代人研究”、“回憶與紀念”、“三味雜談”七個專題。這些文章有對魯迅文學思想、方法的探討，有對魯迅或有關魯迅研究作品的評析，還有與魯迅有關的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考證和挖掘，等等。這些文章或具有理論新意，或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進一步豐富了魯迅研究的成果。
紹興魯迅研究2020 目錄
【魯迅思想作品研究】
獨特的文體與悲郁的情懷（上——魯迅小說教學閱讀札記 李生濱/倪文琴
“青年必讀書”事件與魯迅青年觀的重塑 李依楠
《故事新編》屬于小說的下半時 趙獻濤
魯迅《藥》之細讀 管冠生
孔乙己典型論——《孔乙己》問世百年 谷興云
“歷史的小說”與現代的復仇——以魯迅《鑄劍》的改寫為中心 張楚倫
論魯迅的“強盜”敘述——以《采薇》為中心 張昕琳
【史海鉤沉】
魯迅學筆記（七題） 顧 農
魯迅1902年致周作人殘簡說略 宋聲泉
《人民日報》中的許廣平簡編（中） 張學義/張愛榮/王泉珍
全家福照片背后的故事 宋燕琳
《魯迅與他的鄉人》補遺四 裘士雄
新版《魯迅全集》誤注補正二十一則 吳作橋/王羽
【域外折枝】
悖論性的啟蒙戰略——《孔乙己》論 ［日］代田智明著/李明軍譯
周樹人《中國地質略論》（上）——關于李希霍芬等的煤田的言論 ［日］丸尾勝
【書評】
魯迅遺澤談屑——讀樂融新著《魯迅面面觀》想到的 王錫榮
《野草》研究的“實”與“虛” 代廷杰
當代魯迅傳播的一個剪影 李浩
執著?摯愛 ——讀《魯迅與紹興》有感 何寶康
海派視域?;史料鉤沉?包羅萬象——讀李浩《魯迅研究雜集》 蘇冉/卓光平
【魯迅研究之研究】
“回心”與“抵抗”：“竹內魯迅”的邏輯建構及其意義 蔡洞峰
【魯迅與同時代人研究】
陳毅對魯迅精神的接受與傳播 任葆華
從師生到文藝上的知己——談魯迅與曹靖華的交往歷程 李海蒞
【記念】
懷念紀維周老先生 徐昭武
【百草園文藝】
我在春天里來到日本仙臺 王吉鵬
心里有個奔跑的女人 邵琪雯
魯迅： 一個愛夜的人 楊鈞舒
【三味雜談】
魯迅思想觀照下的“杠精”大學生 靳新來/楊鈞舒
魯迅對《金瓶梅》的評論 魏興海
魯迅為何甚愛“朔方的雪”? 歐淑艷
名士鄉里話魯迅——《魯迅與浙江文學研究》研究生討論課 卓光平 主持
黑白留痕驚俗世——趙延年先生逝世五周年追思會側記 楊曄城
編后記
獨特的文體與悲郁的情懷（上——魯迅小說教學閱讀札記 李生濱/倪文琴
“青年必讀書”事件與魯迅青年觀的重塑 李依楠
《故事新編》屬于小說的下半時 趙獻濤
魯迅《藥》之細讀 管冠生
孔乙己典型論——《孔乙己》問世百年 谷興云
“歷史的小說”與現代的復仇——以魯迅《鑄劍》的改寫為中心 張楚倫
論魯迅的“強盜”敘述——以《采薇》為中心 張昕琳
【史海鉤沉】
魯迅學筆記（七題） 顧 農
魯迅1902年致周作人殘簡說略 宋聲泉
《人民日報》中的許廣平簡編（中） 張學義/張愛榮/王泉珍
全家福照片背后的故事 宋燕琳
《魯迅與他的鄉人》補遺四 裘士雄
新版《魯迅全集》誤注補正二十一則 吳作橋/王羽
【域外折枝】
悖論性的啟蒙戰略——《孔乙己》論 ［日］代田智明著/李明軍譯
周樹人《中國地質略論》（上）——關于李希霍芬等的煤田的言論 ［日］丸尾勝
【書評】
魯迅遺澤談屑——讀樂融新著《魯迅面面觀》想到的 王錫榮
《野草》研究的“實”與“虛” 代廷杰
當代魯迅傳播的一個剪影 李浩
執著?摯愛 ——讀《魯迅與紹興》有感 何寶康
海派視域?;史料鉤沉?包羅萬象——讀李浩《魯迅研究雜集》 蘇冉/卓光平
【魯迅研究之研究】
“回心”與“抵抗”：“竹內魯迅”的邏輯建構及其意義 蔡洞峰
【魯迅與同時代人研究】
陳毅對魯迅精神的接受與傳播 任葆華
從師生到文藝上的知己——談魯迅與曹靖華的交往歷程 李海蒞
【記念】
懷念紀維周老先生 徐昭武
【百草園文藝】
我在春天里來到日本仙臺 王吉鵬
心里有個奔跑的女人 邵琪雯
魯迅： 一個愛夜的人 楊鈞舒
【三味雜談】
魯迅思想觀照下的“杠精”大學生 靳新來/楊鈞舒
魯迅對《金瓶梅》的評論 魏興海
魯迅為何甚愛“朔方的雪”? 歐淑艷
名士鄉里話魯迅——《魯迅與浙江文學研究》研究生討論課 卓光平 主持
黑白留痕驚俗世——趙延年先生逝世五周年追思會側記 楊曄城
編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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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魯迅研究2020 節選
——《“青年必讀書”事件與魯迅青年觀的重塑》 ◆ 李依楠 何謂青年觀？從廣義上看，青年觀即人的世界觀在青年問題上的投射。因此，若要討論魯迅青年觀這一話題，勢必要涉足魯迅的整體思想和文本系統。具體而言，魯迅青年觀所觸及的不僅僅是魯迅對于青年的態度問題，還涉及魯迅對人與社會關系的反思以及文化立場的判斷，因而具有深廣而復雜的內涵。 若沿著歷史的脈絡，從整體上把握魯迅的青年觀，不難發現其間有矛盾起伏的痕跡。的確，對于青年及青年問題，魯迅的態度并非一成不變。從（zui）初的愛護、信任、寄希望于青年，到后期以謹慎和懷疑的態度與青年相處，魯迅的青年觀在社會思潮、政治運動與個別“反叛”案例的影響下不斷發生著變化。1925年所發生的歷史與文化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魯迅的思想、情感及內心世界，直接關涉到魯迅之后的生命流程與青年觀的重塑。 將時間撥回1925年，此時的魯迅正值創作熱情高漲期，寫下了大量雜文及小說，矛盾、失望、激憤的情緒在這些作品中已有所顯露。此外，1925年發生的一起現代文學史上的公案——“青年必讀書”事件，也深刻影響了魯迅青年觀的重塑。 1925年1月4日，由孫伏園主編的《京報》副刊刊出啟示，征求“青年愛讀書”和“青年必讀書”各十部的書目。編輯部在“備券投寄海內外名流學者，詢問他們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書是非讀不可的”后，共收到78份答卷。胡適、梁啟超、周作人、李小峰、徐志摩等人先后向編輯部發去回執，以“青年必讀書十部”與“附注”兩種形式表達了自己的建議與思考。78位學者中，江紹原、魯迅與俞平伯三人提交了“白卷”——沒有給出明確的書目，但在附注里表達了對這一征求活動的態度。“青年必讀書”的征求活動甫一發起就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關注，隨之產生的是學界持續不斷的爭論。 對于“青年必讀書”事件，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評估其價值： 其一是1925年《京報》副刊發起的“青年必讀書”征集活動及收到的答卷，其二是78份答卷所引發的文化論爭與思想交鋒，其中尤以魯迅“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言論（zui）為引起爭議。若僅僅停留在第1個層面，難以抵達問題背后（zui）本質的精神屬地。“青年必讀書”事件的文學史意義，實際上遠超乎征集活動本身，每一份答卷都折射出一種文化選擇和青年觀。因此，若只是從文化對立的立場去評判中外書籍的價值，無異于抹殺“青年必讀書”事件更深層的思想價值，更無益于挖掘魯迅言論背后的思想內核。下文中，筆者將先對魯迅1925年以前的青年觀發展脈絡進行簡要勾勒，繼而圍繞魯迅“青年必讀書”中附注的內容，分析魯迅對“青年”概念的界定以及“行”的觀念的產生背景和現實意義，由此討論魯迅青年觀的重塑問題。 一、 魯迅青年觀的形成與發展 如果以魯迅世界觀的形成與發展脈絡為線索考察魯迅青年觀的發展進程，不難發現魯迅思想中“合力”的作用。“立人”與“進化論”等思想的交織演變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魯迅思想的復雜性與深刻性。 1907年，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提出“首在立人”的觀念，由此確立“立人”這一貫穿其生活和創作的思想主線。結合“立人”延伸出的一系列問題，如青年觀、女性觀、兒童觀等，會發現“人”的概念所具有的超越性的向度，而“青年”在“人”的舞臺上所扮演的正是一個具有中間過渡性的角色——走在由幼稚蒙昧向成熟獨立的路上。從詞義上看，“青年”指的是介于“幼年”與“老年”之間的更具活力的生命階段，具體的年齡界限則隨著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變更不斷發生著變化，對于“青年”的定義因而存在時代、地理與個體差異。在魯迅看來，“青年”這一概念在延續其社會內涵的同時，也具備某種超越時空的本體性意義。 在1919年寫作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魯迅對中國的“舊見解”進行了犀利的批判，在新文化視角上提出“本位應在幼者”“置重應在將來”的觀念。“幼者本位”的倫理觀的誕生，可追溯至魯迅學生時期所受“進化論”思想的影響。在《三閑集》序言中，魯迅坦言：“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如果說“幼者本位”是闡釋如何在倫理體系內“立人”，那么青年觀就是以青年為范例來闡釋“立人”的方式和意義。可以說，從“立人”思想中延伸出來的青年觀，是魯迅支持青年解放的思想武器，而所謂青年解放，也正是人的解放的一個重要維度。 實際上，魯迅在1920年之前關于青年觀的直接論述并不多，青年及青年問題在五四退潮后才逐漸成為魯迅關注的焦點。結合20世紀20年代的時代背景來看，軍閥混戰割據與思想解放運動為青年問題的討論提供了社會與文化語境。1922年，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如是概括自己青年時期的求索——“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說謂“走”“逃”與“尋求”，皆是進化論影響下人的行動的自覺轉變。然而，“異路”和“異地”又暗示了覺醒的青年的苦悶與彷徨。回到魯迅的作品中，不難發現青年常常扮演著小說中的主人公，“醒著的”“睡著的”“昏著的”等千姿百態的青年，構成魯迅小說的青年群像。1925年，魯迅寫下《孤獨者》和《傷逝》，無論是以自戕的方式反抗絕望的魏連殳，還是被時代浪潮沖毀個人解放道路的涓生和子君，都有魯迅自我投射的影子，也包含了魯迅對“五四”啟蒙價值與青年發展道路的深刻反思。如果將孤獨者和先覺者理解為魯迅筆下“醒著的”青年形象，那么余下的“睡著的”“昏著的”即可對應沒有被啟蒙喚醒的青年，從“立人”角度上看，這些便是魯迅欲“立”之人。除《傷逝》與《孤獨者》外，魯迅在1925年還創作了大量雜文和散文詩。后被收錄于《野草》的散文詩《希望》正是魯迅“驚異于青年之消沉”所作。何為“青年”，何為“消沉”？在寫下《希望》的一個多月后，魯迅向《京報》副刊回復了“青年必讀書”答卷，對于“青年”該如何定義和如何引導的問題，魯迅的態度立場在答卷的附注中可見一斑。 二、 何為“青年”，何謂“行”——從魯迅《青年必讀書》說開去 魯迅對于青年及青年問題的關注不止停留在書面文字上，也通過實際行動表現了出來。無論是創辦文學刊物還是組織文學團體，魯迅都在以自己的行動影響青年的思想和行動。在讀書一事上，魯迅是有理想主義情結的。1927年，因不滿于廣州的革命形勢與文藝氛圍，魯迅在廣州創辦北新書屋，希望以此為改善青年閱讀環境盡一些力。畢竟，在魯迅看來，“青年的思想在相當程度上由他們所讀的書籍塑造”。然而，對于給青年開列必讀書目一事，魯迅的態度卻是復雜的。 先從這份答卷格式與內容上的獨特性說起。首先，在“青年必讀書十部”一欄中，魯迅刪去了“十部”，意圖明顯，即不認同將“必讀書”概念具體化，巧妙地避開了“必讀書”的話語圈套。其次，魯迅不僅沒有列出具體書目，還添加了一句“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也說不出”，一語明確了自己不關注所謂“青年必讀書”的立場，表現出不屑與謹慎交加的復雜態度。不過，魯迅的“白卷”并非毫無價值，“附注”中簡短的言論卻成為了流傳至今的名言，其背后的原因不難解釋——在主張“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時，魯迅并非要對中外文學進行優劣區分，而是著眼于當下青年（zui）需要什么樣的文學資源，涉及文學如何影響社會現實與個人行動的問題——魯迅旨在倡導青年掙脫“言”的束縛，勇于“行”，言論的核心并非在“書”，而是在“人”，這便使魯迅的這一“附注”成為了當時輿論界乃至此后多年間有關魯迅思想的爭論焦點之一。 學界對于魯迅答卷的討論，主要圍繞兩個問題展開： 一是魯迅如何界定“青年”，二是魯迅如何闡釋“行”與“言”。厘清這兩個問題，有助于我們更全面深入地理解魯迅的青年觀。 結合魯迅有關“青年”的論述來看，魯迅青年觀所關切的對象與孫伏園所謂的“青年”內涵有別。對于“青年必讀書”中的“青年”概念該如何界定的問題，汪震等人曾向孫伏園致信詢問。孫伏園的答復是：“我的青年定義非常簡單，就是中學一年級和大學末年級的年齡以內或相近的人。”可見，“青年必讀書”征求活動所服務的對象主要是學生，而魯迅在答卷中所對話的對象卻不單是學生群體。這就涉及魯迅《青年必讀書》的潛在讀者問題。 對于附注中“若干讀者”的指涉范圍，學界存在不小的爭議。張永泉認為魯迅的“青年”論是針對某種特定的青年的，并引魯迅在《聊答“……”》一文中的言論支撐自己的觀點，即“青年”指的是“有利于社會改造的青年”。同樣是從魯迅文本出發，曹振華卻反駁了青年是有利于社會改造的青年這一觀點，以“《吶喊?自序》中的啟蒙對象為例，判定‘《青年必讀書》的對象也不該只是青年改革者，而應為一般青年’”。在筆者看來，張、曹二人的觀點雖都有可取之處，但對于“青年必讀書”事件產生的時代背景與魯迅青年觀的轉變都有所忽視。誠然，魯迅的啟蒙對象絕不只是有改革傾向的青年群體，也包括了愚昧的、不愿前進的普通大眾，但在1925年的時代背景下，魯迅首先關注的依然是有希望成為其同路人的進步青年。只有先喚醒生命力（zui）旺盛、前進空間（zui）大的青年群體，才有希望帶動全體國民的覺醒。因此，筆者以為，魯迅在“青年必讀書”一欄與“附注”一欄所對話的“青年”并非同一類青年，前者與孫伏園“青年必讀書”征求活動中的“青年”內涵相同，而魯迅在當時（zui）關注的依然是“附注”中的“青年”，即“若干讀者”。張永泉曾引魯迅《聊答“……”》中的話來表現其對“或一種改革者”的熱切關注： 我那時的答話，就先不寫在“必讀書”欄內，還要一則曰“若干”，再則曰“參考”，三則曰“或”，以見我并無指導一切青年之意。我自問還不至于如此之昏，會不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樣。那時的聊說幾句話，乃是但以寄幾個曾見和未見的或一種改革者，愿他們知道自己并不孤獨而已。 在這段闡釋性的文字中，魯迅坦言“青年有各式各樣”，因而不愿將個人目標和喜好強加于一切青年，其“略說自己的經驗”的對話對象，亦是與其同路的“或一種改革者”。從各式各樣的青年到“或一種改革者”，魯迅的啟蒙對象并沒有發生變化，選擇與后者對話的用意是鼓勵那些心系改革的青年真正行動起來，投身于現實斗爭中，而不是被社會上動機不純者所倡導的閱讀風氣牽著走。至于“或一種改革者”范圍之外的青年，魯迅抗拒與之對話的出發點是不愿讓他們不假思索地一頭扎進書齋里，真正要做的是反壓迫和反體制化，不為所謂的權威或傳統所束縛，而應根據實際情況走出自己的路。可見，魯迅的“白卷”并不蒼白，“略說自己的經驗”飽含對青年的坦誠、負責與周全的思慮。 說罷《青年必讀書》中的“青年”問題，再回到與其關系緊密的“必讀書”問題上。 長期以來，人們對魯迅《青年必讀書》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誤讀。誤讀的歷史（zui）早可追溯至20世紀20年代的“青年必讀書”事件。柯柏森在《偏見的經驗》中將魯迅“自己的經驗”命名為“偏見的經驗”。熊以謙在《奇哉！所謂魯迅先生的話》中的批判語氣更甚：“奇怪素負學者聲名，引起青年瞻仰的魯迅先生說出如此淺薄無知識的話來了！……可不可以把先生平日看的中國書明白指示出來，公諸大家評論，看到底是中國書誤害了先生呢？還是先生冤枉了中國書呢？］熊以謙的質疑被魯迅引為“牢騷”，并得到了魯迅的回應。魯迅認為，熊以謙將“現在的青年（zui）要緊的是‘行’，不是‘言’”一句誤讀為“只要行，不要讀書”，沒能理解原意并非引導青年不讀書，只顧“糊鬧”“橫闖”，更不是文化立場上的崇洋抑中。魯迅在“附注”中體現出的重“行”輕“言”觀念，是在中國傳統言行觀的基礎上進行的超越——“行”與“言”不再只是社會層面上的個人選擇，而上升到個體的人生態度與介入和改造社會現實的方式上。 當時的輿論對于魯迅《青年必讀書》的批判多以魯迅“貶低”中國古書的價值，“捧高”外國書的價值為靶，在之后引發的討論中，魯迅“全盤反傳統”說、中國書“吃人”說等觀點在學界形成爭鳴。總之，“贊成與反對兩種意見針鋒相對，爭論的核心一直沒離開魯迅批判中國書的是與非”。在筆者看來，魯迅言論的核心價值隨著歷史線索的逐漸清晰而越發明朗——魯迅是基于“為人生”的文學立場，借由讀書一事關切青年的發展及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撥開“必讀書”的迷霧，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冷峻的現實人生。 《青年必讀書》在厘清兩類“青年”概念時，將落腳點置于“行”的問題上。從“鐵屋子”里的人到“頹唐”和“厭世”的“活人”，青年作為“人”之載體承擔起被啟蒙的歷史命運。魯迅對青年閱讀方面的建議在包含了對青年發展的期許的同時，也與其政治文化態度與“立人”觀念緊密相關。在魯迅看來，中國書中“僵尸的樂觀”易使人沉淪，而青年要警惕淪為社會體制中的“被征服者”，就必須將“行”放在高于“言”的位置。“讀什么書不再是簡單的、個人化的興趣與選擇，而是引導社會風氣和青年思想的一種有效手段”。因此，知識結構上的欠缺并非要緊之事，在當時的環境下，（zui）要緊的是令青年產生“行”的覺悟和動力。 ……
紹興魯迅研究2020 作者簡介
紹興魯迅紀念館始建于1973年。2003年初，為恢復魯迅故里的傳統風貌，與環境尺度不協調的陳列廳被拆除，恢復為周家新臺門。 新建的紀念館位于魯迅故里東側，它東接魯迅祖居，西鄰周家新臺門，北毗朱家臺門，南臨東昌坊口，與壽家臺門隔河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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