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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教學與研究初探 版權信息
- ISBN:9787560597294
- 條形碼:9787560597294 ; 978-7-5605-9729-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翻譯教學與研究初探 內容簡介
本書梳理了國內外有關于翻譯教學的研究, 認為翻譯教學應以“翻譯過程”為核心 ; 還提倡“項目化”翻譯教學, 將翻譯教學同永州旅游文化項目緊密結合, 增加學生參與社會翻譯實踐的機會, 真正實現“應用型翻譯人才培養”的目標 ; 并且詳細闡述了翻譯工作坊模式下翻譯教學的運作, 對研究翻譯教學具有指導意義。
翻譯教學與研究初探 目錄
**章 翻譯教學探微
**節 以“翻譯過程”為核心的本科翻譯教學模式
第二節 翻譯工作坊模式下的翻譯教學
第三節 “核心句分析”在翻譯教學中的應用與啟示
第四節 翻譯教學中的名家翻譯賞析——張培基英譯《笑》賞析
第五節 翻譯導向的文本分析模式下的翻譯教學設計
第六節 翻譯的研討式教學探索
第七節 翻譯教學中的翻譯能力培養
第八節 應用型翻譯人才培養:項目化翻譯教學探索
第二章 課堂上的幾個翻譯學核心概念
**節 翻譯是什么
第二節 直譯還是意譯
第三節 彼特紐馬克(Peter Newmark)的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
第四節 尤金奈達的翻譯過程以及功能對等
第五節 歸化和異化
第六節 文化可譯還是不可譯
第七節 翻譯的文化轉向
第八節 國內外翻譯研究的脈絡
第三章 翻譯實踐教學研究
**節 翻譯實踐教學案例——以湖南科技學院翻譯教學為例
第二節 翻譯實踐教學成果
第三節 翻譯實踐教學的現狀、不足與反思
參考文獻
翻譯教學與研究初探 節選
《翻譯教學與研究初探》: 國內知名學者黃德先(2010:46)定義了翻譯研究轉向的譜系,他認為“文化途徑翻譯研究的譜系研究應該可以追溯到70年代早期的多元系統論,興盛于80年代的描述翻譯研究與德國的目的與功能理論,90年代初的文化轉向,以及之后的后殖民翻譯研究與女性主義翻譯研究。”文化途徑翻譯研究出現于社會與理論大變革的60、70年代,文化再次成為學術關注的對象。多樣化的翻譯實踐活動,構成了我們當今復雜多樣的翻譯觀念。結構主義語言學未能使翻譯成為獨立的研究對象,霍姆斯的學科藍圖奠定了學科的成立,以魯汶團體為核心的文化途徑研究群體的形成,促成了文化途徑翻譯研究與翻譯研究學科的形成與發展。勒菲弗爾(AndreLefevere) 1985年在巴黎召開的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第十一屆年會上所做的“超越解釋”(Beyond Interpretation)中提出的改寫,經由楊周翰而介紹給國內。“翻譯、批評、改寫、模仿都是‘重寫’。海涅在納粹時代,在西德和民主德國都被‘重寫’,文選也是重寫,重寫使得文學作為一個體系能夠前進,使文學體系發生變化和變遷”(楊周翰,1986:6)。筆者梳理了翻譯文化轉向的幾個重要流派,以供學生參考。筆者將重點介紹佐哈(Even 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圖里(Toury)的描述翻譯研究、德國翻譯目的論與功能理論、霍恩比(Hornby)提出的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勒菲弗爾(Lefevere)的翻譯改寫理論、韋努蒂(Venuti)的歸化和異化等。 一、佐哈(Even 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 黃德先(2010)系統地介紹了佐哈(Even 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他認為佐哈(Even Zohar)早在70年代已經嘗試把多元系統論應用于文化研究的范疇,1990年之后全面轉向文化研究。佐哈(Even Zohar)認為自己做的文化研究(cultural research),不同于英美等學者所稱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多元系統論關注文化的變遷與發展動態,針對的是文化的異質性與復雜性,而英美的文化研究學者對此并不關注,他們所談的多元文化主義都是基于意識形態前提,而不是基于對現有情況的調查(Even-20har,2008:lnterview)。這也促使佐哈(Even Zohar)再次修正多元系統論。1997年,佐哈(Even Zohar)將多元系統論中涉及文學和翻譯的內容幾乎全部刪除掉了,并把文學替換成為文化,使多元系統論從1990年的8000多字減少到4100多字,從而使其成為“適用于整體文化研究的理論,而不再限制于語言或文學領域”(黃德先,2006:58)多元系統論從一種解釋文學翻譯的翻譯理論,轉變為一種解釋文學系統的文學理論,再到一種文化理論,其研究對象的一次次擴展,實際上加深了我們對翻譯、文學、文化的認識。佐哈(Even Zohar)的多元系統論引起了翻譯研究者的極大興趣,國內的翻譯研究者們紛紛譯介、評論和運用。很多翻譯學者談到現代翻譯研究總是要從佐哈(Even Zohar)的多元系統論說起。整個80年代被稱為是多元系統論的時代,如圖里的描述翻譯研究、勒菲弗爾的改寫論、赫曼斯的翻譯操控論等,無不是建立在對佐哈(Even Zohar)理論借鑒和批判的基礎上。對“完美翻譯”“萬能譯者”的數千年無休止爭論,終于在80年代佐哈(Even Zohar)的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那些不完美、不對等、不忠實的翻譯,不是因為譯者對語言的濫用,不是因為他們品行不端造成的,它們的存在與目標語言的文學、文化規范有著密切的聯系。佐哈(Even Zohar)反對以價值判斷來選擇研究的對象,用于翻譯也就是說不以先驗推衍出的標準來評價翻譯,翻譯對等與否,是目標語文化系統的中心與邊緣因素影響的結果,不把原文看作評判“什么是翻譯”的唯一標準,這也就顛覆了本質主義的翻譯觀。這實際上改變了看翻譯的視角,從目標語的一方來看翻譯,把現實中實際的翻譯看作已成的事實。佐哈(Even Zohar)提升了翻譯的地位,特別是文學翻譯的地位,不再把它看作是附屬于原文的次要的復制品,而是一個有自身特性的獨立的系統,甚至可占據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地位。佐哈(Even Zohar)的研究挑戰了把翻譯看作次要系統的普遍觀念,借用系統與層級概念探索翻譯在文化演進中的作用,翻譯文本是如何選擇的,譯作如何采用目標文化中的文學與社會規范等提出新的見解(Gentzler.2004:166)。翻譯文學成為一個獨特的文類,作為獨立實體的翻譯,可以成為一個完全的研究對象,翻譯研究這個學科的建立才有了可靠的依據,它可以不再依附于其他領域,如語言學、比較文學,而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從這一點上說,霍姆斯規劃了翻譯研究的學科藍圖,佐哈(Even Zohar)則是**個把藍圖變成現實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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