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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效益與質量提升的肉羊產業組織運行機制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1639172
- 條形碼:9787511639172 ; 978-7-5116-3917-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基于效益與質量提升的肉羊產業組織運行機制研究 內容簡介
本研究首先利用微觀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相關理論對肉羊產業主體效益、產品質量、產業組織進行理論分析,并探討肉羊產業組織對效益與產品質量的作用機理,從而構建研究的理論基礎;其次,從肉羊產業的關鍵環節出發,對肉羊養殖和屠宰加工兩個環節的組織形式及其對效益與質量的影響進行分析;再次研究肉羊養殖和屠宰加工兩個環節的縱向協作問題,對縱向協作的基本形式、決定因素及其對效益與質量的影響、合同設計與農戶參與等進行分析;接下來將肉羊產業相關輔助行業和機構納入分析范圍,研究肉羊產業的空間集聚問題;之后,采用計量模型檢驗產業組織對肉羊養殖效益與質量控制的影響;很后探討肉羊產業組織運行機制如何優化以實現效益與質量的提升。
基于效益與質量提升的肉羊產業組織運行機制研究 目錄
1.1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研究背景()
1.1.2研究意義()
1.2相關研究綜述()
1.2.1產業組織理論研究()
1.2.2畜牧產業組織實證研究()
1.2.3國內外研究現狀評價()
1.3研究目標與研究內容()
1.3.1研究目標()
1.3.2主要研究內容()
1.4研究方法()
1.5創新說明()
2理論分析與邏輯框架()
2.1基本概念界定()
2.2肉羊產業效益與產品質量的理論分析()
2.2.1生產者效益的理論分析()
2.2.2產品質量的理論分析()
2.2.3主體效益與產品質量關系的理論分析()
2.3肉羊產業組織的理論分析()
2.3.1肉羊產業主體組織()
2.3.2肉羊產業縱向協作()
2.3.3肉羊產業集聚()
2.4肉羊產業組織影響效益與質量的機理分析()
2.4.1肉羊產業組織對效益的作用機理分析()
2.4.2肉羊產業組織對產品質量的作用機理分析()
2.5肉羊產業組織運行機制()
2.5.1肉羊產業組織的構成要素及其相互關系()
2.5.2肉羊產業組織的功能及其相互關系()
2.5.3肉羊產業組織構成要素發揮功能的作用原理與方式()
2.6小結()
3中國肉羊產業發展歷史、現狀與組織特征()
3.1中國肉羊產業發展歷史()
3.1.1原始畜牧業()
3.1.2古代養羊業()
3.1.3近代養羊業()
3.1.4現代養羊業()
3.2肉羊產業發展現狀()
3.2.1居民羊肉消費特征()
3.2.2羊肉及肉羊生產特征()
3.2.3羊肉產品價格特征()
3.2.4中國羊肉及活羊國際貿易特征()
3.3肉羊產業組織特征()
3.3.1肉羊產業各環節組織形式多元化()
3.3.2肉羊產業規模化、標準化、品牌化()
3.3.3肉羊產業縱向協作緊密化()
3.3.4肉羊產業區域分布集聚化()
3.4小結()
4基于生產要素充分利用的肉羊家庭經營分析()
4.1肉羊家庭經營的概念()
4.2肉羊家庭經營的優勢()
4.2.1充分利用傳統生產要素()
4.2.2適應肉羊養殖的產業特點()
4.2.3化解肉羊養殖的勞動監督難題()
4.3肉羊家庭經營的分化()
4.3.1兼業養殖與專業養殖()
4.3.2舍飼與放牧()
4.3.3自繁自育與短期育肥()
4.3.4庭院式養殖與場區式養殖()
4.4肉羊家庭經營面臨的問題()
4.4.1肉羊養殖效益降低()
4.4.2現代生產要素稀缺()
4.4.3在市場交易時處于弱勢地位()
4.5小結()
5基于標準化規模養殖的肉羊企業化經營分析()
5.1肉羊養殖合作社()
5.1.1肉羊養殖合作社的概念()
5.1.2肉羊養殖合作社的作用機制()
5.1.3肉羊養殖合作社可能面臨的問題()
5.1.4肉羊養殖合作社的案例分析()
5.2公司制肉羊養殖()
5.2.1公司制肉羊養殖的概念()
5.2.2公司制肉羊養殖的形成()
5.2.3公司制肉羊養殖的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5.2.4公司制肉羊養殖的假說檢驗()
5.3小結()
6基于產品差異化與價值提升的肉羊屠宰加工分析()
6.1肉羊屠宰加工組織形式及其影響因素()
6.1.1制度環境()
6.1.2資金、技術、專業人員與品牌的壁壘()
6.1.3行業特點()
6.2肉羊屠宰加工發展不同階段()
6.2.1肉羊屠宰加工發展的三個階段()
6.2.2來自草原鑫河的例證()
6.3肉羊屠宰加工的效益與質量()
6.4小結()
7基于產業鏈延伸與價值鏈提升的肉羊產業縱向協作分析()
7.1縱向協作的基本形式與運行機制()
7.1.1兩種基本的協作形式()
7.1.2幾種合同協作形式()
7.2縱向協作形式對效益與質量的影響分析()
7.2.1不同縱向協作形式產品質量分析()
7.2.2不同縱向協作形式相關主體效益分析()
7.2.3經紀人、經銷商和農業產業化聯合體在肉羊產業組織當
中的地位與作用()
7.3縱向協作形式的決定()
7.4肉羊產業縱向協作的實證分析()
7.4.1案例公司發展及其縱向延伸歷程()
7.4.2縱向協作形式決定假說的檢驗()
7.4.3合同設計與農戶參與——以蒙羊“羊聯體”為例()
7.5小結()
8基于多種效應整合的肉羊產業集聚分析()
8.1肉羊產業集聚特征()
8.2肉羊產業集聚的理論分析()
8.2.1肉羊產業集聚的概念()
8.2.2肉羊產業集聚對效益與質量的影響()
8.3肉羊產業集聚的效益與質量效應分析()
8.3.1案例選擇和調研方案設計()
8.3.2巴彥淖爾市肉羊產業主體效益分析()
8.3.3巴彥淖爾市肉羊產業產品質量分析()
8.3.4市場沖擊對肉羊產業集聚區域的影響()
8.4小結()
9產業組織對肉羊養殖效益與質量控制影響的計量分析()
9.1數據來源與樣本基本情況()
9.1.1數據來源()
9.1.2樣本基本情況()
9.2產業組織對肉羊養殖效益影響的計量分析()
9.2.1研究假說()
9.2.2肉羊養殖效益的衡量()
9.2.3產業組織與肉羊養殖效益()
9.2.4變量設定與模型選擇()
9.2.5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9.3產業組織對肉羊質量控制影響的計量分析()
9.3.1研究假說()
9.3.2肉羊質量控制的衡量()
9.3.3肉羊產業組織與養殖戶質量控制()
9.3.4模型選擇與變量定義()
9.3.5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9.4小結()
10提升肉羊產業組織效益與質量的運行機制優化分析()
10.1提升肉羊產業主體組織效益與質量的運行機制優化分析()
10.1.1肉羊養殖環節()
10.1.2肉羊屠宰加工環節()
10.2提升肉羊產業縱向協作效益與質量的運行機制優化分析()
10.3提升肉羊產業集聚效益與質量的運行機制優化分析()
10.4小結()
11主要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11.1主要研究結論()
11.1.1產業組織是影響肉羊產業效益與產品質量的重要因素()
11.1.2肉羊養殖環節組織效率是生產要素和生產激勵綜合
作用的結果()
11.1.3肉羊屠宰加工是產品差異化與價值提升的關鍵環節()
11.1.4肉羊產業縱向協作形式是企業對生產成本、管理
成本和交易成本權衡的結果()
11.1.5肉羊產業集聚對相關主體效益和產品質量的影響
是混合的()
11.2完善肉羊產業組織、促進效益與質量提升的對策建議()
11.2.1堅持以肉羊家庭經營為基礎,促進多種組織形式的
合理發展()
11.2.2加強肉羊產業縱向協作,完善上下游主體間的利益
聯結機制()
11.2.3對肉羊產品品質和安全采用不同的治理機制,普遍
監管與重點監管相結合()
11.2.4建立全國范圍的肉羊定點屠宰制度,加強對肉羊屠宰
加工的監管與調控()
11.2.5政策支持重點在向優勢地區傾斜的同時,處理好產
能過剩、負外部性等問題()
11.3研究不足與展望()
參考文獻()
附錄()
后記()
基于效益與質量提升的肉羊產業組織運行機制研究 節選
1導論 1.1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研究背景 。1)肉羊產業發展迅速,成為農牧民增收的重要途徑 中國是一個肉羊養殖大國,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綿羊和山羊飼養量、出欄量以及羊肉產量*多的國家(夏曉平等,2009),2014年中國注:本項目主要研究我國大陸肉羊產業,因此文中數據均指我國大陸的相關數據,不包含我國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羊肉產量占世界羊肉總產量的29.56%數據來源:FAO統計數據庫;。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肉羊產業發展迅速,2015年羊肉產量達到440.8萬噸,為1980年的9.93倍。2015年年底羊存欄31 099.7萬只,較1978年增加了83.00%,其中山羊14 893.4萬只,綿羊16 206.2萬只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6,2016)。肉羊產業在各主產區尤其是內蒙古、青海、新疆和西藏等畜牧產業結構調整余地很小的區域占據重要地位,肉羊產業的迅速發展為農牧民增收做出了巨大貢獻。 。2)肉羊產業發展日益受到資源與環境的制約 飼草料和土地資源是肉羊產業發展的基礎。長期以來對草原的過度利用造成草原生態環境惡化,載畜量下降;退牧還草工程、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制度等重大草原生態工程和保護制度逐步實施,草原牲畜超載得以緩解,草原生態有所恢復。2015年全國重點天然草原的平均牲畜超載率為13.5%,較上年下降了1.7%,較10年前下降20.5%數據來源:《2015年全國草原監測報告》。牧區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需要繼續減少超載,縮減肉羊存欄量。在農區,雖然國家實行*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但隨著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耕地面積仍在不斷減少,農業種植比較收益變化使得種植結構多樣化,經濟作物占比上升,種植業為肉羊產業提供的飼草不足,可用于肉羊養殖的土地愈發有限。農戶小規模散養肉羊的場所經常在自己庭院,離生活區域近,肉羊糞便產生的惡臭氣味和夏季孳生的蚊蠅等影響農戶的生活環境,糞污處理不當還會污染空氣、水、土地等,限制農戶養殖規模。隨著新《環保法》的實施,離生活區較近的農戶養殖受到進一步限制。飼草料資源的稀缺性增加會推高肉羊生產成本,考驗肉羊生產經營者的盈利能力;養殖用地的不足則會限制肉羊規模的擴張。總之,肉羊產業發展受到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制約。 (3)散養肉羊成本增加利潤率下降,生產經營面臨轉型壓力 在全社會人工成本和原材料價格上升等因素的推動下,肉羊生產經營所需的飼料原料、人工、水電、建材等費用呈上漲態勢,肉羊生產成本也在持續升高。2014—2016年羊肉市場不景氣,羊肉價格持續走低,致使很多肉羊養殖者虧損經營,對肉羊產業產生了較大沖擊。在高成本和低收益的夾擊下,肉羊養殖利潤率顯著下降,肉羊生產主體急需轉變生產經營方式,提高抵御市場風險能力。從長期和動態角度來看,我國畜牧業短期和靜態時顯示的成本和價格優勢都將消失,畜牧業競爭力的提高,*根本的是產業內部經濟主體核心競爭力的提高。而構成畜牧業核心競爭力的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的提高受我國畜牧業的產業組織狀況影響很大,產業組織的發育程度低下將是我國畜牧業面臨的*大挑戰,培育產業組織是提高我國畜牧業競爭力的關鍵(周應恒等,2005)。 (4)食品質量安全問題凸顯,消費者對羊肉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 近年來,“三聚氰胺”“瘦肉精”“假羊肉”等食品質量安全事件頻發,食品質量安全問題突出。食品質量安全問題不僅嚴重危害消費者身體健康,而且也打擊了消費者信心,損害了食品行業形象,降低了相關企業經濟效益,提高了政府對食品市場規制的成本(周應恒等,2003;潘春玲,2004),給經濟社會帶來了嚴重危害。加上現代媒體的放大機制,消費者在選擇食品時也更為謹慎。此外,伴隨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鄉居民對高蛋白、低脂肪、低膽固醇羊肉的消費日益增加。羊肉消費量的需求逐漸得到滿足,消費者對羊肉的品質和安全性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但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市場上安全優質羊肉的有效供給明顯不足,二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國肉羊產業發展面臨質量提升的壓力! 。5)國際貿易自由化程度加深,貿易逆差顯著,國內肉羊產業急需提高國際競爭力 隨著國際貿易自由化程度加深,中國羊肉國際貿易逆差顯著。2010—2013年中國羊肉進口量逐年增加,而羊肉出口量逐年減少。雖然2014—2016年受國內羊肉市場不景氣的影響,中國羊肉進口量略有減少,出口量略有增加,但2010—2016年中國羊肉凈進口增加仍非常顯著。2016年中國羊肉進口量達到22萬噸,是2010年羊肉進口量的3.86倍;2016年中國羊肉出口量為0.41萬噸,僅為2010年的20.09%;2016年羊肉凈進口是2010年羊肉凈進口的5.86倍數據來源:UN Comtrade 數據庫;。2008年中國政府與新西蘭政府簽署了《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協定》(以下簡稱《協定》),《協定》規定:自2016年1月1日起中國從新西蘭進口羊肉將取消關稅。此外,2015年中國與澳大利亞也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規定從2016年起逐年降低從澳大利亞進口羊肉關稅,至第9年即2024年1月1日前取消進口關稅數據來源: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均為養羊大國,也是羊肉出口大國,優越的自然條件使得兩國在肉羊生產和貿易中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因此,隨著自貿協定的生效,中國肉羊產業急需提升效益與質量以應對貿易自由化加深帶來的沖擊。 。6)規;、組織化、標準化程度低,制約肉羊產業的進一步發展 我國肉羊養殖規模普遍較小,肉羊生產分散于數量眾多的小農牧戶。2010年,年出欄100只及以上的規模場(戶)肉羊出欄數僅占總出欄數的22.90%,而年出欄1~29只的小規模場(戶)肉羊出欄數仍占到51.19%;2014年,年出欄100只及以上的規模場(戶)數僅占總場(戶)數的2.24%數據來源:《2011中國畜牧業年鑒》;《2015中國畜牧獸醫年鑒》。人畜混居、畜禽混養、小規模、開放式的養殖方式既給重大疫病防治和畜產品質量安全帶來巨大隱患,也給畜禽良種、動物營養等先進生產技術的推廣普及帶來不利影響,這些已成為制約畜牧業整體生產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王明利等,2007)。小規模分散經營的肉羊養殖戶組織化程度低,生產技術水平低,獲得市場信息能力弱,從而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進而難以實現其經營效益的提升。肉羊產業鏈上下游之間縱向聯系不緊密,組織化程度低,上下游間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致使產品難以實現優質優價,限制了肉羊產品質量的提升。肉羊產業標準化對于促進肉羊良種化,改善生產設施和管理,提高疫病防控水平,減少糞污污染等具有重要意義,從而有利于提升生產效率,增加農牧民收入,并有助于從源頭對肉羊產品質量進行控制。然而,由于應用成本高、相關主體認知水平低等原因造成肉羊產業標準化進程緩慢。以上問題嚴重制約了肉羊產業的進一步發展。 綜合來看,我國肉羊產業發展迅速,已經成為農牧民增收的重要途徑。但我國肉羊產業對外面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對內面臨資源與環境的雙重約束,自身面臨生產效益與產品質量提升的雙重壓力;同時肉羊產業規模化、組織化、標準化程度低,制約了其進一步發展。在此嚴峻形勢下,肉羊產業如何組織以提升經營效益,改善產品質量,實現肉羊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成為企業、政府以及學者所共同關注的問題。目前國內外學者對畜牧業相關產業組織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涉及多個領域、視角及多種方法。然而,現有研究在以下幾個方面仍有不足之處:首先,現有研究對生豬、奶業關注較多,對肉羊產業組織的研究較少。肉羊作為一個重要的畜種,是農牧民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羊肉作為一種優質肉類,是居民肉類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其次,產業組織對質量影響的研究較多,將效益與質量結合起來的分析較少,而效益提升才是生產經營主體調整組織方式、提升產品質量的內在動力;現有質量方面的研究要么將質量作為一個混合整體來分析,要么分析質量安全,對于品質的關注較少,質量安全和品質具有不同的經濟學屬性,研究時需加以區分。以上不足的存在為本研究提供了空間,本項目將從效益與質量提升的雙重維度對肉羊產業組織的運行機制進行研究,將質量的品質和安全屬性均納入分析范圍。這有助于完善相關研究文獻,為政府制定相關政策、企業制定經營決策提供參考依據! 1.1.2研究意義 隨著國際貿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肉羊產業面臨更為激烈的國際競爭和產業競爭,肉羊產業如何組織以提升效益和產品質量變得更為重要和緊迫。本研究從相關主體效益與產品質量兩個角度對肉羊產業組織運行機制進行較為系統的研究,具有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1)理論意義 基于效益與質量提升的肉羊產業組織運行機制研究將有助于豐富和完善產業組織相關理論。本研究結合肉羊生產實踐對畜牧業主要組織形式(家庭經營、合作社和公司制)的作用機制、局限性和適用性進行詳細分析,有助于完善農業微觀經營組織相關理論;對肉羊養殖環節與屠宰加工環節縱向協作的基本形式、決定及其對效益與質量影響機理進行梳理與分析,有助于完善縱向協作相關理論與應用;從理論與實證的角度探討肉羊產業集聚對主體效益與質量的影響機制,以及市場沖擊對肉羊產業集聚區域的影響,有助于完善產業集聚相關理論。此外,本研究嘗試建立一個系統分析產業組織運行機制的研究框架,為相關研究提供一種研究思路! 。2)實踐意義 基于效益與質量提升的肉羊產業組織運行機制研究將有助于指導肉羊生產經營實踐活動,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借鑒與參考。本研究比較分析了不同組織形式對相關主體效益和產品質量的影響,有助于為肉羊產業鏈上相關生產經營主體選擇適宜的產業組織形式來提升效益與質量提供理論依據與實踐指導;分析了產業組織對生產者安全控制的影響,有助于為政府制定安全監管政策、確定安全監管重點提供理論依據;理論和實證分析了產業組織對肉羊養殖收入和質量控制行為的影響,有助于為政府制定肉羊產業宏觀調控政策提供參考,以實現農牧民增收、產品質量和產業競爭力提升等政策目標! 1.2相關研究綜述 1.2.1產業組織理論研究 產業組織理論目前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Jean Tirole(1988)想避免給這一學科下一個精確的定義,因為它的邊界并不明確,其始于廠商結構和行為的研究,但內容比經營戰略更豐富。而張維迎(1998)認為產業組織理論是有關市場經濟中企業行為和組織制度的學科。簡言之,其以市場與企業為研究對象,從市場角度研究企業行為或從企業角度研究市場結構(衛志民,2003)。具體而言,產業組織理論的研究對象是同一產業內企業之間的關系,主要研究企業、產業和市場為什么以現有的一定形式組織起來,這樣的組織形式和結構如何影響市場的運行與績效(金碚,1999)。彭穎(2010)認為產業組織理論以產業內企業間的壟斷與競爭及規模經濟和效率這兩組關系研究為核心,并逐漸擴展到對企業內部組織制度以及企業與政府之間關系的研究。除了對同一產業企業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外,產業組織理論還討論產業鏈上下游企業之間的關系(寧攸涼,2012)! ‘a業組織理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的理論。馬歇爾(1890)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將組織列為第四生產要素(傳統的生產三要素為土地、資本、勞動力),并分析了工業組織中勞動分工(機械的影響)、工業地區分布、大規模生產、企業管理等問題。提出了規模經濟與市場競爭的矛盾,大規模生產提高企業生產效率,但是會導致壟斷、扼殺競爭,即所謂的“馬歇爾沖突”。但產業組織理論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則是近50~60年的事情,是隨著現代大公司的出現而出現的。在這個發展過程中,產業組織理論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產業經濟學基本上處于案例研究和經驗研究的階段,二是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產業經濟學進入“理論期”,理論模型取代統計分析占據了主導地位(張維迎,1998)! **階段研究的代表主要是以梅森、貝恩和謝勒等為代表的哈佛學派,和以阿隆·德勒克特和喬治·斯蒂格勒等為代表芝加哥學派。哈佛學派形成了著名的“結構—行為—績效”范式(即SCP范式),按照這個范式,市場結構(市場上賣者的數量、產品差異程度、成本結構以及供給者縱向一體化的程度等)決定行為(包括價格、研究與開發、投資、廣告等),行為產生市場績效(效率、價格與邊際成本的比率、產品多樣性、創新率、利潤與分配)(Jean Tirole,1988)。在政策主張上明確傾向于由政府干預來改變不良的市場績效,并始終強調從形成和維護所謂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入手(史東輝,2003)。SCP范式在產業組織研究中應用甚廣,馮凱慧(2013)、吳瑛(2013)、康娟(2011)、張鋒(2013)等在對羊毛、蛋鴨、肉制品加工、飼料加工等產業組織研究時均采用了該范式。芝加哥學派相信市場力量自由發揮作用的過程,是一個適者生存、劣者淘汰的所謂“生存檢驗”的過程。芝加哥學派的基本思想,乃是主張把價格理論模型作為分析市場的基本工具,并主要基于價格理論模型對企業行為和績效做出預期,同時藉此設計檢驗其理論的經驗性分析模型(史東輝,2003)。 20世紀70年代以來,交易費用理論、可競爭市場理論、信息經濟學、博弈論等理論與方法引入產業組織研究,推動了產業組織理論的快速發展。產業組織理論一方面沿著SCP范式的方向發展,在研究方向上不再強調市場結構,而是突出市場行為,以分析企業策略性行為為主。研究方法上Jean Tirole等學者用博弈論的分析方法對整個產業組織理論體系進行了改造(衛志民,2003)。市場行為通常涉及跨時決策和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為分析現實中企業的決策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張維迎,1998)。1988年Jean Tirole的代表作《產業組織理論》出版,標志著產業組織理論新理論框架的完成。Jean Tirole因其“對市場力量和監管的分析”而獲得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另一方面是以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為基礎,從制度角度研究經濟問題,代表人物有科斯、諾思、威廉姆森、阿爾欽等。該理論改變了只從技術角度考察企業和只從壟斷競爭角度考察市場的傳統觀念,為企業行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角(衛志民,2003)。交易費用理論對企業的本質、企業的產權結構與治理結構、企業與市場的邊界、企業縱向一體化、契約等進行了諸多有益的分析(科斯,1937;威廉姆森,1985),形成了一個較為完善的理論體系。格羅斯曼和哈特(1986)從資產所有權角度探討了企業橫向和縱向邊界的決定。此外,實驗經濟學也對產業組織的研究產生了影響,一是對產業組織理論模型的驗證,二是推動了市場交易制度的研究(卜國琴等,2005)。 1.2.2畜牧產業組織實證研究 (1)畜牧產業組織形式 農業生產微觀組織是農業生產*基本的組織制度,對國家糧食安全、農牧民收入保障等意義重大,因而長期以來一直是農業經濟學*重要的研究內容之一。從世界范圍來看,家庭經營是世界農業發展的共同特點。縱向上看,在人類社會各種制度下,農業家庭經營始終是農業生產的基礎。橫向上看,發達國家的成功范例大都是家庭經營體制。英、法、美、德、日等國家,農業有80%以上屬于家庭農場(劉奇,2013)。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家庭農場的內涵和外延的標準并不統一,既存大同又有小異(周忠麗等,2014;趙佳等,2015)。世界糧農組織(FAO)將家庭農場定義為“一種組織農業、林業、漁業、牧業和水產業生產的手段,它由一個家庭管理和運營,并主要依靠包括男女勞動者在內的家庭勞力。家庭和農場連為一體,共同發展,兼具經濟性、環境性、社會性和文化性功能”(Graeub,2016)。這一定義反映了當今的國際共識,即由一個家庭掌控并以該家庭的成員為主要勞力構成了家庭農場概念的核心(韓朝華,2017)! ⊥羌彝ソ洜I,不同國家間也存在一定差異性。一個是以歐美畜牧業為代表的生產規模大、現代化程度高的家庭農場,另一個是以日本為代表的小規模家庭經營為主的畜牧生產結構。我國畜牧生產呈現小規模分散經營特征,以家庭副業形式進行的傳統畜牧養殖仍是我國當今畜牧經營的主要方式(周應恒、耿獻輝,2003)。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業家庭經營也出現分化,即小農戶也表現出較強的異質性(趙佳、姜長云,2015)。世界銀行(2008)指出,一些小農戶以市場為導向,一些小農戶則經營糊口農業。從市場化角度來看,面對市場信號變動,部分農戶會按照市場配置資源的邏輯來調整生產經營行為,而部分農戶則不會,即體現為不同的“農戶市場化水平”(鐘真、孔祥智,2013);從就業角度來看,農戶分化為專業化和兼業化兩個方向,兼業經營是小農場的生存法則(例如日本),專業化經營是大中型農場的成功之道(例如荷蘭)(周忠麗、夏英,2014)。兼業農戶和專業農戶在生產經營目的、生產技術選擇、進入市場方式、土地利用行為等多個方面存在差異性(趙佳、姜長云,2015)。 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小規模分散經營不能滿足現代農業對規模的要求的問題逐漸突出。姜長云(2013)、王建華、李輝(2014)、陳漢平(2015)等對農業家庭經營和農業現代化問題進行了討論。如何將極其細小的農場規模改造為適合發展現代農業的農場規模?是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瓶頸難題(何秀榮,2009)。一個思路是農業組織形式的多元化發展。從農業發展的國際經驗來看,家庭經營仍然是農業生產的主體組織,但家庭農場以外的經營主體例如公司農場、法人團體等也得到發展,美國、法國、日本等國公司農場呈現加快發展趨勢(何秀榮,2009;周應恒、胡凌嘯等,2015)。另一個思路是發展家庭經營基礎上的現代農業(黃祖輝,2014)。例如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有一個發展良好的生產服務業做支撐時,“老弱農戶+社會化服務”同樣可以發展現代農業;發展農民合作組織、農業產業化經營等以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的矛盾(趙佳等,2015);培育新型職業農民以適應現代農業經營的要求(王建華、李輝,2014);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延伸產業鏈條,拓展產業功能(陳漢平,2015)。姜長云(2013)認為要將對農戶家庭經營的改造提升,同加快農業組織創新結合起來;在重視農戶家庭經營的同時,加強對國內外公司式農業發展的趨勢性研究! ∞r業生產以家庭經營為主,但農戶家庭經營在應對市場方面處于不利地位,發展合作經濟組織以提高農牧民組織化程度,成為改善農牧民市場交易地位、促進農牧民增收的重要途徑。美國的合作社像一個商業化企業;歐洲合作社更遵循傳統的合作原則,帶有較濃厚的傳統色彩;日本農協政府特色較明顯,具有半官半民性質(陳楠、郝慶升,2012)。澳大利亞畜牧產業一體化經營是采用合作社形式,政府對合作社在信貸、稅收和財政等方面給予扶持。日本是一個以家庭經營為主體的國家,與歐美相比畜牧業生產規模比較小,但是,在畜牧業生產、加工、流通與貿易的各個環節和各個品種部門以及各個地區都分別成立了為數眾多的互助合作組織以及行業協會組織。這些組織為其成員提供市場信息、生產協調指導、加工技術開發、產品銷售及經營之道等各種服務(周應恒等,2003)。荷蘭乳業得以快速發展的原因是荷蘭形成了典型的產業鏈組織模式“家庭牧場+大型合作社(乳業集團公司)”,而合作社在該模式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潘斌,2009)! 耐涝准庸きh節來看,集約經營是國外豬肉生產先進國家的重要發展方向,屠宰加工廠的數量持續下降,保留下來的企業規模不斷擴大(Marvin L Hayenga,1999)。美國生豬屠宰加工廠呈現數量減少、規模擴大、集中度不斷提高的特征(Lawrence J D,2010;王晶晶等,2014)。1980年美國生豬屠宰加工廠為446家,2003年之后基本維持在160家左右;年屠宰量超過100萬頭的屠宰加工廠屠宰量占行業總屠宰量的比例從1990年的79.28%增至90.15%;4大生豬屠宰加工廠采購總量的市場份額從1980年的34%增至2010年的63.41%(王晶晶等,2014)。譚明杰、李秉龍(2011)對以美國、歐盟、巴西為代表的國際肉雞產業組織形式的比較分析,也發現市場集中是其共同特征。除了市場集中,產業鏈上下游間通過一體化等形式建立緊密的縱向協作也是發達國家畜牧產業組織的共同特征(周應恒、耿獻輝,2003;Lawrence J D,2010;譚明杰、李秉龍,2011)。而我國畜牧業則呈現從畜產品的生產經加工、流通到消費的產業縱向關聯被切斷,產業組織體系沒有形成,產業化經營水平低等特征,難以應對畜牧業的國際競爭和食品消費者對安全、營養、健康需求的日益提高(周應恒、耿獻輝,2003)。 ……
基于效益與質量提升的肉羊產業組織運行機制研究 作者簡介
李秉龍,博士,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社會兼職:北京市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農墾經濟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農業大學區域農業發展中心特約研究員、亞太經濟與社會委員會緩貧問題政策咨詢專家。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公開發表論著百余篇部,主持和參與了、省部級和國際合作課題四十余項,培養研究生六十余名。曾兩度獲得中國農業大學杰出教師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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