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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評價分析:基于農戶角度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1638793
- 條形碼：9787511638793 ; 978-7-5116-3879-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評價分析:基于農戶角度 內容簡介
本書以農戶為主體研究對象，考察當前農戶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評價分析研究。首先，從宏觀層面考察我國財政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支持作用，對具體重要的公共物品進行宏觀數據分析，考察城鄉之間公共物品的供給差距，并對歷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關于公共物品供給方面的內容進行分析，考察政策對公共物品供給的促進作用；其次研究我國農村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給模式與供給主體，并以縣域為案例分析不同供給主體的分布情況；再次，在微觀農戶層次研究農戶對各種公共物品供給效果評價情況，并運用因子分析方法提煉出農戶對公共物品供給的整體評價，找出影響農戶公共物品供給評價的影響因素；很后，以農村基層治理為切入點，研究公共物品對于農戶的重要性；同時考察不同收入階層農戶對不同公共物品重要性的差異。
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評價分析:基于農戶角度 目錄
第1章引言()
11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111研究背景()
112研究意義()
12文獻綜述()
121公共物品的供給模式研究()
122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研究()
123研究評述()
13相關概念界定()
131公共物品的內涵()
132農村公共物品的含義、分類()
133公共物品供給的定義()
14研究目標與研究內容()
141研究目標()
142研究內容()
15研究方法與技術路線()
151研究方法()
152技術路線()
第2章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狀況及分析()
21農村公共物品財政投入總量分析()
211窄口徑下的支出情況()
212寬口徑下的支出狀況()
22農村公共物品投資與供給現狀分析()
221農村基礎教育支持情況()
222公共衛生情況()
223農村道路建設()
224農村社會保障()
225一事一議投資情況()
23我國公共物品供給政策的發展歷程()
24公共物品供給模式變化情況()
241農村公共物品模式變化情況()
242公共物品供給主體的案例分析——以分宜縣為例()
第3章公共物品供給情況分析
——以農戶調研數據()
31數據說明()
32調研村莊與農戶的基本情況()
321調研村莊的基本情況()
322農戶的基本情況()
33中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情況——以行政村和農戶數據為依據()
331基礎設施情況()
332義務教育情況()
333農村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情況()
334農田水利建設情況()
345鄉村基層組織建設情況()
346農村人居環境建設情況()
第4章農戶對村莊公共物品評價影響因素分析()
41文獻回顧()
42理論分析()
421數據來源()
422理論假設()
43變量設計與定義()
431鄉村公共供給評價變量()
432社會資本變量()
433其他變量為家庭特征變量、個人特征變量、村莊變量和
地區變量()
44回歸結果()
45本章小結()
第5章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重要性分析
——基于公共物品評價對基層治理滿意度的影響()
51文獻回顧與評述()
511文獻回顧()
512文獻評述()
52理論假設與變量設定()
521理論假設()
522變量設定()
53數據來源、樣本信息與模型設計()
531數據來源()
532樣本信息()
533變量設定與模型設計()
54模型回歸結果()
541總體模型回歸結果與分析()
542分類模型分析結果與分析()
55本章小結()
第6章結論與對策建議()
61主要結論()
62對策建議()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評價分析:基于農戶角度 節選
第1章引言 11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111研究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進城打工伴隨著劇烈的人口流動，農村社會空心化日益嚴重；交通日益發達導致村莊社會邊界的開放、村莊共同體解體撤鄉并村運動的開展，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形成了大量的社區化村莊和城鎮化農村；隨著市場經濟的強力滲透，農村社會的人際關系變得越來越理性化、工具化、冷漠化；傳統的倫理道德和地方規范瓦解，農民淪為“無公德的個人”。 社會關系的淡化導致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減弱，城鄉二元結構固化導致城鄉居民公共服務差距形成的矛盾日益凸顯。這些矛盾和問題，僅僅依賴嚴重不足的農村社會內部資源和較弱的集體行動能力無法解決。農村市場經濟發展水平不高、農村社會內部資源嚴重不足，為政府干預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論依據與緊迫的政策需求，而地方政府干預農村經濟的目的是彌補區域市場失靈，主要手段則是提供農村地方公共物品，特別是與生產性公共物品相關的供給。因此公共物品供給形式發生了顯著變化，由原來村莊自主供給轉換到政府主導供給為主。 2004—2014年，先后發布了11個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堪稱當時和以后一段時期內國家指導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出現“農村公共物品”的提法。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重視引起了基層政府鄉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熱潮。近年來，我國農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例越來越高、規模越來越大、地方財政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迅速增長，幾乎涵蓋了大部分生產性公共物品和民生性公共服務領域。2007年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達4 3183 億元，占國家財政支出的87%。2012 年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達12 3876億元，占國家財政支出的98%。5年中，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增長了287倍，其中，用于支持農業生產的財政支出增長266倍，糧食、農資、良種和農機具四項補貼的財政支出增長32倍，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的財政支出增長了377倍。從我國農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現實情況看，包括農業生產領域的病蟲害防治、土壤肥力保護、動物防疫與衛生監督、森林保護、水利灌溉系統、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測系統、農業信息系統、農業科技基礎研究及重大技術成果的中試和推廣示范等的農村生產性公共物品，包括為保障糧食和大宗農產品供給安全的糧食、農資、良種、農機具四項生產輔助性公共服務，以及農村基層政府和村組織的行政服務、農村基礎教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農村醫療救助、農村公共衛生防疫、農村社會保障、農村科技文化、鄉村道路和清潔飲水等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和保護、大江大河治理、農村抗災救災、農村扶貧開發等民生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絕大部分均由地方財政尤其是縣鄉財政提供（賈康，2007）。 當然中國農村社會復雜，公共物品供給模式多樣，不同地區由于鄉鎮經濟的差異、文化傳統的不同、基層治理結構的多樣、地方基層的創新等因素導致產生了很多種公共物品供給模式。不同時期我國農村公共物品政策變化如何？宏觀層面我國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給現狀如何？不同種類的公共物品、不同階層的農戶對公共物品供給的評價如何？影響農戶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評價的主要影響因素是什么？不同種類的公共物品對于農戶的重要性如何？這些問題的研究對較全面地反映影響農戶公共物品評價的各因素以及重視程度，對提高村莊治理效率和村民滿意度提供政策依據，具有很強的理論與現實意義。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繼續研究和關注的主要問題，本項目將針對以上疑問展開研究，并提出政府未來需要對公共物品供給政策進行調控的建議。 112研究意義 （1）研究農戶對公共物品供給評價和公共物品的重要性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與實踐意義。 考察農戶對不同種類的公共物品評價、不同階層的農戶對公共物品供給的評價，運用計量分析以其較全面反映影響公共物品供給評價的主要影響因素，對如何提高村莊公共物品供給效率和可持續性提供依據；同時研究農戶對公共物品滿意度、社會階層分化對鄉村治理滿意度的影響程度，考察不同農戶對不同種類的公共物品的重視程度，并提出增強農戶對公共物品評價的政策建議。故本文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與實踐意義。 （2）研究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政策和模式分布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意義。 研究不同時期的公共物品供給政策對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發揮的作用和效果，并對其進行評價；同時以案例的形式考察目前的主要公共物品供給模式的分布情況，對完善我國下一步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政策的選擇具有政策意義。 12文獻綜述 本項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物品的供給模式”和“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研究”兩個方面，具體如下所述。 121公共物品的供給模式研究 李燕凌（2014）分析了以鄉鎮政府為主的公共物品供給形式的現狀，以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發布的16個中央一號文件為主要政策研究對象，結合我國近30年來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實際效果，從縣鄉政府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理論與實踐價值、政策演變過程、政策實施效果3個維度，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問題進行政策分析。研究發現，改革開放以來，縣鄉政府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地位不斷提高，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逐漸擴大，供給規模日益增長，對農業生產、農民生活和農村發展產生了顯著效果。 農戶民主參與公共物品供給逐漸被發展理論和一些NGO實踐重視。“參與” 這一概念于20世紀50—60年代在西方國家發展援助的實踐中逐漸發展起來，目前參與式發展理論已經成為社會學、人類學以及發展學方面的重要理論，成為發展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據（李小云等，2005）。研究表明，參與式發展可以使農戶更有機會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從而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安排；可以發揮窮人的創造力，實現政策創新；培養窮人的自身能力和獨立性，從而有利于實現可持續的脫貧；是窮人主體性的要求（劉民權、俞建拖，2007）。參與式發展理念通過提高農戶的自身能力和賦予農戶權利來提高農戶的福利，體現了森的發展理論（Sen，1999）。因此鼓勵農民參與、將農民參與作為提供公共物品的重要方式、將其提升到鄉村治理主體的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李文釗和張黎黎（2008）以案例的形式介紹了農民自主參與建設和供給公共物品需要具備的條件，認為中國村民也擁有自治能力，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解決自身所面臨的公共物品供給問題。其對趕場坡村村組自治實踐的分析，提出村民自治的核心和關鍵問題是村民能否通過自主治理來解決自身的公共物品供給和維護、社會規范的制定、以及社會沖突的解決和處理。趕場坡村組自治的實踐，意味著中國村民可以在小范圍內成功自發和自主治理解決其所面臨的公共問題，其試驗的示范意義甚至高于試驗本身，它預示著只要具備一定的制度環境，農戶可以自主供給公共物品。 賈康（2006）探討了在中國實行PPP模式供給農村公共物品的可能性，他指出如果生產環節（含勞務的生產）允許民間企業介人，能得到降低成本提升綜合效益的結果，則通過政府采購、合同承包和特許經營等形式把公共物品交由私人生產就是合理的，屬于PPP模式。 李承禮（2006）根據對匈牙利鄉村治理模式的解讀指出公共物品供給可以由多種模式組成，包括以下幾種模式，①地方政府直接提供。鄉村公共物品的供給大部分由地方政府及其機構在市政預算的基礎上完成。如公園維護、公墓維修和公共清潔等通常采用這種形式去提供。②地方政府間接提供。縣發展委員會、民間協會、基金、教堂以及其他非營利組織的出現，為地方政府進行鄉村公共物品的間接供給拓寬了渠道。這些非營利組織通過為鄉村公共物品供給籌集資金和募集捐助為自己謀求社會地位和聲譽，地方政府可借助這些非營利組織強大的號召力和組織力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服務，這是一個雙贏決策。在這個運作機制中，地方政府為這些非營利組織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而它們則為地方提供本應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服務。目前使用這種形式進行公共物品供給的領域有污水處理和垃圾掩埋等。③簽訂契約提供。契約提供的形式是指，地方政府通過與政府機構以外的私人機構簽訂契約去提供公共物品服務。這種形式還普遍用于修筑地方道路、進行水供應、做污水處理、通電、通氣、進行中央供熱等涉及大的、區域性的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給。④出讓特許權提供。地方政府可通過出讓特許權去提供鄉村公共物品，這是地方政府使用自身財產及其所有權的一種很好的形式，但由于出讓特許權容易使許多公共設施變成更大的從屬于國家體制的地區性體系，因此這種做法僅在水供給、污水處理和地方廣播中使用。⑤私有化提供。私人部門將部分公共物品提供的任務從公共部門中分流出來，部分地分擔了公共部門提供公共物品的壓力，同時也提高了供給的效率。私有化提供是從公共部門的職能循環中派生出來的公共物品提供方式，這種方式主要是使公共設施提供主體從公有公司轉向私營公司，使更多的私人資本投入其中成為可能。隨著私有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地方政府將從服務的直接提供者轉變為服務的購買者和服務質量的監管者。 122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研究 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治理與公共物品供給效率關系；二是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效果及其影響因素。具體如下。 （1）政府治理與公共物品供給效率關系。大部分研究公共物品供給與政府治理的文章認為只有公共物品供給效率提高，群眾對政府的滿意度提高，才能算是政府治理效率提高。 Tiebout( 1956)*先提出了“用腳投票”理論，其證明地方政府治理好壞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共物品提供效率，而居民可以“用腳投票”的方式來保證公共物品供給效率，因為如果不滿意，居民會選擇離開；“用腳投票”機制能夠保證公共物品和居民偏好更好地匹配，同時分權下的地方競爭也激勵地方提高公共物品供給效率。 傅勇等（2007）運用實證研究證實由于戶籍制度的影響，居民無法完全采用“用腳投票”機制表達對地方政府治理的態度，同時經濟增長、稅收等硬性指標使得地方政府對非經濟性的公共物品供給動力不足。傅勇（2010）另外研究了分權背景下的財政體制和政府治理對非經濟性公共物品供給的影響。實證研究發現，財政分權顯著且可觀地降低了基礎教育的質量，也減少了城市公用設施供給。此外，中央政府的向下轉移支付促進了非經濟性公共物品的供給，并且基礎教育存在明顯規模經濟效應。 Bardhan（2002）認為，無論在人員素質、技術水平，還是管理能力，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治理能力上差距明顯，而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的差異是治理差距的一個重要體現。 政府治理效率的指標根據設定的不同一般為客觀性指標和主觀性指標，主觀性指標一般用政府治理滿意度或者政治信任評價指標。孟天廣和楊明（2012）研究發現，公民對政府在經濟增長、民生福利、純公共物品領域治理績效的積極評價都正相關于政治信任；純公共物品提供的主觀評價對政治治理信任的影響大于經濟增長和民生福利。因此，盡管經濟增長仍然是政治信任的重要來源，但民生福利和純公共物品正趕上并超越經濟增長，成為公民提供政治信任的新源泉。 以上研究表明，公共物品提供效率在公民中的重要性日益顯著，而農村地區公共物品的提供效率和鄉村治理滿意度之間的關系研究較少。 （2）評價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效果及其影響因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進行。已有研究大體從3個角度進行。 一是公共財政支出角度。公共支出是否合理，對于支出效果具有重要影響。從現實情況看，農村公共支出雖然日益增多，然而達到預期效果卻始終很難（陳錫文，2005）。在研究方法上，李燕凌、李立清（2005）和李燕凌、曾福生（2006）運用“布朗杰克遜”公共支出擴展模型，基于農村公共支出影響因素和公共支出對私人消費影響視角，實證研究了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農村公共支出效果。沈坤榮和張憬（2007）運用多變量回歸和Grnager因果檢驗方法，實證研究了農村公共支出、農民收入增長及其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賈智蓮和盧洪友（2010）基于*終有效產出角度，采用動態因子分析法和固定效應面板數據模型，綜合評價2001—2006年中國省級地方政府的教育與民生類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水平。 二是政府角度。Antonio Aofnso和SoniaFernandes（2008）運用DEATobit二階段法和半參數分析法，分析了葡萄牙5個地區公共物品供給效率。John Rawls（1999）從社會分配結果的視角衡量了公共物品供給效率。Jeunna Rongen（1995）利用實際調研數據，對挪威地方政府財政預算（主要是對6種地方性公共服務的財政支出）效率進行了研究。朱玉春等（2010）運用DEA方法實證研究了2005—2007年中國28個省份的農村公共服務效率，并對其綜合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及其變異系數進行了測算。有研究顯示，我國地方公共物品供給效率地區差異顯著，且呈現東高西低的態勢（管新帥、王思文，2009）。在效率測度的基礎上，有學者運用Tobit模型實證分析了政府財政支出效率的影響因素（陳詩一、張軍，2008；李燕凌，2008；韓華為、苗艷青，2010）。Antonio Aofnso和Sonia Fernandes（2008）認為，部分社會經濟變量、政府生產沒有達到*優規模是造成公共物品供給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有學者提出，遵循優勢互補原則，使強制性供給的農村公共物品和已有公共物品共同作用，是提高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的*有效途徑，公共物品供給水平可通過改善組織管理和優化公共支出規模及結構來提高(王德祥，張權，2011)。 三是農戶視角。許多學者對不同行業的顧客滿意度進行了測度，如通過構建客戶滿意度的評價指標體系和客戶滿意度模型，對電子郵件服務顧客滿意度進行了測量(Liu et al，2006)，客戶滿意度的40%是由客戶對工作者的評價來決定(AnneMarie Baronet，1997)。運用偏*小二乘法和eCSI模型，對美國網上客戶滿意度做出了評價，并對其主要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工資和自主性是影響工作滿意度的*重要因素。李強等(2006)通過對道路、教育、灌溉設施、飲用水、診所及生活垃圾處理6種公共服務項目農民滿意度的調查發現，環境敏感地區與非環境敏感地區農民對公共服務滿意度的評價具有較大的差異。農村公共物品供給農戶滿意度的影響主要來自農民受教育年限、醫療可及性、農民收入水平、農戶有效灌溉面積率、農戶距鄉鎮政府距離、農林技術站服務次數和被調查者年齡、村莊類型、基礎設施的價格與供需缺口(李燕凌、曾福生，2008；樊麗明、駱永民，2009)，以及農田水利設施、飲水設施、公共物品供給農民參與情況、農民對村委會的評價、農民對政府的評價等(朱玉春、唐娟莉，2010)。一些學者主要運用CSIProbit回歸模型、結構方程模型、因子分析法和二元離散選擇模型、Logist模型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農戶滿意度以及需求意愿進行了評價(李燕凌、曾福生，2008；樊麗明、駱永民，2009；朱玉春、唐娟莉，2010；白南生等，2007)。此外，還有學者運用有序Logist模型、多元回歸分析及路徑分析等方法對農村灌溉設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醫療服務滿意度進行了定量研究(馬林靖、張林秀，2008；樊麗明等，2009；田秀娟等，2010；王延中、江翠萍，2010；潘丹，2010)。 123研究評述 從文獻回顧可知,在公共物品供給方式方面，我們的學者進行了大量關于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研究，但是大多數學者只研究單一的供給案例或者計量分析，沒有在縣域的范圍內考察不同公共物品供給模式的主要分布情況，數據不夠翔實準確，更沒有根據不同模式進行比較分析。 目前,對農村公共支出效果的研究，更多強調的是政府公共支出的宏觀效果，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農戶滿意度的研究較少，并進從微觀的農戶角度出發。一些學者通過計量分析考察了農戶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的分析，但大多數是簡單的Logist回歸分析，沒有對農戶進行分類考察，只是通過個別省份的調查問卷分析，無論是調查問卷的數量，還是范圍都較小；同時，不同類型的農戶對不同類型的公共物品的供給評價也不盡相同，但是多數研究未能體現不同經濟社會地位和不同地區的農戶和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滿足程度，這些都是目前研究供給效率問題涉及較少的方面，本研究將主要解決以上問題并繼續進行深入研究。 13相關概念界定 131公共物品的內涵 公共物品的論述起源很早，17世紀大衛·休漠已經提出了公共物品的雛形，休漠(Hume)認為通過集體行動來完成對每個人都有意義的事情，而這集體行動就是供給公共物品的重要方式之一，對每個人都有意義的事情就是公共物品的特點，表明休漠已經有了公共物品的概念，而沒有用公共物品這個名稱而已。亞當·斯密(Smith)的《國富論》一書中指出政府的職責之一是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設施。而公共事業和設施就是公共物品之一，兩位學者通過集體行動和政府的職責間接提出了公共物品概念。直到保羅薩繆爾森在1954年發表的《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中提出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區別。他把物品分為“私人消費品”和“集體消費品”兩大類，前者指“該物品的消費總量等于所有消費者的消費之和”，后者指“每個人對此類物品的消費不會減少任何其他消費者的消費”，即任何一個消費者所可能消費的數量都與該物品的消費總量相等。隨后，在其著作《經濟學》中給出了公共物品的經典定義，“公共物品無法排除他人參與共享”，“公共物品向一個人供給的成本和向所有人供給的成本是相通的”“公共物品是指那種不論個人是否愿意購買，都能使整個社會每一成員獲益的物品”。薩繆爾森定義概括了公共物品的3個基本特征。①消費的非競爭性，②受益的非排他性，③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公共物品為整個社會成員提供，具有共同受益或者聯合消費的特點，其效用為全體社會成員所共享，而不能將其分割為若干部分，分別歸屬于某些個人或集體享用，即各個主體的消費不可能明確劃分界線。前兩個基本特征作為公共物品*基本的特征沿用至今。 奧爾森在1965年出版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認為公共物品是：如果一個集團中的任何個人能夠消費它，它就會被那一集團中的其他人消費，即使沒有付出費用。這也隱含了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布坎南又對公共物品德爾分類進行了擴展，他從產品提供的方式角度將公共物品定義為“任何集團或社團為任何原因決定通過集體組織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并將介于私人產品與公共物品之間的準公共物品界定為俱樂部產品，對于這種公共物品，可以通過會員制將非俱樂部成員排除在外，從而實現俱樂部產品的集體供給。一些學者從公共物品的供給地域劃分提出了地方公共物品理論。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認為，現實的公共物品大多來自一個地區居民的共同需要，地方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對象，正是這些有共同需要的地方公共物品。奧斯特羅姆夫婦通過對“公共池塘資源”的開創性研究，認為任何消費性的物品其量和質幾乎都不是完全可分的。消費的排他性和公共性只是程度上的差異，而不存在絕對的排他或者徹底的公用的東西。公共物品理論放松了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嚴格定義，并在此基礎上定義了純公共物品和非純公共物品。 經過大量學者在公共物品分類上的貢獻，有研究者根據競爭性和排他性的有無將物品分為4類（表1-1）。 表1-1物品的分類 排他性 有無 競爭性 有私人產品：食品公共資源：公共漁場、山林、公共池塘 無俱樂部產品：鄉村圖書館純公共物品：國防、環境保護 表1-1中可以看出，公共物品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大類。**類是純公共物品，即同時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如國防、環境保護、基礎科學研究等。第二類公共物品的特征是消費上具有非競爭性，但可以實現排他，如公共橋梁、公共游泳池以及公共圖書館等。有人將這類公共物品形象地稱為俱樂部產品；第三類公共物品與俱樂部產品相反，即在消費上具有競爭性，但卻無法有效地排他，如公海漁業資源、公共牧場等。有學者將這類物品稱為共同資源。在現代公共物品理論研究中，研究者們通常將俱樂部產品和共同資源統稱為準公共物品，即不同時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 132農村公共物品的含義、分類 （1）農村公共物品的含義。 國外并沒有“農村公共物品”這一專用概念，因為國外的城鄉公共物品供給差距較小，很多國家實現了城鄉公共物品供給均等化，故較少將農村公共物品成為獨立單獨概念。我國學者從中國“三農”國情出發，對農村公共物品進行了大量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至今未能形成統一的認識。 部分學者強調農村公共物品與城市公共物品的區別，從受益范圍定義農村公共物品。葉興慶(1997)、黃志沖(2000)等認為，農村公共物品與城市公共物品在地域上具有本質區別。農村公共物品是區別于城市公共物品而言的，農村公共物品是具有一定“典型特征”為了滿足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業生產以及農民生活消費共同所需的農村產品，是農村產品中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的農村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的總稱。吳敬學等(2006)提出農村公共物品是為農民生產、生活中集體參與分享的、具有外部性的設施或服務，如農村的交通、水利、電力、廣播電視、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等由政府投資的產品。金峰峰(2005)認為，農村公共物品相對于城市公共物品而言，主要是用于滿足農村公共需要的公共物品，它同樣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的特征，即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但同時農村公共物品是公共物品的一個組成部分，由于農村和農業的特殊性，除了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的特征，農村公共物品還具有其他特殊性。 部分學者強調農村公共物品與農村公共服務的區別，從研究對象的物質形態定義農村公共物品。徐小青(2002)認為農村公共物品是物質形態的，農村公共服務是非物質形態的。農村公共物品是農村地區農業、農村或農民生產、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或服務。農村公共服務是農村地區為滿足農業、農村發展或農民生產、生活共同所需而提供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社會服務，是不具備物質形態，而是以信息、技術或勞務等服務形式表現出來的一種農村公共物品。
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評價分析:基于農戶角度 作者簡介
李超，男，1986年出生于黑龍江省樺南縣。2004年9月至2008年7月就讀于中國農業大學金融學專業，獲經濟學學士學位；2008年9月至2011年7月，就讀于西安財經學院財政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2011年9月至2014年7月，就讀于中國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管理專業，獲管理學博士學位；2014年11月至今，于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中國農村研究院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站期間的研究方向為農村基層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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