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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綠色減貧發展報告(2017)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9603915
- 條形碼：9787519603915 ; 978-7-5196-0391-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綠色減貧發展報告(2017) 本書特色
延續2016年的綠色減貧發展報告，對全國總的扶貧政策、措施等進行研究、分析，對個別成功案例進行梳理、介紹，以供借鑒。
中國綠色減貧發展報告(2017) 內容簡介
綠色發展與消除貧困是中國政府提出的2020年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宏偉規劃的任務要求。打好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以五大發展理念為統領，必須把扶貧開發促進減貧和綠色增長結合起來，推進綠色減貧。稿件主要總報告、專題研究報告（5篇）和綠色扶貧案例研究選編（8篇案例）案部分組成。整個內容把握時政、結合實際情況、精準深入分析。
中國綠色減貧發展報告(2017) 目錄
目錄
**部分 總報告
新時代中國綠色減貧發展新探索/2
第二部分 專題研究報告
專題研究報告之一：綠色農業產業化扶貧模式分析/30
專題研究報告之二：綠色生態旅游扶貧模式分析/43
專題研究報告之三：觀光農業扶貧模式分析/65
專題研究報告之四：光伏產業扶貧模式分析/100
專題研究報告之五：電商扶貧實踐模式探析——以廣西電商扶貧
創新為例/119
第三部分 綠色扶貧案例研究選編
案例一：山東省莘縣探索綠色扶貧之路創新生態發展模式/138
案例二：農村文化扶貧的實踐與探索/158
案例三：勉縣產業融合下的新業態與循環發展之路/171
案例四：隴南農產品電商應走品牌化之路/184
案例五：綠色減貧的“壽縣模式”/197
案例六：甘肅省渭源縣綠色產業扶貧模式實踐探索/210
案例七：綠色減貧新模式——河北北京現代農業與生態旅游完美
融合的特色小鎮/222
后記/236
展開全部
中國綠色減貧發展報告(2017) 節選
**部分總報告 新時代中國綠色減貧發展新探索 新時代中國綠色減貧發展新探索 綠色發展與消除貧困是中國政府提出的2020年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宏偉規劃的任務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GDP的年均增長率超過9%，居民收入也得到大幅提升。但是，過度追求經濟增長，忽視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和成果的共享性，導致在一段時期內一些地區出現了環境惡化、污染嚴重的問題，同時由于收入差距和城鄉差距的擴大，仍有很大一部分農村人口長期處于貧困狀態。消除貧困*有效的手段是發展經濟，但經濟發展又不能不顧及環境保護，因此，通過綠色發展來實現減貧成為現階段的必然選擇。打好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以五大發展理念為統領，必須把扶貧開發促進減貧和綠色增長結合起來，推進綠色減貧。綠色減貧是生態文明建設中減貧方式的創新，是一種符合生態文明發展、實現綠色增長和發展新方式的減貧新理念，是把生態文明與反貧困有機結合起來的減貧新戰略，體現了我們黨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特征的科學把握。因此,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扶貧脫貧成功經驗已經被世界各國認可和推崇,但從2013年開始,中國確定了2020年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歷史性新目標，并以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為基本方略后，在實踐中積極地探索綠色減貧新路徑，盡管綠色減貧的理論和政策還不很成熟，實踐模式仍在探索中，但已經取得的進展也還是很值得進行認真總結、提煉和深入研究的。 一、習近平總書記生態文明思想為綠色減貧奠定了理論基礎 精準扶貧是習近平新時代扶貧思想的核心要義，是指導我國扶貧開發的基本方略。而綠色減貧思想則是精準扶貧的重要內容，更是實現習近平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核心要義的*有效方式。可以說,綠色減貧是習近平新時代扶貧開發戰略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對指導我國當前和未來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個中華民族百年目標，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而且對我國實現**個百年夢想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也同樣具有長遠的戰略性指導價值。 仔細學習領會和貫徹習近平2013年以來有關扶貧開發戰略思想體系的重要講話就會發現，綠色扶貧綠色脫貧是其新時期扶貧開發戰略思想的重要內容，而其核心要義包含了三層：其一，綠色發展與減貧相融合即綠色減貧的兩條底線“堅守論”。其二，就是“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的綠色減貧基礎論。其三，就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減貧目標論，從而形成了綠色減貧三個層次梯度遞進的綠色減貧理論新體系和新框架。 綠色發展與減貧相融合即綠色減貧的兩條底線“堅守論”。2015年6月習近平在考察貴州時希望貴州“守住發展和生態兩條底線，培植后發優勢，奮力后發趕超，走出一條有別于東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發展新路”。兩條底線可以清楚地表明貴州作為全國脫貧攻堅戰的主戰場，在發展戰略選擇上要堅持的底線前提，事實上已清楚地表明了習近平對貧困地區脫貧攻堅過程中需要樹立的底線意識就是“發展與生態”有機融合，即綠色發展與減貧相融合，也就是“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事實上，綠色發展和減貧是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首要目標，也體現了習近平以綠色減貧引領扶貧開發的思想，生態文明和共同富裕，關乎民族未來，關系人民福祉，事關“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因此，他指出“要正確處理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在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機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試，把提出的行動計劃扎扎實實落實到行動上，實現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協同推進”。反貧困要守住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兩條底線，不僅是總書記對貴州經濟發展扶貧致富的明確要求，也是對全國各地實行綠色減貧的殷切希望。 “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是綠色減貧的基礎和前提。即在貧困地區謀求脫貧致富的同時也要重視生態環境保護，不能為了“一時”脫貧而損害“長期”的效益。總書記指出“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更加自覺地推動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決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去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總書記指出“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這是因為“脫離生態環境保護搞經濟發展是竭澤而漁，離開經濟發展抓生態環境保護是緣木求魚。我們要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創造更多的綠色財富和生態福利”。因此，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對于扶貧項目的選擇不能追求短期化，而應以綠色發展理念為原則，充分考量人、自然和社會的協調統一發展，在以打造貧困地區“金山銀山”為目標之一的同時，更注重貧困地區的“綠水青山”的保護延存與可持續發展。當扶貧脫貧目標與綠色生態效益出現沖突時應堅定不移地將綠色發展目標放在首位。然而正如習總書記所言，“單純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對經濟大規模直接干預的增長，只治標、不治本，而建立在大量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基礎上的增長則更難以持久”，這種經濟增長不顧效益與質量，并未對貧困地區的經濟結構進行調整，構造因地制宜的經濟與生態循環發展格局，缺少可持續發展的內在經濟動力，極容易導致返貧甚至加劇當地貧困，并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減貧脫貧目的。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綠色減貧目標任務論。這是貧困地區推進綠色減貧的目標和任務。也就是說，當人們打破傳統扶貧開發認識、生態與經濟價值觀念得以重塑之后，該如何構建生態優勢與實現生態效益成為綠色減貧的核心問題。如果綠色減貧不能真正為經濟創造價值，實現“綠水青山”到“金山銀山”、生態環境優勢到生態經濟效益的轉化呢？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為綠色減貧提出的新的目標任務和要求，也就是說，要想實現綠色減貧的高效化，就必須做到綠色減貧的方式路徑和方法能夠獲得脫貧致富效應，至少達到脫貧，然后是實現致富。綠色減貧包括的綠色產業扶貧、綠色旅游扶貧、傳統文化扶貧等等都是要以穩定的資產收益和效益為基礎的，也就是說綠色生態文化等資源價值必須轉化為資產和資本價值并能夠在市場中實現，這才是綠色減貧中的*重要一點。否則，綠水青山是無法變成金山銀山的。因此就必須探索將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的方法方式和具體路徑。也就是說，綠色減貧的本質在于實現內在價值轉化，完成綠色資源本身價值向綠色減貧價值的體現以及綠色資源價值向經濟、社會和生態價值的轉化，形成貧困地區核心內源驅動減貧動力。而這其中“綠色”不再僅僅是目標導向，更是推動貧困地區包容性增長的有效途徑。 二、中國綠色減貧發展理論研究綜述與述評 綠色減貧的相關研究不斷出現，學者對于綠色減貧理論的適用性和可行性也具有越來越清晰和深入的認識。 （一）綠色減貧的相關研究 國內外對于綠色減貧的研究主要體現在理念、內容和方法上，通過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研究對綠色減貧的形成、機制和運行成效具有一定的掌握。 1綠色減貧的理念研究 隨著學者對綠色發展和減貧的不斷深入研究,逐漸發現生態環境與貧困之間具有較強的耦合性,生態環境的好壞一定程度影響著一個地區的貧困狀態,減貧效率的高低也與生態環境質量息息相關。戴旭宏（2012）認為貧困地區大多處于生態脆弱地區，在扶貧開發的過程中面臨著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問題，因此需要生態環境保護與扶貧開發相結合“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的新途徑一—綠色扶貧。綠色扶貧的基本要求包括經濟的可持續、生態的可持續和社會發展能力的可持續。綠色扶貧正在得到學者們的關注，國內研究側重于論述減貧與綠色增長間的關系，但沒有將綠色增長與減貧間完全結合。莫光輝（2016年）指出了傳統生態扶貧發展進程還存在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較為嚴峻、建構生態扶貧體系面臨社會阻力、生態扶貧的整體運行機制亟待完善、加快貧困地區生態扶貧政策的頂層設計迫在眉睫等主要問題，提出了脫貧攻堅戰進程中綠色減貧的實現路徑：構建脫貧攻堅戰的綠色減貧體系，落實生態移民搬遷，推行生態補償機制，扶持生態產業發展，完善生態考評管理機制。陸漢文（2012年）認為選擇恰當的政策工具，可以促進連片特困地區扶貧開發與生態建設相結合并形成良性互動格局，走出一條低碳扶貧道路。連片特困地區低碳扶貧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碳匯產業、有機農業、生態旅游發展等基于市場機制的政策工具，保護性耕地補償、農業節水補償、退耕還林等基于政府財政轉移支付的政策工具。受制于貧困統計數據的難獲得性，上述所有研究以定性研究為主，定量研究還不多見，在研究的精細程度上，還有進一步突破的空間。雷毅（2017）指出中國西部貧困地區與生態脆弱地區在地理分布上高度重疊,且貧困加劇了生態退化。綠色化引領扶貧攻堅有利于增強生態環境價值與收入提高的相關性、提高貧困人群擁有的生存資本存量和質量、發揮貧困和弱勢群眾比較優勢促進就業。建議構建綠色減貧體制機制、強化綠色減貧資本積累、塑造綠色減貧理念意識、發展綠色減貧特色產業、拓展綠色減貧金融渠道。戴旭宏（2012）指出要解決好農村生態環境保護與扶貧開發之間、保護與發展之間的矛盾,就必須轉變思路，積極探索出一條“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促進生態環境保護與扶貧開發相結合的新途徑——綠色扶貧。鄭長德（2016）基于增長—貧困—不平等—環境的發展“四角”關系,分析集中連片特困民族地區的發展特點，認為集中連片特困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低,是我國欠發達地區中的欠發達地區，貧困人口多，貧困程度深；在地理上,這些地區均處于所在省區的邊緣地區，發展的地理條件不利，且多為生態功能重要地區和生態脆弱地區；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由于縣域內地表結構復雜，增長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平衡，導致發展差距大，不平等問題突出。基于這些分析，提出集中連片特困民族地區的區域發展和扶貧開發應走包容性綠色發展之路，強調在減貧政策設計中特別注意機會均等化。 因此，綠色減貧是兼顧生態環境保護和消除貧困的有效途徑，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理論。綠色減貧的本質實現了可持續發展的人、經濟和環境三者協同發展的要求。何建坤（2012）認為，在可持續發展和扶貧框架下，綠色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建設及改革，是當前世界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和關鍵。可持續發展要求既要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能力與資源環境相協調，促進“代際公平”，又要關注欠發達地區和貧困人群，使發展程度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民都能提高生活質量和改善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能夠徹底消除貧困，實現“國別公平”、“人際公平”。 2綠色減貧的內容研究 綠色減貧從內容上來看具有很強的多樣性，具體體現在生態扶貧、旅游扶貧、新能源扶貧、農業扶貧、文化扶貧等等不同的包容性發展模式中。齊子鵬等（2014）從親貧困增長視角審視我國鄉村旅游經濟的發展，發現我國部分鄉村旅游地區存在親富式增長傾向，而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導致的收入分配不公正是近幾年鄉村旅游目的地上訪、沖突、攔阻游客現象頻發的根源所在。政府應制定一個故意傾向貧困群體發展的戰略，縮小貧困差距，使貧困群體能夠從經濟增長中獲得更多的收益。王瑋等（2015）在對我國農村公共教育支出狀況及農村貧困狀況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實證檢驗農村公共教育支出減貧的整體效果及省際差異，指出農村教育支出對農村相對貧困具有較好的緩解作用，但是教育支出的減貧效果存在明顯的省際差異；我國農村教育支出在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區域中所表現出的減貧效果并沒有達到較為均衡的狀態。建議建立對省級政府的全省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的考核機制，省級政府也有責任大幅度提高本省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王曙光等（2015）根據“西藏重大現實問題研究課題組”赴西藏各地實地調研所獲得的藏北草原生態補償政策執行情況的**手資料，分析了藏北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績效和機制。指出在一些地區推行草原生態補償制度的同時，應當考慮生態保護與反貧困雙重目標的兼容與結合，以科學方式促進這些地區擺脫貧困落后的現狀，構建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的長效機制。王英等（2016）基于旅游波動和風險管理視角對旅游發展與貧困減緩的多樣化關聯進行了邏輯統一，在使用HP濾波方法測度旅游需求波動的基礎上，使用門限面板模型對2000—2013年中國旅游發展的非線性減貧效應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出旅游波動是影響旅游發展減貧效應的重要因素，旅游產業具備成為階段性重要減貧動力來源的潛力，但在旅游扶貧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應秉持辯證和動態視角，當意識到旅游減貧效應已經步入遞減區間時，要進行主動、系統、綜合的風險管理。理解外部環境變化對旅游發展沖擊的潛在結果，通過旅游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提升貧困人口應對風險沖擊的韌性，并通過互助、保險等風險應對手段，促進資源在不同風險狀態之間的轉移，提升旅游減貧績效。汪向東等（2015）指出在縣域電子商務和涉農電子商務發展迅速的背景下，以信息扶貧為代表的電子商務助力扶貧工作的新型扶貧方式被更多的區域和主體所采用。為此，主管部門應該把信息扶貧納入到國家扶貧工作體系中，各地應發揮好電子商務在產業引導和金融扶貧方面的積極作用，同時還需要夯實與電子商務扶貧相關的基礎設施。李晶（2017）認為主觀因素致貧型人口普遍存在對外來文化及其思維模式、行為規范的觀望或抵觸態度。貧困是一種結構性存在，貧困文化作為一種典型的差異性文化現象，嚴重制約了人口智力資源的大規模開發與利用。文化“精準扶貧”中的跨文化溝通具有鮮明的實踐品格,它對增強貧困人口文化自信、推動鄉土文化的“內生性重構”有重要意義。陳曉琴等（2017）從農村電商扶貧面臨的難題著手,通過分析總結目前國內典型的電商扶貧模式及相關經驗，認為我國電商扶貧的可能性路徑有：“貧困戶+電子商務”“貧困戶+幫扶主體+電子商務”“貧困戶+合作社+電子商務”“貧困戶+龍頭企業+電子商務”“貧困戶+電商環境”等。王亞林等（2017）總結了隴南市當地金融支持電商扶貧的經驗，包括完善金融支持電商扶貧的政策措施、建立“金融扶貧主辦行”示范點、改善電商扶貧的金融服務基礎、建立工作協調和溝通機制等，分析了當前影響金融介入電商扶貧的因素，如電商自身條件差、電商金融需求的特殊、金融服務創新不足、業務經營風險控制難度大等。鄧小海（2015）構建了旅游扶貧項目識別的“RHB”框架和旅游扶貧目標人群識別的“意愿—能力”模型，提出了引入市場理性選擇機制進行貧困人口識別的思路。指出旅游精準扶貧識別應從旅游扶貧開發條件、旅游扶貧項目和旅游扶貧目標人群三方面系統展開，其主體應包括政府、貧困人口、企業、非政府組織、社會公眾等。旅游扶貧項目識別應遵循適應性、效益性和益貧性三個標準。旅游扶貧目標人群是那些既具有勞動能力又有參與意愿的貧困人口。應建立動態的旅游扶貧項目和旅游扶貧目標人群識別機制；建立多元的旅游扶貧幫扶體系，加大旅游扶貧幫扶力度，提高旅游扶貧幫扶的針對性；建立跨區域多元的旅游扶貧協調機構，加強旅游扶貧監管。耿翔燕等（2017）指出生態補償式扶貧不同于生態扶貧，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局限性。明確生態補償式扶貧的內涵和職能定位是科學運用該扶貧手段的前提條件。瞄準扶貧對象、完善資金的籌集管理、合理選擇扶貧方式、跟進監督與評估是構建生態補償式扶貧運行機制、提高精準扶貧效率的關鍵因素。熊善高等（2016）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和國家級貧困縣-湖北省秭歸縣為例,探索了環境保護與扶貧協調推進的路徑，提出了以明確發展定位、完善頂層設計、優化產業結構、加強制度創新、強化體制機制建設五個方面促進環境保護與扶貧協同發展的建議措施。曾天山（2016）指出扶貧、減貧、脫貧須對癥下藥才能有效,輸血變造血才能長效，人的思想觀念更新和知識能力提升是脫貧致富的原動力，根本措施是“治貧先治愚,扶貧必扶智，扶智教為重”，開發人力資本，積累社會資本，用好物質資本，增強自主發展能力。落實“教育脫貧一批”任務，助力全面脫貧目標，提高扶貧成效，必須發揮學科、人才和智力、文化、信息等方面的優勢，做到分工明確、責任清晰、任務落實、評價科學、特色鮮明、持續發展，走出一條教育扶貧帶動智力扶貧—科技扶貧—健康扶貧—生態扶貧—產業扶貧的新路子。 3綠色減貧的定量分析研究 關于綠色減貧的定量分析許多學者同樣進行研究和探討。張琦等（2012）通過定量分析，測度了發展方式轉變與減貧之間的關系：其一，發展方式轉變，重構了減貧的動力機制，即產業動力、增長動力和內生動力等發生了新轉變。其二，發展方式轉變，使減貧路徑和方式發生新變化，即引致了貧困人口收入來源、扶貧重點以及就業方式發生新變化。加大生態補償力度，保障貧困人口收入是決定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因素。陳勝東等（2016）以贛南原中央蘇區農戶為研究對象，通過抽樣調查方式分析搬遷移民行為對移民農戶生計資本影響。結果表明：搬遷移民前后農戶生計資本有較為顯著的提高，且搬遷移民行為是移民減貧的主要原因，搬遷移民行為能有效地增加移民戶物質資本及社會資本，達到農戶減貧目的。劉靜（2013）利用2009年分省數據和2007—2008年的分縣數據進行統計描述分析，以及回歸分析方法揭示出水資源、氣候變化同貧困之間的數量關系。研究得出在其他投入要素不變情況下，灌溉條件改善和應對氣候變化適應能力增強對農村扶貧有顯著正向作用，今后應在加大灌溉投資的同時提高貧困農戶的氣候變化適應能力。田飛麗（2014）基于廣義帕累托洛倫茲曲線模型以及洛倫茲曲線與收入密度函數間的理論關系,構建了一種利用分組數據測算貧困指數的新方法,并使用統一的貧困線標準測度我國農村FGT貧困指數。進一步實證檢驗了各項農業政策的減貧績效，增加農業基本建設支出和農戶貸款有利于減少貧困人口數量，但由于貧困者在資源獲得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導致貧困與非貧困群體間的收入差距，貧困群體內部的不平等程度在不斷擴大，而增加農村教育支出能夠保證貧困群體更多受益。孔凡斌等（2014）以贛南原中央蘇區農戶為研究對象，通過抽樣調查獲取數據，運用雙重差分模型以非移民戶為參照對象分析搬遷移民實施對移民農戶生計資本的影響，研究指出搬遷移民實施對移民農戶生計資本的凈增效果顯著，同時搬遷移民安置點的選擇顯著地影響農戶生計資本。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扶貧研究中心（2015）首次提出綠色減貧的新理念，同時首次構建了“中國綠色減貧指數”。以中國扶貧開發主戰場——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為背景,對中國綠色減貧指數進行了綜合測度和多層次分析與比較，并對羅霄山區進行了案例分析和檢驗。張麗榮等（2015）對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減貧的積極和消極影響關系進行了梳理和分析，采用態勢分析法對我國現行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減貧的宏觀政策在未來二者協同發展過程中的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進行了深入探討。并在此基礎上對以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為核心的保護與減貧協調發展的途徑進行了探索，提出了促進二者協同發展的生態移民、綠色資本帶動、生態旅游、綠色考評等模式，對我國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減貧協同發展提供借鑒。崔湛鉅（2014）以2007年山西社會核算矩陣為基礎建立了固定價格的乘數模型，研究了不同產業發展對居民收入的影響，但居民收入的增長不一定會使貧困減少，為進一步研究產業發展與減少居民貧困之間的關系，依據可以反映居民收入與貧困的FGT指數構建了對貧困度敏感性效應分解的乘數模型，計算出了居民的貧困發生率、貧困深度和貧困強度，得到了產業發展和貧困度之間的關系。其中，教育部門對居民的收入和減貧效應*大，教育部門對城鎮居民收入的拉動作用要大于農村居民，但對于赤貧人口的減貧效應更加顯著。衛生、社會保障和福利部門在同時考慮對經濟影響和居民減貧時,作用更明顯。黃承偉、周晶（2016）通過對貴州省石漠化片區草場畜牧業案例的研究得出石漠化片區草場畜牧業產業化扶貧是兼顧減貧與生態雙重目標下的創新模式，這種綠色減貧發展模式破解了石漠化地區的“貧困陷阱”，通過促進本土資源、市場資源、扶貧資源的有效銜接，貧困地區土地資本、勞動力資本、生態資本等核心要素的帶動運轉，實現了貧困地區減貧目標和生態文明的雙贏目標，促進了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侯一蕾等（2014）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為例研究林業生態建設對山區減貧的影響，研究得出林業生態建設對山區減貧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目前的林業生態建設的需求與農戶的生計需求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矛盾，現行相關政策缺乏系統性，改進余地大。對協調林業生態建設和山區貧困問題提出了幾點建議：**，發展林下經濟，促進農民增收；第二，加強投入和生態補償；第三，建立林業生態建設和減緩貧困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邰秀軍等（2017）依據寧夏回族自治區10個移民新村的調查數據，采用FGT貧困測度指標、偏相關分析方法分析了生態移民戶的貧困水平、趨勢和相關性，探討了集中連片和集中但不連片兩種安置方式減貧效果差異的原因。研究發現：移民戶集中但不連片居住的安置方式，既有利于使移民戶保持原有的社會聯系，同時有助于移民戶利用附近的農業產業園區，形成就近務工，增加市場行為;還有利于增加與已有居民的社會聯系,促使移民戶在轉換生計方式、思想觀念等方面發生變化，這些因素都有利于移民戶實現減貧脫貧。杜洪燕等（2017）以延慶區的448戶農戶的調查數據為例，采用二值選擇模型,研究了生態因素和生計因素對農戶參與崗位類生態補償項目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農業生產活動多、非農勞動多或者家庭規模大的農戶均傾向于參與崗位類生態補償項目；目前的崗位類生態補償項目存在富裕戶和貧困戶收益不對等、對貧困戶的識別和瞄準機制不完善、不能有效刺激貧困戶就業等方面的問題。建議：注重農業生產在農村地區的基礎性作用、加強項目實施前后的基礎信息收集、注重項目的提質增效、對就業不充分的貧困戶給予有效關照、做好涉農政策普及等。
中國綠色減貧發展報告(2017) 作者簡介
張琦，男，陜西眉縣人。本科碩士畢業于西北農業大學，1993年博士畢業于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現任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以及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扶貧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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