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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歷史:1800-1914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2028096
- 條形碼：9787552028096 ; 978-7-5520-2809-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行走的歷史:1800-1914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對19世紀世界史、文化史，對朝圣、示威游行等社會實踐感興趣的讀者。聚焦行走和空間邊界、行走和勞動、行走和社會身份、行走和思考等多方面內容； 足跡遍布19世紀以后的英國、北美、澳大利亞、俄羅斯、中東歐和南亞； 從日常的徒步行走到登山等行走運動，再到朝圣、游行示威等具有政治文化目的的行走行為； 以“行走”作為貫穿線索，深入討論社會實踐對歷史文化變遷的影響和意義。
行走的歷史:1800-1914 內容簡介
行走顯然是人類生活的一項中心內容，從日常的走路，到傳統上的朝圣，再到具有政治意味的游行示威。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很少有人會想要體驗行走的樂趣，甚至在18世紀的英國社會，人們認為只有貧民、乞丐等窮人才會徒步行走。而后，在城市擴張和道路系統改善的情況下，社會觀念發生改變，徒步體育運動一時盛行，進而衍生出了豐富多彩的實踐形式。本書聚焦行走和空間邊界、行走和勞動、行走和社會身份、行走和思考等多方面內容，帶領讀者徒步穿越19世紀以后的英國、北美、澳大利亞、俄羅斯、中東歐和南亞，在歷史中尋找行走的蹤跡，從文化里感知行走的意義。
行走的歷史:1800-1914 目錄
第1章 前言： 現代行走 / 1
查德·布萊恩特、亞瑟·伯恩斯及保羅·里德曼
**部分 行走、空間和邊界
第2章 走在現代與傳統的邊界：在19世紀的匈牙利巡察并“打破邊界” / 41
羅伯特·W.格雷
第3章 漫步浪漫之都：19世紀初的布拉格花園、全景和中產階級精英/ 62
查德·布萊恩特
第4章 通路典禮：年輕的行走和城市的節奏，約1850—1914年 / 94
西蒙·斯萊特
第二部分 行走和勞動
第5章 亨利·梅修筆下的倫敦，作為勞動的行走 / 125
伊麗莎白·科金·沃馬克
第6章 “步行效率？”英國19世紀經營有方的房地產 / 151
朱莉·西珀森
第三部分 社會身份和社會實踐
第7章 意外總會發生：1850—1865年英國登山“黃金時代”的風險、攀登和徒步 / 177
亞瑟·伯恩斯
第8章 “好好的散步被毀了”？19世紀末的高爾夫手和景觀體驗 / 210
克萊爾·V. J. 格里菲思
第9章 城市空間與19世紀猶太安息日之游 / 235
巴里·施泰福
第四部分 行走、思考、觀察
第10章 行走的圣人：行走、宗教虔誠與現代南亞流通技術 / 261
伊克巴爾·西瓦
第11章 安德烈·別雷的《彼得堡》中的行走：城市中的積極感知和具身體驗 / 285
安格利克·席利
第12章 登山家、學者兼政治家詹姆斯·布萊斯（1838—1922）職業生涯中的行走和環境保護主義 / 310
保羅·里德曼
索引 /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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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歷史:1800-1914 節選
第7章 意外總會發生：1850—1865年英國登山“黃金時代”的風險、攀登和徒步 亞瑟·伯恩斯 1907年，捷克諷刺作家雅羅斯拉夫·哈塞克（Jaroslav Hasek）發表了一篇以**人稱書寫的關于登山探險的諷刺文章。“哈塞克”與一位瑞士旅店老板的女兒調情，受到引誘試圖首次攀登蒙薩斯佩茲山，這座山是“享受各種登山樂趣，比如折斷脖子或者腿、脊柱、手臂粉碎的理想去處”。喝得酩酊大醉的他向顧客保證，他“絕對不會去爬一座致命事故發生率低于70%的山……你能保證在意外中我會粉身碎骨嗎？”旅店老板可以保證。在攀登過程中，“哈塞克”問他的隨行向導格奧爾格：“如果我突然滑倒，并且一直懸在懸崖上，你會怎么做……？你會等待救援嗎？”格奧爾格平靜地回答：“我會割斷繩子……然后去伯爾尼報告這次事故。當天下午它就會出現在報紙上，然后你就會看到這次事故引起的騷亂以及（旅店老板）從中獲取的利潤。所有的英國人都會聚集到這里，因為你們英國人都喜歡冒點險。” “哈塞克”的雙腳很快便凍僵了，但當預先已經收了錢的格奧爾格堅持繼續往前走時，他不禁有些驚訝。原來，向導是擔心失去旅店老板允諾他引誘新手上山的酬勞。而且，如果雇主死了，“我還是可以拿到一樣的錢，除此之外，會有更多的英國登山者被吸引過來，那樣我又可以從他們身上賺到更多的錢”。*后，他多加了20瑞士法郎，說服格奧爾格陪他一起在山上的小屋中逍遙了兩天，然后下山回到旅館，假裝已經爬上過山頂了。然而，他們一回到旅館，就有60個怒氣沖沖的英國人揮舞著報道他們死亡的報紙，其中一個憤怒地質問老板：“我們要回伯爾尼。你看見了，這位先生并沒有死。上山并不危險。真是浪費時間。”英國人轉身要走，旅店老板趕緊放出自己的“殺手锏”：“先生，至少考慮一下您可能會被雪崩卷走呢！ 捷克人對于英國人這種不顧一切的任性登山行為的認識給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許多英國登山者留下了一種不恰當的印象。他們本以為這更適合以艾格峰北壁災難為代表的德奧傳統， 1938年（這一年，對艾格峰北壁的首次攀登已經使六個人失去了生命），（英國）阿爾卑斯俱樂部主席愛德華·斯特拉特（Edward Strutt）將其描述為“癡迷于精神錯亂”和“登山史上有史以來*愚蠢的變種”。日耳曼登山者愿意接受完全無法控制的壓倒性風險，這被理解為同他們的盎格魯撒克遜對手一樣，與他們令人厭惡的粗暴的民族主義惡劣地相關。對于后者來說，回避這種民族主義可以構成他們的愛國宣言。因此，弗蘭克·斯邁思（Frank Smythe）在敘述自己在1930年堪欽季加多國旅行中的作用時，鄙視日耳曼人在山頂插旗的習慣，并回憶起有人遞給他一面德國制造的紅船旗（條紋印反了）讓他用，而他顯然更喜歡把它當手帕。 然而，21世紀的英國公眾堅信不疑地認定英國攀登兄弟會（和姐妹會）存在冒險和幾乎是自殺性的魯莽行為，例如，1924年，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和安德魯·歐文（Andrew Irvine）死于“一定要攀上珠穆朗瑪峰峰頂”，1995年，我們在K2峰上痛失年輕的母親艾莉森·哈格里夫斯（Alison Hargreaves），還有1985年，喬伊·辛普森（Joe Simpson）的暢銷書《觸摸巔峰》（Touching the Void）中描述自己在薩拉格蘭德九死一生的經歷，據此改編的電影后來獲得英國電影學院獎。如果說登山總是涉及一定程度的風險，那么顯然，在對各種步行運動的理解中，風險并不總是占據一成不變的相似位置。 本章以這方面的一個變化的例子來確定英國登山運動演變的重要時刻的時間和結果： 攀登活動開始被認定為一種不同于山上其他形式的徒步旅行的時刻。這種變化不僅涉及源于19世紀更為普遍地影響行人休閑娛樂的浪漫主義和華茲華斯美學的休閑散步形式定義特征的轉變；同樣對參加這項運動的社會群體造成了重大影響，使得一些登山活動的受眾顯然超出了這項運動初期占主導地位的紳士、專業人員和中產階級群體。 一 關于19世紀中期英國人對高山和登山的態度如何演變的基本故事，已經有很多研究清楚地描繪了英國登山運動“黃金時代”的概況和起源。這一時期——對于純粹主義者來說——從1854年阿爾弗雷德·威爾斯（Alfred Wills）168攀登維特霍恩開始，或者——對于普通大眾來說——從三年前阿爾伯特·史密斯（Albert Smith）對勃朗峰的一次次沖擊開始，一直延續到1865年愛德華·溫伯爾（Edward Whymper）征服馬特洪峰。在這十一年間，英國登山者在瑞士境內登頂了阿爾卑斯山的39座*高峰中的31座。 從上述討論中可以清楚看出，從作為一種為了“自己利益”——或者，就像當別人問起攀登珠穆朗瑪峰的動機時，馬洛里所說的，“因為它就在那里”——的運動追求的角度來說，“現代登山運動”經歷了一系列某種程度上非常痛苦的解放，將其從把攀登視作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的相關規定中解脫出來，這些攀登主要是對冰川、大氣和地質的科學考察，以及測量和制圖，尤其是定義歐洲阿爾卑斯山流動的政治邊界。這種解放在英國*有名的標志性事件是阿爾卑斯俱樂部，俱樂部于1857年成立，其目的是迎合英國登山者的俱樂部選區（自建立至1863年，俱樂部共有281名成員，其中有80名大小律師、34名神職人員以及15名學者）。其早期出版的作品首先是約翰·鮑爾（John Ball）編輯的《山峰、道路和冰川》（Peaks， Passes and Glaciers）記錄，之后繼續出版了《高山雜志》（Alpine Journal，1863年首次出版），其中體現了由阿爾卑斯高山的先鋒英國游客，如愛丁堡大學自然哲學教授J. D. 福布斯（J. D. Forbes）等人所保持的索緒爾和阿加西考察阿爾卑斯山的傳統。他們不僅加入了新的（有時是首幅）地圖，還描繪了冰川的流動和坡度、侵蝕類型及溫度圖，并描述了跨過山峰的常用路線。然而，在俱樂部主席演講的過程中，當時屈指可數的*厲害的登山運動員萊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也是清晰表述19世紀后期英格蘭登山和平地徒步旅行哲學的關鍵人物，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描述了自己1864年攀登琪納爾洛特峰的經歷： “你做了什么哲學觀察？”這是那些狂熱分子提出的問題之一，他們通過對于我來說完全不可思議的推理過程，莫名其妙地將阿爾卑斯山的旅行與科學聯系起來。我對他們說，溫度大約是（我沒有溫度計）零下212度（華氏）。至于臭氧，如果在大氣中存在的話，那真是比我想象的更可笑。 這種尖刻的言語導致俱樂部的另一位主要登山者遞交辭呈，他就是馬特洪峰比賽中溫伯爾的主要英國對手約翰·廷德爾（John Tyndall），他同時也是英國皇家研究院的自然哲學教授。 體育登山者同樣不得不擺脫拉斯金式的審美傲慢，這種審美認為“莊嚴”的高山從平原上虔誠地欣賞是*好的。拉斯金本人既譴責那些看到高山“化為礫石，只要他是**個在皇家研究院展出那里的石子的人”，也譴責阿爾伯特·史密斯（Albert Smith）在自己的暢銷書《攀登勃朗峰》（Ascent of Mont Blanc）中所描述的方法，本身就是混亂的大規模登山，又加了96瓶葡萄酒、白蘭地和香檳，與欣賞了六年多倫敦運動的瑞士牧屋女孩們一起大肆慶祝。拉斯金嘆息“你們自己的詩人曾如此虔誠愛過的阿爾卑斯山，你們卻視為嘈雜場所里涂了肥皂的桿子，你們自己往上爬，又‘興奮地尖叫著’滑下來”。雖然許多登山運動員都對莊嚴的高山懷有拉斯金式的信仰，不愿將其與商業化、小資產階級的史密斯對等[在查爾斯·哈德森（Charles Hudson）和E. S. 肯尼迪（E. S. Kennedy）1856年的登山活動中，他們找到了自己更值得肅然起敬的勃朗峰時刻，這次登山沒有夏蒙尼協議中所規定的隨行向導和搬運工隊伍，以及同樣需要攜帶科學儀器和食物]，170但他們確實很喜歡“涂了肥皂的桿子”。因此，盡管很少有人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談莊嚴，但他們經常轉而采用與科學家相同的特征性的縮減及簡潔詞匯和語法，以此驅逐任何敵對的狂熱分子。 二 通過這樣的過程，區分并定義體育登山者的獨特動機。然而，本章關注的是另一個互補且基本上同時存在的分化過程，令人驚訝的是，對這一分化的直接關注非常少，或許是因為它不那么具有爭議，更容易被忽視： 那就是登山和攀登與旅游及其他行走形式之間的分化。這也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一個在19世紀60年代的登山文學中演變的進程。例如，《高山雜志》中記錄的那些敘述這些探險的人并不總是將主角稱為登山者，而是經常稱他們為阿爾卑斯山的“旅行者”，這些人不僅包括攀登山峰的人，也包括充當他們的向導，帶領他們乘坐長途汽車、火車及步行在阿爾卑斯山附近往返的人，F代讀者跳過的大部分信息，以及早期攀登敘述中的科學觀察，均以登山者及不那么野心勃勃的行人所分享的旅店建議和穿越阿爾卑斯山的路線的形式出現，不管是為了工作（如獵麂人或牧羊人，實際上，他們經常被要求像徒步登峰者一樣野心勃勃，登山運動員早期雇傭的*佳向導就是來自這些人），還是為了玩，都試圖從高處探索阿爾卑斯山的美景。 我們現在所認為的“恰當的”登山也一直沒有明顯的標志。在《山峰、道路和冰川》**卷（1859）中，編者約翰·鮑爾提供了一套《給阿爾卑斯旅行者的建議》。如果不是因為它的出版背景，很難想象一個潛在的讀者會預測到“巍峨的阿爾卑斯山旅行模式”中的一個部分將只涵蓋那些“除了陡峭的巖石立面，表面被白雪和冰川覆蓋”的情況，171并立即轉向對其“危險”的討論，并將其分為“真實的”——冰隙上的雪橋、在結實的冰上滑倒、落石——和“想象的”。之后，書中開始介紹如何測量高度和坡度，以及如何記錄冰川、地質和植被種類。 模糊的另一個源頭是，許多早期的登山者與更傳統的行人一樣擁有大量記錄。因此，查爾斯·哈德森于1853年若無其事地記錄了從比昂納西到日內瓦參加社交活動，然后在24小時內返回，總路程約為86英里；斯蒂芬輕松地按他自己（又快又大。┑牟椒膫惗刈叩絼蛉ビ貌。促使登山者登山的許多興趣同樣也促進了更常規的行走——主要是植物學方面；實際上，一些早期的登山者將攀登有效地概念化為在更好的地方行走，其中，在比其他行人所獲得的字面和象征意義上都更純粹的氛圍下，登山對健康、情感和知識的益處被放大了。 作家們確實試圖區分登山和行走的效果，登山中被強調的是兩個特點。一是四肢并用，在遇到巖石、冰雪時，大腦要尋找路線，從而產生一種親密而全面的身體體驗。正如約翰·廷德爾所說的，到達阿爾卑斯山時，他“腦子里裝著……倫敦，肌肉中留著櫻草花山的惡習”；堅硬的巖石充分調動了他的四肢和大腦：“我主要依靠手指、手腕和小臂，作為一種機械工具，人類的手如今以從未有過的方式呈現在我眼前”。簡單來說，“精神與物質相融合： 阿爾卑斯山使我們整體得到提升，離開那里的懸崖峭壁時，我們變得更聰明、更強壯”。這一區別的展現方式比我們預期的要復雜得多，值得仔細探討。登山風險的話題在中進行了討論，這里，我的主要關注點的區別在于關注真實災難而不是潛在危險。
行走的歷史:1800-1914 作者簡介
查德.萊恩特，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中歐與東歐史副教授。著有《黑暗中的布拉格：捷克民族主義與納粹統治》（Prague in Black: Czech Nationalism and Nazi Rule, 2007），并與辛西婭.萊丁、保羅.里德曼合編《世界歷史中的邊疆，1700—1914》（Borderlands in World History, 1700-1914, 2014）。 亞瑟.伯恩斯，英國倫敦國王學院英國現代史教授。與喬安娜.英尼斯合編《改革年代的再思考：1780—1850年的英國》（Rethinking the Age of Reform: Britain 1780—1850, 2003），與德里克.基恩、安德魯.塞恩特合編《圣保羅：倫敦大教堂，604—2004》（St Paul’s: The Cathedral Church of London 604-2004, 2004）。 保羅.里德曼，英國倫敦國王學院英國現代史教授。著有《英格蘭的土地與民族：愛國主義、民主認同與土地政治，1880—1914》（Land and Nation in England: Patriot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Land 1880–1914, 2008），并與查德.布萊恩特和辛西婭.萊丁合編《世界歷史中的邊疆，1700—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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